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濂
美國人在新疆

在抗日戰爭以前，除了個別的美國旅行家到過新疆以外，全疆沒有一個美國僑民。但是到了１９４３年間，在新疆的省會迪化卻設立了美國領事館。其經過內幕是這樣的：１９４２年６月，重慶國民政府與美國簽訂了一個《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協定》。這年下半年，美國將一批軍火運到德黑蘭，經過蘇聯境內的中亞細亞進入新疆，再運進內地。這批軍火是由一個美國少校率領一個車隊運來的，這是美國人第一次成批地到新疆和在新疆活動的開始。

１９４３年（確切日期，我不清楚），美國駐重慶的大使高斯以蘇聯對新疆有領土野心，企圖把新疆變成為第二個外蒙古為藉口，要求在新疆省會設立美國領事館，以便“看住蘇聯”。這個要求對蔣介石反蘇反共的政策顯然是有利的，他自然滿口答應。於是，在沒有一個美國僑民的新疆，就設立起美國領事館來了。

這個美國領事館的第一任領事是克拉布（Ｃｌｕｂｂ），原在海參崴工作，是一個研究中蘇問題的專家。第二任領事為華德（ＲｏｂｅｎｔＳｐｅｎｓｅｒＷａｒｄ），原任美國國務院政治計劃委員會副執行秘書。１９４４年下半年到任，於１９４６年冬去職。第三任領事為包懋勛（Ｐａｘｔｏｎ，包懋勛系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原在中東伊朗等國工作，於１９４６年冬調來新疆任領事，到１９４９年新疆快解放前的一個多月才離開。包懋勛離開迪化後，其職務交領事館秘書馬克南（Ｍａｃｋｅｎｎａｎ）代理。此人是１９４７年７月到迪化的，在新疆臨解放的頭幾天，他把美國領事館房屋、器具等托英國駐迪化領事福克斯代管，自己帶着一個白俄，乘着吉普車跑到奇台烏斯滿處進行陰謀活動後，乘車經柴達木盆地前往西藏，在行抵西藏邊境的時候被西藏邊防部隊擊斃，隨同他去的那個白俄也負了重傷。這樣，美國在新疆的活動也就從此結束。

克拉布我沒有見過，他的情形我不清楚。華德和包懋勛兩人，我和他們接觸較多，下面是我對他們兩人所了解的一 些情況。

１９４４年華德到新疆後不久，當年１１月就爆發了伊犁事變，蔣介石派去鎮壓的一個師幾乎完全被殲滅。當時我在迪化擔任中央軍校第九分校主任。因為過去我在滇緬邊境對日軍作戰時，曾和許多美國人在一起工作過，美國政府還贈過我一枚自由勳章，所以我很快就和華德成了朋友，有過多次談話，對於他的思想和作風也比較了解。

華德的政治觀點大體如下：

１．他認為戰後美蘇間應該進行全面合作，不應該互相猜疑。如果彼此擴充軍備，進行另一次大戰的準備，對人類將是很大的災難。

２．他也強調應給予殖民地民族以獨立，但他所理解的民族獨立是美國給予菲律賓那樣的獨立。他在１９４６年７月４日舉行的慶祝美國國慶的招待會上發表的演說，主要內容就是極力宣揚美國在這一天給菲律賓以獨立的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

３．他對國民黨和共產黨通過政治協商會議共同制定的和平建國綱領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兩黨應該根據綱領的原則處理各項問題，絕不應訴諸武力。當１９４６年七八月間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各解放區時，他仍然希望馬歇爾的調停能獲得成功。

４．他談到新疆問題時，認為中國歷代統治者對待新疆少數民族的政策，完全是以征服者自居，實行殖民地統治，以致引起各少數民族的極大反感。解決的方法，必須做到民族平等，並幫助他們發展經濟文化。我問他伊犁事變是否有國際背景時，他說：“這很難說，外面有種種傳說，說俄國人如何如何地幫助他們，但沒有充分的事實根據。”

當１９４６年６月間張治中和伊方代表阿合買提江等達成協議，行將改組新疆省政府時，他十分高興，曾對我說：“這將是新疆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同年７月，我以西北行轅參謀長的身份，銜張治中（張那時是西北行轅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之命，前往南疆視察，到過焉耆、庫車、阿克蘇、喀什、莎車、和田等地。他對我此行非常關心，當我於８月下旬回到迪化後，他特來看我，向我徵詢南疆之行的感想。

從上述幾點看來，華德是美國羅斯福對外對內政策的一 個竭誠擁護者。他在新疆的一年多里，和蘇聯領事館人員處得相當好。他有病時，都是請蘇領事館的醫生診治的。他在新疆並未積極活動，領事館裡只有在迪化雇用的一個職員和幾名工友。他對於朱紹良和吳忠信在新疆的統治，常流露不滿。當時駐在迪化的國民黨情報機關，曾懷疑他是共產黨的同路人。１９４６年冬，華德患腸結症，情況嚴重，當即由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館派人護送，乘蘇聯飛機到哈薩克共和國首都阿拉木圖治療，據聞曾由莫斯科派來兩名外科醫生到阿拉木圖為他施行手術。他病癒回到迪化後，曾把他到阿拉木圖治療的經過以及受到蘇方很好照顧的情形，給美國國務院寫了一個報告。不料，這個報告去了沒有多久，華德就被調職了，而且聽說他以後被美國國務院整肅了。又１９４６年冬鄭介民（當時任國防部保密局局長）對我說過：“華德在新疆的言行，我曾告訴過司徒雷登大使。”這樣看來，華德之被調離新疆，可能和保密局（即原來的軍統局）的活動也有關係。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我由行轅參謀長調任新疆警備總司令，就職後不久，美國國務院派來接替華德的新任領事包懋勛就來到了。

包懋勛這個人，是美國多年培養起來從事間諜活動的能手。他曾在我國當過某教會的傳教士，會說些半吊子的中國話，對中國的社會情形有相當了解。他的政治見解是：“美國至上”、“美國第一”，處處宣揚美國式的“民主制度”，誇耀美國的財富和強大，對共產主義運動是反對的，對蘇聯是仇視的。

