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要求昔日的敵人———日本迅速大規模重新武裝。日本藉助朝鮮戰爭爆發在國內外造成的聲勢，步步為營，通過偽裝的形式走上了防衛漸進主義的道路，逐步建立起一支正式的軍隊，為此後日軍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朝鮮戰爭和日本重新武裝的關係自不待言，國內學術界也有所研究，並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曹振威利用日本方面的材料解讀了朝鮮戰爭與日本重新武裝的關係，重點探討了重新武裝的結果。孫瑜探討了美國對日政策的變化及重新武裝的主要步驟。另有其他成果雖未專門研究朝鮮戰爭與日本重新武裝的關係，但多少涉及這一問題。朝鮮戰爭爆發後，美日對戰爭的認知及在遠東地區的利益不同，兩國在日本重新武裝問題上有相同的利益，但在武裝的時機、速度、規模和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分歧。以上研究成果並沒有系統地研究朝鮮戰爭的進程如何影響着美日關於日本重新武裝問題的判斷和認知，進而進行交涉，並達成妥協，最終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按照自己判斷和認知利用朝鮮戰爭走上了重新發展軍事力量的道路。本文旨在利用美國解密檔案以及現有研究成果回答以上問題。

一、朝鮮戰爭爆發前美日對日本重新武裝的不同認識

1947年，遠東委員會作出決議:“日本不得再有任何陸軍、海軍、空軍、秘密警察組織，或任何民間航空，或憲兵，但得有適當之非軍事警察。”同年，為了永久地根除日本軍國主義，在美國的主導下，日本制定了和平憲法。不久，冷戰出現並不斷升級，美國認識到根除日本軍事力量復興的可能是不明智的，1948年2月，美國國防部長詹姆斯·福萊斯特(James V.Forrestal)提出了“有限武裝日本的構想”。

以1948年10月、1949年5月先後出台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13/2、NSC13/3文件為標誌，美國對日本占領政策的重心從非軍事化、民主化轉向推動日本經濟復興和重新武裝，但嚴格控制日本重新武裝，“允許日本存儲指定的戰略原材料，要採取嚴格措施從經濟方面控制其戰爭潛力”。雖然NSC13/3文件標誌着美國對日政策出現戰略性轉變，但是美國國內在對日政策以及日本重新武裝問題上還沒有達成一致。

二戰戰敗後，為了消除其他大國對日本軍國主義東山再起的疑慮，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支持，儘快締結和平條約，時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多次宣稱，日本遵守非武裝原則，放棄戰爭，一直到1949年，吉田仍堅持這個立場。1950年，他對“放棄戰爭”的解釋有點模糊，提出“放棄戰爭並不意味着放棄自衛的權利”的說法，這意味着他開始改變非武裝的立場。但在朝鮮戰爭爆發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吉田茂支持日本重新武裝。

隨着對日媾和問題逐漸被提上美日議事日程，兩國決策者開始研究和約達成後日本的安全保障問題，該問題與駐日美軍基地地位、日本重新武裝以及工業再軍事化密切相關。1950年6月，美國國務院顧問杜勒斯第一次出使日本，商討《對日和約》，重新武裝是美日會談的內容之一。這是兩國首次真正涉及日本重新武裝的話題，恰好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此時日本國內關於議和後日本的安全保障問題還沒有形成一致意見，但是整體上反對重新武裝。6月21日，杜勒斯到達東京，會見了日本政界、財界和工會的一些領導人，他們大都對本國的安全保障問題認識模糊。眾議院議長幣原喜重郎認為重新武裝花費太大，主張美軍駐留保護日本，參與會談的其他代表也認為，日本不應該重新武裝，應該繼續接受美國的保護，只有一名工會組織代表支持日本重新武裝。22日，杜勒斯與吉田茂會談，敦促日本重新武裝，吉田茂表示日本希望置身於世界其他地區的角逐與危險之外，不對締約後的安全協定承擔任何義務，杜勒斯認為日本人沒有認識到他們國際地位的脆弱性。吉田茂認為，日本在經濟上承擔不了重新武裝，而且其民眾也反對。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去見了麥克阿瑟，麥克阿瑟對吉田茂的擔心表示理解。在麥克阿瑟建言下，雙方最終達成一致，美國利用日本在二戰後遺留的海陸軍閒置裝備，間接幫助日本重新武裝。吉田茂回憶這次日美交鋒時說:“杜勒斯的言外之意是希望日本重新武裝，這一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我的原則是締結條約之前不重新武裝。可是，實際上是會重新武裝的。”

朝鮮戰爭爆發前，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對日片面媾和逐漸成為美日兩國的政策選擇，媾和後，如何保障日本的安全成為美日必須考慮的問題，在美國的監督和幫助下日本重新武裝成為美國的現實選擇。美國意欲讓日本在駐日美軍基地、工業再軍事化以及重新武裝三個方面參與冷戰期間的軍事活動，吉田茂支持前兩個反對第三個方面。當時日本國內還沒有形成較為一致的意見，戰敗後，簽訂和約、重獲主權是日本政府最重要的關切。吉田茂深刻認識到，獲得國際社會的信任是議和的前提，因此必須在國內外塑造日本堅決摒棄軍國主義的形象。鑑於此，吉田茂反對在締結和約前重新武裝，但是議和又與日本的安全問題密切相關，所以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得不作出一定程度上重新武裝的姿態，同意間接重新武裝。此時美日處於試探階段，為議和作準備，雙方關於日本重新武裝的矛盾開始出現。

