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朝野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現在的世界局勢與二戰剛結束時類似，當時是蘇聯給“自由世界”造成威脅，現在則是恐怖主義和“邪惡軸心”構成對世界秩序的嚴重挑戰

　　●當前，作為“現在也是歷史上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及其盟國要像戰後初期那樣，採取決定性行動，籌劃新的國際秩序

　　●對美國來說，新的國際秩序的核心是如何體現美國的“領導地位”，使其它國家與美國保持一致。為此，現實主義理論所推崇的“勢力均衡”原則會進一步被重視

　　美國戰後的國際地位與它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對世界秩序的“安排”是分不開的。在世界上的傳統列強都已風光不再、原有世界秩序崩潰的情況下，1947年杜魯門在國情咨文中提出，世界已經分為“共產主義”和“自由世界”兩大陣營，美國要發揮“領導作用”，遏制共產主義擴張，主導全球秩序。此後，美國通過推出馬歇爾計劃、大西洋公約以及一系列雙邊和多邊同盟體系，通過控制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逐步從政治、經濟、軍事上確立了冷戰時期在全球範圍內的霸權地位。

　　從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民間輿論、思想庫研究動態以及政界人士的言論來看，美國朝野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現在的世界局勢與二戰剛結束時類似，當時是蘇聯給“自由世界”造成威脅，現在則是恐怖主義和“邪惡軸心”構成對世界秩序的嚴重挑戰。俄羅斯處於轉型時期，國力的衰退尚未完全扭轉。中國發展勢頭良好，但還沒有崛起到能夠在實力上與美國抗衡的水平。而美國通過反恐戰爭，打出了“威望”，顯示了力量。美國需要抓住機遇，籌劃新的世界秩序，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

　　新時代的到來首先是美國民眾感受到的

　　自“9·11”事件以來，美國社會對布什的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經濟的一度衰退、安然公司倒閉事件、美國國內對布什在環境等問題上的保守態度的非議等等，都沒有從根本上損害布什的形象和地位。新聞媒體對布什以及有時“愛屋及烏”連帶對布什夫人勞拉的頌揚、社會上對美國歷史上“偉大總統”的議論，都折射出在時代發生巨變之際，美國人對政府寄予的“厚望”。在年初美國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中，布什在美國歷屆總統“排行榜”上竟然名列第二，僅次於在美國面臨國家分裂的歷史轉折關頭力挽狂瀾的林肯，反映出美國民眾對在新時代美國面臨的嚴峻威脅的憂慮。

　　與民間輿論相呼應，為應對新時代，美國思想庫、學術研究機構紛紛或總結歷史經驗，或進行政策研究。今年2月，《華盛頓郵報》評論員塞巴斯蒂安·麥勒比在《外交》雜誌發表《不得不帝國主義》一文，提出一個新的時代已經到來，美國的強大力量優勢迫使它不得不擔任領導角色，為維護世界秩序、消除“失敗國家”的動盪和混亂，在單邊主義和多邊主義都行不通的情況下，美國不得不實行帝國主義政策。具體辦法是建立一個完全由美國控制的主要由與美國志同道合國家組成的國際機構，通過這個機構為美國的單邊行動賦予合法的多邊外衣。在3月的一個月內，先後有兩部總結冷戰教訓的著作問世。其中，阿諾德·奧夫納的《另一場這樣的勝利：杜魯門總統和冷戰1945—1953》在知識界產生了較大影響，被廣播、電視、雜誌廣為報道、評論。作者認為，當年在面臨新時代之際，杜魯門的經驗不足造成冷戰的擴大以及中國的捲入朝鮮戰爭，美國為此付出了代價。言外之意，美國應當吸取教訓。

　　戰略思想上，有新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兩種看法

　　新自由主義強調實力均衡對和平的作用，現實主義重視文化價值觀、機制、民主、人權等對自由公正秩序的影響。4月中旬，在卡內基基金會舉行的“文化全球化與美國對外政策”研討會上，來自霍普金斯大學、波士頓大學、哈佛大學、塔夫茨大學弗萊徹外交學院、《紐約時報》、《外交政策》、中央情報局等機構的學者大多數認為，美國當前面臨的全球性威脅是伊斯蘭極端勢力，打擊極端主義同時避免文明的衝突是美國面臨的挑戰。鑑於“9·11”事件的衝擊，美國社會上對穆斯林有一定成見，此派觀點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與此同時，一些抱傳統現實主義思維的戰略分析家認為中國的發展和崛起將對全球安全帶來威脅。他們認為隨着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將一方面在能源、武器擴散等方面給世界帶來威脅，一方面在總體實力上挑戰美國的世界地位。因此美國的任務是制衡中國。這一派多分散在新聞媒體、大學和思想庫，由於他們對中國有相當了解，又掌握傳播自己看法的手段（如報紙、講台），他們貌似“客觀”的分析，對美國社會有不小的影響。

