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大陸政策兩大主軸：模糊與對立

邵宗海（台北）

　　政黨輪替已經兩年，陳水扁的大陸政策給予外界的印象似乎是毀譽參半。持正面肯定的看法是陳水扁的大陸政策進退有據，尊嚴維持，而且彈性運用得當。不認同他大陸政策者則是認為他政策方向未明，而且搖擺不定，根本是在製造對立的敵意。

　　其實，這些正反兩面的看法都有他們的依據，而且基本上並沒有太大事實的差距，因為陳水扁過去兩年大陸政策的戰略主軸正是“模糊企求”與“對立塑造”。所謂“模糊”就是讓對岸摸不到政策底線，以便台北有更寬敞的進退空間。而所謂的“對立”，則是在兩岸互動方面，儘量製造讓北京有壓制與破壞台灣的形象，使得台灣民眾持續對北京懷有敵意，進而對阿扁尋求連任時轉化有更強民意的支持。

尋求模糊空間的運作

　　由於解讀他大陸政策的人，會從不同角度或價值切入，因此所得之結果就會有上述戲劇化那麼強烈正反兩面的評價。我們試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陳水扁幾次重要大陸政策宣示之時，他是如何一方面尋求模糊空間的運作，但另方面又是刻意的擴大台北尊嚴立場，期以挑起北京強烈回應，進而達到台灣民眾對中共厭惡的結果。

　　首先，是陳水扁就職之初的520演講，宣示了著名的“四不一沒有”的看法。對一個充滿台獨理念的總統當選人，又難免會受到其所屬政黨主張台獨黨綱的影響，肯在外界疑慮之際，提出這麼多“排除對台灣不利”的保證，當然贏得外間的喝采。認為他不僅超越國民黨時期所遺留的障礙，而且也似乎褪卸了他原本傾向台獨的外衣。

　　其實，根據陳水扁大陸政策“模糊”與“對立”兩大戰略主軸的運用，真相恐怕並不是外間所得那麼有限的了解。我們試以“四不一沒有”其中不會宣示台灣獨立一事為例，可以發現阿扁大陸政策的考量實際上有他更廣泛層面的涵蓋：一、阿扁先建立起對北京不主動挑釁的立場，希望藉此善意的表達來爭取國內民眾以及美國的支持，若能因而獲得北京相同態度的回應，那更是這項宣示最大的邊際效益；二、宣示不會宣布台灣獨立，並不代表民進黨願意走向統一。在兩端之間，其實仍有許多灰色空間可以揮灑，其中之一便是台灣繼續維持現狀。對阿扁來說，這既沒接受中國大陸統治，也符合台灣多數民意的胃口，而且有更寬敞的後退空間可以縱橫；三、北京當然也會預想到阿扁如此模糊政策的尋求有其模略打算，因此它的回應當然不會有絕對的正面，而這正是事先已有的預判與期待。因為只有北京如此拂逆阿扁的“善意”才能讓阿扁團隊可從容導引台灣民眾對中共當局更加厭惡，進而對北京的敵視所締創的兩岸對立，有利於阿扁在2004年連任布局，因為一切兩岸僵局均是中共的橫蠻所造成的說法將具有其說服力。

　　其次，我們再檢視陳水扁最近有關三通的談話，也是基於這樣戰略運作的考量。再詳細地說，台北會對三通或直航鬆口，當然是因為國內產業界的壓力太大。因此阿扁的盤算便是如能擱置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雙方進入官方談判，藉此因而建立台灣的主體性與對等政治定位，這則是最理想的結果。萬一試探對方的過程中不盡然圓滿，也希望藉由政策模糊措施，導致雙方無法進行談判，但最後又可歸咎於北京的蓄意破壞，讓台灣民眾的責難焦點集中在對岸身上，至少這也是政策原先的期待。

迴避“一個中國”的原則

　　因此，這是為什麼陳水扁總統再5月10日宣告三通一事可委由民間出面處理時，稍後陸委會則補充說必須由官方主導談判的原因所在。因為對阿扁來說，它的政策放鬆與彈性均可在談話中充分顯現，外間對他自然有正面的評價。至於政策執行層次中加上“官方主導”這句話，對不甚了解內情的外界也容易以“涉及公權力”這樣的解釋交待。但是對北京來說，如果協議由於涉及公權力要彼此官方層級來簽署，但阿扁的一番“委由民間出面處理”又可迴避一個中國原則，到時協議的簽定反而導致是二個主權國家談判的結果，得不償失的一方反而是大陸這邊，北京當然在這樣放話過程中盡其可能的杯葛與刁難。

　　但是，當阿扁追求的只是“善意”放盡，若能再凸顯中共專制橫蠻的形象之時，那則是整盤棋局的理想境界。這就是在本文一開頭所說陳水扁的大陸政策維護其模糊底線，常有其正反兩面不同的解讀結果出現。

　　憑心而論，大陸政策一直確有其“模糊”的需求背景，那不僅在平衡台灣統獨立場的情緒，也是在尋求台北有更彈性運作的空間。但是對陳水扁所領導的民進黨政府而言，如相較於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兩岸互信的程度可能更呈現不足，而北京對阿扁的疑慮之心更甚於其他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味的製造更多的模糊空間，恐怕首當其衝的是兩岸已經惡化的情勢，對台北來說當然會弊多於利。若再將“兩岸僵局”塑造成台灣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敵視，期以“兩岸對立”來加強或凝聚對自己支持的民意，那麼阿扁這樣的盤算即便得逞，恐怕最大輸家不是他的競爭對手，而是全體台灣2300萬民眾。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中山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