二、朝鮮戰爭初期美日在組建日本警察預備隊上的配合與分歧

朝鮮戰爭爆發後，日本的安全防衛問題和日本作為美軍後勤基地的作用問題突出。此時，美國決策層關於對日政策的爭論基本結束，並加快將日本納入美國亞洲遏制戰略體系中。

美日關於朝鮮戰爭對日本安全的影響的看法分歧很大。戰爭爆發當天，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室認為:“(朝鮮對韓國的)侵略將對日本產生重要影響。日本人會堅定地認為，侵略是由蘇聯主導的，並且構成其整體戰略的一部分，這一整體戰略在某種程度上也包括日本。”美國決策者認為，朝鮮的共產主義運動將從內部激化日本的共產主義騷亂，朝鮮戰爭將會從外部威脅亞洲的安全，鑑於朝鮮衝突及其未來影響的不確定性，日本應該為其內外安全承擔更大責任，馬上創建軍事力量。因此，杜勒斯和其他國務院官員認為，從全球戰爭的角度考慮重新武裝日本是急迫的。

此時，日本開始意識到他們的安全問題沒有那麼簡單，但是他們並不同意美國決策者的判斷，即朝鮮戰爭嚴重威脅到日本的安全，日本應該儘快重新武裝。儘管吉田對共產主義也非常擔心，但他並不認同杜勒斯對朝鮮戰爭及冷戰歇斯底里的態度，在朝鮮戰爭開始兩周后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吉田否認朝鮮的衝突會引起日本人民的騷動和不安。此時，美國急迫考慮重新武裝日本，但是吉田受限於各種主客觀條件，不提重新武裝事宜，但是他“擔心警察力量的不足，深感有必要設法以某種形式加以充實”。

朝鮮戰爭的爆發改變了麥克阿瑟堅持要求日本非軍事化的頑固態度。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在短短幾天之內就攻占漢城(今首爾，下同)，將韓軍逼到朝鮮半島最南端的釜山。為挽救韓國，駐日美軍第8集團軍分批緊急赴朝作戰，留在日本的僅有3000人左右，日本的防衛兵力和治安維持兵力嚴重不足。為此，1950年7月8日，麥克阿瑟致信吉田茂，要求採取措施確保國內治安，新設由7.5萬人組成的警察預備隊，同時擴大海上保安廳現有規模，增加人員8000人。吉田茂認為這是增強警察力量的絕好機會，為儘快落實，當天便讓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研究信件內容和要採取的措施。7月18日，日本政府通過《關於創立警察預備隊大綱》，8月10日，公布根據“波茲坦政令”制定的“警察預備隊令”，開始正式組建警察預備隊。創建初期，美國軍事顧問團暫時擔任警察預備隊各級部隊的指揮官，負責編成、管理、訓練等具體工作，該顧問團實際上是其指揮機構。1950年11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同意向預備隊4個師提供裝備。警察預備隊處於美軍的雙重控制下:一方面，美陸軍顧問團(共780人)在各個級別上實行控制;另一方面，美國對日方的裝備構成和數量擁有控制權。在組建國家警察預備隊的第一年，全部武器裝備和專用車輛均由美方供應。預備隊草創期的訓練指導弗蘭克·科瓦爾斯基(Frank Kowalski)上校曾經形容，在組織和裝備方面，警察預備隊就是“一支小美軍”。

美國提出了重建警察預備隊的要求，日本積極配合迅速籌建，但是美日對預備隊的定位分歧很大。吉田茂堅持，警察預備隊的職責僅限於維持治安，不是重新武裝，他多次表明反對重新武裝，公開否認正在進行重新武裝，私下也極力控制主張武裝的相關言行以免軍事力量迅速擴大。美國各界積極主張在警察預備隊的基礎之上擴大日本的武裝力量。國務院對組建警察預備隊表示歡迎，並提出還要採取其他措施加快武裝。盟軍總部官員建議，將新成立的警察預備隊發展成為能夠應對陸海空襲擊的部隊，創建一支有武裝的海岸警衛隊作為海上保安隊的補充，建立有限的空中力量，包括麥克阿瑟在內的盟總主要官員對此表示同意。警察預備隊第一任文職負責人回憶:對籌備和訓練這支力量的美國人來說，在1950年重新武裝之初，最清晰和明顯的威脅是蘇聯，應對日本國內可能的暴亂並不是組建預備隊的主要目的。美方認為:“儘管警察預備隊在內部等級和構成要素上嘗試使用非軍事的命名方式，但是實際上是按照軍隊進行組織和訓練的。”

在朝鮮戰爭的刺激下，美國開始重視日本地面力量的建設，警察預備隊應運而生。此外，朝鮮戰爭的爆發成為海上保安廳擴充實力的契機，日本海上保安隊的人員增加了8000人，主要履行“海上警察”的職責。當時美國國內關於日本海上軍事力量的重建還沒有達成一致，比如，1950年7月23日，遠東司令部建議美國借給日本海上保安隊40艘巡邏艇，參謀長聯席會議表示反對。因此美日兩國還沒有對此進行正式協商。

