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剛剛跨進21世紀，中美關係就出現了令人不安的情況。2001年"4·1撞機事件"、美國在數量和質量上的突破性對台售武、兩國軍事交流的中斷、美國指責中國向巴基斯坦擴散導彈技術和人權糾紛等問題使人們更加清楚地看到中美兩國之間所存在的戰略性分歧。美國布什政府對華政策的漸趨強硬姿態使這些戰略分歧更加難以解決，也給21世紀中美戰略關係的和平調整蒙上了一層濃厚的陰影。短期來看，中美關係因反恐怖問題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面臨着美台發展軍事合作、不擴散和人權等問題的衝擊；長期來看，兩國戰略關係自冷戰結束後十年來正在調整和重新定位，必將對東亞地區國際關係乃至世界格局產生重大的影響力。本文將結合中美關係中的現實問題，探討21世紀初中美戰略關係的演變、定位和未來發展趨勢。

　　一、冷戰結束以來中美戰略關係及其發展環境的變化

　　冷戰結束十多年來，經濟全球化浪潮迭起，不僅大大推動了國家間的經濟依賴和競爭關係，而且也加強了各國之間的政治、安全、文化等領域的互動關係。與此同時，各國的綜合國力此消彼長，正在改變國家之間的關係和國際格局的重心。很顯然，中美關係的變化是冷戰後國際關係調整的縮影。與冷戰時期相比，21世紀初的中美戰略關係及其發展環境都已經發生徹底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冷戰後期為了共同對付蘇聯威脅而建立起來的"中美安全戰略合作關係"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戰略競爭與合作關係"或稱"建設性合作關係"。中國經濟的持續性增長、軍事力量的加強和國際政治地位的不斷提高，尤其是中國在90年代後期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所起到的"定海神針"作用都充分證明了中國國家綜合實力的增強。當前，在人們普遍預期世界經濟和美國經濟因"9·11事件"而走向衰退的情況下，中國成為吸引國際資本的"黑洞"。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相信，中國在21世紀成為世界性強國是不容置疑的。

　　在全球化浪潮推動下，國家實力的消長和競爭逐漸改變了中美兩國關係的戰略基礎。"在中國問題上，尼克松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1)中美兩國就當今世界形勢、國際秩序、國際安全等問題存在着很大分歧和"結構性矛盾"，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思維有引起中美對抗的可能，美台關係在新世紀也有所加強。因此，"在今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國所面臨的已經不是一個低外部威脅的環境了" (2)中美兩國互不信任感和敵意增強。哈里·哈丁教授最近認為，如果中國認為阿富汗的軍事行動威脅到了中國的國際環境，美國在加強針對中國的"圍堵圈"的話，對美國的支持就會下降。(3) 反恐合作並不能像冷戰時期中美聯手對抗蘇聯威脅那樣成為支配整個中美關係的決定性因素。

　　第二，中美經貿關係自兩國建交以來突飛猛進，成為冷戰結束以後兩國關係穩定的戰略性基礎。按照美國方面的統計，1979年雙邊貿易額23.5億美元，1996年為635億美元，2000年為1,164億美元。美國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國是美國第四大貿易夥伴。截至1999年底，美國對華協議投資金額為523億美元，實際投資額為256億美元，除港台地區外，位居各國對華投資首位。顯然，儘管存在貿易逆差、最惠國待遇、知識產權等摩擦，但中美密切的經貿關係在多次政治和安全危機中對穩定兩國關係大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4·1撞機事件"沒有惡化兩國經貿關係，反而促使兩國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問題上取得突破性進展。中美經貿關係一直是中美關係發展的戰略基礎，其作用在冷戰結束以後表現得更加明顯，這是不爭的事實。

　　第三，冷戰時期建立在中美兩國"三個聯合公報"基礎之上的台灣問題自90年代中期已經因美國單方面挑釁行為而難以維持現狀，也使中國實現統一越來越困難。最近幾年，我們面臨內部分裂勢力的挑戰在日益增強，突出表現為台獨勢力的興起和壯大，直接給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帶來重大威脅。周建明認為："台灣問題已成為對中國外部安全、內部穩定和未來發展構成嚴重挑戰的因素，它已嚴重影響到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這是中國在面對21世紀考慮大戰略時不得不重新考慮的因素。" (4)台灣問題的危險性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台獨勢力上台，千方百計阻撓和延緩兩岸統一進程；二是美國干預程度的加深，使台獨受到鼓舞，鋌而走險；三是大陸對台灣當局失去耐心。形勢的發展會使大陸感到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按照"一國兩制"模式實現和平統一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儘管發生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很小，但"台灣分離主義勢力的發展將使我國捲入局部戰爭的危險不斷增長。"(5)

