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１０月下旬回到迪化，向張治中匯報了南京之行的結果。大約過了四五天，接到蔣介石的電令，調我接任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調充西北行轅副主任，住蘭州代張治中處理行轅事務。１１月３日我接任新職，行轅參謀長職務，由副參謀長劉任升充。
這時的局勢，愈益朝着有利於三區勢力的方向發展，而國民黨在新疆的統治地位，則在不斷削弱和動遙根據達成的協議，自新的省政府成立後，政治、軍事、經濟等均應成為統一體，不應有任何特殊。但事實上，阿合買提江等仍想牢牢地控制伊、塔、阿三區（阿山區行政專員烏斯滿不願受阿合買提江等人的控制，直接向張治中聯繫，是伊方所沒有料到的事情，也是伊方極不愉快的事情），不容許省府過問他們的事情，也不允許派任何人進入三區視察調查。當三區革命起來時，塔城區專員平戎等率軍警及漢族回族等老百姓共１．４萬多人退入蘇聯的阿牙固斯，和平條款簽訂之後，由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通知蘇聯政府遣送回國，並由新的省府商定組織了一個接運小組，前往塔城辦理接運事宜。而這些人於１９４６年９月間分批回國時，在塔城一帶備受凌辱毆打，內中有３５人，遭到有組織有計劃的屠殺。又省府根據和平條款和施政綱領舉行縣參議會和縣長的民選，決定在十個行政專區各派一個監選小組前往監選，各小組人選經過省府會議幾次的慎重研究，獲得各方的同意，但派去阿山專區擔任監選的小組長塗禹則及省府秘書克斌全（塗禹則、克斌全兩人均系哈薩克族人）於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６日路經塔城區的額敏縣，他們兩人和汽車司機均同時被殺害。根據和平協定第二個附件，規定事變區域內的參加部隊應參照國軍編制重新改編，以及進行點驗和建立供應制度等問題，曾由我和陶峙岳、郝家駿（新疆供應局局長）羅開甲（行轅少將高參）等人與伊方的軍事指揮官伊斯哈克江等人先後開了四五次會議，每次會議都是爭論一場而散，沒有取得任何結果。這樣，伊方在三區內的政治上軍事上都鞏固其既得地位，保持特殊化，使得張治中根本不能過問。另一方面，伊方利用參加省府工作的便利，在國民黨統治的七個行政區內，大力發展組織和宣傳工作，使得局勢日益動盪不安，尤以維吾爾族聚居較密的地方，不斷發生事故，有毆打漢人的，有與駐軍發生衝突的，有攔劫軍車的，有抗交公糧的……至於遊行示威，散發和張貼各種煽動性的標語傳單，更是經常發生。在省會迪化，由阿合買提江等人親自領導，以維吾爾族文化會為中心，經常有成百上千的維族青年和一部分哈族青年在開會，控訴歷代漢族統治者對東土耳其斯坦的暴虐統治，指責國民黨對新疆人民的虛偽欺騙，並指責麥斯武德、艾沙、賈尼木汗、哈德萬等人為民族敗類，號召青年起來剷除他們。經過每次的開會，群眾的情緒也就越來越激昂，意見也就越來越多，隨即成群結隊上街遊行示威，並高喊：“中央軍撤出新疆”、“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等口號，然後擁至省政府請願，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多達數十條，詳細內容我記不清楚，其主要部分，大致於下：１．中央軍立刻撤出新疆。

２．短期內於喀什、阿克蘇等地成立民族部隊。

３．中央政府在新疆的機關，一律改隸省政府。

４．將軍官學校第九分校交省府辦理。

５．徹底整頓警察，嚴禁非法拘捕人民。

６．罷免司法機關領導人員，司法工作由當地人士自行管理。

７．成立宗教廳。

８．立即開放伊寧通南疆阿克蘇的冰達坂道路（達坂是山隘，當時是封鎖的）。

９．罷免哈德萬與薩力士。

１０．徹查社會處帳目。

１１．應以民主方式選舉地方各級行政人員，各區專員應選當地人士充任。

１２．救濟失業的人民。

１３．財政廳應發給各縣農民１０個月期限的貸款，並貸給農民種子、牲畜、農具等。

１４．財政廳應貸給手工業者一年期限的薄利貸款，並借給商民六個月期限的巨額貸款。

他們幾次到省府請願，張治中派秘書長劉孟純接見請願代表，答應分別研究辦理，有些問題經提出省府會議討論，並作了相應的決議，部分地接納了請願者的意見。請願者們提出的條款雖多，但主要目的，是要在南疆的喀什、阿克蘇等地成立民族部隊，撤換親漢人的維、哈族人士，以及中央軍撤離新疆。張治中當時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場，是無法答應這些要求的。這些要求得不到滿足，請願者的遊行示威就愈來愈頻繁，態度愈來愈激昂，有時幾百人，有時幾千人，擁至省府請願，堅持要張治中親自出來答覆，常常整天以至夜晚都不肯離去，弄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當時住在迪化城內的，大部分都是漢人和一部分回族人，城外多為維吾爾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尤以南梁一帶，維族人聚居較多。）他們的活動自然而然地引起一些漢人和回族人、以及少數的滿族、錫伯族的大恐怖。隨着動盪不安的局勢的不斷發展，人們對張治中治理新疆的方針政策，日益產生懷疑，在幹部的思想中，也引起一片混亂，說他太軟弱，說他過分退讓，甚至說新疆會在他的手裡斷送掉，批評責難，不一而足。連以穩健沉靜著稱的陶峙岳，在一次高級幹部的座談會中，也感慨地對張治中說：“如果就是這樣把新疆丟了，我們將來要對歷史負責。”