朝鮮戰爭爆發初期，駐日美軍大部分奔赴朝鮮戰場，日本處於防禦真空狀態。在美國的要求下，日本政府利用戰爭造成的國內外形勢積極配合美國迅速組建警察預備隊，並擴大了海上保安隊。預備隊的組建是對朝鮮戰爭應激反應的結果，日本在重建一支真正的軍隊的進程中邁出了第一步，雖然名義是應對內部安全的力量，但是實際上它很快變成了一支陸軍。美國把預備隊打造成了一支“小美軍”，在朝鮮戰爭前途未卜的情況下，意欲在其基礎之上促使日本加快發展軍事力量。但是吉田茂否認預備隊的軍隊性質，否認此舉是重新武裝，並公開表明反對發展軍事力量。美日關於警察預備隊不同的定位體現了雙方關於日本重新武裝的矛盾，此時矛盾已經明顯顯現，但是因為朝鮮戰爭對美不利的局面還沒有出現，美國各界只是提出日本需要重新武裝，還沒有向日本施加更大壓力要求其採取具體行動。 

三、中國參加朝鮮戰爭後美日關於重新武裝的鬥爭與妥協

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正式參戰，在11月7日至12月24日的第二次戰役中，中朝軍隊重創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感到遠東形勢相當嚴峻，11月，美國擔心蘇聯干涉朝鮮戰爭，繼而進攻日本，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12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了NSC68/4號文件，指出“中國人在朝鮮對美國發起的進攻造成新的危機和重大危險局勢，我們處於最危險的時期。”經過與中國人民志願軍1950年底到1951年1月的三次大的戰役，美軍已經感到要在朝鮮實現軍事預定目標(摧毀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統一朝鮮半島)是不可能的了。在此背景下，美國決策層過高估計了中蘇發動戰爭的意願和能力，認為朝鮮戰爭的前景不容樂觀。他們認為現在無法預測朝鮮戰爭結束的時間和方式，朝鮮的對抗很可能發展成為美國和中國的一場公開的戰爭，全球戰爭的風險也在上升，針對美國的全面攻擊，日本毫無疑問將是蘇聯的主要目標之一。鑑於駐日美軍的大部分力量在朝鮮戰場，美國軍方非常擔心蘇聯和中國趁機突襲日本，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美國此時對日政策的首要目標是重新武裝，使日本有能力保衛自己。鑑於此，美國確定的對日政策是“加速實現對日媾和，加強日本的自衛能力”。這樣，對日議和與重新武裝緊密捆綁在一起。

1951年7月10日，中朝方面與“聯合國軍”的美國代表開始進行停戰談判，但是談判很快破裂。在此背景下，評估蘇聯是否會直接參與朝鮮戰爭、採取進一步的擴張性軍事行動，從而引發與美國直接的、全面的戰爭成為美國戰略界的重要任務。多份文獻顯示美國相關部門對此高度關注，8月2日，中央情報局認為:“克里姆林宮最重要的目標是分化西方，並阻止西方、西德和日本重新武裝。”8月8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14號文件對朝鮮戰爭及戰爭後的“自由世界”的安全形勢的判斷非常悲觀:“在朝鮮，蘇聯已經表現出採取行動捲入嚴重的全球戰爭風險的意願。”“朝鮮半島的局勢有可能失控。”整體來看，該文件顯示出美國戰略部門強化了對共產主義威脅的估計，強調蘇聯已經處於戰備優勢狀態，戰爭威脅臨近，要求美國及其盟國提前完成進行全面戰爭的準備。

隨着朝鮮戰爭形勢的發展，日方對於國家安全的考慮大大增加了，但並沒有形成統一意見。1950年年底，民主黨前首相蘆田均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不久可能會爆發，建議將警察預備隊增加到20萬人。社會黨內部意見不統一，左派認為朝鮮戰爭加強了日本人對和平的渴望，不想再把日本變成戰場，反對重新武裝;右派將朝鮮戰爭看作是國際共產主義世界戰略的一部分，擔心德國和日本的非武裝將破壞東西方力量平衡，主張自衛而不是保持中立。吉田茂認為，蘇聯不會貿然入侵日本，並多次公開否定重新武裝。在美國全球兵力吃緊而朝鮮戰場形勢又對美不利的情況下，日本政府的這種態度使美軍非常不安，美軍方意欲暫時停止議和談判。國務院認為對日媾和工作不但不能因為朝鮮戰爭的爆發而停頓下來，反而應加緊進行，以儘快將日本拉入美國陣營。在此背景下，軍方向國務院施壓，在對日議和談判中要求日本迅速發展軍事力量。這也是杜勒斯第二次訪日的核心問題。

