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大軍迷中，海軍迷很多，畢竟海軍的艦船是人類建造的體積最大的單一兵器，就威武雄壯而言其它兵器無出其右。但是由於其耗費巨大，從建造到使用需要一整套技術體系，因此歷史上有過強大海軍的國家很少，成規模的海戰也不多，可以說遠遠少於陸戰。二戰結束以來更是鳳毛麟角，勉強像回事的也就是英阿馬島戰爭時期的海空對抗，印巴戰爭時期印度對航母的運用以及巴基斯坦潛艇的作戰，至於像以色列和埃及等國的海上對抗更是直接降低到了導彈艇打架的層次。至於美國海軍倒是四出征戰頗多，但那基本都是一邊倒的從海向陸的碾壓，基本都算不上海戰。因此可以說，當代世人基本都已經失去了對海戰的感性認識，即使知道諸多海軍兵器和新技術的軍迷，也只能是有所猜測，因此拿老黃曆來套新問題的現象層出不窮，而這其中，最典型的一個就是對軍艦的反艦作戰能力的誤讀。

威脅方向決定水面艦艇能力配置

要說水面艦艇的作戰任務變遷，還是得從歷史上海軍艦艇的功能說起，海軍是要控制和利用海洋，而控制海洋就是要打擊各種海上威脅，那麼在人類文明史的早期，這種威脅比較單純，就是來自對方的船舶和其承載的武力。因此“反艦”作戰確實一直是個主軸。最早的戰船基本不具備對其它艦船的打擊能力，本身只是一個運載工具，將士兵運到敵人的岸上或者船上時就具備了攻擊力。當然像地中海周邊海洋民族的戰船逐漸發展出了艦船前部的沖角，用以衝撞敵方的船體造成破損進水，但由於此時的船舶缺乏動力而速度緩慢，機動性不高，因此無法稱為足夠有效的反艦能力。可以說古代戰船就反艦能力而言，最有效的手段反而是弄幾艘小船裝上稻草燃油去縱火，有據可查的東西方多次海戰都有相關的火攻記載。當然了，拜占庭人曾經搗鼓出來的“希臘火”倒是可以算是中古史中的一個異數，這個技術使得拜占庭人可以用管狀裝置將某種混合液體噴出並及時引燃，可以算是最早的火焰噴射器，這對古代的艦船自然堪稱大殺器，也就難怪當年阿拉伯人氣勢洶洶，十萬大軍直逼君士坦丁堡城下，最終卻落的海軍覆滅、陸軍崩潰的悲慘結局。

可以說直到19世紀之前，海軍爭奪海洋的作戰模式始終是針對水面艦艇的反艦作戰。這種模式加上幾乎以火炮為唯一的反艦武器，最終催生出了戰列艦這個軍迷們最津津樂道的鋼鐵怪物，為什麼很多人那麼迷戀“多鉚蒸鋼”的時代，就是因為這個以蒸汽機為動力、以鉚接鋼板為船體的多炮塔戰艦時代，是個最“單純”的時代，海軍發展的方向無比明確，就是追求更大的噸位以承載更大口徑的火炮，搭載更厚更硬的裝甲，以更澎湃的蒸汽動力驅動船體跑得更快，因此這也是個連外行人都可以輕鬆分辨出各國海軍實力強弱的時代。如一戰開始後各國實力有多強可以說是一目了然，標準可以簡化到極致：第一看新式的超無畏艦有幾艘，其次看無畏艦有幾艘，再次看戰列巡洋艦有幾艘，一句話就是主力艦規模，這基本就足夠了，最多把前無畏艦的因素也加進來權衡一下。而且這些戰艦說是不同類型，其實都是依託巨炮加裝甲而構成的體系，只不過具體性能參數有所區別而已。像英國在一戰開始時擁有無畏和超無畏艦20多艘，戰列巡洋艦9艘，這樣面對德國的14艘無畏和超無畏艦以及5艘戰列巡洋艦自然是明顯占據上風，而現實中的表現也同樣如此。

但是如此清爽簡單而意氣風發的時代到此也迎來了最後絕唱，正是在一戰期間，兩樣新的海上兵器嶄露頭角，一個是飛機，可以扔炸彈，一個是潛艇，可以射魚雷，而這兩種彈藥對艦船都極其危險，因為當時戰艦的防護基本就是重點加強水面以上部分防禦敵方炮彈的垂直裝甲，可是飛機扔的炸彈是落在水平裝甲上，而魚雷則是打擊水面以下的船體和龍骨，在缺乏針對性防禦的情況下打擊這兩個地方相當致命。如一戰後美國由米切爾做的試驗里，以當時那麼簡陋的飛機投下的並不算特別大的炸彈依舊擊沉了一艘戰列艦，雖然這艘軍艦作為靶艦沒有人員損管，但依舊證明了這種威脅的現實性。至於魚雷就更不用說了，早在一戰開始不久，一艘德國潛艇甚至在一次出擊中擊沉了3艘英國巡洋艦。當然還有一種武器需要順帶提一下，那就是水雷，這雖然是一種可以由漁船布放的不起眼武器，但威力卻一點不小，看看達達尼爾海峽戰役期間英法被土耳其的水雷擊沉了幾艘前無畏艦就知道了。