張治中感到伊方給予他的壓力太大，當然也感到自身的責任的重大，於是就一再召集會議，謀求應付局勢的辦法。我記得在１９４６年１２月間，張治中在新大樓（張的住所和辦公地點）連續邀集黨、政、軍、特負責人舉行會議，參加的人有：劉任（行轅參謀長）、劉孟純（行轅秘書長）、陳希豪（國民黨新疆省黨部主任委員）、謝永存（國民黨新疆省黨部書記長）、楊為（國民黨新疆省黨部委員，謝、楊兩人均為“中統”骨幹分子）、王曾善（民政廳廳長）、劉亞哲（迪化市警察局長）、宋希濂（新疆警備總司令）、沈靜（警備總部參謀長）、馬呈祥（騎五軍軍長）、葉成（七十八軍軍長）、羅恕人（四十六師師長兼迪化警備司令）、梁客潯（新疆警備總部政治部主任）、佘萬癬姚鐵珊（軍務處處長、副處長。這兩人是軍統骨幹分子。當時的軍務處，在名義上屬新疆警備總司令部，實際上歸行轅直接指揮）等人。有時人多一些，有時人少一些。座談中有各種各樣的意見，但一致認為局勢日趨嚴重，應採取有效方法遏制伊方勢力的發展。會上有人提出以組織對組織，以宣傳對宣傳，和伊方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這一意見獲得了大多數人的贊同，最後張治中也同意這樣辦。並推定劉孟純、梁客潯、謝永存、楊為、佘萬癬姚鐵珊、劉亞哲、黃錫恭（第九分校政治部主任）等人組織一 個小組，研商具體辦法，由劉孟純負責召集。

１９４７年１月張治中去南京，臨行時還囑咐我們對於用組織對組織，用宣傳對宣傳的方針，要積極進行。

劉孟純根據張治中的指示，曾多次召集會議，所商定的各項辦法，我均充分予以支持。詳細情形，我記不清楚，主要的有兩項，概述如下：１．由國民黨新疆省黨部、新疆警備總司令部政治部、新疆日報等單位，發動一個規模較大的宣傳攻勢，強調新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領土，堅決反對任何使新疆脫離中國的企圖，嚴正指責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運動；同時大力宣傳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８日新疆省政府會議通過的施政綱領，即是新疆省政府應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擁護國家統一，保障全省和平，加強民族團結，實行民主政治等。並反對伊、塔、阿三區的特殊化。

２．以漢文會為中心，積極組織迪化市的漢人，由劉效黎、劉永祥等人負責；以回文會為中心，積極組織迪化市回族人，由白文昱等人負責；指使哈德萬、薩力士等人分化哈文會（即哈薩克族文化委員會），儘可能地掌握一部分哈族青年，因當時哈文會已被伊方控制。其次還有蒙文會、滿文會等也均多方策動他們起來反對伊方。

通過上述這些文化委員會，分別召集漢、回、蒙、滿、哈等族人，進行宣傳鼓動，說伊方如在新疆得勢，則在新的其他各少數民族，將無生存的餘地……等等。

通過這樣的組織和宣傳活動，其他各民族也開始行動起來了，與阿合買提江等所領導的維文會唱對台戲，這是“二 ·二五”流血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

維文會與漢文會的請願活動

１９４６年冬南京國民政府召開“國民大會”，規定新疆產生代表１８人。張治中在省府會議提出由伊、塔、阿三區產生７人，另外１１人由其他七區產生，經會議通過。三區代表有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人。其他七區的代表有哈德萬、艾沙、烏靜彬、喬嘉甫、伊敏、趙劍鋒等人。國民黨政府這次片面的召開“國民大會”，中國共產黨是反對的，並拒絕參加。當時我以為伊方的革命運動和中共有着密切的聯繫，現中共既反對這個會，阿合買提江等人可能不會去。但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阿合買提江等一開始就表示願意去，而且是去了，自始至終，參加了這次會議。聽說阿合買提江到南京後，以新疆一部分代表的名義，向大會提出“請在中華民國內將新疆改為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給予高度自治”的案子，引起國民黨內許多負責人的震動和不滿。張治中得訊，深恐此案被一筆抹殺，完全否決，會引起不良後果，乃去電孫科、吳鐵城、王世傑、陳立夫、白崇禧、陳誠等人解釋，並另電請邵力子向阿合買提江等人進行開導，交談多次後，結果阿合買提江把已提出的提案自動地收回了。