1951年1月25日至2月11日，杜勒斯第二次訪日。此時，朝鮮戰場形勢不斷惡化，吉田茂對美國可能要求日本赴朝作戰異常警惕。1950年年底到1951年年初，日本在與美談判的準備工作“D作業”中明確提出，日本在近期不嘗試重新武裝。杜勒斯在重新武裝問題上向日本施壓，但遭到吉田茂全方位的抵制。1月23日，吉田茂派助理白洲次郎向先期抵日的美國國務院負責東北亞事務的費爾里(Robert A.Fearey)傳遞信息:澳大利亞、新西蘭和菲律賓已經出現了批評日本武裝的聲音，這可能影響對日和約，吉田茂不能公開鼓吹重新武裝，他在重新武裝方面的立場更多是一種公開政策而不是個人意見。1月29日，杜勒斯與麥克阿瑟磋商之後會見吉田茂。當他催促吉田茂重新武裝時，吉田茂稱日本不能迅速武裝，理由有二:第一，軍人仍有再次掌權的危險，日本突然發展軍事力量將使目前處於“地下”的軍國主義分子重新出現，日本有可能面臨再次被軍部統治的危險。第二，日本負擔不起再次武裝。杜勒斯說，他理解吉田所提出的問題，在現階段，沒有國家希望日本現在做出重要貢獻，但是日本至少應該作出象徵性的貢獻，承擔集體安全的義務。吉田茂表示，既然這樣，日本願意為此作出某些貢獻，但他沒有明確表示願以何種方式來承擔這種義務。

1月31日，日本政府交給美方的備忘錄再次提及，日本目前不可能重新武裝。原因如下:第一，日本大眾反對。第二，日本缺乏現代軍備所需要的大量資源。第三，日本的鄰國會擔心日本的侵略會捲土重來。在美國的壓力下，吉田也在此備忘錄中作出讓步，承諾增加警察預備隊和海上保安隊的人數，提高其裝備水平。但是，吉田仍然堅持說這是為了國內和平，現在國際和平與國內和平直接相關。

雖然日方極力抵制重新武裝，但是杜勒斯沒有放棄，而是步步緊逼。2月1日到6日，在每天舉行的日美事務級談判中，最難談的就是安全保障和重新武裝問題。此時美軍正在朝鮮半島苦戰，越發希望增強日本的地面部隊，特別關心日本地面部隊的發展計劃。因此在會談中，美方一再重複詢問，日本將建設多大規模的地面部隊。此外，美方並不滿足於日本警察預備隊的擴充，還強調日本設立國防部的必要性，甚至詢問為重新武裝而修改日本憲法的可能性。會談過程中，日本政府堅持，日本在締結和約、回到國際社會之前，保持警察力量由此達到實際上重新武裝的目的。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制定了名為《關於重新武裝的開始》的計劃，除警察預備隊、海上保安隊之外，建立擁有5萬人的保安隊並把保安計劃管理總部設在國家治安省。這5萬人便是日本將來重建民主軍隊的雛形。

在此次杜勒斯訪日期間，吉田多次公開表明，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會爆發，反對日本重新武裝。1951年1月26日，吉田在議會上警告說:“我們關於重新武裝的辯論已經在國內外引起了不必要的疑慮，任何重大的重新武裝都超出了我們保衛國家的需要。我希望我們的同胞在重新武裝方面一定要非常謹慎。”27日，吉田在議會回應三木武夫的質詢時說，共產黨國家幾乎不會侵略日本，真正的挑戰並不在於第三次世界大戰，而是如何冷靜地回應毫無根據的謠言以及對戰爭的神經過敏。29日，吉田再次論述其觀點:“朝鮮問題將不會突然發展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但是對戰爭神經過敏將變得更加嚴重，因此我們必須注意不要受其影響而迷失方向誤入歧途。”鑑於此，他在2月22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此時重新武裝將導致日本人民的分裂，因此我反對現在重新武裝。”除了通過正式的場合向美方表明日本目前無法重新武裝之外，吉田茂還派使者秘密照會兩位社會黨領導人，敦促他們在首相官邸外舉行反對重新武裝的示威活動。與此同時，吉田茂為了淡化共產黨的影響，於1951年1月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文章稱:“在日本的上空，紅星正在變弱。” 

朝鮮戰爭是冷戰開始不久之後的第一場熱戰，當時美國對蘇聯和中國的意圖把握不准，隨着朝鮮戰爭局勢對其不利局面的出現，美國決策界高估了蘇聯擴大朝鮮戰爭甚至發動世界大戰的主觀決心和客觀能力。他們認為，朝鮮戰爭是蘇聯征服世界的第一步，而下一步就是征服亞洲的大型兵工廠日本。因此，美國決策者要求日本迅速大規模發展武裝力量，以應對朝鮮戰爭的擴大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到來。美軍在朝鮮戰場的困局一下沖昏了美國決策者的頭腦，在這種非理性的支配下，一味要求日本要重新武裝，但杜勒斯在1951年1—2月訪日期間只是要求日本加快重新武裝，並沒有提出具體的方案。

1951年上半年，在朝鮮戰場上戰爭雙方的爭奪異常艱難，在此背景下，美國逐步制定了日本重新武裝的具體計劃。1951年2月，參謀長聯席會議已經準備將警察預備隊擴大到10個師，國防部長馬歇爾表示同意。5月3日杜魯門總統批准了軍方的建議。5月17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了NSC48/5號文件《美國在亞洲的政策、目標和行動方針》，文件指出，在和約達成之前，“為了促進日本建立有效的軍事化組織，幫助日本組織、培訓和武裝國家警察預備隊和海上保安隊”，和約達成之後，“第一，幫助日本發展適當的軍隊，第二，幫助日本生產一定數量的價格低廉的軍事裝備，供日本和亞洲其他非共產黨國家使用。”日本國內要求保持中立的呼聲日益高漲，吉田政府堅決反對美國迅速大規模重新武裝的要求。1951年4月，杜勒斯第三次訪日，向日本表明美方對和約堅定的支持，並要求即使朝鮮戰爭超出朝鮮半島，日本也要同意與聯合國軍合作。作為讓步，日本同意在《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序言中加入“防衛能力漸增”這句書面語，使提升自衛隊的防衛能力體現為一種條約上的義務。