因此從這個時候開始，主力艦因素越來越不能涵蓋海軍任務能力，海軍的艦艇就不得不合計着怎麼分工了，既要防上三路，也要防下三路，以一款海軍主力艦同時擔負起所有這些任務是不可能的，海戰的邏輯開始變得完全不同，純真年代一去不復返。

於是海軍的構成開始複雜難懂，航母負責運用己方的飛機來實施防空和反艦任務，戰列艦繼續專職以火炮反艦，驅逐艦則是雷擊反艦、防空和反潛一把抓，巡洋艦則可以偵察、防空和反艦，護衛艦基本專職反潛，掃雷艦艇埋頭布雷和掃雷，進而甚至巡洋艦開始分出專業的防空巡洋艦，驅逐艦開始側重雷擊反艦或者護航反潛等功能區分。加之海上作戰開始出現無限制潛艇戰的經濟絞殺模式等新的戰略戰法，此時人們漸漸發現很多傳統的概念都日益趕不上新形勢。像日本人就首先吃了老黃曆的虧，戰前他們一直把部署在珍珠港的8艘美軍戰列艦作為心腹大患，因為開戰時日本也只有10艘戰列艦，用以前的眼光看這種兵力對比是讓他們極沒有安全感的。但是在利用偷襲珍珠港一舉把這些戰列艦都炸沉炸傷後，來自美國海軍的威脅卻似乎並沒有減弱多少，美國以航母加護航的巡洋艦和驅逐艦組成的特混編隊從反艦、防空到反潛能力都沒什麼短板，在沒有戰列艦參與的情況下南征北戰，從珊瑚海到中途島，硬生生在半年內完全遏制住了日軍的攻勢並開始反攻。可見只要沒有實踐的感性認識輔助，這方面的概念真的是很容易過時，連軍種專業人員都不能免俗。

因此二戰期間海軍艦艇的戰力構成概念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像巡洋艦和驅逐艦部隊的反艦職能則是逐漸削弱，而防空和反潛的任務比重則逐漸增加，這個趨勢是如此明顯，如果說戰爭期間各國都秉着不冒險的心態很多改變還不敢完全落實，那麼二戰一結束各國就幾乎立即淘汰了戰列艦和重巡洋艦這些專職反艦的主力戰艦，因為其反艦職能被航母幾乎完全涵蓋和壓倒，再無存在的必要，而驅逐艦則一躍而成為耀眼的明星，根本原因就是反潛和防空的比重越來越大。

由於二戰太短而巨艦大炮的時代太長，二戰後經歷了大半個世紀“無海戰時代”的普通民眾乃至很多軍迷也就難免潛意識裡用日德蘭的感性認識來看待水面艦艇，不管是巡洋艦、驅逐艦還是護衛艦，在他們眼裡都只是小一號的無畏艦，去打敵人的軍艦才是頭等大事，只不過武器從大炮變成了反艦導彈。於是不管比較兩款驅逐艦還是兩艘輕護衛艦，首先就去看它倆拿反艦導彈互毆誰能贏，某一款水面艦艇如果沒有裝備中型以上的反艦導彈，他們就會認為等同於沒有武裝，進而打上失敗的評語。筆者相信很多人哪怕口頭不承認其實內心也無法擺脫這種心理定式。

而如前所述，海軍的戰艦設計必然是針對什麼敵人打什麼仗，哪種敵人最危險，就重點強化針對方面的能力是理所應當。那麼現代艦船的威脅都在哪個方向呢？

新時代、新威脅、新配置

21世紀第二個十年快要接近尾聲，我們不妨再一次梳理一下海上力量所面對的威脅。傳統的威脅都沒有消失，而是在不斷強化。航空兵力的突擊將越來越多地加進隱身這個要素，從而讓這種打擊變得更加致命。而且現在不止是隱身飛機會越來越多，連導彈也一樣，如美軍正在推進的LRASM反艦導彈就是以隱身空地導彈JASSM為基礎開發，而可能內置於F-35戰機彈倉的JSM空射導彈也融入了隱身設計，那麼未來這種由隱身戰機發射隱身導彈的作戰模式可以認為是未來最致命的威脅之一，沒有發現的威脅才最可怕。

其次潛艇威脅自然也在日益增大，各國核動力攻擊型潛艇日益精進，常規潛艇也在AIP等技術的融入後不斷精進，潛伏、探測和打擊能力越來越強。至於來自敵方水面艦艇的反艦導彈打擊威脅在技術上倒是沒有太特別的變革，一方面同樣可以配備隱身反艦導彈，同時依託艦船可以搭載大型導彈的優勢，其導彈的體積受到的限制較小，想追求一些比如末段達到超音速的性能特點比較容易。

