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對中國加入WTO帶來的負面作用的管理策略

"高考一戰定乾坤"的看法是不對的，因為還是有許多其他的出路存在。"入世定乾坤"也是不對的，因為這只不過是許許多多個角力回合中比較重要的一個而已。正如中國不能指望在加入WTO以後，一次性解決中國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市場准入問題一樣；西方同樣也不能指望通過此一途徑達成他們的"所有目標"。

加入世貿以後，中國一定還有許多調整政策的機會，即使在理論上沒有機會，美國那些白人民兵也一定會奉送無數次政策調整機會的。對於這一點我個人懷着無比的信心。從加入世貿的協議看，對中國而言確實不是一個"平等"乃至"雙贏"的安排，但是美國和西方能夠抓住多少機會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和所有的"言必稱西方"的學者專家不同，筆者對西方人的辦事能力持有深刻的疑問。中國企業和西方企業競爭力的差別，並不反映基本面的差別，而是社會政策環境方面（特別是金融支持方面）的東西共同起作用的結果。

只要政權還掌握在中國人手裡，WTO的負面作用就不一定不能避免。反過來只要是買辦當家，不加入世貿一樣不能保護民族利益。中國有機會調整政策和承諾，而且不會對國際信譽造成不良影響，請務必相信那些奴隸販子和鴉片販子的後代，一定會不斷地給中國製造政策調整的機會，他們能夠而且必然會不停地破壞信譽和承諾的，幾個世紀以來他們一直不停地演出這樣的悲喜劇，他們還將繼續表演。

1、 加入世貿對中國經濟的正面意義

個人認為，加入世貿對中國經濟沒有宏觀方面的促進意義，僅僅具有中觀層面的意義，能對外貿行業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政策法律環境，能夠讓中國在西方的反傾銷反補貼官司贏面上升，如此而已。

但是筆者基於西方人並沒有足夠的能力和意願，實施他們在世貿協議所撈到的優勢；而且鑑於以後還肯定有政策調整的機會，筆者在宏觀和戰略層面仍然支持以現在的條件加入世貿。

2、 中國加入世貿的戰略意義和政治意義

中國人口規模巨大，走根據四小龍經驗總結出來的"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很有點"大象進浴缸"的味道，而且很快就一頭撞上了"西牆"。中國產品在西方近二十年來所遭遇的不公正的反傾銷壁壘，和中國加入世貿的艱難曲折的歷程，就是這種發展思路的謬誤的自我暴露。在發展的道路上，中國必須走西方所從未經歷過的艱難之路，毛澤東時代的有益探索，使我們今天能夠大致看到這一道路的大致輪廓。

特別是中國已經成為美國圍堵的目標這一事實，與中國外貿依存度太高的現實，形成極大的反差和不協調。中國必須調整自身的經濟結構，更多地適應國內的市場和需要，為中國人民服務。在這樣的調整過程中，若遭遇制裁或者是禁運，會導致"硬着陸"的苦痛，加入世貿有助於減低這一風險，"軟着陸"的概率增大。

3、 WTO是最重要的國際舞台

如果說冷戰是以東西方對抗為特點的話，今天的國際政治確實是已經走出了冷戰，現在國際政治的基調是南北關係。中美的衝突早已不是意識形態的衝突，而是美國要遏制中國的經濟成長。單極化和全球化的荒謬和不理性的地方，並不是軍事政治領域，而是西方企圖把二戰以後發展起來的不合理的南北關係，加以固定化和擴大化；現在的南北關係主要特點是：發達國家聯合起來依託技術優勢對發展中國家執行壟斷價格，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上只能以競爭性價格出售自己的產品。