舊金山和會後，美國開始為日本制定更為具體的長期的重新武裝計劃。1951年12月12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在給國防部長的備忘錄中詳細闡述了日本發展軍事力量的規模與計劃。他們認為，未來幾年世界形勢將極端嚴峻，共產主義力量將會毫無警告地對日本發動襲擊，日本應該修改憲法建立保衛自己的武裝力量。其計劃為:第一階段，陸軍，30萬人，10個師;海軍，10艘巡航護衛艦，50艘大型支援登陸艦;空軍，1個戰鬥轟炸機中隊，1個戰術偵察機中隊。第二個階段，陸軍沒有太大變化;海軍暫不確定;空軍方面，組建6個戰鬥截擊機中隊，12個戰鬥轟炸機中隊，3個戰術偵察機中隊，6個運輸機中隊。1952年1月，日本政府和美軍司令部，就日本陸上防禦人員數量問題，多次討論。美國方面主張，近幾年內，陸上兵力應該增加至32.5萬人，對此，吉田堅定不移地貫徹按照國力逐漸增強兵力的方針，對30萬這一龐大數字完全不予理睬。吉田堅持，不能只因軍事上的需要而決定兵員數量，日本首要問題是通過經濟發展保障國計民生。

與此同時，鑑於朝鮮戰場的不利形勢，美國擔心朝鮮戰爭國際化並引發蘇中依據《蘇中友好互助條約》突襲日本，除了上述美國向日本施壓要求其加速重新武裝之外，美國軍方積極籌劃提升日本警察預備隊的裝備水平。此時預備隊的裝備和人員都處於美軍的控制之下，日本政府對此干涉較少，因此這主要涉及駐日美軍、華盛頓軍方與國務院之間的協商和妥協。1951年1月，麥克阿瑟認為，當前形勢需要提高日本警察預備隊的武裝水平，建議華盛頓向其提供中型坦克和其他武器，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表示同意。此時，參謀長聯席會議準備將警察預備隊擴大到10個師，甚至要求為還沒有組建的另外6個師準備裝備，國防部部長表示同意。但是國務院強烈反對，認為這將嚴重影響國際社會對《對日和約》的支持。

1951年2月，美國情報部門認為，1951年4月中旬之前，蘇聯可能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襲擊日本。鑑於此，國務院認為，為4個師準備的重型武器應該運往遠東司令部，但在得到國務院的特別同意之前，不能向日本提供軍事裝備。3月28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第一，建立遠東司令部特別預備隊，為日本警察預備隊的4個師囤積物資;第二，到1952年7月1日之前，陸軍部做好為10個師準備充足物資的計劃和預算。該建議得到了國防部和國務院同意，並於5月3日被杜魯門總統批准。舊金山和會剛剛結束，李奇微再次強調了日本面臨蘇聯侵略威脅的嚴重性，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迅速解除對預備隊重型武裝的限制，對其進行全面武裝。國防部部長表示同意，但國務卿反對，因為這可能危及盟國對《對日和約》的批准。在國務卿建議下，國防部部長同意將警察預備隊人員派到美軍基地進行重型武器的訓練。12月，美國開始啟動該項目。

朝鮮戰爭的爆發為日本海上力量的發展提供了契機，美國軍方和日本舊海軍勢力藉機，一方面不斷提高海上保安隊的裝備水平，一方面尋找機會重建日本海軍。美軍在仁川登陸後，派日本海上保安隊秘密執行掃雷任務，他們取得了出乎美軍意料的好成績，美國開始重視日本海上力量。美國從重視重建日本陸軍開始轉向同時建立陸海空軍，日本舊海軍軍官敏銳地捕捉到這一變化，開始採取措施力推日本海上力量的重建。1951年1月，他們成立了“新海軍重建研究會”，俗稱“野村機關”，充分研究如何重建海上力量。1951年1月，該組織向美國軍方提交了《新海軍建設計劃書》和《關於日本安全保障的洞見》。11月，遠東委員會11國中與美國友好的國家同意日本建立海上力量。

1952年4月《對日和約》生效後，日本開始兌現議和期間對美方的承諾，增加陸上部隊人員，在原有7.5萬人的基礎之上再增加3.5萬人，總數達到11萬人;海上軍事力量方面，日本修訂海上保安廳法設立海上警備隊，作為海上保安廳的部門之一將其獨立出來。8月，日本政府將警察預備隊和海上警備隊合併，陸上部隊稱為保安隊，海上部隊稱為警備隊，並單獨設立直屬內閣名為保安廳的新機關對保安隊和警備隊進行一體化管理。海上警備隊所使用的船舶是海上保安廳巡邏用的小船，吉田茂向李奇微申請，租借至少10艘護衛艦以及50艘登陸艇，11月雙方簽訂《日美船舶租借協定》。1952年8月4日，美國同意將重型武器借給日本保安隊使用。