而新時代又湧現出了諸多新威脅，首先自然是各種各樣的無人機或無人艇，近十年來智能手機為代表的個人消費類電子產品普及帶動了相關傳感器、控制器件等相關技術鏈條產品的大批量、快速度的研發和生產，導致人工智能產品的研發和生產成本大幅度下降，這也正是以“大疆”為代表的輕小型無人機等人工智能產品迅速崛起的契機之一，這些產品已經在中東的反恐戰爭中展露崢嶸，當然在空間尺度大的海戰場上這類低端無人機可發揮的作用有限，但高端的人工智能產品也是突飛猛進，無人機、導彈和動力誘餌之間的區別也越來越模糊，也許一架戰鬥機進入戰區後釋放的幾個空射誘餌，可以在飛行幾百千米並釋放干擾後，開始使用其上攜帶的傳感器探測戰場信息，然後在發現了某些有價值目標後以自殺式攻擊的方式貢獻最後的餘熱。而這些智能飛行器也許體積並不大，成本也很低，因而數量極多。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妨設想一下現有的軍艦該怎麼應對？大口徑艦炮顯然是正宗的大炮打蚊子，密集陣一類的近防炮的彈藥容量能射擊的次數也有限，垂髮里的防空導彈打這種目標太不划算，而且很容易被數量淹沒。因此老革命在這種新問題面前並非是能夠以不變應萬變的。當然有新技術增強了進攻一方，同時就會有新技術增強防禦一方，如現在已經接近實用化的激光武器就很適合反無人機或者其它小型人工智能裝置，反應快、打擊快、毀傷可控且成本低，如果普遍裝備於艦艇將使得攻守優劣的天平再一次翻轉。當然如電磁脈衝、電子干擾等手段也都會有相應的效果，當然前提是你必須在設計中分配相應的資源讓艦艇具備這些能力。

再說第二種新危險，在狹窄海區的各種有人和無人自殺艇。地球的海洋很廣闊，可人類是陸生生物，最擁擠的海區永遠是靠近大陸的不大的那些區域，因此如紅海、阿拉伯海、波斯灣、馬六甲、印尼海區等面積不大、島礁密布還時不時就有個海峽的海區，也許忽然之間就會湧出一群大大小小的快艇，而這些小艇里甚至可能很多是無人駕駛的裝載着爆炸裝置的，這種騷擾和襲擊模式並不好對付，根據美國的反覆模擬，在霍爾木茲海峽如果伊朗採取這種成百艘小艇的突襲戰術，美軍將遭受相當嚴重的損失和傷亡。這個原因也和上面人工智能帶來的威脅有相似之處，比如其低成本大數量就是最棘手的一個特點，而且這類目標很難提前明確探知其性質和目的，只能採用最富彈性的警告、識別、接觸等諸多手段綜合運用來保證既不至於濫殺無辜，也不讓敵對國家或恐怖分子的偷襲得逞，可以說這種任務的難度一點也不低。

而水雷這種威脅因為長期不曾表現，因而容易被大眾完全忽略，但軍方顯然不會掉以輕心，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伊拉克海軍自然是不堪聯軍一擊而迅速被消滅，但是其在波斯灣布放的近千枚水雷卻成為巨大的麻煩，掃雷期間美軍仍然被炸傷2艘軍艦，並對靠近伊拉克海岸的作戰行動造成很大阻礙，徹底清除伊拉克水雷的工作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的半年之後。可見在各種相對狹小的海區或者水道，水雷很可能成為一種極其致命的武器。

當然，在全球反恐戰爭的新時代，各種非常規戰爭任務也在不斷增加，如特種力量的投送、反海盜、打擊販毒，乃至救災、撤僑等，都在愈來愈多地成為海軍艦船的任務取向的一部分。由上述可知，新時代水面艦艇所面對的威脅更加廣泛，在外延上繼續延伸，其在未來真正的戰場上的表現更加無法用老黃曆來衡量。比如一艘護衛艦如果裝備了中口徑艦炮、近防速射炮、32個單元的垂髮和8枚反艦導彈，以及一架中型直升機，這在過去的標準來看已經算均衡完善的武力了，可是在新時代則很可能遠遠不夠，比如當其穿越一條國際航道時忽然遭遇十幾架輕小型無人機的迫近，此時該如何應對？機槍打不准，導彈太誇張，很可能忽然間發現手裡一件趁手的傢伙都沒有。

