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中國精英們的眼中，俄羅斯轉型期是失敗改革的典型，葉利欽時代必然一無是處，聯盟解體、經濟衰退、供應緊張、腐敗橫行、寡頭壟斷、黑社會猖獗，但是，很少有人公正地指出：作為有着七十年共產極權制度的國家，剛剛進入轉型期的葉利欽時代所要消化的負面遺產有多麼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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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讀了《斯大林密聞》、《赫魯曉夫的最後遺言》和《勃列日涅夫時代》等書籍和文章，對蘇共專制留給新制度的沉重包袱，有了更為具體的了解。本文無力對舊制度長期積累的所有負面遺產做出全面評述，僅僅揭開特權制度所造成的極端腐敗，便可見一斑。也可以理解前蘇聯解體後的腐敗，主要是舊制度的慣性使然，而絕非民主制度之過！

在前蘇聯，作為一種制度的特權及腐敗，開始於20世紀的30年代，即斯大林個人獨裁統治確立時期。在此之前的1929年，俄國的新主人們包括斯大林的妻子和子女外出，也要像平民一樣乘公共交通工具。而一進入30年代，一切全變了，列寧時代對官員們的所有廉政約束都廢除了，因為斯大林要成為握有絕對權力的“當家的”（其親信對獨裁者的暱稱），手段無非是所有極權者的慣用伎倆：暴力恐怖和利益收買。斯大林一邊用殘酷手段清洗掉主要政敵，特別是那些老資格的列寧的戰友，一邊着手建立一系列鞏固個人獨裁地位的特權制度，這一制度完全是圍繞官僚系統對獨裁者的個人效忠建立的。大清洗是暴力恐怖，已經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使所有人都在紅色恐怖的震懾下禁聲慎行。另一項惠及整個官僚體系和社會名流的賄賂制度長期運行，利益收買所顯示了效力甚至比秘密恐怖還要強大。當然，制度行賄所揮霍掉的每一分錢，都是全民的財產和國家資源。以至於，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最後之所以無疾而終，並導致了他本人下台，就在於他取締了許多斯大林恩賜給官僚們的特權利益。而平庸的勃列日涅夫之所以能夠在獨裁寶座上安度天年，就在於他通過宮廷政變上台之後，不但恢復了被赫魯曉夫廢除的一些官僚特權，反而使之擴大並日益鞏固和完善。

握有絕對獨裁權力的斯大林，自然是這一制度的最大受惠者。雖然我們無法知道他本人的財產的具體數字，但是，在1929年還為50盧布發愁的斯大林之妻阿利盧耶娃（見她於1929年9月17日給斯大林的信：“約瑟夫，如果可能，寄50盧布來，工大要10月15日才發錢，我已身無分文），僅僅過了三年，即到了1932年11月8日深夜自殺，她的個人財產在數量上已經非常驚人。斯大林的妻子自殺之後，斯大林對前來致哀的人說：”她還缺什麼呢？她要什麼有什麼。“為了證實自己待妻子不薄，沒有說謊，斯大林說完就拉開妻子的抽屜，滿滿一抽屜全是錢，還有數不清的名貴首飾。

按照從斯大林到集體農莊主席的特權等級制（政治局成員、中央書記、中央委員、人民委員後改稱部長、總局首長等等），每一級都有相應的無所不包的特供福利：從黃金地段的高級住房和免費占用別墅，到專機、專列、專用的遊船和獵場、專職司機和專用高級轎車（官員及其家族都可享受，甚至一人有幾輛供選擇）；從特別釀製的“首都牌”伏特加（發明於二戰時期嚴重缺糧的1944年）到免費早餐與午餐；從假日休閒和闊氣狩獵的所有開銷（路費、補助、“醫療費”、設備、特設的休假區和獵場的維護費用），到不用排隊就在特供商店裡購買緊缺的商品和進口奢侈品（僅在莫斯科就有數百家這樣的商店），以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應。當時，在莫斯科郊區劃出數片土地建造政府別墅，別墅配備專職的警衛、花草匠、女傭、醫務人員，每棟別墅的服務人員至少50名。連這些高級官僚們的子女上學和外出，都要坐着專車並由警衛全程護送。

同時，原來的皇宮和貴族毫宅，在列寧時代曾慷慨地送給了勞動人民，但在人民被馴服和政權鞏固之後，自然要收歸共產權貴們占有。斯大林得到了沙皇最喜歡利瓦季宮，莫洛托夫休假的別墅是沃龍佐夫伯爵的毫宅。斯大林的母親也在家鄉住進了當年沙皇的母親住過的宮殿——格魯吉亞總督府。