因為很難解釋飛機為內部安全所需，所以空軍重建最為敏感。朝鮮戰爭期間，美國遠東空軍傷亡慘重，總共損失了2000多架飛機，而且當時遠東空軍大部分調到朝鮮戰場，日本的領空受到威脅。在此背景下，美國軍方開始考慮籌建日本空軍問題，1952年10月，參謀長聯席會議考慮1954年6月30日之前組建2個空軍中隊，最終擴大到27個中隊。遠東司令部表示支持，認為對日本安全最直接最大的危險是共產黨的空中威脅。但是當時日本政府表示反對，遠東司令部認識到吉田政府面臨的困難，沒有與日方討論該問題。

二戰後日本並沒有真心接受非武裝原則，而是迫於戰敗國的壓力不得不暫時接受戰勝國對其非軍事化的處置。此時吉田面臨諸多壓力不願公開大規模重新武裝:第一，擔心周圍鄰國反對，影響對日和約的締結和生效。世界上許多國家，無論身處冷戰陣營的哪一方，實際上都對日本如此急速地拋棄民主議程，復興保守勢力和重新武裝而感到震驚和警惕。第二，經濟原因。當時日本經濟剛剛起步，擔心大規模發展軍備，將加重日本的經濟負擔，顛覆整個經濟基礎、扭曲整個經濟結構。第三，擔心被美國逼上朝鮮戰場。吉田茂不想日本捲入朝鮮戰爭，但是如果日本遵從了美國的設想，迅速重建軍隊，則可能無法抵擋美國的巨大壓力將部隊部署到朝鮮，甘冒與美軍在朝鮮共同作戰的巨大風險。一旦部隊部署到那裡，什麼時候能夠撤出將無從知曉。第四，吉田茂沒有接受杜勒斯關於共產主義的論述，對美國所鼓吹的朝鮮戰爭將國際化，甚至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以及蘇聯即將入侵日本這類聳人聽聞的論斷抱有懷疑態度。第五，吉田不相信他自己的新軍隊，擔心軍國主義再次興起。

關於日本的重新武裝，美日各有考慮。美國希望日本迅速大規模武裝，儘快建立“陸軍為主，海空為輔”的軍事力量，以平衡蘇聯在遠東的影響。特別是議和期間，美軍被困在朝鮮半島，美國利用對日和約不斷向日本政府施壓，重點要求日本擴大地面力量。美國從兩個方面積極推動日本重新武裝，第一，要求日本擴大軍事力量的人員數量;第二，採取各種措施，不斷提高警察預備隊的裝備水平。日本國內關於重新武裝分歧嚴重，左翼堅決反對重新武裝，右翼和舊軍人主張加速武裝。吉田並不反對重新武裝，而是對美國提出的規模、速度和時機持懷疑態度，反對快速、大規模、公開武裝，特別擔心重新武裝影響對日和約的簽訂和生效，因此在和約生效前極力抵制美國的壓力，承諾將來重新武裝。和約生效後，吉田推動日本軍事力量漸進發展。此時，美國考慮到日本政府反對重建空軍，兩國沒有就相關問題進行正式交涉。這一時期，在朝鮮戰爭的影響下，美日之間的主要分歧在擴大日本地面力量上，在海軍和空軍重建方面兩者分歧較小。這一時期，美日就日本重新武裝問題鬥爭不斷，但是日本並沒有屈服於美國的壓力，而是根據自己對形勢的判斷，立足於日本的國內外安全，在警察預備隊和保安隊的掩飾下，緩慢地偽裝地走上了防衛漸進主義的道路。

四、朝鮮戰爭結束前後美日就重新武裝問題逐步達成妥協

艾森豪威爾政府上台後，朝鮮戰爭已經進入政治解決的後期階段，杜魯門政府擔心的朝鮮戰爭擴大化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戰都沒有來臨，艾森豪威爾開始對美國的遏制戰略做出重大調整，調整後的戰略被稱為“新面貌”戰略。艾森豪威爾非常重視平衡蘇聯造成的威脅和因反對蘇聯侵略而對美國經濟造成的損害，1953年6月制定的NSC153號文件對遏制戰略提出了“大平衡”的要求，即對蘇聯的遏制必須與美國經濟的發展和現有資源的有限性相平衡。與此同時，美國再次對蘇聯的威脅進行全面評估，研究如何遏制蘇聯，“日光浴計劃”出台，該計劃已經開始從與蘇聯的全面戰爭可能不會馬上爆發的角度，來評估如何對蘇聯進行遏制。在此基礎之上，1953年10月，美國制定了NSC162號系列文件，全面論述了朝鮮戰爭結束後如何推進遏制戰略。與杜魯門時期相比最大的區別在於，艾森豪威爾政府認為世界大戰並不那麼緊迫。