　　第四，21世紀初的大國關係與冷戰時期和冷戰結束之初截然不同。中國的崛起已經開始引發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大調整。中俄關係、中歐關係、中日關係、中印關係、和美日關係、美歐關係都跟着調整。在關係許多大國利益的美國國家導彈防禦系統(NMD)和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兩大問題上，中國對歐洲國家和日韓兩國的爭取工作很有難度。比如，如果說歐洲國家挑起自身防務是反對美國領導的話，不如說是美國在"民主和平思想"主導下和美國利益不受損害的情況下主動將歐洲主導權讓位於盟國，一心一意專注亞洲和中國問題。美國對歐洲主導權的變化並不擔心，反而是歐洲國家擔心美國在歐洲發生軍事危機時是否能兌現安全承諾。在亞太地區，新的地緣政治關係已初見輪廓，大陸國家日益面臨來自海洋國家的壓力和挑戰，從而使中國、俄羅斯和其他一些陸地國家越來越相互靠近，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印度等國卻加強了軍事合作。許多人擔心，由於美國執意發展導彈防禦計劃，不可避免地引發核軍備競賽，尤其亞洲地區的中國、日本、韓國、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甚至中國的台灣地區都會捲入這場亞洲"核化"競賽中。(6)可見，21世紀的大國關係仍舊處於重新定位的過程中，大國均勢體系正在加速形成。

　　二、正確理解和判斷中美戰略關係

　　鑑於中美戰略關係的基礎及發展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就要用務實和客觀，而非主觀和理想化的態度看待21世紀中美關係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對中美戰略關係給予重新定位，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判斷和處理兩國之間的雙邊和多邊關係。

　　第一，中美兩國之間的危機是國家實力變化和戰略利益衝突的結果。客觀上，在維持或打破有利於西方國家的國際政治現狀問題之間，中國不得不選擇後者，這不是以中國意志為轉移的。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其國際政治、軍事、文化方面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自然導致外界的不信任、疑慮、甚至攻擊。摩擦和衝突是難以避免的，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7)

　　中國處於政治經濟體制的轉型期，在這期間，中美關係更加不穩定。中國對北約東擴非常憂慮，對美日同盟關係的加強非常擔心，對美國向台售武非常憤怒，將美國的這些外交行動看成是霸權主義行為，是遏止中國的具體表現。而美國將中國2000年國防白皮書中強調的軍事現代化發展戰略看成是針對自己的。中國自認為是"成長中的國家（growing power）"，而美國將其看成是可以挑戰其世界和地區霸權的"大國（great power）"，這種國家實力定位的差異很容易導致兩國在台灣和南中國海問題上發生衝突。

　　最近幾年中美兩國之間發生的政治和軍事危機基本上屬於正常現象，是必然趨勢中的偶然事件。布什政府上台只不過加速了兩國根本戰略利益衝突和戰略關係的調整。台灣問題發展到今天這種地步，說明了中美兩國國家利益的衝突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美國人對"中國威脅"的認識正在由模糊走向清晰。毋庸置疑，中美兩國互不信任感和敵意有所增強，美國藉助台灣、人權、不擴散等問題牽制中國實力的增強和影響力的擴大，中國也不可能迴避與美國在這些問題上發生摩擦和衝突。從冷戰結束初期開始流行、至今陰魂不散的"中國威脅論"已經從原先的學界辯論題目成為美國政府對華政策中"默認的"的重要決策考慮。最近，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歇默認為，在未來20年中，"只要中國人均GDP達到現在韓國的數字（8,600美元），其經濟規模就將是現在日本經濟的2.5倍，是美國的1.3倍。如果中國人均GDP達到日本的一半，則其經濟規模將是日本的5倍和美國的2.5倍。要知道，在冷戰大部分時期，蘇聯經濟規模僅僅是美國的一半。"(8)因此，如果不能減緩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美國到時是難以對付來自中國的調整和威脅。可見，這種"中國威脅"不僅來自中美較易合作的經濟領域，而且更為嚴重的是來自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軍事實力的進步。中國對經濟發展的軍事意義以及軍事現代化目的所做的任何解釋都不能減輕美國對"未來中國威脅"的擔心。

