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空導彈在上世紀50、60年代屬尖端武器，是軍事強國武器裝備博弈的一大焦點。限於當時較為落後的國防科技水平，中國研製空空導彈只得藉助外力，在吸收軍事強國先進技術的基礎上實現國產化。在首次接觸紅外空空導彈，到形成自主研製能力的過程中，中國先後與美國、蘇聯兩大軍事強國的技術成果產生交集，在冷戰格局下譜寫了一段豐富多彩的導彈研製序曲。

一、起奏號角：血灑長空換得         

“響尾蛇”真身中國仿製的當時最先進的空空導彈是海軍航空兵在戰鬥中用生命換來的。

1958年9月24日，國民黨空軍出動24架F-86型戰鬥機，分兩批竄犯浙江省溫州、瑞安、樂清等地上空。海軍航空兵派出殲-5戰鬥機實施攔截。其中羅烈達中隊在接敵過程中，王自重駕駛的飛機掉了隊，在追趕編隊途中，單機與12架敵機遭遇。王自重奮不顧身揳入敵陣，先是緊緊咬住1架戰機近戰格鬥，並將其擊落，隨後他繼續駕機閃、鑽、躲、繞……捉迷藏一樣又在敵叢中擊落1架敵機。近戰格鬥達5分鐘後，儀錶盤顯示機油不足，正當王自重準備返航時，敵機兇狠地發射了5枚導彈，其中一發命中，王自重壯烈犧牲。

9月29日，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在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揭露台灣當局新的挑釁罪行。30日晚，周恩來總理在國慶九周年招待會上再次義正嚴詞地譴責美國製造的“導彈事件”。這次空戰以後，國民黨空軍再沒有出動大機群入竄大陸。

“響尾蛇”導彈（AIM-9）是由美國“海軍武裝中心”研製的一種近距紅外自動導引式空對空導彈。該導彈長2.8米，直徑0.127米，重70千克，時速達2.5馬赫，射程8~14.5千米，內裝4.8千克烈性炸藥，彈頭內裝有紅外導引頭，能受熱吸引自動奔向目標，代表當時世界最先進水平。

由於之前在浙閩沿海連連受挫，國民黨空軍此番特地攜帶“響尾蛇”企圖報復。這也是世界空戰史上第一次使用導彈。國民黨當局為了誇大空空導彈的首個戰果，吹噓此戰擊落解放軍戰機9架，自身零損失，直接誤導美軍認為空空導彈已成為空戰核心，在新型戰機研發中以導彈替代機炮，給後來的越南戰爭帶來深遠影響。

由於我嚴格遵守不出海政策，迫使敵導彈殘骸全部落在陸地上。戰後墜落未爆炸的“響尾蛇”漂至浙江沿海，被漁民拾獲。《人民日報》《人民畫報》刊登導彈照片，公開譴責國民黨連同提供“響尾蛇”的美國當局。該導彈殘骸至今還存放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這是人民軍隊第一次通過這種非常規渠道獲得尖端武器裝備。之前中國所能接觸到的空空導彈只有蘇聯援助的К-5M，屬雷達架束技術體制，依賴機載火控雷達從搜索到跟蹤全程提供數據修正和信息中繼，容易分散空戰注意力，且占用火力通道，只能跟蹤並打擊一個目標。而“響尾蛇”依靠紅外導引模式，會針對敵方戰機的尾噴發出的強大紅外輻射自動跟蹤並打擊。因此，王自重用生命換來的“響尾蛇”導彈，為仿研最先進尖端武器提供了一次良機。

二、交涉風波：蘇方所述

內幕漏洞百出1958年10月3日，解剖及仿製“響尾蛇”導彈的任務被定名為“55號任務”。在當時的“大躍進”形勢下，國防部要求11月25日複製完畢，但受限於薄弱的科研基礎，進展並不順利。蘇聯政府請中方將導彈送交蘇方研究，答應屆時與中方共享研究成果。在得到導彈後，蘇聯很快仿製成能力相近的К-13型近距空空導彈。在《赫魯曉夫回憶錄》和其子《導彈與危機》著作中，中蘇交涉導彈的過程被描述成風波迭起，乃至導致中蘇關係惡化的一個導火索。

