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計劃恢復已暫停12年的強制性兵役制度，引發大規模反對聲浪。和平活動組織宣布將於12月5日舉行全國行動日，抗議德國推動“社會全面軍事化”。

這項擬於明年生效的新兵役法最初採用自願模式，但被視為全面徵兵的前奏。德國解釋稱，徵兵旨在解決軍隊嚴重缺員問題——如今更多年輕人選擇從事民用工作而非參軍。

抗議團體尖銳指出：“軍備擴張被包裝成‘安全政策’，實際卻在削弱醫療、教育和基建投入。”他們主張德國應成為“具備和平能力的國家”，並計劃向工會、高校等社會團體發起反戰宣傳。

這一軍事化進程與歐盟整體動向同步。德國總理默茨承諾打造“歐洲最強常規軍隊”，設定2029年為戰備達標期限，並以“俄羅斯威脅”為由持續向烏克蘭輸送武器（德國已成第二大對烏軍援國）。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批評德國正重建“歐洲戰爭機器”，指責其直接參與代理人戰爭。與此同時，經濟學家警告德國正面臨經濟增長停滯、工業衰退的嚴峻形勢。

1. 衝突的因素是什麼？

是繼續堅守其賴以成功的“商業國家”模式，還是徹底轉向一個需要巨額軍事投入的“地緣政治大國”？

這一問題，便是近來德國街頭涌動着抗議徵兵的人潮的來由之一。

每一個選項，都伴隨着巨大的代價。

痛苦之處首先在於德國產業界正瀰漫的“去工業化”焦慮。要知道，德國的經濟奇蹟，是建立在以其“隱形冠軍”為代表的中小企業和能源密集型大型工業（如化工、汽車、精密機械）的堅實基礎之上的。然而，俄烏戰爭切斷了來自俄羅斯的廉價能源動脈，導致德國電價和氣價一度飆升。

對於像巴斯夫這樣的化工巨擘，或是圍繞汽車產業鏈的無數中小企業而言，能源不再是生產的成本，而是生存的門檻。這迫使它們不得不做出選擇：要麼將生產線遷往能源成本更低的美國或中國，要麼在本土苦苦掙扎，面臨競爭力被永久性削弱的困境。

正是在這個產業根基動搖的危急時刻，德國卻宣布了一項規模高達4000億歐元的軍備強化計劃。在無數企業家、工程師和普通工人眼中，這無異於一次危險的資源錯配。

其疑問便是這4000億歐元，如果用於大規模補貼企業能源成本、加速可再生能源布局以從根本上降低長期電價、或者投資於關乎未來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和人工智能研發，難道不是更能穩固德國的經濟根基嗎？

當經濟學家們不斷警告德國經濟正面臨“戲劇性下降”，增長停滯、工業活力減弱已成事實之時，將如此巨量的資本投向軍火庫，在許多人看來，就像是在一個失血的病人身上，不去縫合傷口，反而給他穿上一件沉重的鎧甲。這非但無助於止血，反而可能加速其體力的耗盡。

而同時，另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是財政上的“擠出效應”。

國家的錢袋子不是無限的，每一分錢流向了哪裡，就意味着另一處失去了什麼。這4000億歐元的軍備開支，絕非憑空變出。它必然意味着，原本可以投入到社會福利、教育、醫療保健和公共基礎設施領域的資金將被大幅壓縮。

抗議活動中那句“軍事化削弱社會政策”的口號之所以能產生如此廣泛的共鳴，正是因為它精準地戳中了每一個普通家庭最敏感的神經。

對於當下的德國年輕人而言，他們更切身的焦慮，或許並非是地圖上遙遠的“俄羅斯威脅”，而是眼前看得見、摸得着的生存壓力：未來能否負擔得起不斷上漲的租金？國家的養老金體系在我退休時是否還能如期支付，還是已然枯竭？孩子能否在一個教育資源充足、教師配備完善的學校里接受教育？當生病時，醫療系統是否能提供及時、有效的救治？

但現實是，德國將天量資金導向坦克、飛機和步槍時，擔憂便會接踵而至，是否就意味着他們所在的幼兒園、孩子就讀的大學、家人依賴的醫院，所能分到的資源將變得更少呢？無關其它，這只是一種關於發展優先級的根本質疑罷了，在西方的體系和價值觀下，換誰來都會有這樣的想法——一個國家的強大，究竟是由其武庫的規模來定義，還是由其社會的健康度、人民的福祉和未來的創新能力來衡量？