包懋勛接任領事後，逐步擴充人員，積極開展工作。除了他的妻子擔任機密文件及密電碼的保管和譯電工作外，領事館還增設有副領事、秘書等職。先後任過副領事的，有馬丁（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４７年）、迪爾克遜（Ｄｉｅｒｋｓｅｎ，１９４８年）；任過秘書的，有博恩頓（Ｂｏｙｎｔｏｎ）、馬克南（Ｍａｃｋｅｎｎａｎ）。先後來過的信使有克拉克（Ｃｌａｒｋ）、凱斯勒（Ｋｅｓｓｌｅｒ）、包奇朗（Ｂｏｕｒｇｅｒｏｎ）、凱德（Ｋｉｄｄｅｒ）等人。他還在迪化雇用了俄文和維吾爾文的翻譯人員。他又要求我的一個英文秘書鄺宇彰（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每天去他的領事館作半天的英文翻譯工作。１９４７年南京美國大使館用專機給領事館送來一架超短波的無線電台，裝設在領事館的一間辦公室里。這部電台高達二三公尺，據聞可與華盛頓直接通報，由一個美國人擔任保管、修理和收發電報。

自１９４７年初到１９４９年７月，包懋勛離開新疆時為止，他的重要活動約有下列幾個方面：１．多方搜集有關蘇聯的材料：這是美國國務院給他的主要任務，而尤為重要的，則是偵察蘇聯是否有了原子彈——這是美國當時最為注意的中心問題。包懋勛到迪化後，第二 次和我見面時（第一次是一種禮節性的拜訪）就談起這個問題。他問我有沒有關於這方面的消息，是否聽到過蘇聯境內發生過巨大的爆炸聲音。我說：“沒有，只是聽說蘇聯在新疆阿山地區，用幾十輛汽車晝夜不停地運輸在當地開採出來的礦產。”包懋勛又問：“這些礦是不是鈾礦？”我說：“只聽說在盛世才統治時期曾和蘇聯訂有合同，在阿山的富蘊縣開採鎢礦，是不是有鈾礦還不大清楚。”他對於每一個從蘇聯境內來到迪化的旅客（除蘇聯人外），總要多方設法向他們了解情況，尤其是關於原子爆炸的情況。

他對於新疆境內有多少蘇聯人，從事一些什麼活動，在伊犁、塔城、阿山三區是否駐有蘇聯軍隊，蘇聯在這三區開採一些什麼礦產，由蘇聯開採的烏蘇獨山子油礦的產量有多少，蘊藏量大不大，等等，都進行了詳細的調查。他對於蘇領事館吸收新疆人加入蘇聯籍一事特別注意，曾就此事向我詢問過兩次，並向迪化市的警察局探問過。

２．搜集有關新疆地方的資料：關於新疆各少數民族的分布情況和宗教信仰，新疆的礦產及農產品，新疆境內交通及通往蘇聯、阿富汗、克什米爾、青海、西藏等處的交通狀況，各地區少數民族的領袖人物和他們的政治傾向，各地區社會團體的負責人及其政治傾向等等，領事館也多方搜集這些資料。

３．積極拉攏各少數民族的上層人物：他們所要拉攏的都是一些反蘇反共的上層人物；凡屬同蘇方親近或者主張親蘇的人，他都採取審慎和屏棄的態度。包懋勛所拉攏的，主要有以下一些人：維吾爾族的麥斯武德（曾任過新疆監察使、新疆省政府主席）、穆罕默德·伊敏（曾任新疆省政府建設廳長）、艾沙（曾任新疆省政府秘書長）、色以提（南疆阿克蘇的大阿訇）、堯樂博斯（哈密區行政專員）以及迪化維族中的大阿訇等人；哈薩克族的賈尼木汗（曾任新疆省政府財政廳長）、哈德萬（艾林郡王之妻，當時任迪化行政區專員）、薩力士（曾任新疆省政府副秘書長）、烏斯滿（曾任阿山區行政專員）等人；回族中的馬良駿（回族的大阿訇，曾任新疆省監察使）、白文昱（曾任新疆省政府財政廳副廳長）等人；蒙古族的烏靜彬（漢人，焉耆蒙族部落首領之妻）、喬嘉甫（原為塔城區蒙族的女王）等人。他拉攏這些人的目的，一方面是向這些人宣傳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富有、最民主的國家，爭取這些人在政治上傾向美國，投靠美國；一方面向這些人了解情況，經常約一些人到領事館喝茶或吃飯，向他們提出這樣那樣的問題，藉以探悉各少數民族的內部情形。

４．和官方保持密切聯繫，並進行滲透：這裡所指的官方，主要是指當時在新疆的西北行轅迪化辦公廳、新疆警備總司令部、國民黨新疆省黨部、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新疆外交特派員公署等機構。這些機構的官方人士，基本上都是從內地去的漢人，而且除了極其個別的外，都是站在國民黨的立場，在政治上傾向於美國的。雖然當時在新疆標榜着所謂親蘇政策，但包懋勛到迪化後不久，就看出這種政策是行不通的。大約是在１９４７年四五月間，我曾問他對於親蘇政策的意見，他笑而不答。我又說：“我是請你以私人朋友的關係談談你的看法，不是要你作為外交官代表美國政府的意見說話。”這樣，他才說出了他的看法。他說：“據我了解，貴國政府２０年來和俄國的關係一直是不怎樣友好的，一個地方政府能脫離中央政府的基本政策嗎？如果中央行的是一套，地方行的又是一套，而這個地方政權又和中央的關係是密切的，這怎能使對方相信呢？盛世才曾有過一個時期和俄國人合作，但盛世才那時的政權是完全脫離了中央，形成獨立割據的局面，現在能這樣做嗎？所以，依我看來，這項政策恐怕不易行得通。”他說的這段話，當然有他的用意，但確也道破了新疆當局所謂親蘇政策的實質。

