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模糊”才穩定

● 偉達

　　最近中國副主席胡錦濤訪問了美國，在他正式抵達美國首都華盛頓之前，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國務院召集的“吹風會”上講話，其中一句表述似乎代表了美方對中國的最新定位，大意為：儘管中共在表面上仍宣稱信奉共產主義，實際上更多在採取務實、現代和市場的手段，目的是帶領中國儘快富強起來。

　　鮑威爾的這句話，筆者以為很是把握到了當代中國政治的要害。實際上，近現代以來，中國各主要政治力量所孜孜求索實踐的第一目標，是強國，是中華文明的復興和崛起，而意識形態只是也只能是這個第一目標的附屬。

　　馬克思當年發表《共產黨宣言》時，其主動機來自對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工人階層和無產者的困窘與苦難的關照。而彼時的中國，眾所周知，基本上就沒有什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真正的工人階級人口比例也很小。封建主義的愚昧落後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才是最大威脅和危險。中國的熱血之士之所以接受引進馬克思主義，與其說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不如說是為了內平戰亂，外驅韃虜，實現自己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和富強。

　　而這一歷史使命直到今天依舊是中國的最大政治。於是，中國的有識之士，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從來就不僵化教條：如果一個主義對中國的發展有利，就採納應用；如果不再有利，就修正調整。在這個問題上不怕被別人指責為“掛羊頭賣狗肉”。鄧小平當年著名的“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高論，就一語道破了中國當代政治哲學的天機。毛澤東晚年的思維僵化，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重要性本末倒置，確實給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利益帶來了沉重的損失。而接任鄧小平地位的江澤民，在過去的13年裡，雖然也出現過林林總總的失誤，但有幸的是，在“中國富強重於意識形態”這一重大原則問題上基本堅持了正確的抉擇，這樣才有了香港和澳門“一國兩制”的貫徹實施，才有了頗具想像力和新鮮意識的“三個代表”思想的提出，也從而才有了中國綜合國力突破重重阻礙和干擾的進一步加強提高。

　　美國人目前最為掙扎的是，共產主義與民主及現代化，本應是兩極格格不入的概念。前蘇聯那個樣子是典型的共產社會主義，而美國則是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這本來不難區分，兩者可以說是敵我關係。那麼目前的中國到底是個什麼情況呢？怎麼歐盟的資本主義部長能被允許到中共中央的黨校去公開發表演講呢？美國的對華“鷹派”認為，中共搞共產和與美國為敵是真，而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的生活則只是其苟延殘喘的手段；而對華“鴿派”的觀點一如上面鮑威爾的表述，於是認為中美兩國應有廣闊的合作互利前景。

　　人們不難發現，中美關係較為穩定時，就是雙方都刻意模糊意識形態差別的時候，其主要特徵是，貿易商務合作大發展，文化和政府往來增加，台灣和人權等棘手問題等被“邊緣化”。中共依靠“經濟市場強化，意識形態淡化”的“太極拳”，不僅連續抵擋住了美國的幾次“重拳出擊”，而且令89年六四事件後興旺一時的所謂“海外民運”反倒拿不準了中國的脈搏，結果陷入意識形態的狹隘誤區而不能自拔，成為海內外廣受譏諷拋棄的對象。

　　可以預期，中國在胡錦濤主政後將堅持打政治哲學上的“太極拳”，以達到在發展過渡時期“韜光養晦”，儘快提高自我綜合素質，增強綜合實力的戰略目的。隨着中國從打“太極拳”向擁有對世界上任何人出“直鈎拳”的實力和魄力之方向演進，意識形態方面也一定會逐步超越目前的晦澀和難題，向中國和世界推出全新的表現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