“新面貌”戰略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建立一種全球性的聯盟體系，從而裁減美國在世界各地的駐軍，以減少美國的軍備預算，將地區安全保障體系作為重大原則之一，期待日本在軍事、經濟方面發揮更大作用。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大平衡”戰略也開始影響到其對日政策，在力促日本重新武裝和穩定經濟方面開始有所變化。“日光浴計劃”已經出現要平衡日本經濟穩定和重新武裝的聲音，但是還沒有形成統一意見。在1953年6月25日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51次會議上，關於日本重新武裝與其經濟發展的關係，艾森豪威爾說:“我們必須小心不能急切提高軍事發展目標。”鑑於此，NSC125/6號文件將對日政策確定為:“美國應該繼續鼓勵日本發展與其經濟能力相符的防衛力量。”隨着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的簽署，美國在遠東面臨的壓力減少，其對遠東形勢和日本情況的認識更加客觀。在1953年10月制定的NSC162號系列文件中，美國認識到，在遠東，美國有些盟友擔心日本大規模重新武裝，日本國內也有強烈反對重新武裝的聲音，鑑於此，“在遠東地區，必須在現有的雙邊、多邊安全機制下發展實力，直到更多可行性的綜合性地區機制確立起來。”隨着朝鮮戰爭結束以及亞洲冷戰格局基本穩定下來，美國的對日政策從重新武裝優先轉變為發展經濟優先。

20世紀50年代初制定的NSC68號和NSC114號系列文件都認為，朝鮮半島形勢危急並可能引發世界大戰，美國及其盟國為應對共產主義國家侵略的軍事準備不足，因此這一階段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是，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共同防衛援助協定》體系，對非共產黨國家提供軍事、經濟和技術援助。在朝鮮戰爭背景下，美國意欲將日本納入共同防衛體系的軌道，對其實施軍事援助。但是，這一援助只適用於擁有軍隊的國家，當時日本還不具備獲得軍事援助的資格。美國期望新生的日軍擴大，進而能夠保衛自己，並獲得接受美國軍事援助的資格。因為美國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捆綁在一起，吉田政府想得到經濟援助穩定經濟，但又不想大規模重新武裝，而且擔心將其軍事力量部署到海外，因此對美日相互防衛援助猶豫不決。1953年7月，美國承諾，不要求日本將部隊派到海外或是將重新武裝置於經濟穩定之上。此時，隨着朝鮮戰爭結束，美國的軍需迅速減少，嚴重影響到日本的經濟穩定，同時朝鮮戰爭的結束使得日軍可能赴朝作戰的壓力減少。因此，日本政府得到美國的保證後，決心接受美援，談判由此開始。 

美日關於共同防衛援助協定的第一輪正式談判在東京舉行，1953年7月15日開始，9月30日結束，雙方圍繞防衛、對日援助以及重新武裝等問題進行談判。雙方在有關日本加強自衛能力的問題上分歧嚴重，美方認為日本的軍事人員和軍費數量太少，美國不能撥款援助。日方強調其憲法制約與經濟困難。談判期間，杜勒斯在訪韓途中訪問日本，再次催促日本加快武裝，吉田茂再次拒絕，並說即使要擴充保安隊，在目前情況下最多也只能增加兩三萬人。1953年8月，美國軍方在日本重新武裝方面的態度開始鬆動，參謀長聯席會議開始強調日本的重新武裝的目標要更加現實。

1953年9月，朝鮮戰爭已經結束，日本國內反對重新武裝的壓力減弱。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制訂了擴大軍事力量的計劃，具體為:保安隊將達到20萬人，包括10個師;海上警備隊將包括188艘艦船，共141200噸位，人員35500人;空軍力量，編制39560人，將包括695架戰鬥機和運輸機;現役軍人數量將達到275060人。所有的目標將在1959年3月31日之前完成。1954年國家保安隊將增加到13萬人，海上警備隊將增加到1.7萬人，空軍將以9320人的規模建立起來。美國認為，該計劃目標太低，美國支付的費用太高。預計美國將反對，1953年10月吉田茂向華盛頓派出以池田勇人為首的特別使團來討論該問題。

第二輪正式談判從1953年10月5日開始，10月30日結束。美方提出的目標為，陸軍擴充目標暫定為32.5—35萬人，海軍方面，希望掃雷艇等小型艦艇由日本自己建造，護航驅逐艦等大型艦艇則由美國租借。池田提出了日方計劃《關於防務五年計劃池田個人方案》:陸軍方面，從下年度開始的三年內，陸軍兵力將擴充為18萬人;海軍，在五年內達到210艘，156550噸;空軍，在五年內達到飛機518架，人員7600人。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批評這個計劃目標太低，池田回應，更大的目標將需要關注公眾輿論以及美國額外援助。最終，雙方沒有達成協議，但取得如下諒解:與會者同意，為了防衛可能出現的侵略並減輕美國對日本防衛的負擔，日本的自衛能力必須增強。在目前形勢下，日本在增強防衛能力上存在着憲法、經濟、預算等各種限制。適當考慮這些限制，繼續努力促進日本防務能力建設，提高日本所需要的陸海空三軍裝備。該聲明表明雙方在重新武裝問題上都做出了一定妥協。在華盛頓談判期間，吉田茂寫信給李奇微，表明日本計劃增加15萬噸的海上力量和1500架飛機的空中力量，預計費用在870到920億日元，與當年的614億日元相比，是一個很大的提高。