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在南京呆了一個多月，目睹南京政府政治的黑暗，派系的鬥爭，物價的飛漲，人民生活的痛苦等等情形，增加了他們鬥爭的信心和勇氣。因此阿合買提江等自南京回到迪化（大約是１９４７年１月下旬）後，更銳意於東土耳其斯坦運動，積極從事組織和宣傳工作。

２月２０日維吾爾族青年多人在維文會召集了一個“迪化市自由大會”，由阿不都艾海提·馬合蘇木主席發表了一篇很激烈的講話，痛斥漢人統治所給與新疆人民的種種痛苦，只有結束漢人的統治和中央軍立即撤離新疆，新疆老百姓才會有光明的前途……等語，博得與會者的熱烈鼓掌。隨即遊行示威，一路高呼“中央軍撤出新疆”，“反對漢人的統治”等口號。到２１日，維吾爾族青年又舉行一次規模更大的示威遊行。在過去的一般遊行示威，只有幾百人，多則千餘人，而這次達到５０００人以上。並制有用維文寫好的各種口號的大小旗幟，浩浩蕩蕩地從維文會出發，由南梁入城，在幾條重要街道遊行後，即擁至省府請願，由省府秘書長劉孟純接見他們推選出來的幾位代表。請願事項，除前文所述各條外，又增加了１０多條，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求省府立即罷免省府委員兼財政廳長賈尼木汗，哈密區行政專員堯樂博斯、莎車區行政專員周芳剛、和田區行政專員郝登榜（郝為維族人，通曉漢文漢語，曾被盛世才羈押７年，出獄後任社會處副處長，１９４６年春由張治中派充和田區專員）。請願者要求劉孟純立即答覆。但問題性質太嚴重，當然不是劉孟純所能作出決定的，因而他的答覆只能含糊其詞。請願者們不滿劉的答覆，群起質詢責難。劉舌敝唇焦，也無法說服他們。自下午兩三點鐘起，直到晚間，請願者們在省府前坪堅持不散。有的高聲叫嚷，有的圍坐議論，劉孟純處境十分狼狽，因他這時是不能離開省府的。通過電話和外界的聯繫，由屈武（屈那時任省府委員兼迪化市市長）多次奔走，最後，經阿合買提江、包爾漢兩副主席商定，要劉孟純答覆請願者允於明日（２２日）召開省府緊急會議，討論他們提出的要求，俟作出決定後，再具體的答覆他們。因當時張治中不在迪化，劉難以抗拒這種壓力，就照阿、包兩人的指示答覆了請願者。靈得很，請願者們認為滿意就散去了。劉從省府回到新大樓和我們見面講述請願者態度的“咆哮強橫”和他所處的窘境時說：“直是令人難以忍受。”我們當時也分析了可能出現的情況，即在省府會議時，阿合買提江以滿足或部分滿足群眾的要求為理由，會強求通過一些重要的決議的。果不出所料，第二天上午，省府召開了緊急會議，由阿合買提江主持，首先由包爾漢副主席發言，從維族青年請願的要求說到莎車監選的情形。他力述專員周芳剛與駐軍相勾結，如何如何阻撓選舉，力主接納群眾的意見，撤換周芳剛。繼由副秘書長阿巴索夫等人提出書面的八條提案，其主要內容與維族人在請願時所提要求差不多，而討論的重心則是放在撤換和田區專員郝登榜，莎車區專員周芳剛，哈密區專員堯樂博斯，迪化區專員哈德萬的問題上。當這些議案提出討論時，劉孟純、王曾善、賈尼木汗等人表示反對，爭論不休。到下午，阿合買提江等主張邀請請願代表到省府會議室來陳述意見，大家同意了。不久，馬合蘇木等人就出現在會議室里，由馬合蘇木發言，他慷慨陳詞，力訴漢人在新疆統治的黑暗，新疆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說漢人應該立即退出新疆，……講了兩個多小時，最後，他指着各省府委員們說：“你們八個月來在幹些什麼，你們是跳舞的委員，還是做事的委員？你們是想為新疆人民做點事，還是只想騎在新疆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呢？”他的慷慨激昂的講話，使得會場裡空氣十分緊張。當時只有賈尼木汗說了幾句話，駁斥馬合蘇木，漢族委員，無一人發言，情況十分尷尬。

阿合買提江這時提出先罷免和田區專員郝登榜、莎車區專員周芳剛的議案，無人表示反對，遂當場通過了。

省府緊急會議的情況和撤換郝登榜、周芳剛兩專員的決議，當晚就傳遍了整個迪化市，在漢人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普通的漢族居民（多半是小商人、手工業者和在郊區的一部分農民），深恐發生第二次伊寧事變，在民族仇恨的鬥爭中，無辜受害。例如我的一個同鄉龔沛生，在迪化東大街開一家小藥鋪——杏林春，他深夜跑來見我，說外面謠言很多，人心惶惶，問我有無危險？是不是要趕快離開回內地去？又在三道壩種田的農民有１００多戶，大多數也是湖南湘鄉人，第二天一大早他們就派了幾個人進城來找我司令部的一個處長劉臻（劉與這些農戶是同縣同鄉）問情況。在各機關任職的漢人，更是議論紛紛，以為這樣下去，不要多久，不是被維吾爾族人起義所殺害，就是被趕出新疆，展望前途，有彷徨不知所措之感。至於回族人及平日和漢人比較親近的一部分維、哈族人等，亦同感危懼。同時，這一消息，也引起一些人的憤慨，認為實在不能再容忍了，不能再退讓了，應該和阿合買提江等人領導的勢力進行堅決的鬥爭。這種意見，在當時的中上層幹部中占了上風，而我則是這種意見的積極支持者。

