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道路”曾經舉世知名。這就是政府對市場活動實施超級管制，樣樣要許可證，事事要審批。結果，擋不住管制官員大貪其污，社會腐敗程度直追當年巴拿馬，逢單你來，逢雙我上，輪流坐莊，賄賂被制度化了。走市場經濟之路，又要讓行政官員過左審右批的癮，這就是原汁原味的“印度道路”了。

我知道的經濟學家當中，只有張五常從80年代早期就不停地大聲疾呼，警告中國轉到方向對頭的市場化改革之後，千萬當心“印度綜合症”。十幾年過去了，中國在市場經濟的路上走得有聲有色，但是產權改革左躲右閃，而“規範市場”的管制又層出不窮。舉目四看，腐敗花樣翻新、有 增無減，方知張五常教授的推理本事名不虛傳。

但是，印度已經出現了轉機。舉證這個變化，不需要說印度人、特別是海外的印度僑民多麼聰明了得。是的，訪問過歐美的中國人，大概沒有不對那裡從事白領以至金領職業的印度人之多留下過深刻印象。精於吸取全球人才精華的美國，發給外國人士可以在美從事專業的工作簽證，總數 的20％都給了印度人。在大名鼎鼎的硅谷，據說30％的工程師是印度裔工程師。他們不但成為美國人創辦的高科技公司的頂梁柱，而且自立門戶照樣以成績傲人。印度裔企業家在美創辦的公司到華爾街上市而又業績不俗的，只要查查各種記錄就可以知道。不過我要說，古老文明的東方泱泱大國，挾10億之眾，萬里挑一出來一批優秀人士，不足為怪。況且僑民們的出類拔萃，搞不好還是逆向淘汰的結果：故國沒有機會，“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去也。

要緊的，是印度本土的變化。但是我也並不想就此舉證，比如最近被廣泛報道的印度經濟增長率提高、人均所得增加、高科技大有苗頭。這些事情，別的國家不論，單拿中國來比，印度要占上風恐怕就沒有那麼容易。當然，印度一國軟件生產量占全球軟件總產出的16.7％，年度軟件出口達到四五十億美元，除了美國天下無出其右。但是，中國的家電普及率、電信普及率、電腦保有量、上網人口等等，不是把印度遠遠落在了後面嗎？說今日的上海比孟買風光，應該不是誇大之詞吧。再往“底部”看去，據美國《亞洲周刊》的估計，每天不足1美元的貧窮人口，在13億中國人當中有3.5億，而在10億印度人當中有5.3億。消滅貧困的壓力，兩個古老文明大國不相伯仲，不過看來印度更沉重。

我要舉證印度變化的，只有一件事情。這就是，印度人在印度本土創辦的公司，滿世界賺錢，成為世界級的好公司。讓我補充一句，這樣的公司賺發達國家市場的錢，一不靠出售自然資源，二不靠廉價勞動力優勢，三不靠販賣軍火，四不靠政府補貼。靠什麼呢？靠技術創新產品、管理、本土和非本土市場開發。這樣的公司，在印度出了一批！本來印度人有能力辦“現代企業”，不是什麼新鮮事。硅谷高科技公司7％的CEO是印度裔人士；更不消說大名鼎鼎如麥肯錫公司的老闆也是印度人了。但是，那都是辦在境外的公司，借用了發達國家的制度環境和“社會資本”。我們這裡講的，是印度人在印度本土辦成的具有國際性的公司，這就令人刮目相看了。“許可證經濟”的土壤上，哪裡容得成長起這樣“物種”？在我看來，這是“印度道路”發生變化的證據。

試舉一例。Infosys技術公司是當今印度最大的軟件公司之一。但它在1981年成立的時候，資本不過1萬盧比，相當於當時的1000美元。困難的問題不是資本數量，而是通行印度的左批右審制度。創辦人穆西回憶，“我們用了整整18個月才拿到軟件經營執照”。1946年出身於一個貧困家庭的穆西，像他的同代人一樣曾經篤信，只有國有經濟加政府干預才可以結束貧困。但是，70年代中在法國一家軟件公司工作的親身體驗，改變了穆西的觀念。他明白了自由企業怎樣創造財富。回國以後，在孟買一家軟件顧問公司工作了幾年後，穆西和他的6位同事創辦了Infosys技術公司。公司頭10年最重要的事情差不多就是和令人窒息的官僚管制體制周旋。為了遠離無窮無盡的申報和賄賂泥潭，穆西在別的印度公司競相與管制官僚搞關係並從中獲益時，把自己公司的技術人才派到境外去爭取國際客戶。穆西先生一定是想明白了一條道理：在左審右批的環境裡充當“行家裡手”，開發軟件技術和市場的武功自然就廢了。如此打熬10年，到1991年印度政府大刀闊斧改革國家管制體制之時，Infosys技術公司已經有能力獲得歐洲和美國的大公司客戶了。