華盛頓會談之後第三輪會談在東京進行，直到1954年3月才結束，在此期間美方負責談判的代表是駐日大使艾利遜和遠東司令赫爾，日方代表是外相岡崎勝男。艾利遜認為，勸說日本人接受美國期望的最終目標沒用，美國的目標應該是在不遠的未來要求日本儘可能擴大其軍事力量。他建議，美國應該向日本施壓，要求日本在接下來的兩個財年保安隊每年增加5萬人，代替日本計劃的2萬人。或者，1954財年保安隊增加3萬，1955財年增加4萬人，以此換取日本進入共同防禦計劃。參謀長聯席會議聯合戰略計劃委員會在綜合考慮日本的五年計劃、艾利遜大使和赫爾將軍的建議以及談判期間日本的態度的基礎之上，於1953年12月17日完成對日本防衛水平建議的修改。他們提出，按照艾利遜的建議降低增加的人員數量，敦促增加日本空軍和海軍力量，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國防部同意。該建議和國務院給艾利遜大使的意見，成為艾利遜和赫爾在東京開展第三輪會談的指導原則。當時，美國關於日本重新武裝的整體目標為:保安隊，15個師共34.8萬人;海上警備隊，30艘驅逐艦，75艘護航驅逐艦，50艘大型掃雷艇，4艘布雷艇等;空軍力量，36個中隊771架飛機。據此，美國不再努力勸說日本實現這些目標，而是將談判重點放在日本1954財年(1955年3月31日為1954財年的結束時間)的防衛計劃上。1954年1月，雙方就此達成諒解:1955年3月31日之前國家保安隊增加到13萬人，6個師，與日本的五年計劃完全一樣;1954年，海上警備隊增加到1.6萬人;空軍力量將在1954年啟動，開始編制為6000人、1個司令部和1個訓練學校。

在日本重新武裝方面，美國的主要要求是人員的實質性增加。美國認識到，日本目前的計劃確實已經表明其實質性增加，從其國內政治的角度來看，目前只能做到這些。美國認為，目前日本在建立防衛組織方面做出了兩個實質性努力，擴大了美日軍事力量高級聯絡局的力量以及日本保安廳的力量。鑑於以上考慮，美國認為應鼓勵其沿着這條道路繼續健全相關防衛組織。1954年3月8日，談判成功結束，日美在東京簽訂了《共同防衛援助協定》及另外四個雙邊協定，包括《基於共同防衛援助協定之下的設備歸還協議》《購買農產品協定》《經濟措施協定》和《投資保障協定》。⑧美國同意提供軍事援助，日本答應在其經濟穩定的前提下，盡力發展軍事力量。⑨這是美日兩國政府相互妥協的產物，日本參加共同防禦協定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通過獲得美國的經濟和財政援助來實現自身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接受美國的援助，日本必須在國內法律方面做些調整，修改《保安廳法》，使保安隊、警備隊可以直接對抗外國侵略。《共同防衛援助協定》簽訂後，日本通過《防衛廳設置法案》與《自衛隊法案》，1954年7月1日開始執行。隨之，國家保安廳變成國家防衛廳，國家保安隊成為陸上自衛隊，警備隊成為海上自衛隊，並創建航空自衛隊，組建了統管兵種的三大幕僚監部，成立了一個負責統一指揮調度的“統合幕僚會議”。日本終於按美國的要求，擁有了一支規模雖小，但仍可稱之為正式軍隊的武裝力量。美國促使日本重新武裝，加入美國亞洲太平洋地區共同防禦體系的戰略目的基本實現。

結語

朝鮮戰爭與日本重新武裝問題密切相關，戰爭進程影響着美日這兩國對重新武裝問題的認知和政策選擇。朝鮮戰爭爆發前，美日關於日本重新武裝的矛盾開始出現。戰爭爆發初期，日本積極配合美國建立警察預備隊，但兩國對預備隊的定位不同，這暗藏着兩國在日本重新武裝問題上分歧嚴重。朝鮮戰場對美不利局面出現並常態化後，美國利用議和極力要求日本迅速大規模重新武裝，但是日本只是承諾未來擴大武裝力量，《對日和約》生效後，日本兌現其承諾，進一步發展武裝力量。艾森豪威爾上台後，朝鮮戰爭進入政治解決的後期階段，在朝鮮戰場壓力減小的情況下，特別是朝鮮停戰後，美國對日重新武裝的目標進一步現實，日本擔心被捲入的顧慮也降低，雙方都作出一定讓步，美日就重新武裝問題逐步達成妥協。

朝鮮戰爭既是美國要求日本重新武裝的直接原因，同時也是其深層次因素。在美國看來，朝鮮戰爭是共產主義國家“侵略好戰”的典型例證，因此它成為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決策者考慮國家安全戰略無法忽視的重要因素，深刻影響着杜魯門政府對國家安全的認知和判斷。在此影響下，美國既高估了蘇聯等共產主義國家擴大朝鮮戰爭或是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主觀意志，也誇大了其軍事實力。美國考慮的不僅是日本的安全，更多的是站在全球的角度考慮遠東力量的平衡，因此要求日本必須重新武裝。隨着朝鮮戰爭漸趨結束，冷戰形勢逐步穩定，美國對國際安全形勢的認知趨於理性，美國軍方的目標也更加現實，開始從平衡軍事和經濟的角度制定國家安全政策，不再不顧日本經濟穩定，狂熱要求其迅速大規模武裝，而是在經濟允許的範圍內逐步武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