２２日晚間，我們在新大樓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參加者有我及劉任、陳希豪、謝永存、劉孟純、王曾善、梁客潯、沈靜（新疆警備總部參謀長）等人，由劉孟純匯報了當天省府會議的詳細情況後，大家認為決不能使七個區的統治權就這樣逐步喪失，必須採取堅決對抗的方針。並決定以示威遊行對付示威遊行，以請願對付請願，給伊方勢力以反擊。由劉孟純、謝永存、梁客潯立即進行具體部署。

２４日上午，迪化市區的回族人和哈薩克族人舉行聯合遊行示威，人數約有三四千人，有１０多個哈族人騎馬先導，沿途高呼：“擁護中央政府”，“中華民國萬歲”，“新疆是十四個民族的新疆，不是維吾爾族的新疆”，“反對伊、塔、阿三區特殊化”等口號。遊行後擁至省府請願，提出了請願事項２０余條。這一舉動，給阿合買提江等人以相當大的震動，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料到會發生這種反請願的事情。尤以這天哈族人參加的不少，更出他們的意外，因為他們一直認為早已掌握了哈族中的大多數，以為跟漢人走的不過是哈族中的少數上層分子而已。

這一天回、哈族人的聯合示威，給住在城內的漢族人以極大的興奮和鼓舞，成為第二天參加遊行請願人數特別眾多的原因。

２５日一大早，在漢文會就聚集了大批漢人，會裡的禮堂和街道上都擠滿了人，裡面有一部分是從伊、塔、阿三區逃出來的難民（包括由蘇聯境內遣返回來的）。同時在另外一些街道，也在集合，有二三百人一堆的，有四五百人一堆的。到了１０點鐘左右，這些遊行請願的人，一批一批地陸續來到政府前面坪地集合，總人數達１萬人以上。這對於當時只有８萬人口的迪化市來說，確是空前的。參加的絕大部分是漢人，也有少數的回族人、哈族人、滿族人在內。

這次請願，在未發生事故以前，組織得相當好，秩序井然。集合完畢，由漢文會的劉永祥等，把隊伍整頓好，他們請阿合買提江副主席和省府委員們出來答覆。當時阿合買提江等人住在南梁（即南門外）的南花園，聞群眾到省府請願的消息後，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即乘車趕來省府，群眾熱烈鼓掌歡迎，並讓出一條大道。群眾推了１０幾個代表，向阿合買提江陳遞請願書，約有２０多條，詳細內容我記不清楚，主要要求：１．徹底實行和平條款，取消地方特殊化。

２．伊、塔、阿三區的邊境，應由國軍派兵駐防。

３．伊、塔、阿三區的地方武裝，應照和平條款的規定，切實改編。

４．嚴厲懲辦伊寧事變時殘殺當地無辜居民的兇手。

５．從優撫恤事變時被害者的家屬。

６．要求發給難民救濟費。並妥善安置。

７．反對企圖把新疆脫離中國的東土耳其斯坦運動。

８．加強民族團結，反對煽起民族間的歧視和仇恨。

９．要求嚴厲制裁破壞社會秩序的分子。

以及要求實行法治、嚴懲貪污和切實實施省府會議通過的施政綱領等等。

阿合買提江接見代表後，登上臨時由幾張桌子拼搭起來的講台，向群眾講話，講了約一個多鐘頭後，群眾不滿意他的答覆。隊伍里人聲開始嘈雜起來，有的大聲質問他，有的喊他下來，甚至還有罵他的。阿合買提江這時處境尷尬，但態度還相當鎮定，仍想通過翻譯向群眾解釋，而有一部分群眾（據我事後了解，這些人多半是從伊、塔、阿三區逃出來的難民，或者是伊寧事變被害者的家屬）已控制不住積在胸中的鬱憤，態度越來越強橫，高聲叫嚷，使得阿合買提江無法繼續講下去，只得走下台來，和一些省府委員們退到省政府裡面去了。這一來更加引起群眾的憤激和譁噪，隊伍的秩序也開始亂了，有１０多個人走到包爾漢副主席乘坐的小汽車旁邊坐下談天，包爾漢的司機（維族人）坐在汽車裡喊他們走開，那些人不理，司機便大聲辱罵，並從汽車裡走出來把一個人打了幾下。這就大大地激怒了群眾，他們和司機大吵起來，有的喊打。司機見勢不佳，立即跑進省府大門口傳達室，將門緊閉，從窗戶口用手槍向人群中亂放，登時有兩人負傷，弄得秩序大亂。但群眾並沒有因槍聲而散去，相反地，情緒更加激昂起來，必須致司機於死命而後快。在那些難民中，有些人過去曾在盛世才的部隊裡當過兵或當過下級軍官，內中有人跑到在那附近的軍統的一個站所去弄來了一顆手榴彈，他從側角接近那傳達室，把手榴彈從窗口扔進去，一聲爆炸，司機當場被炸死。這時在省府裡面會議室里的阿合買提江、包爾漢兩副主席及省府委員們聞手榴彈的爆炸聲和群眾的吼叫聲，嚇呆了，大家面面相覷，沉默不言，不知如何是好。他們深恐群眾沖入府內，立命將省府大門關閉，由省保安副司令黨必剛親自指揮在省府擔任警衛的保安隊士兵約有四五十人荷槍實彈，嚴密防範，並架起兩挺輕機槍對着大門外，作準備射擊姿勢。這是當天下午２時左右的情況。

