西藏問題的國際化與十四世達賴喇嘛個人是有直接關係的。今天，十四世達賴喇嘛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在西方受歡迎的程度甚至超過了西方自己的宗教領袖。他通過自身成功地引導了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矚目。為什麽達賴喇嘛能夠在西方獲得這樣的成功？　
　　當年逃離西藏時，他除了提前埋在錫金的一批財寶，沒有任何其他資源。但是他需要保證跟隨他流亡的數萬藏人生存，要使西藏文化能在海外延續，還要開展反對中國的鬥爭。對於這些目標，能否獲得資源成了關鍵。--這實際上正是他與西藏流亡政府幾十年來的工作重心之一。物競天擇，在國際上化緣，面對的是以西方為主的世界，從西方那裡爭取同情與支持，這個現實迫使流亡藏人融入以西方規則為標準的國際社會，以開放的姿態去學習西方理念與價值觀，並按照西方的標準去樹立自己的形象。應該承認，通過幾十年不斷地與國際社會互動，流亡藏人已成功地樹立了自己的形象，由此而成為國際社會的寵兒。　
　　達賴喇嘛與西方打交道幾十年，堪稱精通國際事務的大師，他很懂得利用西方社會心理和操縱西方傳媒，掌握在國際事務中打開局面的方法。他身邊有長期為他服務的西方顧問，在美國雇用最好的律師事務所為他進行院外活動。他在世界各處發表講話的內容總是與西方的關注熱點相連：人權、環保、和平、反核……闡述的價值觀念和語言的表述方式也與西方非常一致。深諳西方人文氣象的達賴聰明之處還表現在，他領導的運動不採用純粹的政治路線。譬如他避免直接談及西****立，總是表示最關心西藏文明的延續。他提出的解決西藏問題建議是將西藏建成一個沒有軍隊、沒有環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護區，一個受國際社會監督的和平區。這幅藍圖與西方人理想中的淨土完全吻合，因此贏得廣泛支持。　
　　同時，達賴還處處表示他不僅只從西方索取，還給西方寶貴的贈與--西藏宗教。他力圖用西藏的哲學與修身為西方社會和民眾指點迷津。隨着佛教成為現在西方發展最快的宗教之一，西方人覺得他們從藏人那裡得到了原本沒有的東西，因此就更願意為藏人多做事情。總之，達賴靈活地把傳統宗教與西方社會的時尚連結在一起，引導流亡藏人在無根環境中得到生存和發展。　
　　1989年10月5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宣布授予達賴喇嘛諾貝爾和平獎。獲獎以後，達賴在國際上的表演空間和活動能量猛增，西方各國都對他打開大門，各國領導人紛紛出面會晤，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也以邀請他為榮，西方傳媒更把他當成焦點，他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國際明星。　
　　達賴喇嘛的個人成功帶動流亡藏人的運動在國際社會取得巨大進展。1990年西藏院外活動集團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動建立了議院委員會；28個國家的代表在印度召開「西藏之友大會」；稍晚，34個國家的代表又在倫敦召開「西藏國際協商大會」，謀求將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議員聯合起來，冰島首相出席了那次會議；美國總統布什簽署法案，撥款援助西藏難民，並在白宮會晤了達賴喇嘛，而在過去，達賴根本拿不到美國簽證；131名美國眾議院議員簽署了一項動議，稱西藏為「被占領的國家」；1991
年，達賴推動了「國際西藏年」的活動，僅10月一個月，西藏流亡者組織「西藏之家」就在全球36個國家舉行了60次活動；至今，流亡藏人在紐約、蘇黎世和新德里設置了與聯合國打交道的辦事處，另外在倫敦、東京、布達佩斯、日內瓦、加德滿都等地派駐了代表；大批西方最紅的影星歌星參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動，帶動了成千上萬的西方青少年成為達賴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通過了譴責中國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權和自由」的決議，那是1965年以來聯合國機構第一次通過有關西藏的決議；歐洲議會五次通過有關西藏問題的決議，對中國進行譴責；俄羅斯下議院1995年11月通過決議，敦促政府承認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紐約市政府規定每年3月10日為紐約的「西藏日」；1994年，達賴喇嘛一年出訪17個國家。到1994年為止，他訪問過的國家已達49個（對許多國家多次訪問）。1997年，他還訪問了台灣；而好萊塢則在1997年一年之內推出三部關於西藏的影片……達賴六十歲生日時，世界各國四百多名政要和名流參加慶祝會，使其榮耀達到舉世矚目的高峰。