以這個角度觀察，會很容易理解美國海軍為什麼要發展所謂瀕海戰鬥艦這一款相當反常規的艦船，因為它其實就是針對這個新威脅不斷增長的時代應運而生的產物。該型艦所突出的是航空甲板、機庫、塢艙等任務空間的設置，因而有條件可以根據需要更換反潛、掃雷、反小艇、特種作戰等任務模塊。它的能力體系中針對大型艦艇的反艦能力確實很弱，但是如前所述，現代海軍面對的威脅是多種多樣的，就如同一支球隊裡也許前鋒最耀眼身價最高，但不能所有的隊員都是前鋒，總得有前衛、中鋒、後衛和守門員。

一艘軍艦樣樣通樣樣松並不一定是值得誇耀的事，比如LCS如果是設計成類似俄羅斯22350型護衛艦那種模式，對某些軍迷而言有了反艦導彈和防空導彈就看上去舒服多了，但這樣其實反而很難在美國艦隊裡找到自己的位置，因為在防空或者反艦能力方面美國海軍有11艘航母、上千架艦載機以及近百艘“宙斯盾”巡洋艦和驅逐艦，這方面的能力本就嚴重過剩，其所短缺的是淺海掃雷、反潛和特種作戰能力，你給它補充幾艘反艦平平、防空不如“伯克”的護衛艦又有何意義？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某種軍艦首先是要適合本國海軍的任務想定，比如中國海軍的056護衛艦表面上看去導彈火炮等武器塞得不如越南購買的俄羅斯護衛艦那麼多，但與越南海軍相比中國並不缺高端戰力，056用來以較低成本一攬子重塑本國沿岸淺海海域的反潛、巡邏、護漁等的力量體系，自然是一款成功好用的艦艇。

水面艦反艦能力的發展方向

水面艦艇裝備反艦導彈是戰後海軍領域的一個重要轉變，但其能力和影響往往被過分誇大。很多人往往不知道的是，反艦導彈的作戰效能很長時間裡並沒有超越作戰飛機凌空突擊，這個我們從反艦導彈的作戰模式就可以看出來，以1967年擊沉以色列“埃拉特”號驅逐艦的埃及導彈艇為例，當時埃及導彈艇跟蹤至以色列驅逐艦的大約35千米左右，然後反覆核定射擊諸元，以色列驅逐艦的Z字航線就造成了不小的困擾，最終折騰了16分鐘才確定將導彈前置角設定到驅逐艦的Z字折返點中段，而將雷達開機位置設定為距離敵艦9千米，發射後這枚導彈就先飛向預設的位置，在接近到設定的位置時期雷達開機掃描，一旦發現設定中的回波就立即鎖定並引導自身飛向目標。從其作戰過程就可以看出其本質只是一個沒有智能的飛行路線呆板的飛航式飛行器，一旦被對方探知，其突防能力並不強。而以色列的這艘是1944年服役的二戰火炮驅逐艦，除了有部雷達外也沒有什麼電子對抗設備，甚至連探查對方火控雷達信號的裝置都沒有，本來就是個極其呆板脆弱的靶標。最終這艘1 400多噸的軍艦被連續命中3枚“冥河”導彈後沉沒。

但是在幾年後的第四次中東戰爭中，埃及在海上對抗中連續發射了50多枚“冥河”導彈卻再也沒有命中一枚，因為以色列人派出的導彈艇都進行了電子對抗。而早期的反艦導彈的技術模式決定了其抗干擾能力並不強。1982年的馬島戰爭提供了新的分析現代海戰的樣本，但唯一的遺憾就是樣本還是太少，此戰中航空兵的臨空突擊和反艦導彈的打擊都展現出了威力，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固然視線都在擊沉了“謝菲爾德”號和“大西洋運送者”號的“飛魚”空艦導彈上，但同時也有不止一枚“飛魚”因為遭遇干擾而失去目標。此後在1988年的美國和伊朗的波斯灣海上衝突中再次暴露了這個問題，伊朗導彈艇在遭遇美國艦隊後率先發射了反艦導彈，但是在美國的電子干擾下失去目標而墜海。所以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對抗反艦導彈的打擊，電磁領域的對抗往往是更關鍵的一環，甚至比密集陣機關炮還要重要。

在這裡筆者還要強調的一點是，現代艦艇的作戰能力是很強大的，對於它們來說，最可怕的威脅就是沒有發現的威脅，而只要是能發現的，很少有無法對付的。比如敵艦或敵機的火控雷達的掃描和鎖定如果可以被及時察覺，就可以立即進行相應的艦艇機動、啟動電子對抗和準備好發射誘餌彈等手段實施對抗，而當以雷達、紅外或者光學傳感器探測到來襲導彈後，現代戰艦上的區域和近程防空導彈等就可以實施攔截，而當代這些防空系統就打靶的成績來看，對付這些已知目標的成功率都是很高的，不管是超低空還是超音速，攔截概率都必然是過關的才可能裝備部隊。而歷史上那幾次反艦導彈逞威的戰例，都是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在被沒有事先察覺的情況下進行的，如英國的“謝菲爾德”號被攻擊時正好因為要和本土進行衛星通信而臨時關閉了警戒雷達避免電磁干擾。再如美國的“斯塔克”號當時也因為操作員麻痹大意，在電子支援系統已經探測到了伊拉克飛機的火控雷達信息後依然無視而沒有啟動電子戰系統，也未促使戰艦進入臨戰狀態。