緊接着又發生哈薩克族人和維吾爾族人互相打殺的事情。

當阿合買提江等人被困的消息傳到維文會的時候，有些人十分擔心，約有１０多人跑到省府前坪來窺察情況，不料這時有２０幾個哈薩克人也跑來看熱鬧。這些哈族人是屬於迪化區專員哈德萬手下的，與這些維族人向來處於對立地位，真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他們看見那些維族人立即喊打，有一個哈薩克族人手裡持着一根鐵棒，即舉起鐵棒對準一個維族人的腦袋打去，那個維族人立被擊斃。維族人見勢不佳，紛紛逃跑，哈族人追着打，又被打傷兩三人。經警察趕來干涉，才制止這些人亂打亂闖的行為。

請願的群眾，認為阿合買提江沒有很好地答覆他們的請願事項，不肯散去，看見省府大門緊閉，更加憤激，先是在大門外高聲叫喊，繼之以敲門，均無人答應，群眾便用石頭砸門。因大門堅固，扔石頭效果不大，於是，有部分人跑到附近一家木料店扛來幾根大木頭，許多人抬着撞擊大門，並且吼聲震天。我得此消息，覺得事態嚴重，也感到自身責任的重大，立派迪化市警察局局長劉亞哲親往勸告和負責制止這種暴力行為，並命迪化警備司令羅恕人立即出動部隊戒備。

劉亞哲乘汽車趕到現場，高叫不要撞打大門，群眾靜下來了，劉便站在雪堆上對群眾講話，大意是勸群眾不要採用這樣的暴力行動，如果把大門撞開了，蜂窩似的擁進去，傷害了副主席和省府委員們，就會構成嚴重的犯罪行為，對新疆整個局勢也很不利……最後，他勸大家解散回去，問題以後再解決。群眾開頭不肯散去，劉苦口婆心地勸說，同時宣布軍事當局絕不容許對省府委員們有任何傷害行為。群眾這時態度才開始緩和下來，有些人同意解散，有些人則向劉提出今後維族人是不是會向我們尋釁報復？安全是否有保障的問題？劉亞哲說：“我以警察局長的名義，向你們保證，對你們的安全，絕對負責。”這樣，群眾才開始散去。與此同時，我下令全市宣布戒嚴，所有街道要口，均滿布崗哨。劉亞哲俟群眾散去後，叫開省府大門，派警士護送各委員回家，劉則親自護送阿、包兩副主席回去。

第二天屈武委員對我說：當群眾撞擊大門，吼聲震天時，他們在省府會議室感到情勢十分緊張，有些人提議從省府後院一間臥室里的天窗爬出去。阿合買提江副主席堅持不同意，並說：“他們如撞進來，就把我打死好了，我不怕。”屈武並以敬佩的口吻說：“在這樣臨危的時候，阿合買提江不失為革命者的本色。”

這一天的流血事件，就我的記憶，死者是兩人，受傷者有五六人（因事隔多年，記不明確）。

事件發生後的當晚，我把經過情形電報蔣介石，並要求批准我宣布戒嚴的臨時措施，兩天后接蔣復電，囑我妥善應付局勢，並批准戒嚴措施。同時我也將情形電告在南京的張治中，並請他早日回迪化。

張治中於３月１６日從南京回到迪化，緊接着於３月２５日以西北行轅主任兼新疆省府主席的名義，發表一篇告全省同胞書的文告，內容共分十點，主要的意思是強調維護和平，積極執行和平條款與施政綱領。其中有這樣幾句：“如２月２１日激進派所發動的敵視和脅迫政府的行為，２５日保守派所發動的遊行中發生的慘案，都必須加以糾正的。”

北塔山事件的歷史背景

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在新疆北部爆發的北塔山事件，曾經轟動一時，當時有不少的中外記者都跑到新疆去採訪消息，作過各種各樣的報道。在那一時期里，許多人對北塔山事件的發生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只是單純的中蒙邊境糾紛事件；有的則認為蘇聯繼承帝俄的政策，企圖逐步控制新疆，使新疆脫離中國，建立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實際由蘇聯來控制；有的認為是外蒙古軍隊在蘇聯指使下，與伊犁事變集團相呼應，目的在於消滅在阿爾泰（即阿勒泰）地區和它們相對抗的烏斯滿的力量。解放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印的一本小冊子名叫《北塔山風雲》的連環畫，則把北塔山事件說成是我在美國駐迪化領事館的指使下干出來的，並把當時尚未到新疆的一個名叫馬克南（Ｍａｃｋｅｎｎａｎ）的美國人說成是這一事件的重要策劃人（馬克南是１９４７年７月初到迪化的，而北塔山事件是６月５日發生的。他先在領事館任秘書，以後代理副領事，我僅和他見過一次面），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不管怎樣說，這個問題現在還不能作出任何結論，還不能徹底弄清楚外蒙古軍隊當時進攻北塔山駐軍的真正動機。