如果中國不加入世貿，而僅僅是一個體制外的批評者，就難以達到最好的效力，中國應該加入其中與第三世界國家一道，團結協作為改變不合理的南北關係而努力。單極化和全球化的內涵是極為不合理的金字塔結構，與世界上4/5的人口的根本利益是不協調的，中國必將能夠團結而且也一定能夠團結第三世界國家，為了共同的利益而進行長期的堅持不懈的努力，為全人類的公平和平等作出貢獻。否則中國僅僅憑藉自身的力量，在體制外與美國和西方的經濟技術優勢抗衡，是沒有希望的，中國應該而且必須爭取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共同奮鬥。

所以從長遠利益和戰略利益方面考諒，中國也不能放棄WTO這個舞台。和那些少林鐵拳派要造航母的人相比，這是武當綿掌工夫。

4、 中國的外資政策需要調整

按照微觀觀點來看待中國經濟，和西方富裕地區進行直觀比較，中國最大的差別是工廠太少而且規模也不夠大，在工廠里上班的工人比例也太低，所以中國顯得落後貧窮。這其實就是鄧小平改革思路的全部依據，實際上直到今天，中國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還是以這樣的觀點來指導決策工作的，正是這樣的思路導致了外資政策的偏差，以為中國的問題僅僅是因為工廠不多不大，建工廠最缺乏的就是資金和技術，所以招商引資工作在各地都是政府非常重視的工作。對外資的讓步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早已超過政策許可的範圍，一些地區還往往打出這樣的口號如：只要來衡陽，一切好商量。

實際上技術和資金問題早已不是制約中國經濟的瓶頸，在八十年代就發生過120條彩電生產線和上百條汽車生產線的大手筆引進事件，在九十年代發生的通貨緊縮和整體市場供過於求的現實，更是能夠讓人頭腦清醒。目前的外資政策，只能說是鄧小平所激起的地方主義和眼前利益主義，所帶來的地方利己主義潮流的慣性運動。這早已經遠離了中國經濟的現實。

直到今天，人們終於認識到市場才是最寶貴的發展資源，而且在資源和環境的制約下，今天的中國市場容量是中國民眾50年的艱苦奮鬥的成果。而作為一個公開的秘密，外資之進入中國市場，並非鄧小平極其後任的政治經濟政策具有多麼大的吸引力（只要看一看在日內瓦人權會議上的爭執就足以說明問題了），而是中國市場容量帶來的利潤前景的吸引力。在精英主義發展路向的指引之下，中國的市場容量成長正在受到威脅，產品在質量和檔次上"與國際接軌"，最終導致價格也一路攀高，已經把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排斥在消費群體之外。

這在另一方面也能夠很好理解為什麼我們的正規廠家，其產品終於失去農村市場，而大量的鄉鎮企業產品卻通過多種渠道行銷中華大地。正如武漢漢正街的老闆們所宣稱的那樣，我們的產品在"性能價格比"上優於大商場的貨物。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國家的法律技術監督體系並沒有同步延伸到新興的鄉鎮企業，客觀上給職業製造"假冒偽劣"者以"低風險和高收益"的機會。脫離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去盲目追求高指標，並不能真正帶來普遍的進步，反而給居心不良者以可趁之機。

對中國的發展而言，最重要的恰恰不是競爭力問題，而是適用技術和產品推廣問題。不是少數人超英趕美問題，而是多數人應該能夠享受到基本技術所帶來的便利。技術引進應該適合中國的國情，而不是貪大求洋。總而言之，中國的發展應該回歸到以中國人口的大多數為目標，而不是為"適應國際市場"而發展。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筆者主張對中國的外資政策進行調整，首先要取消各種優惠；其次要進行產業政策和環境政策引導；在出讓市場的同時，必須而且應該考慮一個外資企業本身，能夠給中國和中國人帶來多少實質性的利益和技術進步，否則就應該堅決予以限制。這實際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問題，WTO無論其規定了何種條款，都不可能予以限制和取消。實際上WTO連單純的貿易問題都難以解決，如發達國家搞的那個不得人心的《多種纖維協定》，就是採用了各種壁壘措施中最不得人心的數量限制手段，而發展中國家並非必然不能利用這一點。

二○○○年十二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