因此歸根結底現代海空作戰的實戰樣本太少，很難讓人們對現代海空作戰技術進步到了什麼地步建立一個感性的框架，於是也就只好讓很多陳腐的認識不得不繼續頑固地流行。

以僅有的幾個範例也可以看到部分端倪：英阿馬島戰爭期間，阿根廷海軍雖然也擁有一艘可以搭載A4攻擊機和“超軍旗”攻擊機的輕型航母，以及和英軍同款的攜帶“海標槍”艦空導彈的42型驅逐艦等水面艦艇，可是面對英國皇家海軍時，其最懼怕的卻是萬里奔襲率先趕到戰區的英國核潛艇“征服者”號，該潛艇在前哨戰中首先擊沉了阿根廷的萬噸級巡洋艦“貝爾格拉諾將軍”號，然後阿根廷整支海軍艦隊就因缺乏足夠的對潛探測和攻擊能力而不得不全部龜縮於港口，而這些軍艦上攜帶的“飛魚”反艦導彈等武器自然也就失去了打擊對手的機會。相比之下英國皇家海軍在不需要應對阿根廷的水面艦艇後任務一點也不輕鬆，整場戰役他們都在和阿根廷的陸基航空打擊力量搏鬥，且在對手空射反艦導彈和鐵殼炸彈的打擊下損失慘重。也就是說，敵對的兩支擁有航母、巡洋艦、驅逐艦和護衛艦的完整序列並都裝備有艦艦導彈的艦隊，最終各自都在忙着對付的是敵人的潛艇和飛機，而根本沒有直接打擊對方水面艦艇的機會。

現在距離馬島戰爭已經過去了35年，人類的技術發生了巨大變化，海空作戰的邏輯也必然有着革命性的改變，總體來說，各種反艦導彈的角色和定位都有所不同，比較明顯的一個趨勢就是在分布式殺傷概念的推動下艦載反艦導彈的地位回升。

分布式殺傷何以熱門

最近有消息稱，美國人正在研究給瀕海戰鬥艦配備反艦導彈，那麼這是不是說明艦艦導彈在海戰場上的地位重新得到了提升呢？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但卻又和過去的概念存在某種本質上的不同，這個問題是戰略格局轉變和技術進步雙重作用下的結果。

從戰略上講，近十年來的一個突出變化就是中國海上力量的不斷提升和擴展，美國在本世紀初所指定的基於其完全掌控海洋，從而只專注於由海向陸投送力量的戰略環境已經不復存在，美國海軍的技術和戰術研究重點開始轉向面對具有相當高的技術能力的對手，抵消其區域拒止威脅，因此才會立即停掉已經研發完成並具有很高技術水準的DDG1000驅逐艦，並將其瀕海戰鬥艦的計劃建造數量從50餘艘削減為30多艘。這些並非是這型軍艦自身的問題，而是戰略需求發生變化後的必然。而在這樣的新時期，自蘇聯解體後一直沒有值得一提的反水面戰任務的美軍對反艦任務的需求開始持續增加。

但是這裡要注意一個問題：當今美國海軍的反艦需求和冷戰時期有着相當明顯的區別。當年蘇聯海軍戰略的核心其實是核戰略，只要戰略核潛艇需要到什麼海區，水面艦艇和航空力量就必須去什麼海區提供支持，同時為了配合其在中歐和遠東的陸上戰場，其海軍也在波羅的海、地中海、黑海乃至北大西洋、北太平洋和印度洋都有作戰任務，因此美軍在公海大洋上依舊有繁重的反潛和反艦任務需求。而在面對中國的挑戰時，其主要作戰海區是在中國大陸海岸線以外的第一和第二島鏈以內，在這些海區內美國海軍必將受到中國的彈道導彈、岸基反艦導彈、常規潛艇、岸基飛機、各種快艇等諸多威脅，戰時美國海軍的大部分力量都必然會優先選擇在第一島鏈以東的海區機動和作戰，這就使得其在第一島鏈以內的反艦力量要麼是滯空時間有限的飛機，要麼是情報能力較為薄弱的潛艇，火力密度就有些不足了。