兩部著作對該事件主要記述如下：中方對蘇聯的索求持消極拖延態度，起初沒有回應，又答覆“正在搜尋”，再後來答覆“正在研究”，因為僅此一枚，所以待研得成果後再主動與蘇聯“交換情報”，後來蘇方放言停供P-12型火箭技術，中方迫於壓力才交付導彈，而蘇方收到導彈後又發現其缺失了最關鍵的紅外傳感器，赫魯曉夫揣測中方“故意不給”。這次風波使赫魯曉夫“感到難過”，對於“重新考慮對中國的態度方面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它仿佛是個由頭”，他還向身邊人抱怨“我們把多少秘密都交給了他們（中國）”，“問題就出在一顆導彈上”，並擔心締結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秘密的協議“是否操之過急”。到1959年5月份，他下定決心：“原子彈秘密無論如何也不能給中國。”文中流露的觀點是：導彈風波在當時中蘇關係的既有裂痕上撕開了更大的口子，構成了蘇聯後續停止核武器援助的直接因素；中方對此應負主要責任。

然而，現實中存在與蘇方言論截然相反的實據：

一是根據中國紅外學科創始人湯定元和其他親歷者回憶，實施“55號任務”時，“由中央出面，向蘇聯請來了一個十人專家小組，幫助我們解剖分析，在分析過程中，他們十人起主導作用”；《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和原中國兵器工業總公司辦公廳主任蔡寅生的回憶著作中均記載蘇聯先後派出兩批專家來華索取有關技術資料和部分殘骸實物；中國航空工業飛機設計師、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顧誦芬院士作為親歷者回憶：“我們剛開展工作，第二天就來了六七位蘇聯專家，他們可能是直接與國防部聯繫的。他們對導彈的技術狀況比我們熟悉得多，在我們做分析匯報中，他們也分組，一組一組介紹他們的分析結果。我們的人在分析過程中還有一些分歧和爭議，他們都能給予解釋。”“過了四五天，蘇聯專家就撤離了，還帶走了分解下來的一些部件。”既然中方在研製之初就已經讓蘇聯專家深度參與、知曉底數，又怎會在後續交涉中“藉故拖延”“刻意隱瞞”？

二是《導彈與危機》稱中方答覆“正在搜尋”，而拾獲“響尾蛇”的事實早已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中方不可能編造如此破綻明顯的謊言。

三是“響尾蛇”的奧秘僅在於紅外傳感器，倘若該器件真的遺失，蘇聯又怎會在不到兩年時間內就仿製成К-13且配載於新型米格戰機？作為中蘇關係惡化時期的蘇聯最高元首，赫魯曉夫自然存在撇清責任，指摘中方，為單方面廢除《國防新技術協定》自圓其說的動機。在蘇聯對華實施援助的大背景下，交涉“響尾蛇”導彈是蘇聯第一次在武器裝備方面求助於中國，赫魯曉夫和其子很可能藉此機會大做文章以彰顯蘇方“受了委屈”。綜上所述，赫魯曉夫的兩份口述回憶錄漏洞百出、不足為據。