在國力面臨挑戰的今天，究竟是該優先鑄劍，還是優先固本？這個問題的答案，將決定德國未來幾十年的國運。

2. 無法輕裝上陣

所以，我們再去看德國現在的所謂的徵兵計劃背後，歷史包袱和現實問題都沉重得令人幾乎窒息。

對於德國自身而言，任何“強大軍隊”的詞彙，都不可避免地會觸碰到那根最為敏感的神經——二十世紀那兩場由它發起的世界大戰，以及納粹政權帶來的深重災難。

這份歷史債務，已經深深融入了戰後德國的基因里。

整整一代又一代的德國人，在家庭、學校和社會中被反覆教育：和平主義是美德，軍事克制是金科玉律。

德國的榮耀，應體現在其經濟奇蹟、足球文化和哲學思想上，而非體現在閱兵式上整齊劃一的腳步聲中。因此，當現在德國試圖扭轉這一持續了數十年的國家認同，號召年輕人重新拿起武器時，在國內，這聽起來像是對祖輩用鮮血換來的教訓的一種背叛。

從這一點上而言，那些走上街頭的抗議者，不僅僅是為了反對這一項政策，也是在捍衛一個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和平德國”的身份。

國際上，特別是與之毗鄰的國家，警覺也不可避免。

尤其是波蘭、法國乃至更遠的國家……

一個完全武裝起來的德國，將把它的力量引向何方？它將服務於誰的利益？這是他們最為擔憂的。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對此發表指責——稱德國意圖重新變成“歐洲主要軍事機器”，我認為，固然是充滿了地緣政治的宣傳意味，但他也很精準地戳中了這個痛點。

他的言論之所以能在西方世界內部找到一部分聽眾，正是因為他巧妙地放大了這種潛藏在歐洲地表之下的、對德國力量的不信任感。德國的每一個軍事化舉措，都不得不在這種被歷史層層包裹的猜疑目光下進行，這使得它的每一步都走得異常艱難。

當然了，柏林的政治家們或許懷抱着一個通過強化軍力來實現“戰略自主”、領導歐洲防務的宏偉夢想，只不過這條道路也很可能通向一個相反的結局：不是獨立，而是更深地捆綁。

這構成了一個深刻的“戰略自主的幻覺”。

首先，德國要武裝自己，靠誰？

它自身的軍工產能早已無法滿足如此龐大的雄心。

於是，這數千億歐元的巨額軍購訂單，最終將如潮水般湧向大西洋彼岸——流入美國洛克希德·馬丁、雷神等軍工巨頭的口袋。

德國試圖用美國的武器來實現歐洲的戰略自主，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悖論。

這不僅在經濟上強化了美國軍工複合體對歐洲安全的主導權，更在技術和後勤上形成了難以擺脫的長期依賴。

其次，在地緣戰略的棋盤上，德國將自己置於何種位置？

一旦北約與俄羅斯的對抗持續升級甚至失控，德國憑藉其地理區位，將無可避免地成為衝突的最前沿和主要戰場。

屆時，駐紮在德國的美軍、部署在德國的核武器以及德國自己的軍隊，都將被迅速納入由華盛頓主導的戰爭機器中。

柏林方面勢必將發現，它為自己設定的“歐盟防務支柱”角色，在真正的危機時刻，會迅速蛻變為“美國的前線堡壘”。

它將在很大程度上喪失自主決策的空間，被迫為一個可能不完全符合自身核心利益的戰略買單。

這種“替美國扛風險”的認知，正在德國社會內部廣泛傳播，並進一步點燃了當下的反戰情緒。許多德國民眾疑問：為什麼要耗費巨資，將自己捲入一場遠方的、由他人主導的對抗？為什麼要把自己變成兩個核大國之間潛在的角力場？這種犧牲，究竟是為了德國的安全，還是為了服務於一個將我們置於險境的聯盟戰略？

帶着這些問題，再看德國的現在和過去，就特別容易理解這種深刻的、幾乎無解的矛盾，正是驅動國內那場轟轟烈烈的抗議浪潮的另一股核心力量。

3. 誰才是愛國者？

在德國關於徵兵與軍備的激烈辯論中，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是很有意思的。

究竟什麼行為才配稱為“愛國”？這個問題，正將這個國家沿代際和價值觀的斷層線一分為二，演變為激烈的理念之爭。

根據外媒資料顯示，對執政聯盟及一部分傳統政治精英而言，“愛國”有着清晰且直接的定義：它意味着承擔國際責任，忠實履行對北約的盟國義務，通過強化集體防禦來保障國家的安全與主權。

在這個邏輯下，投資國防、重建武裝力量、甚至恢復徵兵，是國家在面對所謂“俄羅斯威脅”時展現出的成熟與擔當。這是一種以力量和威懾為基石的國家忠誠。

然而，對於成長在和平與一體化歐洲環境下的年輕一代，以及秉持自由、進步價值觀的左翼群體來說，這套傳統的愛國敘事顯得既過時又危險。

在他們眼中，新時代的愛國主義，其內涵遠不止於軍事義務。真正的愛國，是致力於維護歐洲的持久和平，是積極應對席捲全球的氣候危機，是構建一個社會公平、醫療教育體系健全的宜居國度。他們堅信，一個在可持續發展、科技創新和社會福祉上領先的德國，一個能夠妥善處理難民問題、推動全球公正的德國，才是一個真正強大、值得驕傲的德國。