而另一方面，隨着網絡技術的進步及協同作戰能力（CEC）能力的不斷成熟，現在美國海軍各個作戰平台可以共享信息地圖，並實現A射B導等各種新戰法，從而將各平台的作戰靈活性大大提高。我們知道，之所以過去西方大部分國家的海軍對於艦載反艦導彈並不太重視，一個根本原因就在於水面艦艇的信息感知能力和航空平台之間存在鴻溝，巡洋艦、驅逐艦的雷達再好也只能看到海天線以內的艦船目標，即使是類似俄羅斯“音樂台”這種超視距雷達也只能部分地改善這一態勢。而藉助飛機去探測呢？範圍自然大大拓展，但這樣的話為什麼不讓飛機直接連導彈、炸彈一起帶上，把“察打”的活兒一口氣全都給幹了？這也正是美國人從二戰以來就一直專注於用航母上的飛機反艦，而驅護艦隻專注防空和反潛的根源所在。手是兩扇門，全憑腳打人，對於美英法等圍繞航母建立的海軍力量來說，驅護艦就是手，飛機才是打人的長腿。而現在隨着技術的進步，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旦實現前後方傳感器所獲取信息完全融合為戰區統一的信息圖，水面艦隻的反艦導彈火力就可以得到充分地發揮，其導彈的射程有多遠，就可以被發揮到多遠，於是其從略有些雞肋的打擊能力變為了海軍體系內可靠的隨叫隨到的火力點。

其實類似變革在陸軍已經上演了一回：我們知道二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陸軍火力支援越來越傾向於航空兵力，戰鬥轟炸機、攻擊機、武裝直升機等，這些飛機在對前線目標進行戰場遮斷和近距離空中支援任務方面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因為其視野好，火力猛，還有各種精確制導武器，如“鋪路石”激光制導炸彈、“小牛”紅外製導空地導彈等，而相比之下只有空中力量不足的軍隊才會更依靠大炮兵主義，因為陸軍的火箭炮精度太差，牽引式榴彈炮等身管炮射程近、威力小、機動性差。可是技術進步在不知不覺中將形勢又給顛倒了過來，當前如M777這樣的超輕型榴彈炮可以用直升機吊運、“悍馬”車拖動，信息化下展開攻擊和收起恢復行軍不過幾分鐘時間，其發射精確制導炮彈時打得遠而准，而火箭炮在使用制導火箭彈後也可以在很遠的距離上實施精確打擊，它們相比航空兵力優點突出，如成本低、響應速度快、且不用擔心飛機那有限油料制約下的出動和盤旋時間問題，於是不管是火箭炮、榴彈炮還是迫擊炮現在都逐漸重新成為陸軍最喜歡的伴隨支援火力。

對比之下我們會發現海軍艦船也體現出了變革，如今在依託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後，與艦載機或者後方轟炸機相比，戰區內海軍艦艇上的反艦導彈就變成了可以隨時響應來自各方的各種需求的火力，長期待命風雨無阻，且其威力大、突防能力強，還比一般的、非專業的航空彈藥打擊艦船效果要好。這就像陸軍兄弟看待後方隨時可以開炮的M777這樣的火力一樣。因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美軍在規劃新一代反艦武器時開始重新重視射程這個指標，要知道戰後很長一段時間，美國海軍對於獲得更大射程的反艦導彈並不太熱心——用了幾十年的“魚叉”導彈連射程增加的改型都拿不到撥款，唯一的“戰斧”遠程反艦導彈也在冷戰結束時被早早砍掉。而就在去年，美軍剛剛進行了一次試驗，以“超級大黃蜂”戰機用數據鏈對一枚戰術“戰斧”巡航導彈進行了目標指示與制導，成功擊中了一個海上移動目標，從而為美國海軍提供了一種遠程反艦導彈的選擇。至於全新發展的LRASM遠程隱身反艦導彈脫胎於射程約1 000千米的JASSM-ER導彈，射程自然也不會太近。而即使是個體小巧可以塞進F35彈倉的NSM導彈，射程也可以達到250千米。

在這種情況下，美軍只需要簡單增加反艦導彈的分布數量和陣位，就可以大大提高戰區內的反艦火力密度和對火力需求的響應及時性。這也正是美軍打算在原本要依託隱身和高速能力在戰區執行反潛和掃雷等任務的瀕海戰鬥艦上裝備常規反艦導彈的原因。畢竟在戰時當一個敵方目標忽然被己方的某傳感器平台發現時，後方的火力響應並不一定會很及時，比如航母艦載機可能正好不在這一海區，此時如果能在目標周邊找到一艘恰好搭載有反艦導彈的平台就可以立即解決問題。之前F35也已經在一次試驗中驗證了類似能力，一架F-35B以機載傳感器發現一個模擬掠海反艦導彈的遠程目標後，將目標數據通過NIFC-CA（海基防空網絡）傳送到一個模擬“宙斯盾”防空系統處，由其發射一發“標準”6導彈超越地平線擊毀了這個還在其視線範圍之外的目標。也就是說，未來戰場上任意一架戰機——包括那些投光了彈藥正在回航的戰機——一旦發現了一個新的目標，可以立即利用這種能力調用附近任一個平台的火力實施打擊。因此同樣是給一艘軍艦裝上反艦導彈，現在的概念和過去已經不同，以前給一艘“現代”級驅逐艦裝上8枚“日炙”超音速反艦導彈，那麼就得在這艘軍艦上配置相應的包括“音樂台”雷達等整套相應的設備，然後我們會說這艘軍艦的反艦能力如何。而現在一艘瀕海戰鬥艦或者一艘“伯克”級驅逐艦裝上了NSM反艦導彈，都只是融入了戰場信息和打擊體系，作為一個發射平台而言它們之間區別不大甚至於根本沒區別。