包懋勛懂得在新疆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同南京政府的立場是一致的，他們雖然標榜親蘇，但是對美國人絕不會有所歧視。所以他常約上述這些機關的高級人員去領事館吃飯、喝茶，藉以探聽情況；有時他甚至事先不用電話通知，就一直跑到機關問情況。那時正值新疆多事之秋，我們基於利害關係，遇有重要消息也隨時告訴他。在這方面，我和他的聯繫較為密切。自１９４７年６月北塔山事件發生後，我經常將前方來的消息抄送給美領事館；尤以蘇聯飛機協助蒙古軍隊作戰，轟炸北塔山我守軍陣地一事，我認為很嚴重，一得到這個消息，立即打電話約包懋勛到我的辦公室，把這個情況告訴他。

他把這個情況立即電告了美國國務院。當時有些美國記者曾向美國國務院詢問這一事件的情況，國務院的發言人答覆說：“我們駐在新疆的外交人員曾從當地軍方獲得北塔山事件的第一手資料。”

包懋勛並不以我們隨時向他提供重要消息為滿足，他還要千方百計地從我們的機關里收買幹部，進行滲透。下面是幾個例子：我的英文秘書鄺宇彰，每天在美國領事館工作半天，包懋勛除了每月給他５０元美金之外，又對他進行誘惑欺騙。說過幾年後，將負責設法送他去美國免費留學，條件是要鄺宇彰在西北行轅迪化辦公廳和新疆警備總部為他刺探消息，搜集資料。鄺宇彰受包懋勛的誘騙，就替他搞情報活動，但很快就被我發覺了。我曾警告他說，這樣做是犯法的。

外交特派員公署的一個樓科長，也被包懋勛收買，經常把公署和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館在外交上的有關文件交給美國領事館，隨後也被發覺了。

此外，在迪化的基督教徒約有１００多人，絕大部分是漢人。包懋勛夫婦常到教堂去參加做禮拜，並捐一些錢幫助辦慈善事業，對這些教徒進行拉攏。

在我離開新疆後，聽說包懋勛還派馬克南到奇台去見過烏斯滿，而馬克南於１９４９年新疆快解放之前，又特地繞道到奇台和烏斯滿會面。１９５０年烏斯滿、賈尼木汗、堯樂博斯等人在新疆的叛亂，不能說和美國領事館的陰謀活動沒有關係。

１９４５年有一位美國少校馬克寧（Ｍａｃｋｅｎｉｎ）帶着幾個美國士兵，在新疆設了一個氣象觀測站。我沒有和他們見過面，究竟他們幹過些什麼，我不清楚。到１９４６年，這些人都離開了。

１９４８年春（大約是三四月間），國防部第二廳廳長侯騰陪同美國大使館武官蘇洛（英文名字記不明確）准將，乘一架美國制的Ｂ２４式轟炸機，飛到迪化。當時張治中不在新疆，在迪化行轅辦公廳負責的是劉孟純，我和劉對於他們的來臨都感到突然，因事先並未接到任何通知。此事曾引起蘇聯領事館方面很大的注意。他們下機後，就向我們說明蘇洛准將是來新疆旅行的。我和劉孟純聯名設宴招待了他們，我還陪同他們到頭屯河（離迪化四十公里，原系一個小型的煉鋼廠，以後停辦了）的一個騎兵部隊和在迪化附近的第九分校參觀過。

在他們來到迪化的第二天晚上，我和蘇洛、侯騰有過二三小時的談話，並由侯騰任翻譯。談話內容頗為廣泛，我也記不清楚了，只記得蘇洛准將曾向我詢問了下列幾個問題：１．他問伊、塔、阿三區的武裝力量有多少，我告訴他大約有３萬人。他問步兵多還是騎兵多，我說沒有確實的資料，依據情況判斷，騎兵可能多於步兵。

２．他問駐在新疆國民黨軍隊的兵力有多少，部隊的裝備情況和彈藥的儲備是否充足，補給和運輸的情形如何，我沒有列舉詳細數字，只是概略地答覆了他。

３．他問在新疆境內有幾個飛機場，第一個機場的跑道有多長，是否每一個機場都貯存有供應飛機使用的汽油，我也概略地告訴了他。

４．他問伊犁方面是否會向我們發動新的進攻，如果他們進攻的話，我們能否擊敗他們？我說：“現在還看不出他們有向我們進攻的跡象，如果只是伊方那點力量，我們是有把握擊敗他們的，但如有其他國家的軍隊參加，那就很難說了。在這一帶地區的這些民族、語言、文字、宗教、習慣等大體相同，他們只要把服裝一換，就很難辨別了。”

他們在迪化住了兩天，除參觀外，還遊覽了市郊的風景區，並買了本地出產的地毯、絨帽等，第三天早上就走了。

同年８月，我到南京和侯騰見面時，問蘇洛准將春天去新疆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麼。侯騰告訴我，他的主要目的是偵察由蘭州到新疆的航空線路，所以當時除蘇洛武官外，還有幾個關於航空、氣象等的技術人員同去。

１９４８年４月間（也可能是５月上旬），美國大使館副武官艾克瓦爾（Ｅｋｖａｌｅ）由蘭州乘吉普車來到迪化。他的父親聽說曾在中國當傳教士多年，他生於甘肅某地，會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他到迪化時，正好烏斯滿也來到了迪化，包懋勛偕同艾克瓦爾來看我，要求和烏斯滿會面，我答應了。第二天就約烏斯滿和艾克瓦爾到我在迪化東門外的住所會見，我亦在座，翻譯的有本部會說哈薩克話的蔣科長和英文秘書鄺宇彰。艾克瓦爾先對烏斯滿恭維一番，然後向他提出下列三個問題：１．當１９４４年伊犁事變發生時，是否有蘇聯的軍隊參加？