克里姆林宮是最高權力的象徵，斯大林把其中的一些房間分送給最忠實於他的人，作為受到寵幸的標誌，並許諾給予更高的職位。極具諷刺意味的是，能夠被恩寵進克林姆林宮的高官經常變化，今天被請進來，明天就可能被趕出去。雖然，被斯大林請進克里姆林宮住的人個個受寵若驚，更加為主子賣力清洗異己，但是，這樣的寵幸往往是下地獄的前奏，一旦“當家的”要過河拆橋、殺人滅口，他一定要先製造假相迷惑獵物，讓獵物在寵幸有加的飄飄然中，毫無準備地死於偽裝得天衣無縫的陷阱，具體負責大清洗的兩任克格勃的頭子亞戈達和葉若夫，都曾被斯大林請進克里姆林宮居住，也都先後被趕出去並被槍斃。

斯大林還下令在莫斯科河畔為高級幹部建造了豪華的“濱河大樓”。七居室的大套房，僅陽台面積就達70平米。但是，這類特供住房，在豪華中布滿了陰謀和恐怖，不僅每個房間的雙層夾牆都安裝了竊聽器，而且還有一條從莫斯科河河底穿過的地下通道，克格勃們可以避開大樓警衛而直接進入高官們的房間。那些為高官服務的人員也都是克格勃的雇員，肩負着刺探情報的告密者任務，高官們對“當家的”的態度以及風流韻事，全都通過這些“服務員”而記在克格勃的卷宗里。比如，政治局候補委員魯祖塔克強姦過一位黨員幹部的十五歲女兒，一些高官在訪問巴黎時用公款嫖娼，中央執委會書記兼外交人民委員卡拉漢與芭蕾舞女演員的尋歡作樂……都要送到斯大林的手中。

以上數種特惠利益還是實物和榮譽的方式，最大制度性行賄（特惠）是貨幣，斯大林建立一種被稱為“斯大林錢袋”（裝在信封中的盧布）的附加工資制，每月都有。這種給高中級官僚的額外金錢，根據職務的高低和受重用的程度，從幾百到幾萬不等。扣除通貨膨脹及幣制因素（1960年的改革），部級官員每月的附加工資是2000新盧布左右，相當於當時的3500美元。而就在斯大林向官僚們大肆行賄的時代，蘇聯的人均產值只有700美元。對比之下，戈爾巴喬夫時代的人均產值為6800美元，比率為10：1.而斯大林時代的部級官員所得到的豐厚收入，卻要高出戈氏時代的總統工資的二倍以上。如此奢侈的“斯大林錢袋”，當然要完全黑箱作業，領取者必須嚴守秘密，走漏信息要遭到嚴厲處罰。

當然，官員的特權優惠必須仰仗上級恩准，一旦惹得頂頭上司不高興，優惠也必然隨着官職的失去而失去。比如人民委員卡崗諾維奇被斯大林吊銷了職位後，一切特權也隨之消失，每月只有120個盧布的養老金，生活完全回歸平民，甚至他走後門到高幹醫院看病，也要受到追查。

赫魯曉夫發起的“非斯大林化”運動，不僅要清算斯大林時代的狂熱個人崇拜和殘酷政治迫害，使人們免於恐懼，而且要廢除其物質上的特權制度，使官僚們回歸公僕的身份。他成為蘇共黨魁之後，首先取消了一系列特權優惠：免費的專車、早午餐、別墅、休假以及“斯大林錢袋”等。接着是對人事制度進行改革，實行官員的輪換制和任期制，以便防止在一個地方或機構的長期任職所導致的個人壟斷權力。赫魯曉夫在蘇共22大上主持制定的新黨章規定：每次定期選舉，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成員更換四分之一，加盟共和國、邊疆區委、州委的成員更換三分之一，專區、市、區、基層黨委的成員更換二分之一，連任者不得超過三屆。

赫魯曉夫的改革嚴重觸犯了官僚們的特權利益，整個官僚集團對此極為不滿甚至憤怒，這就是赫魯曉夫最終被罷黜的真正原因。勃列日涅夫通過宮廷政變上台之後，開始了對赫魯曉夫的清算，表面上的說辭是批判赫魯曉夫的唯意志論和主觀主義，實際上是為了恢復被赫魯曉夫廢除的特權及其利益。勃列日涅夫不但為斯大林恢復了名譽，更主要的是斯大林時代的特權制度的全部恢復且變本加厲。他知道，贏得官僚集團支持的最大資本，就是發誓要保證對幹部的尊重。