　　第三，美國的對華政策體現在台灣問題上顯得越來越具有進攻性、挑釁性和遏止性。美國將中國實現統一看成是中國挑戰美國在亞洲戰略利益和領導地位、實現"軍事擴張"的第一步，也是關鍵的一步。美國的對華強硬派在台灣問題上做出的結論是：中國統一台灣必將打破中美戰略關係的現狀，從而危及到美國在東亞地區乃至全球的戰略領導地位；即使不能阻止中國實現統一，也要長期維持中國的分裂狀態，消耗和抵消中國大陸的綜合實力增長。這種結論所導致的政策是：在軍事上大力支持台灣，迫使中國不能用武力手段統一，而只能使用和平手段。其後果是台獨勢力推動"實質性台獨"的信心大大增強，使兩岸關係停滯不前。中國政府和人民不可能接受美國這一長期決策，因為它們使中國實現和平統一變得更加困難。

　　第四，中美經濟關係是維持兩國關係長期穩定的戰略基礎。中國加入WTO之後，中美兩國的經濟合作領域和範圍、廣度和深度都有了歷史性突破，兩國總體關係的結構和內容必然發生質的變化，貿易糾紛和經濟摩擦固然會增多，但經濟相互依存度的加強也制約兩國戰略矛盾所帶來的政治後果。隨着兩國經貿關係的擴大，中美兩國人民的直接接觸、文化交流和技術轉移也將隨之增加。中國加入WTO還會進一步加強中美兩國間的相互依賴感，促進兩國更加密切地在事關全球經濟穩定、安全和繁榮的廣泛領域裡進行合作，從而有助於加強兩國共同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中美經濟關係中已經不再存在美國自七十年代末以來根據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審議中國最惠國待遇（後稱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地位給中美關系所帶來的不確定因素，而真正有了可預知性。同時，日益密切的經濟關係使兩國政府與利益團體和中間機構相互之間有了更多的溝通內容、制約因素和影響能力，對穩定兩國政治關係有着很大的促進作用。長遠來看，中美經濟關係得到擴大的政治意義要遠遠大於其經濟意義本身，也就是說，它逐漸成為穩定兩國總體關係的基石。

　　第五，中美多邊安全合作較為順利，維護國際安全成為兩國的戰略共識。中美兩國作為具有世界影響的大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全人類的前途與命運負有共同責任，在維護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促進地區和全球經濟增長與繁榮、以及打擊國際犯罪等方面，都具有廣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冷戰結束十多年來，中美兩國在多邊安全問題，如維護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促進柬埔寨和平進程、聯合國維和行動、全球核禁試、打擊國際販毒等都有成功合作的先例，"9·11事件"後的事態發展更加說明，中美在開展反恐合作、維護世界安全方面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

　　在當今謀和平、求穩定、促發展的時代潮流下，中美兩國的多邊安全合作進展順利，最近幾年發生的雙邊政治和軍事危機都未能破壞兩國多邊合作的大局。

　　三、影響未來中美戰略關係發展的突出矛盾

　　自從2001年初布什政府上台以來，中美戰略關係中存在的矛盾逐漸凸現出來。雖然"9·11事件"使中美兩國找到了恐怖主義這一共同敵人，雖然中美關係中也存在地區安全、防止導彈技術和核技術擴散、跨國犯罪、環境保護等戰略性合作領域，但是，在美國發展NMD計劃、台灣問題、人權問題等戰略領域的分歧沒有任何解決、甚至緩解的跡象，這將長期影響中美關係的大局和地區安全。

　　（一）美國NMD計劃與中美軍事安全關係

　　美國以防禦所謂"無賴國家"的導彈威脅為藉口研製和部署導彈防禦計劃無疑對中國的國家安全環境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它不僅大大動搖國際社會在軍控領域長期努力的成果，引發地區性、甚至全球性軍備競賽，而且肯定會削弱中國自身的戰略性武器的威懾能力，迫使中國採取對策，加強軍事實力，從而引起鏈式反應，出現"安全困境"，惡化中國周邊安全形勢。(9)