烏斯滿說：“我是在阿山地區起義驅逐盛世才的人，對於當時伊犁方面作戰情形，我不清楚，是不是有蘇聯軍隊參加，不能肯定。但據我所知，紅軍第八團（即駐在哈密的蘇軍）從新疆撤走後，一直留駐在中蘇邊境上，要來是很方便的。在伊犁方面參加暴動的好些領導人，都加入了蘇聯籍，伊犁的蘇聯領事館在當地很有權勢，這是我很清楚的。”

２．蘇聯在阿山地區開採一些什麼礦產？分幾個地方開採？

每個地方有多少工人？蘇聯的技術人員如工程師等有多少人？

有些什麼樣的機器？開採出來的礦產物的形狀、顏色？有多少汽車運輸這些礦產等等。艾克瓦爾對這些問題，問得非常仔細，當某個問題答覆得不夠明確時，往往重複問幾遍。當烏斯滿答一段時，他就用筆記錄下來，而且記得很詳細，單是這一個問題，幾乎整整花了兩個小時。

３．在中亞細亞地區是否發出過巨大的爆炸聲？烏斯滿說，他自己沒有聽見過，也沒有聽旁人說過。

談話結束後，艾克瓦爾對烏斯滿表示感謝，臨行時又對我說，他對這次談話感到滿意，並對我致謝意。

過了一天，包懋勛來找我說，艾克瓦爾想到北塔山去看看，問我能否同意。我答應了，第二天派了司令部的一個少校參謀陪他一道去北塔山。艾克瓦爾是自己駕吉普車去的，他在北塔山守軍的騎兵團長那裡住了一晚，曾登上北塔山山頂了望北邊的形勢。他同在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堅守陣地擊退蒙古軍進攻的馬希珍連長會了面，並向他了解當時作戰的詳細情形除了美國軍官來新疆活動外，不少美國記者也曾來過新疆。《洛杉磯時報》（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Ｔｉｍｅｓ）記者法拉克（ＷａｌｄｏＤｉａｋｅ）於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到迪化，主要是想了解伊犁事變的背景。我沒有和他見過面，因為我那時不在迪化。

《生活》和《時代》雜誌女記者史迪芬（ＢａｉｂａｒａＳｔｅｐｈｅｎｓ）於１９４７年初到迪化住了幾個星期後，去南疆的焉耆、庫車、阿克蘇、喀什等地旅行了約兩個月。大約在同年四五月間，她由迪化搭乘一架國民黨空軍Ｃ４７運輸機前往蘭州，在酒泉附近飛機失事喪命，全機共２０餘人均罹難，內中還有一位畫家韓樂然。

史迪芬女士是一個具有進步思想的作家，為人爽朗誠摯，生活樸素。我和她曾見面三四次。她從南疆回到迪化後，曾來看我，和我作了一次兩個多鐘頭的談話，由新疆省銀行總經理羅志枚擔任翻譯。她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這次談活的內容記不完全了，但有一段在我的回憶中還是很清楚的。下面是她這段話的大意：１０８第四篇文獻史料史迪芬說：“我沒有到南疆去以前，在迪化逗留期間，和你們當中的好些負責人談過話，也和在這裡的我們美國人討論過，大家都說新疆問題是民族問題，又是外交問題。當然不能說這個看法不對。但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有的說只要實行親蘇政策，只要實行民族平等的政策，問題就解決了。依我看，恐怕不這樣簡單。我在南疆旅行了兩個月，在新疆人口最多的喀什、阿克蘇兩地呆的時間較久。我深入社會的基層進行調查，同許多勞苦人民在一起過了好些日子，才了解他們所渴望的並不是民族獨立或民族的高度自治；他們也並不是如外面所宣傳的那樣仇視漢人，只是由於受宣傳煽動的影響，造成對漢人仇視的心理而已。當然他們更談不上要同哪個國家親善和同哪個國家不親善的問題。他們所最關心的是如何能使他們那種貧窮痛苦的生活得到改善的問題，那怕只是稍許的改善也會感到滿意。”她列舉了好些她親自看到的當地人民生活貧困的具體事例。她說：許多人吃不飽，更不必談什麼營養的話，許多人穿得很破爛，住的地方骯髒污濁；好多兒童沒有衣服穿，絕大部分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婦女在社會上毫無地位，出門不帶面紗就會遭到阿訇們鞭子的抽打；在人口那樣稠密的地區，幾乎沒有一點現代化的醫療設備……等等。然後她又說：“地方上封建勢力很大，那些阿訇們作威作福，為所欲為。像這樣，縱然把漢人的官吏全部撤換趕走，仍然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她所說的這一大段話，實質上說的是當時新疆的階級矛盾問題。我那時只覺得她說得有道理，但是還不理解她的含義。解放後，經過學習，我懂得了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真理後，回憶起她的話，才理解到她那２０８中國近代史通鑑·解放戰爭些話的深刻意義。現在把她的這段話追述出來，作為對這位美國進步作家的紀念。

美國國際新聞處記者羅伯遜（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美聯社記者麥斯特遜（Ｍａｓｔｅｒｓｏｎ）於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北塔山事件發生後，先後來到迪化採訪關於在北塔山中蒙軍隊衝突的原因和戰況。其時正值由前線送來繳獲蒙軍的作戰命令、旗幟及一門蘇聯製造的小炮等物，我接見了他們，並把這些物件給他們看，他們都拍了照。關於蘇聯飛機協助蒙軍轟炸我北塔山守軍一事，我也根據前線部隊的報告告訴了他們。他們又曾問到這次衝突是否純粹是邊境的爭端。我答覆他們說：這是一 個邊界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羅伯遜並獲得我的允許，到北塔山去採訪過。

紐約每日新聞報女記者派克（ＰｅｇｇｙＰａｒｋｅｒ）於１９４７年７月來到迪化，主要也是採訪北塔山方面的消息。我同樣地把所獲得的前線情況告訴了她。她還直接去訪問了蘇聯總領事館，與薩維里耶夫總領事在談話中弄得面紅耳赤。據她說由於她當時提出的問題過於尖銳，薩維里耶夫拒絕回答，以至造成尷尬的局面。

