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事件與珍珠港事件一樣都是沒有預警的突然襲擊。兩個事件凸現出情報工作的重要性。珍珠港事件前，美國沒有一個統一的情報收集系統。羅斯福總統曾抱怨送到他辦公桌上的情報蔓無頭緒，不知所云。珍珠港事件的一個直接後果便是成立“戰略服務處”(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或簡稱 OSS)，負責整合美國的情報收集工作。1947年7月，OSS變成了CIA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即大名鼎鼎的“中央情報局”。

既然叫“情報局”，其基本職能就應該是收集、整理、分析、評估各方情報。但中央情報局在這方面表現似乎差強人意。遠的不說，它事先對洛克比空難、九三年的紐約世貿大廈爆炸案、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使館爆炸案、美軍艦在亞丁港的爆炸案就毫不知情。這次“911事件”更被一些美國人稱之為“情報工作的重大失誤”(a colossal intelligence failure)。為什麼中央情報局會表現得如此糟糕呢？英國刊物《New Statesman》的年輕女編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解釋：也許它在忙些別的事。

那麼中央情報局到底在忙些什麼呢？眾所周知，它的拿手好戲之一是推翻民選政府、扶持軍人政權：希臘的新法西斯 (1949年)、伊朗的極右王朝 (1953年)、瓜地馬拉的殺人政府 (1954年)、黎巴嫩的長槍黨 (1959年)、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軍人政權 (1965年)、智利的皮諾切軍人政權 (1971年)、南非的種族隔離政權 (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報局將曼德拉交給南非警察當局拘禁)……身後都有中央情報局的影子。就連現在讓美國人恨得牙痒痒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報局一手拉扯大的。如果要將中央情報局在這方面的“戰績”一一列舉，清單會很長。它的確夠忙的。

除此之外，中央情報局還在忙另一些見不得人的事。Frances Stonor Saunders 對此也許比誰都清楚，因為她經過數年研究剛剛出版了一本長達五百頁的新書 《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文學藝術》[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任何人看完此書大概都會得出一個結論：中央情報局實際上就是美國的隱性“宣傳部”。對此結論，冷戰設計者之一喬治-坎南 (George Kennan)並不諱言，不過他情願用個好聽一點的詞“文化部“。他說“美國沒有個文化部；中央情報局有責任來填補這個空缺。” 根據《文化冷戰》披露的材料，恐怕還是將中央情報局叫做美國的“宣傳部”更貼切一些。

美國表面上反對搞宣傳，實際上搞起宣傳來比誰都更重視、更來勁、更在行、更不擇手段。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1950年7月10日的指示對 “宣傳”作出了如下定義：“有組織地運用新聞，辯解和呼籲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種教義，以影響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為”。對外，宣傳是心理戰的一部分，而心理戰的定義是 “一個國家有計劃地運用宣傳和其它非戰鬥活動傳播思想和信息，以影響其它國家人民的觀點、態度、情緒和行為，使之有利於本國目標的實現”。簡而言之，宣傳和心理戰的目的是為了爭奪人的心與腦，其重要性 “與空軍一樣不可或缺”。

美國搞宣傳的最大特點是千方百計掩蓋其宣傳行為，使之成為“看不見的宣傳”(Unattributable propaganda)。精通此道的心理戰專家 Richard Crossman 說得很清楚，“上乘的宣傳看起來要好象從未進行過一樣”。最好的宣傳應該能“讓被宣傳的對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進，而他們卻認為是自己在選擇方向”。 只要能做到這一點，喬治-坎南認為“必要的謊言”(necessary lie) 和欺騙都是允許的。

《文化冷戰》講的是在1947-1967年間的故事，其場景設在美國和歐洲，主角是一個叫做“文化自由大會”(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的組織。“文化自由大會”成立於1950年，在其鼎盛時期，它在35個國家設有分支機構 (包括“文化自由美國委員會”)，雇有幾十位全職工作人員，擁有自己的新聞社，出版二十多種顯赫刊物，經常舉辦藝術展覽，組織高規格的國際會議，並為音樂家、藝術家頒獎。表面看來，“文化自由大會”是一個爭取文化自由的組織；實際上它不過是個沒有什麼自由的傀儡；其幕後操縱者正是中央情報局。 通過梳理美國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檔案材料和對當事人的採訪記錄，Frances Stonor Saunders以慎密的方式證明了這一點。

不過，此書真正引人入勝的地方並不在於證明中央情報局的幕后角色，而在於它揭示了美式宣傳機器特有的運作方式。

宣傳的目的

中央情報局宣傳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反共，一方面是樹立美國的正面形象。前一個目的比較好理解，畢竟當時是冷戰時期。為什麼樹立美國正面形象也那麼重要呢？原來，當時在歐洲人心目中，美國只是一個經濟上的暴發戶，完全沒有文化底蘊。另外，美國對黑人的種族歧視也在歐洲引起普遍反感。為了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光有錢、有堅船厲炮是不夠的，還得樹立文明、正義的形象。在世界範圍內宣揚美國價值觀和美國生活方式因此變成美國對外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外國培養出一批以美國是非為是非的知識精英，再通過他們去影響本國的公共輿論和政策制定。