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北塔山事件發生時，我是國民黨駐新疆部隊的最高指揮官，負有守土之責。當得知外蒙古軍隊無端向我守軍進攻時，便嚴令駐守北塔山的騎兵第一師的馬希珍連堅決抵抗，並命駐在奇台的騎一師第二團團長韓藩立即率該團主力前往增援。不久，在擄獲蒙軍的戰利品中有蒙古邊防軍司令的一個作戰命令，這份命令中的第一條就說：“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被華軍侵占，驅逐華軍，鞏固邊防，是我們的神聖任務。”我看了這個文件後，弄得莫名其妙，因為在我的腦海里，一直認為北塔山距離外蒙古邊境還有很長一段路程。既然蒙軍這樣說，不能不認真研究一下，我就約集了熟悉新疆和外蒙古關係的一些人（記得有漢文會會長劉效藜，外交特派員公署科長水建彤等人），並搜索了一些文獻資料（例如楊增新所著《補過齋文牘》等），開會研討，從資料中和同他們的談話中，概略地了解到下述情況：１．辛亥革命後，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受帝俄煽惑，在庫倫（現在的烏蘭巴托）宣布獨立，１９１２年春派兵進攻科布多科布多在清朝設有參贊大臣管理地方軍政，在行政區劃上直隸中央。當形勢危急時，北京政府曾命令新疆、伊犁、阿爾泰（當時在伊犁設有鎮邊使，在阿爾泰設有辦事長官，均直隸中央）派兵往援，但援軍尚未集結，科布多就於１９１２年８月失陷了。外蒙軍攻陷科布多後，又於１９１３年７月間兩次進襲阿爾泰地區的察汗通古，均被新疆都督楊增新派駐在那裡的部隊擊退。指揮官為旅長蔣松林，團長張劍帝俄政府以囊括科布多和阿爾泰的目的未遂，乃由駐北京的俄國公使及駐迪化領事先後照會我國政府及地方當局說：“中國軍隊萬不可逾越阿爾泰山之北，如果貴國軍隊調到薩克賽，我國自有對付的辦法，其阿爾泰及沙拉蘇美（即承化）等處，難免我國不發軍隊占據。”同時俄國自庫什莫敦開拔部隊５０００，進駐科布多東南之胡蘆庫勒及喀喇烏蘇，策應外蒙司令丹帕藏宗，並派兵進入喀什、伊犁，以威脅新疆當局。

當時的北京政府是軟弱無能的，既不敢發兵抵抗，又不能據理力爭，以不擴大事態為理由，遂在北京與俄使開議和約，循外交途徑由中央與地方同時解決：（１）民國２年（１９１３年）１１月中國外交部與俄國公使簽訂聲明條件內開：“外蒙自治區域應以前清駐紮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台將軍，及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轄之境為限。”

（２）民國２年（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２１日阿爾泰辦事長官帕勒塔與俄國駐阿爾泰領事庫申科於承化寺（即沙拉蘇美）簽訂中蒙臨時停戰軍隊駐紮界線條約，其第一條全文：“中國軍隊與喀爾喀軍隊，自此條約有效期內，均以阿爾泰最高分水界，自森彼得堡條約第八條內載的奎屯山起，東至江噶什，順布爾根河至濟爾噶朗河口，再東南經察汗通古之西北陶甘策凱，至哈爾根圖阿滿止為界，彼此不得越過界線，更不得彼此開仗。但駐在察汗通古一帶的中國軍隊，於此條約簽字後三個月內，退回新疆元湖地方。”並聲明：此條約係指雙方駐軍地點而言，與科布多和阿爾泰的疆界問題決無干涉。就在這個時期，俄國駐阿爾泰領事曾一度提出，說什麼：“據科布多蒙古長官來信，深以布爾根疆界一節為不然，欲請劃以拜克塔山（即北塔山）為界。”這就可以看出帝俄侵占阿爾泰整個地區的野心，並未因簽訂了聲明而終止。

幸次年（１９１４年）歐戰發生，帝俄傾全力在西方作戰，無暇東侵，到１９１７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遂使阿爾泰邊界得以１０年無事。

當外蒙軍隊在帝俄慫恿下進侵阿爾泰時，伊犁、塔城、阿爾泰三區均系直隸北京，各自為政分治，鑑於形勢孤危，經新疆都督楊增新與阿爾泰辦事長官帕勒塔，伊犁鎮守使楊飛霞等多次協商後，於１９１４年將伊犁鎮邊使撤銷，改為鎮守使；１９１６年塔城參贊撤銷，改為塔城道；１９１８年阿爾泰辦事長官撤銷，改為阿爾泰道，都歸併入新疆剩２．外蒙古侵占阿爾泰領土的經過１９２３年（民國１２年）外蒙軍進犯布爾根，擄去布爾根縣佐，威脅當地蒙民歸順。