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蘭德（Ｃｈ·Ｒａｎｄ）於１９４７年９月來到迪化，那時正值繼北塔山事件之後的吐魯番暴動發生，伊犁方面參加省政府的人都離開了迪化，局勢相當動盪。他來見我時，除北塔山問題以外，還談到新疆的整個形勢。

《紐約時報》記者立伯門（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於１９４８年８月來迪化，那時我剛剛離開新疆，沒有見着他。只聽說這個記者的態度很蠻橫，堅持要到伊犁去訪問。當外交特派員公署拒３０８第四篇文獻史料絕他的要求時，他竟然咆哮地質問：“伊犁是不是你們中國的地方？為什麼不能去？”經向他多方解釋才作罷。

《芝加哥日報》記者巴納特（Ｂａｒｎｅｔｔ）於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到迪化，那時我已不在迪化，他的活動情形我不清楚。

除了以上所述的美國記者之外，還有英國的《泰晤士報》記者莫里遜（Ｍｏｒｒｉｓｏｎ）曾於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到迪化訪問，我沒有和他見過面。法新社記者沙瓦萊力（Ｊ·Ｓａｌｖａｒｅｌｌｉ）於１９４７年９月由曾任過國民黨宣傳部長的彭學沛陪同來到迪化，主要也是採訪北塔山事件的消息，並曾經到北塔山去過，拍攝過好些電影。

蘇聯人在新疆的活動

遠在帝俄時代，俄國就存有覬覦新疆的野心，並於１９世紀８０年代擅自派兵進入新疆，占據伊犁，最後與清廷締結《中俄伊犁條約》，割去我西部７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並賠償帝俄所謂“代收代守伊犁兵費”９００萬盧布。十月革命後，在斯大林統治時期蘇聯又派兵進入新疆協助盛世才平定叛亂，並取得了在新疆的駐兵權。這些都是人所共知之事。現在只就我在新疆時耳聞目睹的幾件事，記述出來，借供有關人員進行參考。

一、１９４５年下半年，張治中作為南京國民黨政府的代表到迪化與伊寧方面的代表阿合買提江等人進行和平談判，那時在新疆負軍事指揮責任的，是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有一天晚上，我們６個人（張治中、朱紹良、吳忠信、郭寄嶠、４０８中國近代史通鑑·解放戰爭李鐵軍、宋希濂，吳忠信那時是新疆省府主席，郭寄嶠是第八戰區副長官，李鐵軍是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在一塊吃飯後，朱紹良對我們詳細地講述了伊寧事變發生前，蘇聯駐迪化代理總領事葉謝也夫的一件事。

朱說：我來新疆後，只在普通的應酬上和蘇聯總領事見過兩次面，根本談不上有什麼交情，可是到了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６日，葉代總領事帶着翻譯來見我，對我說了好些恭維話，並特別強調中蘇間的友誼，他告訴我１１月７日是蘇聯的十月革命節，他非常熱情地邀請我於明天正午，到蘇聯總領事館去午餐，並說這次午餐是專門請我的，晚上才正式招待迪化市的各界人士。我聽了很高興，滿口答應了。第二天，我如約前往，他們十分殷勤地招待我。進餐時，除葉代總領事外，還有幾位副領事及一位秘書和一位翻譯參加，他們輪流向我敬酒，更在中蘇團結共同打倒法西斯的口號下，一再乾杯，菜也特別豐富，一直吃到下午３點多鐘才散，這時我已經有些醉了。晚上７點，是蘇領事館為慶祝十月革命節正式招待各界人士，我不能不去。他們又是多方勸酒，飯後還有跳舞等節目，仍是不斷喝酒，到深夜我才回來，已是酩酊大醉。躺在床上，完全像是死人一樣，什麼都不知道，一直到第二天（１１月８日）上午９點多才甦醒過來。當我剛剛醒來時，於達參謀長（原是蔣介石侍從室第二組組長，國民黨軍入新疆後，被派來充任朱紹良的參謀長）已站在我的床邊，神情緊張地向我匯報昨晚深夜在伊寧發生事變的情況，並請示如何應付？

於參謀長說：“本來早晨３點鐘就已經得到伊寧發生暴動的消息，因長官酒醉叫不醒，只好等候。”這才使我恍然大悟，蘇聯領事館所謂專誠邀我吃飯，原是一種陰謀，上了“老毛子”的大當。朱紹良在講述過程中，越說越激動，最後猶悻悻地大罵“老毛子”不止。

二、張治中代表南京政府與伊方代表進行了相當長時期的談判，並經過不少波折，才達成最後協議，訂於１９４６年６月６日晚８時正式簽字。新大樓的一個會議室里裝飾了一番，張治中備了幾桌豐盛的酒菜，準備為和平談判獲得成功而好好慶祝一下。協議全文用漢文、維吾爾族文各寫了兩份，用的是最好的紙，字也寫得十分工整。會議室里燈火輝煌，一 張大桌子上擺放着協議文件，真是一切俱備，只待簽字了。７點剛過，伊方首席代表阿合買提江及代表賴希木江、阿不都哈依爾·吐烈等人就來到了，緊接着蘇聯代理總領事葉謝也夫偕幾位副領事也來了。葉謝也夫一踏進會議室，他就要阿合買提江把協議條文一條一條地念給他聽，當念到某條“縣政府科長以上的職員由縣參議會推薦”時，葉謝也夫就用自己的自來水筆把這一條改為“應由縣長自己任命”；當念到某條“由地方保薦的十五名省政府委員由中央任命”時，他又用筆改為“只要由各區人民代表選舉，不要由中央任命”。他這一異乎尋常的舉動，引起大家的震動，張治中立即邀集我們一些主要負責的幹部開會。大家情緒都很激憤，張治中來新疆負責後，對蘇方多次容讓，這次他也有些氣憤，連說了兩聲：“太不像話，太不像話。”最後他仍然主張容讓，接受葉謝也夫塗改的“縣政府科長以上的職員由縣長自己任命”的意見。至於“由地方保薦的十五名省政府委員只要由各區人民代表選舉”的意見，張治中認為與葉謝也夫的意見並無矛盾，因為這十五名省府委員是由各區推選出來的，只是加上由中央任命的手續而已。決定這條維持原文，並向葉謝也夫說明。這樣，又把協議全文重新寫過，忙碌了一番，延到９點多鐘才正式簽字。