　　2000年3月14日，中國外交部軍控司司長沙祖康就反導問題發表談話時指出，中國認為美國實施NMD計劃將對國際安全產生也一系列深遠的消極影響，同時，NMD將損害中國的國家安全。為此，中國堅決反對美國部署NMD系統。中國不想與美國發生對抗，也無意於美國進行軍備競賽。但是不會允許自己的合法自衛手段遭到任何形式的削弱或者剝奪，更不會坐視自己有限的戰略核力量受到威脅。(10)可見，軍事戰略形勢的不利變化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尤其是在美國軍事捲入中國台灣問題的可能性越來越大的情況下，美國的這一計劃無疑給4·1撞機事件後兩國緊張的軍事關係雪上加霜。

　　美國國防部於2001年10月1日公布《四年一度國防評估報告（QDR）》指出，"從孟加拉灣到日本海的東亞沿海地區是特別具挑戰性的區域"，認為亞洲也可能出現一個以強大資源為後盾的軍事競爭者，並因此計劃增加西太平洋的軍事力量。(11)按照這種戰略評估結果，中美軍事安全關係中自然就埋下來隨時爆炸的地雷。實際上，布什政府上任後，便停止執行早先克林頓政府與中國商定的2001年軍事交流計劃，改為逐項檢討，撞機事件發生後，兩國軍事交流進一步受到影響。在2001年，美國與中國幾乎沒有高層互訪，較重要的交流項目僅有軍艦靠港訪問和為防止再次發生類似的撞機事件而召開的國防海事磋商特別會議。最近美國國防部官員表示，2002年兩國軍事交流仍將維持逐項檢討。

　　去年年底，中美兩國就美國導彈防禦計劃和退出反導條約進行了多次雙邊協商，中國除了闡明自己的立場，爭取美國做出一定讓步外，難以阻止美國NMD計劃。最近，美國政府宣布調整核戰略，主張在削減核彈頭的同時，研製開發高科技常規武器和部署NMD系統，並不排除恢復地下核試驗的可能，給中、美、俄軍事安全關係又增添了變數。

　　（二）台灣問題

　　正如前述，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判斷和決策使中國走向和平統一的道路更加曲折，也使台獨勢力分裂祖國的信心得到增強。"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立場決定着美國對華戰略的性質和實質，從而決定着中美關係的性質和狀態。"(12)在這種背景下，慎重處理台灣問題至關重要。中國不要在當前美國一國主導國際政治的情況下對其在台灣問題上做出大的讓步抱有幻想，但也不要認為中美關係會因台灣問題而全面惡化，過高估計軍事衝突可能性。

　　台灣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中國內政問題，美國勢力的捲入使其更加具有長期性。很多人希望2001年開始的反恐怖合作可以緩解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可事實恰恰相反，美國政府已經多次表示，不會因反恐怖合作而犧牲台灣的利益，美台軍事合作有進一步加強的趨勢。美國對台軍售勢在必行，台灣軍事人員赴美國受訓加緊進行。2002年元旦過後不久，一連有4個美國專家代表團訪問台灣，人數多，級別高，評估對台軍售和兩岸形勢，有人甚至提出美台進行聯合軍事演習的建議。美國政界、學界、輿論界也正在就"一個中國政策"的含義進行辯論。短期來看，雖說美國總統布什訪問中國可以緩解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衝突，但是在台灣當局高層人士訪問華盛頓、美台加強軍事合作等問題上仍將有一番較量。美國對台政策已經做出了重大調整，目前看來，這種調整更加有利於台獨勢力的膨脹，更加不利於兩岸的和平統一。"如果美國不放棄這一戰略意圖並在這一錯誤的軌道上越走越遠，那麼中美關係不但不會改善和發展，而且必然在國家根本利益上展開對抗。"(13)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台灣問題只是美國用以遏制中國崛起的一個戰略籌碼，這是一個可以長期使用的籌碼，使用的時間越長，就會延長中美兩國在其他領域合作的時間，也就是說，延長了中美兩國在台灣問題上"攤牌"的時間。"和"則"三贏"、"戰"則"三損"，美國也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客觀上講，美國主要還是防止中國使用武力實現統一。因此，在台灣當局難以宣布獨立的情況下，這種戰略合作與鬥爭的困境就會長期維持下去。從某種意義上說，一方面，它拖延了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的時間，另一方面，它有利於中國發展國家實力。