三、迭代強音：霹靂-2孕育自主研製新篇章

1960年，美國U-2偵察機入侵蘇聯事件打破了赫魯曉夫“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能夠和平共處”的設想。蘇方對美採取強硬措施，有了拉攏中國的傾向。當年11月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後，中蘇關係有所緩和。赫魯曉夫於1961年1月12日來信，主動提及蘇聯政府有可能援助中國生產米格-21型戰鬥機。1961年3月，中國空軍司令劉亞樓攜代表團與蘇方達成共識，簽訂了《關於供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帶有К-13型空空導彈的米格-21Φ-13型戰機技術資料、生產許可的技術援助協定》，這項援助使中國空軍首次對國民黨空軍形成了優勢。按照協定，蘇聯給予К-13空空導彈製造技術的生產特許權及全套生產技術資料，資料基本於1962年4月到齊。國務院、中央軍委當即決定由兵器工業總局主抓К-13的仿製工作，並將新導彈命名為霹靂-2。

在準備階段，各單位大力協作，僅用10個月時間就完成了大量資料的翻譯複製和修補，使仿製有了可靠的依據，並對生產所需的2000多種原材料、元器件與國家標準逐一對照，為國產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64年11月，研製工作全面展開，經過上百次試驗，解決了影響導引頭的控制性能的關鍵性問題。

為全力以赴推進任務，中央軍委決定停止研製基於雷達架束技術的霹靂-1，在331廠建立另一生產線，工廠自行設計機床儀器克服設備短缺，之後三線的兩個新建廠也加入試製，由此建成了中國兵器工業系統內的第一個空空導彈生產體系。所有仿製人員以頑強的拼搏精神和認真的科學態度攻克了一個個技術難關，以成熟的“六試六定”等方法，按先靜止後動態，先地面試驗後空中飛行，先無控後有控的順序進行，基本沒有走彎路。1967年7月，試製出的18枚霹靂-2在空對空導彈試驗靶場完成了定型試驗任務。11月，國務院特種武器定型委員會正式批准霹靂-2導彈投入生產，裝備於強-5、殲教-7、殲-6等飛機。

與此同時，美軍“響尾蛇”在越南戰爭中暴露短板：實戰中其發射時機有賴於載機的精準占位，且目標稍作機動就很難擊中。據統計該型導彈實戰命中率只有10%左右，並不如機炮靈活管用（在1960年2月的反襲擾戰鬥中，我飛行員利用“響尾蛇”的缺陷駕駛殲-5以金蟬脫殼戰術擺脫F-86咬尾，迫使兩架敵機空放“響尾蛇”減重逃跑，其中一架逃跑中被擊傷）。中國也發現了此類導彈導引頭、引信、發動機等關鍵性能的問題，遂在已有基礎上增大作用距離，增加導引準確度和威力。

改進型的霹靂-3研製始於60年代中期，於1980年定型，成為中國第一種走完自行研製全部程序的空空導彈。然而，霹靂-3由於早炸問題未通過補充定型，部隊未予列裝，1983年7月停止生產。該型導彈研製周期長達十餘年仍未能列裝，側面反映出獨立自主研製之艱辛。

1978年，中國啟動霹靂-2乙導彈研製，該型導彈於1981年10月設計定型。霹靂-2乙約有60%的零件、95%的原材料、元器件與霹靂-2通用，但在探測距離、抗干擾、飛行速度、靈敏度等方面均有很大提高，長期作為空軍主戰裝備。在霹靂-2基礎上，霹靂-3、霹靂-2乙乃至1986年定型的霹靂-5乙相繼問世，中國由此開啟了自主研製空空導彈的新篇章。也正是在“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迭代推動下，霹靂-2於1984年2月正式停產，結束了奠基鋪路、孕育新型的歷史使命。

中國自主研製空空導彈的序曲起奏於戰場拾獲“響尾蛇”的機緣巧合，經歷了逆向仿研的舉步維艱和移交蘇方的風波，最後在引進技術的基礎上消化吸收，並通過不斷改型提升作戰性能，開啟了自主研製更先進空空導彈的嶄新征程。這段不平凡的導彈研製史匯集了中、蘇、美三國的國防科技成果，是冷戰格局下大國縱橫捭闔的縮影，也反映了在複雜國際形勢下，中國堅持獨立自主與對外引進相結合原則發展尖端武器的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