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對威懾俄羅斯含義的誤解：政客們不敢告訴國民保衛歐洲大陸需要付出什麼代價。

1941年12月，當日本轟炸機和登陸艦逼近新加坡時，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仍堅信這塊英國領土兼海軍基地固若金湯——正如負責防務的英軍指揮官所稱的那樣 ，這是"我們自詡的要塞"。

丘吉爾在其沉痛的評價中稱，新加坡淪陷是"英國歷史上最慘重的災難與最大規模的投降"，其私人醫生後來透露，這場敗仗在他心中留下了難以癒合的傷痕。

實際上，新加坡從來不是堅不可摧的堡壘 。當日軍發動最後攻勢時，丘吉爾發出絕望命令 ："現階段絕不可考慮保全部隊或憐惜平民......指揮官與高級軍官必須與士兵共存亡。

大英帝國與英國陸軍的榮譽危在旦夕。"然而再多的激勵也無法彌補戰略失誤——早在二戰第一槍打響前，這些失誤就註定了敗局。

如今，當歐洲領導人制定應對俄羅斯侵烏之策時—— 隨着北約就俄軍夜間無人機襲擊波蘭事件啟動第四條緊急磋商—— 他們正重蹈新加坡淪陷的根本性錯誤：用戰術姿態替代戰略清醒，讓政治便利驅動本應全面周密的戰略決策。

這種相似性發人深省，揭示自我欺騙如何引發可預見的軍事災難連鎖反應。

新加坡的淪陷源於英國在遠東地區的重大戰略誤判——那種認為海軍優勢可以替代領土防禦的幻想，其根源在於20世紀20年代的帝國戰略，即將新加坡海軍基地視為遠東防禦的基石。

英國規劃者設想與日本的戰爭將按三個清晰階段展開：新加坡守軍固守這座所謂的堡壘，同時英國主力艦隊從歐洲駛來，通過一場決定性海戰擊敗日軍，隨後封鎖日本本土諸島。

海軍史學家斯蒂芬·羅斯基爾指出，到1937年時，"‘主力艦隊馳援新加坡’的概念或許因不斷重申，已具有某種《聖經》般不可褻瀆的權威"。這一戰略框架完全忽視了海戰形態的演變、空中力量的崛起，以及僅靠海上行動根本無法守衛陸基堡壘的現實。

歐洲當前對烏克蘭的做法同樣充滿自欺欺人的色彩。歐洲大陸的領導人採納的實質上是一種漸進策略 ——提供足夠支持防止烏克蘭潰敗，同時避免需要真正戰略犧牲和風險的承諾。

然而除了避免與俄羅斯直接軍事對抗、通過某種談判解決結束衝突外，歐洲並未形成界定其烏克蘭戰略目標的完整成功理論。

這不過是風險管控而非宏大戰略——歐洲人只明確了自己想要避免什麼，而非立志達成什麼。這種做法既無法導向可持續的結果，也無法提供衡量成功的標準，充其量只能終止當前衝突。

這種戰略模糊性反映出更深層的問題：歐洲尚未就"維持烏克蘭獨立是否值得冒與俄羅斯直接軍事對抗的風險"達成共識。

事實上，烏克蘭已成為歐洲安全體系的一部分——俄軍導彈襲擊烏克蘭基礎設施直接威脅歐洲能源網絡，烏克蘭糧食出口影響歐洲食品安全，烏克蘭領土完整更決定着歐洲威懾力的可信度。

若烏克蘭淪陷，歐洲面臨的後果將遠超人道主義危機範疇：北約將在波蘭和羅馬尼亞邊境直面實力增強的俄軍，崩潰的烏克蘭政權將催生數百萬新難民，而烏克蘭境內將持續爆發抵抗運動。

但危險的局面並不需要俄羅斯獲勝才能出現：西方的疲憊與烏克蘭的幻滅可能迫使基輔向莫斯科妥協。

無論哪種情況，處於俄羅斯勢力範圍內的烏克蘭都將為克里姆林宮提供久經沙場的烏軍士兵用於未來衝突，並控制烏克蘭加速發展的國防工業，徹底改變歐洲的力量平衡。

然而歐洲國民並未被告知這一現實，導致政治決策者與民眾之間出現危險的認知鴻溝。

歐洲領導人的戰略迴避正變得尤為危險：法國將於2027年舉行總統選舉，意大利在國內經濟壓力下對烏克蘭的支持持續減弱，德國執政聯盟在聯邦選舉前顯得脆弱不堪，而極右翼和極左翼政黨正在整個歐洲大陸崛起。