三、１９４５年４月間，我到新疆不久，就聽說有好些新疆人擁有雙重國籍，當時還以為只限於十月革命後退到新疆境內的俄國人（即所謂白俄），以後才逐步了解到蘇聯駐在新疆境內的各領事館，吸收新疆各族人加入蘇聯籍，以在伊寧、塔城為最多，其次為迪化和喀什。１９４６年上半年，我擔任西北行轅參謀長，為了進一步了解情況，曾要新疆警備總司令部的軍務處（實際是軍統局的新疆站）和迪化市的警察局秘密調查在省會究竟有多少人加入了蘇聯籍，其後他們提供我的資料說約為８００人左右，以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人占多數，大部分住在南梁一帶。在南梁的南端有一個歸化族（當時所謂歸化族即系白俄）的文化俱樂部，經常有各種活動，蘇聯的電影片常在那裡放映。有一天，情報人員告訴我，說加入蘇聯籍的人，當晚將在那裡集會，我為好奇心所驅使，想親自去看看到底是個什麼情形？到了傍晚，我偕軍務處副處長姚鐵珊着便服混了進去。一看，會場裡人擠得滿滿的，估計約有四五百人，大多是維、哈族人。我們進去時，秩序較亂，人聲嘈雜，沒有多久，蘇聯總領事館的一位副領事（是蘇聯烏茲別克共和國人，忘其姓名）出現在講壇上後，人們才安靜下來。我因恐怕被他們發現，同時聽不懂語言，便和姚鐵珊悄悄地溜出來了。

四、在抗日戰爭期間，蘇聯曾以大批軍用物資器材支援我國，當時國民黨政府曾酬答蘇聯幾批物資，如鎢、鋁、茶、羊毛之類，後來由於盛世才忽然變臉反蘇，致有約３１００噸物資停留在猩猩峽（今稱星星峽）和哈密兩地，沒有運走。自張治中來新疆負責，出現一個暫時和平的局面後，蘇聯便向張治中提出照會，要求由蘇方派車運走，沿途由新疆省政府負責招待食宿，並要求每車由蘇聯武裝士兵兩名押運。張治中就此事召集有關人員數次開會。我認為由蘇方派武裝士兵押運，有損國家主權，一再表示反對。張治中力主答應蘇方要求，以重友誼。為了這個問題，我和他曾爭得面紅耳赤。但張堅持要這樣做，我亦無法阻止。這時，吐魯番、鄯善、哈密等地伊方的地下組織已有相當發展，尤以吐魯番為甚。我恐蘇方利用車運的便利，秘運武器交給伊方地下組織，因此曾派了大批便衣人員沿途監視。關於由蘇方派兵武裝押運物資一事，張治中並未徵得南京政府的同意就這樣辦了，曾受到相當的責難。

五、１９４７年春天的一天，有一個錫伯族人來見我（那時我任新疆警備總司令），說有機密事要向我報告，我接見了他。

他對我說：“我會俄語，昨天我從哈密搭乘蘇聯民航機來迪化，在機上有幾個蘇聯人，我聽到有一個蘇聯人悄悄地對另一個蘇聯人說：‘８號到了酒泉，１１日到了蘭州。’我仔細思索他們的話，可能是蘇聯方面派的間諜到了那裡，特地來告訴你，希望予以注意。”這個人年約４０左右，我始終記不起他的姓名了。聯繫這件事，回想我於１９４６年８月間到喀什時，曾有好幾個人對我談起：駐在喀什的蘇領事館派遣受過很好訓練的人喬裝商人，前往西藏地區進行活動的事情，我感到這個人的判斷可能是對的。

六、１９４７年春，由於阿合買提江等人領導的維吾爾族文化委員會，經常組織大批維、哈族青年進行遊行示威及請願等活動，使迪化市處於緊張狀態。有一天深夜，軍務處處長佘萬選帶着一個姓李的青年（２０多歲）來見我，這個姓李的神情緊張地向我陳述他被綁架和受刑訊的經過。他說：“晚上８點多鐘我在南梁街上行走時，突然有幾個維族青年脅迫我，叫我跟着走，走到一條巷子裡，他們用毛巾把我的眼睛蒙住，挾着我再向前走了一段路後，進入一個房子，才把我的眼睛打開。室內有３個人，都是維吾爾族，內有一人善說漢語。一 開始，他們對我還客氣，向我詢問一些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飛機場的汽油庫存置地點，軍械庫和彈藥庫在什麼地方？

這些倉庫的戒備情形，以及迪化市駐有多少軍隊和駐紮地點等。我答覆他們說，我不是軍人，不知道這些事情。他們不信，開始對我採取威脅態度，我仍然說不知道，於是他們用繩子把我的雙手反捆起來，對我拳打腳踢，並打我的耳光，吼叫着要我講。我對他們說，我實在不知道，你們打死我也無辦法。於是他們停止打我，有一個人從一口箱子裡取出一架電機，先放在我的腿上，以後又放在我的身上，弄得我渾身發抖，頭上出汗，十分難過，他們拼命地催着我講，我實在講不出什麼。這樣折磨我，足足搞了兩個鐘頭。最後，他們認識到沒有希望，才又叫兩人把我眼睛蒙住，把我送出門走了一段後，那兩人把毛巾取下將我一推就跑掉了。我遭此意外橫禍，心情恐怖萬分，急忙走上大街，對那房子的地址、門牌，我無心查明。”我問：“大概是在什麼方向？”李答：“大約是在蘇聯領事館的西北角附近。”我又問：“你看這件事是否同蘇聯領事館有關係？”李說：“這很難說，不過那架刑具——電機，肯定是蘇聯的，上面還有俄文。”此事我曾命軍務處會同迪化市警察局進行調查，但沒有結果。

