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９年以來，中國一直在宣揚自己走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俄國則已經跌進解體崩潰的深淵，不斷發布“俄國一片混亂”的消息，似乎俄國老百姓正在啼飢號寒，而原來的俄共幹部則正在白色恐怖的迫害下掙扎。

事實大相徑庭。本星期的俄美峰會標誌著俄國最終溶入西方世界的又一個新的起點。今天的俄國是真正面向未來的。她理性地懂得她自身的弱點，為了她的未來，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再次選擇了西方。這是俄國十八世紀以來的第二次選擇。上一次是彼得大帝於1721年建立的屬於歐洲的“大俄羅斯帝國”。彼得大帝引入了歐洲的管理、科學和軍事技術，文化上採用了全盤西化的策略，使俄國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從一個落後的封建農業國家轉變成為一個西方強國。

俄國的第二次選擇實際上是從1989年的戈爾巴喬夫開始的，從冷戰中不堪負重的蘇聯到今天的俄國，變化是翻天覆地的。短短十二年的時間裡，俄國全面放棄了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自從1993年立憲之後，採用了“陪審團”制度，建立了獨立的司法、立法體系、歷經了兩任全民投票選舉出來的總統。俄國的政治制度中有典型的的西方式的制衡機制，也沒有照搬美國的民主制度。俄國的總統的權力相對於司法和立法等權力制衡機構比較大，執法由“內務部”管轄，設立“聯邦稅務警察”等等，反映了俄國特色的民主制度。值得注意的是立憲之後，總統與俄羅斯下院（DUMA)的總理人選之爭，以總統葉立欣宣布換人為結局，在實踐上證明了其議事程序上的制度化和穩定性。1999年12月下院的選舉，被國際選舉觀察員公認為“自由和公平的”。如果1993年還有人懷疑俄國政體的穩定性，那麼到了2002年這種懷疑就早已煙消雲散了。

俄國的政治是在兩次經濟危機，和1998年金融危機的衝擊之下日趨穩定的。這本身就是一個令人矚目的成就。金融危機是市場經濟的成長中，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從泰國到南韓、從巴西到阿根廷，目前沒有證據表明經濟危機金融危機是由政治制度、或者“制度的轉型”造成的。儘管俄國經濟改革的速度和程度多年來成為“眾矢之的”，但是依然成績卓著。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首先俄國已經基本完成了計劃經濟到全面市場經濟的轉變；其國內市場的開放和競爭已經基本建立；做到了價格和工資的全面開放；一個現代的中央銀行也已經建立，並且解放了利率；取消了中央銀行給國有企業的低利率信貸。今年，俄國八十多年來首次實行了農村的土地私有制，標誌著經濟私有制制度化的定型。

另外，在外交上俄國徹底地擺脫了冷戰思維模式，積極與西方化敵為友，1991年參加了七大工業國的首腦峰會；今年又同北約建立了北約—俄羅斯理事會。該理事會的建立，使莫斯科在北約某些事務的決策過程中擁有否決權。經濟學人雜誌在衡量俄羅斯的經濟實力時指出，如果俄羅斯現在以每年8%的速度增長，那麼要15年才可以追上歐盟中最窮的葡萄牙。試想以現在中下等國力的俄羅斯，能夠在制度上同北約實現均衡，基本上消除了同宿敵北約的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以中下國力，享有大國影響，這不能不說是其戰略上的勝利。

這一次俄國的巨變給中國帶來的啟示不可能小於十月革命。首先，俄國的巨變不能不說是俄國人民的自下而上的選擇，而政界上層的變化則順應了民意。俄國變化之中，沒有強權的壓迫、沒有鎮壓的槍聲、也沒有變天之後的清算。其次，俄國是真正面向未來的，其前途是不可限量的。一個民主的政治穩定的俄國，其經濟騰飛之日，必然是中國百姓猛醒之時。2000年中國吸引的總外資是俄國的14倍，但是按照兩國的官方數字計2000年兩國的年增長率均為8%左右-這就是俄國的經濟發展潛力。至於俄國未來發展潛力，更加不可限量，因為從長遠計她具有起決定作用的重大潛在資源：2000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32%，俄國為73%，美國為77%；同年，中國女性文盲率為24%，男性為8%；俄國為女性0.6%、男性0.3%。作為能源出口大國的俄羅斯，2000年高科技出口與總出口的比率占了14%，接近於中國的18%。俄羅斯正在積極申請加入世貿組織，根據比較保守的預測，俄國將在2005年左右正式加入世貿組織，那時，俄國大量引進外資之時就會到來，而俄國在國際競爭中的經濟類型必將比中國更接近發達工業國家。儘管俄羅斯的經濟目前尚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俄國經濟重振的時刻不會太遠。

到了那個時候，每一個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以極高的貧富差別為代價換取經濟高增長、以鎮壓為代價換取政治“穩定”的中國，面對的卻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戰略全盤西化的繁榮昌盛的民主俄國。那個時候的“多極化”世界將是怎樣的？中國的當權者不免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