１９３３年（民國２２年）新疆多處發生變亂，外蒙乘此機會，又派兵越境竊據布爾根河縣境。１９３５年我阿爾泰區行政長沙某（可能為沙力福汗）派秘書長滿開與科布多行政長貢布在岳爾毛蓋圖會議，曾議定“以阿爾泰山正干分水嶺為界，凡阿爾泰山之水流向新疆者，屬新疆；流向科布多者，屬外蒙”。按此規定，所有烏梁達坂山南之水均系流向布爾根河，外蒙自應將占去的布爾根縣城歸還新疆，但科布多並不履行規定，將占去的布爾根縣境推諉不還。

１９３８年（民國２７年）６月２０日外蒙科布多邊卡軍隊忽進占本布圖地方，及附近的哈拉巴爾齊克一帶，強迫我邊卡士兵撤退，我青河設治局局長郭永隆親往本布圖與外蒙邊卡官才楞會晤，要求外蒙軍隊退出侵占的地方。才楞竟強詞奪理地說：“本布圖、也楞齊、哈爾齊哈圖、哈拉巴爾齊克等地，均屬外蒙地界，中國邊卡部隊現駐紮哈拉巴爾齊克等地，乃係屬於外蒙地界，應請迅速撤退。”郭局長答稱：“科布多與阿爾泰原日交界，北至烏梁達坂，東北至門開海爾根雪山，系以阿爾泰正干分水嶺為界，外蒙占據我布爾根縣境不還，復又侵占至察汗河地帶，實非善鄰之道，令人不能容忍。”外蒙邊卡官才楞理屈詞窮，乃說：“我系奉政府命令駐防邊卡，不能商談邊界，應該雙方電報政府，聽候派代表會議解決，目前雙方暫駐現時地點，不要衝突，以免違背雙方政府的和平意旨（即蒙卡駐本布圖，華卡駐哈拉巴爾齊克）。”

不久，蘇德戰爭爆發，外蒙軍隊全力戒備日本關東軍，無暇侵略阿爾泰，我西北地區的重要屏障——阿爾泰，得暫保全。

蘇聯１９４０年出版的地圖，竟將阿爾泰山脈南面全部山嶽地帶分別劃入蘇聯及外蒙版圖，界線達於北塔山及元湖，侵地數萬平方公里，面積大於瑞士、盧森堡、比利時、荷蘭的總和。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蘇聯政府是具有承襲帝俄企圖侵占阿爾泰的政策。

烏斯滿退踞北塔山

新疆是我國西北的一塊廣大的領土，南北２２００公里，東西２５００余公里，面積達１６０多萬平方公里。天山橫亙其中，崑崙山雄峙於南，沙漠戈壁占地甚廣。解放以前，全省人口是５００多萬，包括１３個民族，計：維吾爾、哈薩克、漢、回、滿、蒙、柯爾克孜、塔塔爾、烏茲別克、塔吉克、俄羅斯、錫伯、達斡爾。其中維、哈、柯、塔、烏，都是突厥語系民族，信奉伊斯蘭教，回族和塔吉克族亦信奉伊斯蘭教。錫伯、達斡爾都是滿族的分支。以維吾爾族人數為最多，約占全省人口７５％。其次為哈薩克族，約有４０多萬人，絕大多數住在天山以北的伊犁、塔城、阿爾泰三個區內。

新疆的哈薩克族人，除有小部分定居下來從事農業或商業外，大部分是以游牧為主，仍然保存着一種部落制度。許多部落沒有固定的住地，經常流動，在夏天喜歡住在山裡，稱為“夏窩子”，因為氣候涼爽，水草茂盛，適宜於牲畜的飼養和繁殖，到冬天便移居低洼地帶，稱為“冬窩子”。這些哈薩克族部落，一般擁有許多牲畜，他們吃的多半是牛羊肉，喝的是馬奶或羊奶，正如古語所謂“以肉為食酪為漿”。現在多有以饢作為主食的（饢是以麵粉特製的，可以長期保存）。同時以牛、羊奶曬乾製成的“奶疙瘩”，也是一種富有營養和耐飽的食物。由於經常和自然界接觸，加上吃的東西富有營養，所以一般人的體格很健壯，男女老幼都善於騎馬，喜狩獵，精射擊，崇拜英雄，把勇敢善戰的人稱為“巴圖魯”（英雄的意思）。