勃列日涅夫本人首先成為肆無忌憚地揮霍民脂民膏的榜樣。他花上千萬盧布為自己建造多座豪華富麗的“小屋”（別墅），還為上層特權者們的聚會建造會所和專門狩獵的獵場；他的家族成員也隨之“雞犬升天”，他的兒子之貪婪斂財和他的女兒之奢侈放蕩盡人皆知，他還用公款為兒女建造別墅。他的甘戴綠帽子的女婿也躍升為蘇聯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和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貪污公款多達20多億盧布。

在勃列日涅夫的帶動下，官僚特權和政治腐敗遍及整個官僚階層，各級官員也都為自己建造“小屋”，也都為自己的親屬和親信謀福利，官場上的賄賂和送禮之風已經半公開化。地方大員送給勃列日涅夫的巨大鑽石戒指深得總書記的歡心，經常在各類外交、會議和媒體採訪等公開場合把玩炫耀。勃列日涅夫招待尊貴外國元首的經常項目是私人式的狩獵。自然，所有這些特惠的好處，全部由國家財政開支，獨裁者個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和監督地用全民資產賄賂官僚集團，因為國家已經成為獨裁者及其新特權階級的財產。

勃列日涅夫總結的保權經驗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時刻注意保護幹部”，即把自己的權力基礎完全建築在官僚集團的“穩定”上。而保護幹部和穩定官僚集團的最好辦法就是利益收買，權力賄賂和物質賄賂雙管齊下，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制度化行賄，不僅給幹部們充分的物質優惠被制度化，更要保證給官僚們的政治權力的制度化。他廢除赫魯曉夫時代的輪換制和任期制，恢復並擴大斯大林時代的連任制。勃列日涅夫時代，中央委員的連任率高達90％，地方黨委書記也大都長期把持大權，許多重要職位的黨委書記在位20多年，形成了各個封疆重臣個人權力所主宰的獨立王國。這種無限期的連任制，直到戈爾巴喬夫時期才被逐漸廢除。

戈爾巴喬夫時代的改革和葉利欽時代的社會轉型，就是在長期共產專制留下的特權制度及其普遍腐敗的遺產的基礎進行的，所以才那麼坎坷和艱難。如果說，70年的共產極權制度遺產使戈氏和葉氏的改革顯得極為沉重，那麼他們十幾年消化舊制度遺產的成果之最大受惠者就是現總統普京。現在，一向被外界病詬的俄羅斯經濟開始走出困境，呈現強勁的復甦態勢，把功績完全歸在普京一人名下實在有欠公允。如果普京在戈爾巴喬夫時代或葉利欽時代當政，他未必比二者更傑出，俄羅斯的情況也未必會更好。換言之，如果沒有前二者打下的制度轉型基本完成的基礎，普京時代的俄羅斯決不會象現在這樣幸運。

由此反觀現在的中國，非常類似勃列日涅夫時代，但是，中國目前形成的以家族為中心的權貴利益集團，其規模之大和財富之多，既遠非前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所能相比，也遠非葉利欽時代的寡頭經濟所能比擬。因為，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共權貴們還死守着計劃經濟，他們的特權優惠主要是供給式的，而非掠奪式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而中共權貴們對權力的長期壟斷和對財富的掠奪所依賴的制度遺產，則是鄧小平留下的改革開放的旗幟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所以他們聚斂財富的膽子更大、手段更多、理由更充分，也更瘋狂。更重要的是，已經民主的俄羅斯能夠將寡頭的不義之財曝光，而仍然獨裁的中國無法把權貴家族的掠奪放到陽光之下。

中共權貴們所得到的，遠遠不止於特供的物質和貪污的金錢，更是合法的斂財特權——優先的市場准入資格、壟斷經營、股市上翻雲覆雨和把國有大企業變成家族公司等特權。從中共的元老到新貴，他們的聚斂財富之手遍及改革的每一個階段和所有高回報的領域，幾乎找不到不下海的權貴家族。2001年11月24日出版的第九三期《證券市場周刊》發表馬海林的《神奇的華能國際》一文，就揭露了李鵬家族怎樣把大型國有電力公司變成家族公司「李家電（店）」的。因而，對於中國未來的社會全面轉型來說，改革者所面對的負面制度遺產肯定比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所承襲的還要沉重。唯一比這兩位變天者幸運的是，中國的改革者，在國內擁有八九運動留下的民意資源和市場化培育的民間資本，在國際上擁有共產制度全面失敗而民主化正在加速普及的世界大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