　　（三）人權問題

　　人權問題一向是中美關係中的麻煩。克林頓政府上台初期就非常強調人權問題，布什政府上台以來雖然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但並不表明人權問題已經不如以前重要了。實際上，中美兩國的人權問題交鋒不斷。2001年3月美國再次在聯合國人權大會上攻擊中國人權問題，撞機事件後的美籍華裔學者在華被捕事件、宗教問題等都曾嚴重影響中美關係。20世紀末美國國會就是否給予中國永久性貿易地位的辯論中，大多數議員提出的是人權問題。人權問題是中美關係中的又一個長期存在的"馬蜂窩"，美國反華人士隨時"捅"一下，兩國關係就會倒退。

　　更有甚者，美國有將中國的"疆獨"、"藏獨"問題看作是人權問題的趨勢，而這種做法顯然涉及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直接破壞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穩定。人權問題走向"安全因素化"不利於中美關係的長期穩定發展。事實上，儘管中美反恐怖合作會長期進行下去，但是由於在反恐怖任務和原則上的認識差異，這種合作顯得"底氣不足"。2001年10月上海APEC會議期間，美國總統布什就明確表示，反恐怖"不能把所有分離主義和恐怖主義等同起來"，"對恐怖主義作戰不能當作壓制少數集團的藉口。"

　　四、擴大合作領域，建立戰略對話機制，穩定中美關係

　　美國政府中影響布什決策的切尼、拉姆斯菲爾德與沃爾福威茨等人，具有根深蒂固的冷戰思維，主張加強美國實力，推行美國單邊主義政策，不容任何勢力挑戰美國全球性領導地位。"現實主義權力政治"將主導美國對華戰略和政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戰略應對措施也必須建立在"務實外交"的基礎上，要努力穩定和擴大中美合作領域，穩定和縮小戰略性分歧，從戰略的高度處理中美關係大局。

　　第一，在經濟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時代，多邊安全是世界各國共同關心的問題。在中美雙邊安全和軍事關係多次發生危機的情況下，中國採取的立場和政策要有利於逐步提高自身的國際地位和推動國際政治格局的演變；在多邊安全和軍事問題上，中美兩國的合作空間是巨大的，中國的合作姿態和政策有利於中國自身和中美關係的穩定。

　　中美關係中的許多危機還只是出現在雙邊層面上，而且中國的政策非常克制，這說明中國無意與美國展開對抗，中國所需要的是美國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如果因雙邊問題而在多邊安全問題上和美國展開對抗，將會導致中國戰略重點的失衡。同時，如果因雙邊問題而在多邊安全問題上和美國展開對抗，那就正中美國的保守派和對華強硬派的下懷。再者，中國國內經濟改革處於關鍵時刻，這時和美國發生正面衝突（不管因台灣問題還是其他地區安全問題）都可能中斷改革開放進程，導致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動盪局面。目前，中美兩國在反恐怖問題上的大力合作為改善"4·1撞機事件"以來陷入困境的中美關係提供了契機，我們應積極尋求擴大在其它多邊安全問題上的合作空間，如反擴散、經濟安全、和能源安全，還有其它跨國安全問題，如非法移民、國際有組織犯罪、環境安全等。保持長期合作局面有利於中國對外戰略重點的順利實施。

　　國際政治格局的演變不是十年或二十年才能完成的，後冷戰國際體系仍會維持很長時間，在這期間，中美兩國合作的空間還是很大的。

　　第二，保持中美經貿關係的長期穩定發展是21世紀兩國領導人的艱巨任務。從某種意義上說，只要兩國經貿關係不出現轉折性倒退，中美關係就不會全面惡化。兩國領導人所要做的是防止軍事安全問題成為經貿鬥爭的理由，同時防止經貿關係成為軍事安全鬥爭的籌碼。中國入世，將使美國進一步開拓中國市場，推進中美經濟交流，加強中美關係中的經濟因素，使兩國關係具有更加堅實的基礎。應該看到，由於中美經貿領域、範圍和內容的擴大，兩國的貿易摩擦和經濟糾紛增多是難以避免的，但是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仍將是中美政治和軍事關係的"穩定器"。難以預料的是"經濟關係的政治化"問題與"政治軍事關係的經濟化"問題。如何避免和防止"兩化"問題是中美外交中的一大難題。