相比之下，中國方面就西藏問題在國際社會開展的工作尤其是針對西方民間社會的工作則根本無法相提並論。這也應該被視為造成達賴成功的另一個原因。
二、兩難境地中達賴的無奈　
　　然而，達賴的榮耀卻頗虛幻。他雖被視為西藏化身，四十年來卻連西藏邊都沒進。他在國際社會無論怎樣活躍，也頂多是借西方對中國施加壓力的一種手段。中國改革之初，曾把解決西藏問題當做爭取西方的一步棋。1978年底，******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一個星期，便向西方傳達了願與達賴和解的信息，並隨後在北京會見了達賴喇嘛派來的代表。　
　　儘管******定下的基調是「除了獨立，什麽都可以談」，然而雙方差距實在太大，決定了難以找到談的基礎。多次接觸後，達賴於1987年在美國國會和1988年在歐洲議會的兩次演講中，提出他對解決西藏問題的正式建議，可以概括為：1、把整個西藏轉化為一個和平地區；2、中國停止危及藏民族生存的移民政策；3、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權和基本權利；4、重建和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中國放棄在西藏製造核子武器及儲存核子廢棄物；5、對西藏未來的地位和藏族人民關心的問題進行真正的會談。　
　　達賴並且第一次明確地表示放棄西****立，同意西藏留在中國之內，並同意由北京負責西藏的外交和國防。但是，對這一妥協，他附加了這樣幾條限制性條件：1、與中國結盟的西藏必須是將中國所有藏區統一在一起的「大西藏」；2、西藏將實行與中國內地完全不同的****政體，由西藏人自己進行高度自治；3、雖然北京負責西藏外交，但西藏政府可以保留外交辦事處，在「非政治領域」發展獨立的對外關係並參加國際組織；4、國防方面，僅同意「在西藏非軍事化及中立化之前，中國可以在西藏保留有少
數的軍事設施」，並限制那些軍事設施是「防禦性」的。　
　　這裡先要說明一下「大西藏」的概念。中國大陸通用的西藏概念，一般是指行政建制上的「西藏自治區」面積122.84萬平方公里，人口230.43萬，其中藏族人口223.59萬（1994年）。而國際上流行的西藏概念（Tibet），除了西藏自治區，還包括青海全省、甘肅南部、四川西部和雲南西北部，囊括整個青藏高原。達賴喇嘛定義為「所有藏人居住區」，或歷史上藏文明覆蓋的全部地區，其面積比西藏自治區大一倍（西藏流亡政府公布為250萬平方公里），超過中國總面積的四分之一。在這片土地上，共有藏族人口457.38萬（1990年），另有200多萬的漢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口。此即「大西藏」。區分兩個西藏的概念非常重要。凡談論所謂「西藏問題」，一定要首先弄清楚到底是哪一個西藏。「西藏」概念的不同，會導致、並且已經導致了大量的混亂。　
　　對中國來說，只為達賴口頭上承認西藏可以留在中國，就值得把早已牢固統治了幾十年、投進了無數人力財力的200多萬平方公里國土劃給達賴去自行統治嗎？在中國人眼裡，會驚訝達賴有什麽資格如此「獅子大張口」。而對比一下中國政府開給達賴的條件，足以看到二者之間的差距天壤之別。1981年7月，胡耀邦在北京接見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時，提出中方對西藏問題的五點態度和允諾，可概括為：1、中國已進入一個新時期；2、對五九年那段歷史，大家忘掉它，算了；3、歡迎達賴和跟隨他的人回來定
居；4、達賴回來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變，還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至於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職務也不要兼了；5、達賴回來，中方將派一位部長級幹部迎接他，並發表消息。　
　　要250萬平方公里的「自治」和同意給個副委員長的職位，這種立場差距談不出任何結果是早可預料的。然而達賴是着急的。雖然他自稱可以活到103歲，但他心裡應該明白六十多歲的人已經是步入人生黃昏，沒有了很多等待時間。他的心情從他一段談話可以得到反映。當有人安慰他中國實現****後西藏問題就能得到解決時，他這樣回答：「我給您講一個寓言，佛祖釋加牟尼誕生後，有一個婆羅門會看相，他看出釋加牟尼未來會成為拯救人類的導師，但他自己卻哭了，他說『佛祖會完成他的偉大事業，但那個時候我已經死了』。那麽您看，西藏是否有這種可能性，即在未來****中國出現時候之前一刻，西藏卻死掉了?」
　 　　那麽，達賴為什麽不採取更為理智和靈活一點的談判立場呢？他提出西藏高度自治，要求自治範圍為「大西藏」。但即使50年代他沒有出走以前，當時西藏的自治範圍也不過是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很長時間還不包括昌都地區）。甚至在清朝和民國，達賴的行政管轄範圍也沒有超出衛藏（大致等於西藏自治區）。現在他一無所有地回來，要求的自治範圍竟比原來還多一倍，中央政府如何可能接受呢？　