七、１９４６年冬到１９４７年上半年，駐在新疆的部隊由於缺額太多，又不敢徵收本地的維、哈族青年當兵，經南京政府國防部批准由陝、甘兩省撥補新兵１．５萬人，陸續運入新疆，這本是很尋常的事情，不料駐迪化的蘇聯總領事竟向外交特派員劉澤榮說：“中國軍隊大量地運入新疆，威脅着蘇聯的安全。這樣做，恐怕不是一種友好的表現。”雖然還不是一種正式抗議，卻是明顯地干涉別國內政。

迪化二·二五事件發生的原因

張治中代表國民黨政府與伊犁、塔城、阿山三區的代表阿合買提江等人自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在迪化開始和平談判，由於問題的複雜和雙方的猜疑，經過許多波折，一直延到１９４６年６月６日才達成最後協議，並簽訂了一個中央政府代表與新疆暴動區域人民代表之間以和平方式解決武裝衝突的條款，計１１條。另有兩個附件：一為新疆省政府組織辦法，一為事變區域內參加的武裝部隊參照國軍編制重新改編辦法。

新疆省政府改組後，張治中以國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轅主任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阿合買提江和包爾漢任副主席，在２５名省府委員中，事變的伊、塔、阿三區占有委員８人，有的擔任廳長，有的擔任副秘書長、副廳長等職。例如賽福鼎當時就是擔任教育廳長。

７月１日新的省政府正式成立，省府委員同時宣誓就職，國民黨政府特派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由南京飛到迪化監誓，並在新大樓前面的廣場上舉行了一個約有１萬人參加的慶祝大會，張治中、阿合買提江等人在會上講話，都說從此要為建立一個民主、統一、和平的新新疆而努力。張治中還特別強調新疆各族人民團結的重要性。

久經動亂的新疆人民，對於這個新的省政府，寄以很大的期望。但真正了解新疆真實情況的人，是並不那樣樂觀的。

主要的癥結是雙方各自代表着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常當時國共兩黨正在進行十分尖銳的鬥爭，蔣介石撕毀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不斷派兵向解放區進犯，在人民武裝力量打擊下，遭到挫敗。此時的南京政府不可能以相當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來應付新疆的局勢，因而它對付新疆的基本政策只能是維持現狀，力求安定。張治中就是以“安定新疆，安定西北，解中央西顧之憂”的使命來擔任甘（甘肅）寧（寧夏）青（青海）新（新疆）四省軍政領導的責任，並以新疆為重點。而阿合買提江等人所進行的革命運動的最終目的，是要使新疆脫離國民黨統治，當然不會以伊、塔、阿三區的暴動獲得勝利而滿足，必然要把這個革命運動向前推進，在全新疆各地發展組織，宣傳鼓動，通過軍事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種鬥爭手段來實現其目的。

立場不同，目標不同，又怎能做到和衷共濟，真正團結呢？

阿合買提江等參加省府工作後，便從伊寧調來大批幹部，除以一部分在迪化工作外，派出許多人往南疆各地進行“東土耳其斯坦青年團”的組織活動。迪化市原有一個維吾爾族文化促進總會，在吳忠信主新時期，這個維文會是由親國民黨的保守勢力領導的，阿合買提江等用種種辦法，很快就改組了維文會，並牢牢地掌握了維文會的領導權，以這個作為公開鬥爭的場所。同時在省府會議上推薦一批人安插在省府所屬各部門工作，並提出以伊方的阿布都熱合滿為吐魯番縣縣長，經張治中同意和省府會議通過任命。吐魯番是維吾爾族人聚居較多的地方，位於天山之南，為迪化通往哈密及內地的交通咽喉。伊方推薦阿布都熱合滿為吐魯番縣縣長，具有深意，是一着很厲害的棋，以後發生了吐魯番暴動事件，是和阿布都熱合滿之任縣長有密切聯繫的。繼阿布都熱合滿任吐魯番縣縣長後，伊方又提出以阿布都克日木買合蘇木為喀什區行政專員，亦經省府會議通過。此人當時年紀已７０多歲，曾到過莫斯科，其子女等多到蘇聯留學過，他和蘇聯駐喀什領事館常有聯繫。發表後，引起喀什方面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紛紛打電報給張治中要求收回成命，張治中認為這些人的行為一定受到當地駐軍的支持，尤其是駐在那裡的四十二 軍軍長楊德亮支持，因楊德亮是一個伊斯蘭教徒，一向是和地方的保守勢力夥同一氣的。張治中並派我（那時我的職務是西北行轅參謀長）乘飛機到喀什去勸說他們，要他們遵從省府的決定，並要我在那裡為新任的行政專員阿布都克日木買合蘇木監誓就職。同時，張治中又命我到和田、莎車、阿克蘇、庫車、焉耆、哈密等地視察駐軍，並對幹部說明新疆省政府改組後的政治形勢，今後治理新疆的方針政策，以及大家應該注意的一些事項。

阿合買提江等利用阿布都克日木買合蘇木充任喀什區行政專員的便利，派了一批人去那裡積極進行組織工作和鼓動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就有幾千名青年參加了“東土耳其斯坦青年團”的組織，經常遊行示威，喊着：“中央軍撤出新疆”，“成立民族部隊”，“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等等口號，並與駐軍經常發生一些小規模的衝突事件，使這個南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地——喀什，籠罩着風暴即將爆發的氣氛，經常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中。在那裡負責工作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懷着恐懼的心情，不斷地向張治中的和陶峙岳（陶那時是新疆警備總司令），報告這種危險的情勢。