烏斯滿生於阿爾泰區的富蘊縣，是哈薩克族中毛勒忽部落的首領，為人有膽量，精於騎射，充滿着個人英雄主義思想。自１９３７年起，他就反對盛世才的專政，起初只有７個夥伴，以後得到阿爾泰區多數哈族人的擁護。因他驍勇善戰，而被稱為“巴圖魯”。盛世才曾幾次派兵去剿他，由於他地形熟悉，加上他那時得到外蒙的支援（一開始，外蒙曾援助過他，以後不知何故決裂了），盛世才消滅不了他。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７日爆發了伊犁事變，烏斯滿參加了這一運動，到１９４５年上半年，伊犁、塔城、阿爾泰等地相繼脫離國民黨新疆省政府的統治。１９４５年下半年三區的軍隊繼續向精河、烏蘇進攻。自９月３日起，不明國籍的飛機轟炸烏蘇、精河，伊方軍隊以重炮、燃燒彈等不分晝夜集中攻擊，精河守軍約一個師兵力全部覆滅，烏蘇守軍隨即受到威力強大的攻擊。至９月５日，烏蘇被陷，守軍大部分被殲滅。至此，三區軍隊一直推進到綏來的瑪納斯河的西岸，距省會迪化僅１４０多公里。同時對南疆更分路進攻，全省陷於動盪混亂中。

那時駐在迪化的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迭電向蔣介石告急，內有“事態嚴重，前途不測，只有一死殉國”等語。蔣介石接電後，甚為焦慮，即派政治部部長張治中飛往迪化，指示他調查這次事變的實在情況，提出報告，作為解決問題的參考。張治中於９月１３日飛到迪化（那時我被派為駐新疆第九分校主任，與張同機飛迪）。１４日會見蘇聯駐迪化代理總領事葉謝也夫，徵詢他的意見，葉謝也夫表示：“這是中國內部的事情，蘇聯不便干涉中國內政。就他個人的看法，這件事最好是設法和平解決。”張治中表示同意他的意見，並請他代為向伊犁方面疏通，首先停止軍事行動，以便雙方派代表商談。葉謝也夫答應把張的意見轉達莫斯科，並表示他個人願意從旁幫助。張治中了解國民黨在迪化兵力單薄，人心惶惶，除設法和平解決外，別無他途，遂電蔣介石建議通過外交途徑，從事和平解決。並於１６日離開迪化，飛回重慶向蔣介石匯報。

張治中回到重慶不久，蘇聯駐華大使彼得洛夫就向國民黨政府外交部提出了一個備忘錄，全文如下：據蘇聯駐伊犁領事轉報蘇聯政府稱：有維民數人，自稱是新疆暴動的人民代表，向該領事申請，並暗示希望俄國人出面為中間人，擔任調停彼等與中國當局所發生的衝突；並聲稱：暴動人民原無意脫離中國，其宗旨在使維民在新疆占多數的各地如：伊寧、塔爾巴哈台（即塔城）、阿爾泰、喀什各區，達到自治的目的。該代表並列述過去新省當局對彼等的種種壓迫。蘇聯政府因關切其與新疆接壤之安寧與秩序，如中國政府願意，則準備委派駐伊寧領事，試對中國政府提供可能的協助，以便調停新疆已經造成的局勢。

國民黨政府經過幾度研商後，決定派張治中為中央政府代表到迪化去和伊犁代表會談，並答復甦聯政府表示感謝。

張治中於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４日由重慶飛到迪化，同行者有：梁寒操、彭昭賢、屈武、張靜愚、鄧文儀、劉孟純、王曾善等人。

伊犁方面派出代表三人是：賴希木江·沙比爾阿吉、阿不都哈依爾·吐烈、阿合買提江·喀司莫夫。

這次談判，經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７日開始，至１９４６年１月２日止，達成了初步協議，主要是關於改組新疆省政府和省政府的組織辦法及一些重要施政綱領；第二階段自１９４６年４月７日起至６月６日止，才達成最後協議。這一階段的談判，主要是關於三區民族部隊的編組和駐地等問題。１９４６年７月１日新的新疆省政府成立。

１９４６年４月，張治中被派為西北行轅主任，我被派為西北行轅參謀長，仍兼第九分校主任。陶峙岳擔任新疆警備總司令。到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初，陶峙岳調西北行轅副主任，我接任新疆警備總司令。原在新疆負軍事、政治責任的朱紹良、郭寄嶠、吳忠信等均另調他職，離開了新疆。

當時我們對於伊、塔、阿三區內部情況了解得很少，一 直以為他們是一個整體，不料新的省政府成立未久，烏斯滿便於８月間派代表來迪化要求見張治中主席，張治中先叫秘書長劉孟純接見了解來意後，認為烏斯滿是阿爾泰區專員，是伊犁方面的一個組成部分，如單獨接見，恐怕引起阿合買提江等人的猜疑，便邀約了阿合買提江、包爾漢兩副主席一起接見烏斯滿的代表。這位代表當面交出烏斯滿的信件，信中首先表示和平條款簽訂後，阿爾泰區並沒有和省政府發生關係，所以派人前來晉謁。其次，要求哈薩克族在迪化有名望的人士如艾林郡王、賈尼木汗（當時擔任財政廳長）、蘇來滿等回阿山去。第三，希望對和平條款的內容得到充分的解釋。

第四，地方各項困難，請求救濟。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說是邊防重要，請派軍隊進駐。

自和平條款簽訂和省政府改組以來，伊犁方面一直拒絕張治中派任何人進入三區，成為省府工作上經常發生爭執的問題。烏斯滿的代表一來，使我們顯然看出他們和伊犁方面是大有分歧的，使我們理解到阿合買提江等對三區並不是能夠完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