1991年印度的改革廢除了許可證，開放了市場。南部城市班加羅爾出現了簡化稅制並提供衛星通信設施的軟件技術園。Infosys如魚得水，終於可以在本土向全球客戶提供每周7天、每天24小時的軟件服務。但是，市場的開放將國際競爭帶入印度。為了與IBM那樣的國際頂尖公司競爭優秀的印度技術人才，Infosys完成了公司管理方面的一系列變革，引進經理和科技人才的股權期權制度，使得一流人才在Infosys的待遇絲毫不比世界上任何一間好公司遜色。穆西領導的技術人員從1994年的480名增長為1996年的6500名。時至今日，穆西先生已無須否認驅動他和他的同事們努力的基本目標，就是使Infosys成為世界級的公司。1999年4月，Infosys技術公司以過去五年每年利潤增長66％的業績在美國Nasdaq上市。令投資人刮目相看的，不僅是這間公司業務的90％來自西歐北美發達市場、具有極強的盈利能力和高成長性，而且是公司在“財務透明度以及對股東負責”等行為方面，像所有世界級的上市公司一樣中規中距。即使經過今年4月以來美國股市的震盪檢驗，本文截稿之日，Infosys技術公司的股價為129美元，公司市值仍在16億美元以上。

正如偶蹄類動物必定食草和反芻，也必定成長於草原環境，企業的組織行為特徵和它活動的社會環境之間也是一個“適者生存”的關係。Infosys主要做發達市場客戶的生意，要與國際級IT公司爭奪人才並且從發達國家的資本市場獲取投資。這樣的“偶蹄類”，必定在產權、契約、承諾、信用、透明度以及反應市場變化的方式等等方面，能夠像發達市場裡的同類物種一樣“吃草並反芻”才行。問題在於，非生產性尋租活動蔚然成風的“印度之路”幾乎是寸“草”不生的，草食動物是怎麼個活兒法才得以存活並出人意外地長成了大傢伙呢？

答案是環境災變。1991年開始的“拉奧革新”根本改變了印度商業活動的制度環境。當年70歲並準備退休的拉奧是因為拉吉夫·甘地被刺而突然被推上印度總理職位的。在此之前，差不多延續40年的“尼赫魯——甘地”政制建立了印度的獨立、民主政體和相當不錯的獨立司法系統。但是，長期主導印度政府的經濟學卻錯得離譜。主流的看法是，印度經濟資源匱乏，要是聽任價格機制來配置資源，而不是由政府指導利用資源，怎麼可能加強國力並消除貧困？於是，印度成為“民主制＋計劃經濟”的實驗田，基本經濟制度就是“複雜、非理性的控制和許可證體制，對生產、投資和外貿的每一個環節都進行控制”。不錯，印度沒有實行前蘇聯式的全盤國有化（雖然印度國有經濟占GDP的比重從1960年的8％激增為1991年的26％），還允許私有制企業存在，但是，對於一個“雞毛”要審批、“蒜皮”也要蓋章的業主而言，“私有制”究竟還有多少意義？事實上，凡是資產規模200萬美元以上的印度公司，無論什麼所有制，其主要的經營決定，甚至董事會成員資格，都要得到政府認可。許可證體制使得行政部門“從無所不知的分配者和國家經濟利益的平衡者，轉變為無休止的、武斷的官僚政治統治”。

左批右審制決定商業比賽的輸贏，定義了競爭的內涵，當然也就導引着無數商界英雄為之折腰。許可證的神奇性在於，沒有拿到它之前，申請當事人不免感到討厭甚至屈辱，可是一旦到手，它就可以把潛在的競爭對手排除在外。這就是說，被管制者也是管制的受益人！弄來弄去，非生產性尋租的甜頭誘人上癮，最後竟然是功能決定了器官的模樣。所以，在經濟分析上，直接用於獲取許可證的資源只是“印度之路”代價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或者主要的代價，是許可證經濟限制了市場競爭的範圍和強度，抑制創新，保護了落後和守舊。要在許可證經濟的土壤上“持續提高人均國民所得”，那就比登天還難了。

1991年的拉奧總理差不多是被逼到了牆角。國家的財政狀況極其糟糕，以至印度政府甚至討論出售駐日本和中國的大使館以籌措應急資金。但是危機也降低了拉奧內閣、特別是他的財長辛格和商業部長奇丹巴拉姆向“不起作用的資本主義”發起進攻的說服成本。印度的經濟政策急速轉變。而拉奧革新的核心內容說難極難、說易極易，其實就是衝着許可證體制下刀。過度的管制和控制而導致的市場競爭不足捆住了印度的手腳，消除左批右審制解放了印度商業傳統的活力。在耶金和斯坦尼斯羅合著的《制高點》的第8章，專門有關於拉奧改革的出色記載。這本書已經有了外文出版社的中文版，對印度改革管制經驗感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讀一讀。

這場改革的總結局是崇牛為聖的古老印度重新長出鮮嫩的青草，為一大批Infosys技術公司模樣的“偶蹄類”，提供了成長環境。樂觀的觀察家甚至預言，今年眼看會超過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只是印度顯示自1991年以來變革成果的第一樂章。

我對印度沒有直接的觀察和體驗。對於老的“印度之路”是否真的已經消失，新的印度道路是否主導了這個偉大的國家，我不能下斷語。從印度發生的故事中我只是看到一點希望，腐敗病入骨髓如印度綜合症，也是有藥可救的。條件是，對症下刀，手不要哆嗦不要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