很顯然中國海軍也在研發這類技術，未來一旦達到實用化，可以想象整個東南沿海的岸基火力和各艦隊大小艦隻的原有反艦火力都將被整合，從而構成一個覆蓋東部沿海的反艦火力網，這將極大地限制敵對方水面艦艇在第一島鏈內的活動。而在雙方都實現了這種火力超殺的現實下，可以想象第一島鏈內海區將成為一個對水面艦艇極其危險的海區，雙方航空兵力之間的戰鬥將決定戰區控制權的歸屬。

“標準”6的革命

在上述F-35B所進行的試驗中，後方是發射了一枚“標準”6導彈擊毀了來襲的反艦導彈靶標，而同樣是近期的另一個試驗中則展現了“標準”6也可以實施反艦作戰。其實以防空導彈執行反艦任務並不稀罕，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軍的“黃銅騎士”型防空導彈就已經可以進行有效的反艦作戰，當時的一次打靶試驗中，一枚“黃銅騎士”導彈直接命中一艘作為靶艦的驅逐艦，其130多千克的戰鬥部將靶艦艦體中部炸碎了一部分，並導致其艦體折斷和沉沒。至於後來在1988年美伊（伊朗）衝突時，美國軍艦以“標準”1防空導彈連連命中伊朗導彈艇並導致其沉沒的戰例，大家自然就更耳熟能詳了。不過要注意的是，上述這些戰例都是發生在視距內，也就是說這些防空導彈反艦作戰時，是和其攔截空中目標時的原理一樣的，都需要本艦的雷達照射目標，只要解決了海面的雜波干擾以及目標速度的閾值過濾等問題就不難做到，但是這種模式也存在弊端，其射程只能是在視距的這幾十千米極限內。而同時代的專業反艦導彈因為作戰模式是預先設定飛行參數，導彈先以慣性導航抵達設定的位置後打開雷達搜索目標反射信號，因此可以打擊超越地平線的遠距離目標。

當然這種模式也有很大的弊端，比如射程越遠，反艦導彈雷達開機時所面對的目標混沌區越大，之後搜索到敵人的難度就必然越大。亞音速飛航式反艦導彈速度慢，向很遠的移動目標發射時，因為目標持續移動，所以導彈抵達時就需要雷達開機搜索一個相當大的範圍，比如“戰斧”反艦型導彈就是用自動程序，按照預先制定的來回航線，用側視無源電子對抗陣列加雷達尋標頭進行搜索。當完全沒有中繼制導時，導彈就必須將很大一段射程用於在預定海區反覆搜索敵艦，如美國海軍1976年一次試射中，一枚從潛艇發射的“戰斧”反艦導彈向403千米外的靶艦發射，在飛行了315千米後抵達目標區，然後來回搜索了311千米後才尋獲目標。當然，如果有中繼制導，那麼將導彈引導到的位置越精確，導彈可以實現的射程就會越大，這也正是射程超過40千米的反艦導彈都會重視如何提供中繼制導問題的原因。至於超音速導彈當然是可以大幅度縮短飛抵目標區的時間，但超音速導彈有其自身的一大堆問題，像燃料消耗快，想要射程遠就必須體積龐大並飛高空，而這樣又會造成雷達和紅外目標明顯，給突防帶來很大影響，這裡就不細說了。

“標準”6防空導彈原本就是為了發展協同作戰能力（CEC）而開發出來的網絡戰裝備，是可以利用整個體系所獲取的信息實現超越地平線與低空目標交戰的導彈，在此基礎上美軍給“標準”6導彈開發出遠程反艦作戰的能力屬於水到渠成，這樣就使得它可以和那些專業反艦導彈一樣打擊幾百千米外的目標，而且還是以幾倍音速的高速度，這對其火力響應速度是個很有利的條件。

當然，正如上期所言，對於現代武器系統來說，你來的更快一點更高一點都不是不可以對付的，至於像蘇俄某些超音速反艦導彈那樣體積龐大更是求之不得，可以大大提高攔截時的命中率。甚至前不久以色列還用“箭”式防空導彈攔截了一枚敘利亞發射的飛向本國戰鬥機的地空導彈，可見以彈打彈在當代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有些人喜歡用子彈打子彈來形容不可能，其實已經是很過時的說法。說到這裡再強調一下：現代戰場上沒有察覺的危險才是最大的危險。因此即使“標準”6可以達到好幾個馬赫的速度，當其射向其它艦船時也絕非是不可攔截的目標。