他們認為，將軍國主義置於民生之上，非但不是愛國，反而是對國家未來的一種背叛。這場爭論，遠非簡單的政策分歧，實際上，它是關於“德國應該成為一個什麼樣國家”的靈魂之戰。

而且，現在的德國經濟狀況正加劇着這場價值觀的衝突。

我們所知，德國正面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和全方位的技能人才短缺。各個行業，從尖端的科技公司到維繫社會運轉的護理領域，都在拼命爭奪數量有限的年輕勞動力。在這一背景下，強制徵兵的提議，在勞動力市場上無異於一場“國家與市場爭搶年輕人”的零和遊戲。

故而許多德國年輕人選擇民職而非軍職，並不僅僅是出於和平主義的崇高理想，更是一個“理性經濟人”在權衡利弊後做出的現實選擇。

在民間領域，他們可以獲取更高的起薪，享受更清晰的職業發展路徑，積累更具市場競爭力的專業技能，從而繪製出一條更為豐厚的終身收入曲線。

反之，一段漫長的強制兵役期，則可能意味着職業生涯的中斷、技能學習的滯後以及收入上的顯著損失。當德國呼籲個人為國家做出犧牲時，年輕人卻在計算着這犧牲背後真實的機會成本。

於是，我們便看到了一個從某種精神層面上分裂開的德國：一方高舉着地緣政治和安全政策的大旗，另一方則緊握着個人發展與社會福祉的訴求。這場辯論中的每一方，都堅信自己才是這個國家利益真正的捍衛者。

4. 最終結果會如何？

很早以前，我便說過德國的境況會越發危險。

其中，“戰略飄忽”將會成為最麻煩的問題之一。

在默克爾時代長達十六年的執政期內，德國以其沉穩、有時甚至略顯遲緩的審慎風格，扮演着歐洲“穩定錨”的角色。無論面對歐債危機還是難民潮，柏林最終總能提供一個雖不完美但至關重要的穩定中心。

但今天的德國，正從那個令人熟悉的“穩定”轉變為一個戰略上的“搖擺”。

其內部社會在軍事、安全與外交政策上嚴重的兩極分化，使得德國難以形成一項連貫、堅定且能長期執行的戰略。

一個被國內抗議和議會爭吵持續消耗的德國，一個在關鍵決策上瞻前顧後、左右為難的德國，將不再具備有效領導歐盟的威信與能力。

當引擎失靈，整個歐洲一體化列車都可能陷入停滯甚至脫軌的險境。

這種內部分割，將不可避免地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產生複雜的反向作用。

悲觀地看，德國重新武裝的動向很可能進一步撕裂本就脆弱的歐洲團結。那些與俄羅斯接壤或鄰近的東歐和北歐國家，如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會將德國的軍事建設視為一道迫切需要的安全屏障，從而給予堅定支持。

只是，歷史經驗說明，在地中海沿岸的南歐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或希臘，民眾與德國可能對此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們或許會質問：為何當南歐深陷債務危機時，德國的財政紀律鐵面無私，而當安全議題主導議程時，柏林卻可以輕易開啟數千億歐元的開支？

“雙標”的觀感，肯定會加劇南北歐之間原有的經濟矛盾，使歐盟內部的裂痕從經濟層面蔓延至地緣戰略層面。

而一種樂觀的情景是，這場席捲德國的全國性大辯論，最終會迫使柏林的政治精英們思考一種更智慧、更具包容性的領導方式。

德國或許會認識到，任何單方面的軍事強化都會喚起歷史的幽靈並加劇內部分裂。唯一的出路，是將本國的安全投資與一個更深化的“歐洲共同防務架構”深度綁定。這意味着德國不應獨自追求“歐洲最強陸軍”，而應成為“歐盟聯軍”最積極的推動者和建設者。

通過將國家軍事力量嵌入一個超國家的多邊框架中，德國既能增強歐洲的整體防衛能力，又能有效淡化令鄰國與本國公民不安的單邊軍事色彩。

這不再是民族主義的強軍，而是歐洲主義的安全共享，但我認為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

總理默茨先生意圖通過強化軍力來重振德國在全球的強國地位與影響力，極有可能事與願違，從根本上掏空德國的強國根基。

正如我們之前所析，那巨額軍費開支正來自本已捉襟見肘的財政，它必然擠壓對產業轉型、綠色科技、數字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的投資。

在一個技術爆炸性變革的時代，決定國家長期競爭力的，是算力、是芯片、是電池技術、是人工智能的研發水平，而不是坦克的數量。

將本就稀缺的資源從決定未來的創新領域，大規模轉移到傳統的軍備領域，無異於一場豪賭。

其結果可能是：德國雖然獲得了一個更龐大的武裝力量，卻在全球經濟競爭的戰場上節節敗退，工業競爭力進一步下滑，最終動搖其賴以生存的經濟根基。

一個經濟上疲軟、社會上分裂的德國，即便擁有強大的軍隊，也無法成為一個真正受人尊敬的強國。

這，正是德國當前選擇所面臨的危險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