若不能與選民就歐洲在烏克蘭的戰略目標進行明確對話——也缺乏令人信服的戰略論述來解釋烏克蘭的成功為何符合歐洲利益——任何"意願聯盟"都可能面臨政治分裂的風險。

為威懾俄羅斯在未來停火後再度發動侵略，歐洲自願聯盟威懾部隊可能向烏克蘭部署3至5個旅——約1.5萬至3.4萬兵力。

儘管歐洲領導人似乎傾向於更保守的方案，即以培訓烏軍為主、主要威懾力量仍依賴烏克蘭武裝部隊，但更具雄心的聯盟可提供與烏軍協同的威懾部隊，專門用於阻止俄軍再次入侵——這理應成為歐洲在烏克蘭最核心的戰略目標。

實際部署這些歐洲部隊將是一場艱苦的戰鬥，除其他事項外，還需要對北約東部邊境的防禦計划進行重大調整。還需考慮各國的限制條件：德國將其參與——對整個任務的後勤可持續性至關重要——取決於美國對烏克蘭的安全保障，而這一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仍未明確。

美國高級官員已向歐洲同行表示 ，華盛頓願意為任何歐洲主導的部署提供"戰略賦能"，包括情報、監視和偵察；指揮與控制；以及防空資產。

但這些承諾仍以歐洲國家在戰後西方部隊中發揮主導作用為條件，形成了一個類似於困擾大英帝國規劃的悖論：歐洲需要美國的能力來使其威懾可信，但美國人在提供這些能力之前要求歐洲做出承諾。

空中力量同樣構成挑戰。要在烏克蘭執行強有力的地面任務，歐洲國家需具備壓制和摧毀俄羅斯防空系統的能力——然而近幾十年來歐洲空軍已讓這些能力逐漸退化，在北約干預巴爾幹、利比亞等地區時嚴重依賴美國軍力。

對於最低需要三個旅（約70架戰機）的威懾部隊而言，歐洲"意願聯盟"成員國實際僅能部署約60架，至少存在10架缺口，唯有土耳其參與才能填補。若組建更強大的五旅部隊則需超100架戰機，缺口將擴大至40架以上，而這已超出歐洲軍隊現有能力範圍。

這完全復刻了英國當年在新加坡規劃時的資源困境：先假設存在政治決策無法提供的軍事能力，再基於這種錯誤假設制定作戰方案。三到五個旅的部署將把歐洲軍力逼至極限，且此類部隊的持續作戰能力仍存疑。

面對俄羅斯更高的風險承受力以及對烏克蘭的持續圖謀，歐洲威懾部隊究竟能取得什麼成效？一支僅由三個旅組成的部隊無法阻擋俄軍堅決的進攻，但足以通過頑強抵抗使俄軍的軍事突破代價高昂且政治正當性存疑。

這種局面理論上可能迫使俄羅斯投入更多兵力以確保突破，而北約更廣泛的介入將急劇推高俄羅斯的軍事成本與政治風險。此類升級機制理論上可通過讓俄羅斯承受難以承受的違約代價，來維持停火協議的效力。

新加坡的陷落源於英國戰略將軍事計劃視為政治偏好的延伸，而非基於實際需求的分析，但更深層的原因在於帝國過度擴張與資源不足——這一事實被英國領導人刻意迴避。

日軍閃電戰在不到兩個月內橫掃英屬馬來亞400多英里， 震驚世界的空襲擊沉了皇家海軍威爾士親王號與反擊號戰列艦，13萬英聯邦軍隊的投降徹底暴露了這個試圖以有限資源維持全球存在的大戰略的破產。

然而即便遭遇如此慘敗，英國仍遲滯了十餘年才重新審視其世界角色——丘吉爾及其同僚將新加坡淪陷視為意外事件，始終拒絕承認用捉襟見肘的軍力保衛全球帝國在結構上的不可行性。

如今歐洲領導人在大陸安全保障雄心與國家實際軍事實力之間的差距上，表現出驚人相似的迴避態度，他們更傾向於漸進式政策調整，而非坦誠而徹底地評估保衛歐洲大陸所需的真實條件。

當今歐洲領導人正陷入"新加坡陷阱"，他們設計的訓練任務旨在展示決心而非達成實際軍事目標。他們不僅系統性地迴避資源問題——包括修訂北約區域防禦計劃等戰略取捨——更迴避了歐洲究竟願意承擔何種風險才能使威懾更可能成功這一核心問題。

歷史證明這是不可饒恕的：正如丘吉爾在新加坡所見，當面對不惜為野心付出全部代價的敵人時，任何戰術能力都無法彌補戰略混亂帶來的致命缺陷。

如果歐洲各國不與選民坦誠對話，說明在烏克蘭和北約東部邊境威懾俄羅斯需要付出何種代價——接受歐洲可能出現傷亡的可能性、維持永久性擴大的前沿部署、重組北約的區域防禦計劃——那麼這個自願聯盟就可能淪為又一個"吹噓的要塞"，紙上談兵時看似威風凜凜，一旦經受現實考驗就會暴露出戰略上的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