　　以達賴的政治眼光，他是不會看不出這種要求不現實的。然而他在這一點上已經不能後退。先不說他的個人信念是否允許他退，他的社會基礎首先就把他限制死了。他名義上是全體藏人的精神領袖，其實他真正能接觸到的藏人僅是跟隨他流亡的那批藏人，數量約為十萬左右。那是達賴立足其上的整個藏人社會。流亡政府從他們中間產生，稅款由他們交納，選舉由他們投票，國際上的西藏形象也由他們代表。而這批流亡者不光來自衛藏，更大比例是來自安多（青海）和康區（主要是四川西部）。50年代的「西藏叛亂」首先起自安多和康區，大批參與叛亂的藏人和他們的家屬因躲避「平叛」而逃到衛藏。在達賴喇嘛出走之後，他們也隨之流亡，因此安多人和康區人構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影響可以從西藏流亡議會的議席比例得到反映。流亡議會一共45個議席，其中30個議席是根據安多、康區和衛藏三大地區分配的，每個地區各10個議席，那麽任何拋棄安多和康區（哪怕是出於暫時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也不會被議會通過，在流亡藏人中更是會遭到激烈反對。僅此一點，就決定了達賴喇嘛與中央政府的談判，幾乎永遠無法找到共同點。　
　　達賴處於兩難境地，一方面必須以理性和妥協才能使處於弱勢的流亡者在與中央政府談判中取得進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顧及流亡者內部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兩個方面往往互相矛盾，以致難以調和。中央政府認為他的建議不可行，而在西藏流亡者中，因為他同意西藏留在中國之內以及交出西藏的外交和國防，同樣受到激烈的反對。有人認為流亡藏人對此持反對態度的比例達90％。　
　　在這裡，達賴喇嘛陷進他自己設的「局」里。長期以來，西藏流亡者一直把西****立作為旗幟，長期的教育使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從小就把獨立視為天經地義和不可改變的目標。為了增強流亡陣營的戰鬥意志和爭取國際輿論支持，達賴必須把中國對西藏的統治描繪得暗無天日。即使到了80年代以後，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已經大大改善，達蘭薩拉（西藏流亡勢力在印度的基地）的宣傳口徑卻沒有相應調整，反而為從西方國家推行人權國際政治的政策中獲取更多支持，進一步加強輿論攻擊，包括有意誤導和胡編亂造地指控。在這種謾罵性氣氛中，無法導致建設性談判，既會使中央政府失去與流亡藏人談的基礎，也使妥協和退讓無法得到流亡藏人的理解和支持，靈活變通的餘地因此變得很小。　
　　受過良好教育和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年輕一代流亡藏人不像他們父輩那樣迷信達賴權威，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對達賴提出批評，甚至對他的神聖地位進行質疑。目前流亡藏人中勢力最大的少壯派組織「西藏青年大會」，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多個地方分會、上萬名成員，其骨幹分子多是受過西方高等教育的青年藏人。他們熟悉西方社會，態度激烈，活動能量遠超過流亡藏人中的元老派。他們中間有相當數量的人贊成以恐怖主義方式開展鬥爭，認為恐怖活動是用最小成本獲得最大效果，一方面「可以使中國人心
驚肉跳，可以把他們搞得雞飛狗跳」；另一方面容易造成廣泛影響，更加吸引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關注。近幾年西藏發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即是藏人恐怖主義者將他們的主張付諸實踐的結果。　
　　目前，達賴喇嘛總體上還能保持他的精神影響力，以其「非暴力」主張控制流亡藏人的行為。但這種影響力在逐漸衰落，年歲衰老也正使他來日無多。而在他身後，沒有任何人能夠舉起他的旗幟。這是西藏宗教轉世制度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每位達賴喇嘛去世之後，都要等待至少二十年時間，他的轉世--也即後一位達賴喇嘛才能長大成人，擔當起西藏政教的領導大業。而那二十年時間，往往是脆弱和容易發生問題的階段。如果十四世達賴喇嘛不能在他此生解決西藏問題，他的死亡將使西藏流亡者群龍無首，很可能由此陷入內亂和低潮。嚴重的一面如「西藏青年大會」那樣的力量很可能就此成為流亡藏人的主導，暴烈性和破壞性因此大大增加，進而導致西藏出現巴勒斯坦化甚至車臣化的危險。　
　　在班禪靈童事件之後，中央政府與達賴之間原本建立的聯繫基本中斷，雙方可供談判的餘地也所剩無幾。從那以後的各種跡象分析，達賴把解決西藏問題的希望，轉移到了未來中國的社會轉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