其他各地，伊方當然也派人去活動，但由於那些地方的政權掌握在親國民黨的人手裡，並與駐軍密切結合，使活動受到了限制和打擊。例如哈密區專員堯樂博斯雖是維吾爾族人，但在內地住過很長時間，他的老婆是個漢人；又如和田區專員郝登榜，阿克蘇區專員色以提，雖也都是維吾爾族人，但他們有的是大地主，有的是大阿訇，是堅決反對伊寧方面的革命運動的。至於莎車區專員周芳剛，焉耆區專員左曙萍，則是從內地到新疆去的，在其轄區內，嚴密防範伊方的活動，自更不用說了。

新疆那時分為十個行政區，伊寧、塔城、阿山三個區為三區革命勢力所控制，在國民黨政權所能控制的七個區里，自新的省府成立後，由於三區革命勢力的滲透，在迪化和喀什兩個區，形勢是比較嚴重的。而這兩個區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都處於較其他各區為重要的地位。

我從南疆視察部隊回到迪化後，向張治中匯報了部隊及地方情況，張治中對我說：“新的省政府成立以來，伊方不斷提出許多不合理的要求，並慫恿青年經常到省府請願，在街上遊行示威，鬧得烏煙瘴氣。看來他們（指伊方）是沒有誠意的，前途很難樂觀。充實在新疆的軍事力量十分重要，你去和陶總司令商量，提出一張要求充實的具體數字表來給我看看，然後你準備於最近到南京去見總裁（蔣介石）和陳總長（陳誠）報告新疆情形，並請示增強新疆的軍事勢力。”我和陶峙岳及幾個高級幕僚經過幾度商討，擬就了一個請求國防部充實新疆軍事力量的項目和數量表，詳細內容我記不清楚，只記得如下的一些主要款項及數量：１．成立６至１０個邊卡大隊，每大隊約為５００人，將來擔任一些邊境的戒備，使正規部隊集結整訓，應付事變。

２．包括成立邊卡部隊在內，要求補充新兵４萬人。

３．要求調一個炮兵團入新。

４．要求增調兩個汽車兵團入新。

５．請求補充駐新部隊的迫擊炮、重機槍、輕機槍、衝鋒鎗、手槍、火箭筒、戰防炮以及通訊器材、工兵器材等等（具體數字，記不明確了）。

６．補充軍馬５０００匹，請撥款就新疆、青海兩省購買。

我們擬好了這份請求單後，我和陶峙岳同去見張治中會談，張看了後說：“要求得太多了一些，恐伯辦不到。”我們說：“我們是估計到這種情況的，如果國防部能答應給一半，也就不錯了。”張說：“好吧，就這樣辦。”

１９４６年９月下旬（或１０月上旬），我帶着張治中寫給蔣介石和陳誠的兩封信及一份請求補充駐新部隊兵員武器器材表飛到南京，那時蔣介石還在廬山，我又趕到那裡去見他，向他匯報了新疆的政治形勢和軍事情況，蔣介石用心地聽取了我的報告後，只說了下面幾句話：“你回去告訴各級幹部，在邊疆地區工作要特別警惕，部隊駐地的警戒要嚴密，一點都不可以疏忽。”我又把請求補充兵員武器器材等的一份報告表交給他看，他立即用桌上的一支紅鉛筆在報告表上批了“交陳總長酌情辦理”幾個字，並簽了他自己的名字，就交還給我。其時適新疆省府委員艾沙（維吾爾族，在內地住了多年，善漢語。艾沙和在省府擔任建設廳長的穆罕默德·伊敏及當時任新疆省監察使的麥斯武德等人，基本上都是泛土耳其主義者。這一派人也抨擊中國歷屆政府在新疆的殘暴統治，但又害怕蘇俄式的革命，對蘇聯存有戒心，因而不主張新疆脫離中國而獨立，只是要求實現民族自治。並主張將新疆省更稱為突厥省，常向漢人介紹突厥的歷史與文化，堅決反對漢族人的同化政策。所以他們又可稱為突厥主義者。由於他們離開新疆多年，組織基礎沒有廣泛建立，只有一部分勢力。他們和阿合買提江等人領導的東土耳其斯坦主義運動，是對立的，所以被伊方指責為漢人的走狗，說他們出賣民族利益。他們過去被盛世才趕出新疆，吳忠信主新時期，也不允許他們回來，這次張治中特地邀請他們回到新疆，畀以相當重要的職務，目的是想利用他們的政治立場與伊方對立的矛盾，希望能在他們的影響下，可以削弱三區革命的勢力）率領２０多個維吾爾族青年到廬山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叫我等兩天再走，囑咐我和他們多談談，並說他準備招待他們一次。這樣，我又在廬山多住了３天。

我由廬山回到南京見陳誠後，陳誠對我說：“共軍力量快打到長江邊上來了，首都都感到威脅，刻正調集大軍進行反擊。對共產黨問題，想用政治方法解決是很困難的，非用兵不可，因此中央目前對新疆還不能大力支援。你們所要求補充的兵員武器器材等，國防部當在可能範圍內撥發。我把你的報告交給郭次長（郭懺），要他召集有關單位負責人商定。”

隨後，陳誠又談到新疆問題。他認為新疆問題與國內整個形勢有着密切聯繫，他肆意地誣衊中共，說中國共產黨和三區革命都是聽命於莫斯科的，因而他認為新疆問題不可能真正和平解決。

我在南京住了２０多天，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張治中給我的任務上，向國防部要兵，要武器，要器材，接洽的最後結果，詳細的項目數字，我記不明確了，主要的大致如下：１．允許第一步先成立４個邊卡大隊。

２．允陸續撥給補充兵１．５萬人，大部分由甘肅省的幾個師管區征撥，一部分由收編的偽軍挑眩３．允增派一個汽車兵團入新，約有載重卡車３００余輛。

４．允補充軍馬３０００匹，就地徵購。

５．無炮兵部隊可派，但允於適當時期派一個重炮兵營駐酒泉，必要時入新。

６．補給一批武器器材彈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