　　日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在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發表題為“反恐怖戰爭與美國對外政策”的演講，系統介紹了她對當前國際局勢的看法並對美國對外政策進行了分析。賴斯提出，蘇聯解體後，世界秩序一直處於搖擺、過渡之中。“9·11”事件以及美國對阿富汗軍事打擊行動標誌着“世界秩序的過渡可能已經結束”，現在的世界局勢就像是1945年—1947年二戰剛結束時那樣，當時美國發揮領導作用，擴展民主國家的範圍，吸收德國、日本加入民主國家一邊，建立起了有利於自由的實力均衡。當前，新的世界秩序給美國帶來的不只是巨大的危險，而且是巨大的機遇。作為“現在也是

　　歷史上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及其盟國要像戰後初期那樣，充分把握這一機遇，採取決定性行動，謀劃新的國際秩序。

　　對於如何建立新秩序，賴斯強調放棄學術上的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爭，將二者結合起來。她認為，首先要重視大國作用。大國能夠影響國際穩定，可以使國際局勢朝好的方向發展，也可以使國際局勢向壞的方向轉變。“9·11”之後的形勢表明，大國之間雖然有分歧，但共同利益大於分歧，大國之間不能對抗。其次，賴斯提出，大國間光有共同利益還不夠，而且要有共同價值觀。對大國來說，共同維護利益秩序是不夠的，還要維護建立在共同的價值觀基礎上的秩序。美國的目標不只是建立有利於美國的實力均衡，而且是建立有利於“自由”的實力均衡。第三，賴斯提出，維護世界秩序，必須剷除極端勢力和“邪惡政權”，說真正的邪惡政權是無法改變的，而只能與其鬥爭。在這場文明與恐怖的鬥爭中，各國必須決定站在哪一邊。

　　新自由主義價值觀是美國劃分新陣營的重要依據

　　當前美國要籌劃新的世界秩序，主要是受兩方面因素的刺激。“9·11”事件使美國朝野深切認識到，美國的國內安全與國際安全是聯繫在一起的。索馬里、盧旺達、蘇丹、阿富汗、中東等地的戰亂、饑荒、宗教衝突、種族屠殺看似遙遠，與美國毫無關係，實際上這些國家國內秩序的崩潰以及由此產生的地區動盪，為恐怖主義滋長、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提供了土壤，直接影響到美國的安全。要避免類似襲擊的再次發生，特別是防止恐怖分子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襲擊美國，光在美國國內大力加強安全措施僅僅是治標之術，是遠遠不夠的。因此，美國提出要在世界範圍內進行“嚴打”，治理“失控國家”，消除安全隱患。另一個因素是，美國最近打擊“邪惡軸心”，尤其是打擊伊拉克的主張，在國際上沒有得到廣泛響應。二戰結束後，美國是憑藉實力建立世界霸權的，而目前美國作為“當今世界乃至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為什麼說話不起作用呢？美國反思的結果是，雖然後冷戰時代結束了，而世界秩序還是冷戰遺留下來的，這種舊秩序過時了，制約了美國作用的發揮。他們指責克林頓時期對此熟視無睹、無所作為，是一屆“沒有外交政策”的政府。現在美國要在世界上“義不容辭”地利用自己的力量和影響，建立適應新時代的新秩序，確保美國“領導作用”的發揮。布什提出的“邪惡軸心”論可以說是當前的“杜魯門主義”，是為了明確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從而劃分新的兩大陣營；賴斯日前的講話，則反映出美國在考慮如何建立“打擊敵人、團結盟友”的世界秩序。

　　從目前跡象看，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價值觀是美國劃分新的陣營的重要依據，歐洲國家、日本是美國盟友，處於民主化進程中的俄羅斯被視為準盟友。中國正處於轉型時期，結果還不確定，但被認為是“可以做工作的對象”，“民主、法制的中國有利於世界的繁榮和自由”。“邪惡軸心”和試圖掌握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家是敵對陣營。廣大伊斯蘭國家有可能傾向敵對陣營，但必須爭取使它們保持中立。在這樣的一種格局中，對美國有利的是大國都與美國站在一邊，或與美國立場接近。對美國不利的是，盟友或其它大國與所謂的“邪惡政權”的關係並沒有達到水火不容的程度，因此也就很難做到與美國同仇敵愾。因此，對美國來說，新的國際秩序的核心是如何體現美國的“領導地位”，使其它國家與美國保持一致。為實現這一目標，現實主義理論所推崇的“勢力均衡”原則會進一步被重視。

　　美國將採取與冷戰時期的“以反蘇劃線”類似的“以反邪惡政權劃線”，推動一系列的地緣政治重組，例如，德國、日本和印度將可能進一步受到美國倚重，正式進入大國舞台，以平衡中、俄、法影響，加強美國的地位。在國際機制方面，如果現在真的像是賴斯所說的“1945—1947年”的冷戰前夜的話，那麼，美國將會在今後的幾年內為“建設”新的世界秩序而陸續在對外政策上推出一系列重大措施，或改造舊的或推出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組織、同盟體系。同時，美國可能進行的對伊拉克的重大軍事打擊，也會加速國際機制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