但是這一改變仍然具有很強的革命意義，為什麼這樣說呢？首先我們要注意，除了不能反潛，已經找不出來“標準”6不能幹的事了。首先它能反導，在2016年12月14日，美軍在一次試驗中用“標準”6導彈攔截了一枚中程彈道導彈靶彈，從而證明自己作為美國海軍雙層反導攔截體系的末段環節的可靠性；其次它可以防空，而且是技術含量很高的利用網絡實現超越地平線的遠程低空攔截；最後它又能反艦，而且威力並不小，絕非某些人臆想的那樣只能“炸炸艦船上的天線”，事實上在2016年初的試驗中，美軍發射的一枚“標準”6導彈擊中了一艘“佩里”級護衛艦改裝的靶艦並將其擊沉。而這並非是不好理解的事情——“標準”6的戰鬥部足有110千克，比136千克的“黃銅騎士”的戰鬥部略小，而“飛魚”反艦導彈的戰鬥部也只有165千克。更何況區域防空導彈體積比“飛魚”這樣的導彈要大得多，“標準”6飛行全重1.5噸，即使燃燒掉大部分燃料也不會太輕，再加上3馬赫以上速度俯衝的動能、殘餘燃料的燃燒和110千克戰鬥部的爆炸，將一艘幾千噸的戰艦打癱乃至打沉都不是多麼無法理解的事情。

有些人不明白一款導彈具有這麼多能力有何意義，甚至試圖拿專業反艦導彈的一些優勢來證明用防空導彈反艦沒用，這樣的想法顯然是不正確的。我們假設一艘“阿利·伯克”級驅逐艦要去一個海區執行任務，那麼怎麼搭配垂髮系統裡的導彈呢？按照以前的模式，在96個垂直發射井裡可以這樣配置：除了10枚反潛導彈和20枚“戰斧”陸攻巡航導彈外，剩下的發射井裡裝備30枚“標準”2區域防空導彈、10枚“標準”3中段反導攔截彈、10枚末段反導攔截彈，還有16個發射井以一井四彈的模式裝備64枚ESSM近程防空導彈，此外在艦尾再布置兩個四發一組的“魚叉”反艦導彈，這很顯然屬於四平八穩兼顧各種未知作戰需求的配置了。但是戰鬥一起，也許很快那8枚反艦導彈用完了，此時急需一些反艦火力來響應戰區前沿的需求，又或者那10枚反導攔截彈打光了，但敵人還有大量彈道導彈需要攔截，怎麼辦？臨時回去找補給艦再裝填反艦導彈或者反導攔截彈？首先時間上就來不及，其次萬一你回去裝了更多末段反導導彈回來後卻發現彈道導彈的危險暫時消失，而區域防空導彈或者反艦導彈反而不夠了。也就是說很可能你要用的導彈沒有了，而垂髮井裡都是些你現在暫時用不上的導彈。這不像打牌可以隨時作弊換牌，實戰中可能面對的都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出實現一彈多能的意義了，此時軍艦除了同樣數量的反潛導彈、“戰斧”導彈和ESSM近程防空導彈外，如果裝備的是60枚“標準”6導彈，這樣當面對區域防空任務時等於擁有60枚區域防空彈，面對反導任務時等於擁有60枚反導攔截彈，面對反艦任務時等於擁有60枚反艦導彈，無論哪種任務，此時比之前的專用彈組合模式都大幅度提高了火力。

在過去很難實現這樣的目標是因為技術所限，不同功能的導彈之間有較難逾越的鴻溝，比如半主動雷達制導的防空導彈就無法實現超地平線打擊低空或水面目標，再比如過去的“戰斧”導彈只能使用地形匹配和末段影像制導，因此只能打擊陸地固定目標，而新的戰術“戰斧”原本設計時就具有雙向數據鏈，方便對航路和目標信息進行重新規劃，可以用來打擊地面固定和移動目標，其技術底子很好，做一定改進後滿足打擊海上移動目標也屬自然。

因此在實現了這種技術跨越後，再結合戰場的信息化和分布式火力模式，投入整個戰場的導彈也許並沒有比過去有量的改變，但是相對於各種具體任務需求卻可能在火力數量上出現成幾倍的提高。一支軍隊增加數量的本質目的就是增加火力，那麼這就幾乎相當於一方可以將兵力成倍地提高，自然會對戰局有巨大影響。

總的來說，近幾十年裡傳感器、網絡、人工智能、導彈等技術領域的複合推進已經註定會讓海戰模式發生巨大的變化，水面艦艇作為反艦導彈平台的戰術價值也經歷了一個先降後升的變化，未來我們依據這些新的技術趨勢去審視各國新一代戰艦的研發和裝備，才能更清晰地把握其內在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