　　第三，努力建立中美戰略對話機制，促進兩國政治和安全互信，避免誤解和誤判。早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兩國政府和學界就已經在討論建立兩國戰略對話機制問題，而且在1997年10月29日的《中美聯合聲明》就曾明確表示建立"高層對話和磋商機制"，就政治、軍事、安全和軍控問題進行磋商。近幾年來的雙邊危機說明這種對話和磋商機制效果不佳，很容易導致兩國政治互信度進一步下降，帶來戰略和政策上的誤解和誤判。當然，建立高層對話機制存在一定的難度。如最近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曾主管東亞事務的前任助理國務卿理查德·霍爾布魯克提出了簽署中美第四個聯合公報的建議，立即遭到了美國一些人士的批評。實際上，霍氏建議的目的就在於建立中美新的戰略互信機制，他說，"美中之間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這種關係並沒有固有的穩定性，在表層以下隱藏着太多可能使關係破裂的問題。""簽署新的公報也許並不足以防止未來發生對抗，……但對加強與中國的關係大有裨益，或許還有助於台灣與大陸進行更富有成效的對話。"(14)

　　除了加強第一軌道對話機制外，還要加強第二軌道和第三軌道的對話渠道，發揮學界和民間非政府機構的溝通作用，使官方和非官方對話機制相互融合，相互影響。因此，在建立戰略對話機制方面，如何落實中美兩國領導人在上海APEC會議上達成的共識，大有文章可做。

　　總而言之，21世紀的中美關係充滿了競爭、鬥爭與合作，它不僅影響到亞太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而且對世界和平與安全都有重大意義。在中美關係仍將維持"斗而不破"局面的情況下，我們要對兩國戰略關係重新定位，找出主要矛盾和共同利益，尋求各種擴大合作、縮小分歧的機會。因此，從戰略高度判斷和處理一些個案對於中美關係與世界和平都具有深遠的政治、經濟和安全意義。

　　本文得到同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基金資助。

注釋：
(1) Jim Mann, "On China, No Return to Nixon Era", LA Times, Feb. 7, 2001.
(2) 周建明：《評》，載《國際觀察》，2000年第5期，第41頁；還可參閱其文章《必須從最壞的可能性來考慮我們的國家安全戰略--注意觀察美國戰略動向》，載《環球時報》，2001年5月11日。對中美戰略（結構性）矛盾的分析，可參閱楚樹龍：《中美對國際戰略問題的看法、立場和主張》，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7期，第48－52頁。閻學通：《對中國安全環境的分析與思考》，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2期，第5－10頁；《歷史的繼續：冷戰後的主要國際政治矛盾》，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6期，第1－12頁。
(3) Harry Harding, "Smooth Sailing Now, but Don't Be Sure It Will Las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 18, 2001.
(4) 周建明：《評》，第41頁。
(5) 閻學通：《對中國安全環境的分析與思考》，第7頁。
(6) 美國專家學者中有許多擔心亞洲國家因美國NMD計劃而"核化"的問題，並對NMD計劃提出批評。有關文章可重點參閱：Joseph Cirincione, "The Asian Nuclear Reaction Chain", Foreign Policy, Spring 2000, pp.120-136; John Deuth, Harold Brown, and John P. White,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Is There Another Way?" Foreign Policy, Summer 2000, pp.91-100; Lgor Ivanov, "The Missile-Defense Mistake: Undermining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ABM Treaty, Foreign Affairs, Sept./Oct., Vol.79. No.5, pp.15-20 " Samuel R. Berger, "Is This Shield Necessary?", Washington Post, Feb. 13, 2001.
(7) 關於中國崛起的國際影響，可參閱閻學通等著：《中國的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章和第7章。
(8)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Pacifie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October 2001. P.55.
(9) 關於中國針對美國NMD計劃的應對策略，可參閱朱鋒著：《彈道導彈防禦計劃與國際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7－697頁，第10章第5節。
(10) 轉引自：朱鋒《彈道導彈防禦計劃與國際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1－692頁。
(11)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Defense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ept.31 2001. P.4.
(12) 楚樹龍：《冷戰後中美關係的走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頁。
(13) 楚樹龍：《冷戰後中美關係的走向》，第284頁。
(14) Richard Holbrooke, "A Defining Moment With China,"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 2002; 有關簽署第四個聯合公報不合時宜的美國聲音，可參閱Letters to the Editor of Washington Post, "Our Relations With China," by William R. Hawkins and James Lilley, January 7, 2002; James Mann，"We Don't Need a New Accord With China,"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1, 2002.

　　（初稿於2002年1月15日，定稿於2002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