宣傳的重點對象

眾所周知，長期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宣傳重點是放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身上。一般人可能會認為，中央情報局在世界其它地方一定也會把工作重點放在右翼人士身上。其實不然，中央情報局很會審時度勢。在戰後歐洲，它真正下功夫的對象是有幻滅感、挫折感的非共左翼知識分子 (the “non-communist left”)，尤其是那些一度加入共產主義運動的人，如法國作家馬爾羅 (Andre Malraux), 法國社會理論家阿隆 (Raymond Aron), 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庫斯特勒 (Arthur Koestler), 意大利作家斯隆 (Ignazio Silone), 英國詩人、批評家史班德 (Stephen Spender)，美國哲學家胡克 (Sidney Hook), 美國作家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 美國政論家克里斯托 (Irving Kristol) 等。中央情報局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由於在二戰期間與納粹合流，歐洲的右派們在戰後聲名狼藉；與他們合作搞宣傳效果只會適當其反。與共產主義抗衡，最有效的辦法末過於讓那些從共產主義陣營脫隊出來的知名人士現身說法。用與中央情報局過從密切的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 的話來說，這些人是“抵禦極權主義的最佳屏障”。在國外，中央情報局主要依靠當地的知識精英，這樣做有利於掩蓋美國的黑手，製造出一切源於本地的假象。

宣傳的方式

中央情報局的宣傳手法十分靈活，不象共產黨國家的宣傳那麼生硬、呆板。這裡僅據幾個例子。《動物農莊》是反共電影的代表作，而這部片子實際上是由中央情報局導演和資助的。一九五零年，喬治-奧威爾死後不久，中央情報局就派人到英國與其遺孀商談將《動物農莊》改編為電影的問題。獲得電影權後，中央情報局找到願意為它當幌子的製片人，並通過間接方式把錢打入製片人的帳戶，於是才有了這部在當時最具規模的動畫片(共動用80位卡通畫家，設置750個場景，繪製三十萬幅彩圖)。中央情報局不僅出錢，也直接干預劇本改編。據美國心理戰爭署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1952年1月23日的備忘錄說，原作的結尾傳達不出明確反共的信息，因為它既批判了共產主義的“豬”，也批判了資本主義的“人”。為了激起觀眾強烈的反共情緒，電影對結局做了重大改編，代表腐敗資本主義的農場主不見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產主義的“豬”。

同樣的事發生在對奧威爾另一部小說《1984》的改編上。原著本來表達的是對一切專制政府的厭惡，既包括左翼專制，也包括右翼專制。但這並不是中央情報局所需要的。中央情報局要的僅是對共產主義的醜化。儘管奧威爾曾明確表示不允許對《1984》作任何改動，由美國政府出資製作的電影《1984》還是對原著動了不少手腳，尤其是結尾部分，完全違背了作者的原意。電影《動物農莊》和《1984》於1956年同時上市，為了擴大影響，中央情報局的外圍組織安排在主要報刊上發表評論和社論，並分發了大量電影票的折扣卷。

中央情報局最具創意宣傳運作恐怕是對抽象表達藝術 (Abstract Expressionism) 的推銷。也許有人會問，完全沒有實際意義的抽象藝術怎麼可以用來作反共武器呢？我們千萬不可小瞧中央情報局的想象力。正是因為抽象藝術沒有實際意義，它正好可以用來對抗共產主義。一位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事後解釋道：“這是一種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毫無關係的藝術形式…..莫斯科當時對任何背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們認為他們反對的東西一定值得我們的大力支持。”當然由中央情報局出面推銷抽象藝術不太合適，但願意為中央情報局效力的博物館很多。美國的博物館和藝術收藏館大多是私人性質的。其中收藏當代藝術和先鋒藝術最富盛名的當屬設在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the Museum of Modern Arts)，它因此變成了中央情報局首選。中央情報局選用“現代藝術博物館”還有一個不能公開說明的理由：該館負責人中有不少與中央情報局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由於準備周全，“抽象表達藝術展”十分轟動，並在藝術界形成了一個強勁的新流派。事後，有些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不無得意地說，“中央情報局是五十年代美國最好的藝術評論家“；“我們是抽象表達主義運動的真正締造者”。

由於經費充足，中央情報局搞起宣傳來幾乎無孔不入。用它自己的話來說，“所有的知識領域，我們都有興趣，從人類學到藝術創作，從社會學到科學方法論，無一例外”。為了滲透這些領域，中央情報局很善於借用在這些領域通行的一些運作方式，包括舉辦講座和研討會，創辦學術刊物，開設圖書館，資助學者互訪，捐助講座教授位置等。

大運作全力以赴，小把戲也是中央情報局的擅長。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依然十分嚴重，遭到了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進步力量的強烈批評。為了洗刷美國的劣跡，中央情報局特意安排了一些黑人藝術家赴歐洲巡迴表演。更令人叫絕的是，它買通好萊塢的一些導演，在電影中將黑人的居住和生活條件刻意拔高，試圖給觀眾造成美國黑人很幸福的假象。

在中央情報局資助的刊物上，並不是完全輿論一律。對美國不關痛癢的小罵、小調侃時不時會出現一些，這樣才能顯現出其“超然”的立場。但把關人絕對不允許違背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曝光。例如多維特-麥克唐納 (Dwight MacDonald) 1958年為中央情報局資助的《撞擊》(Encounter) 雜誌寫了一篇題為 “美國，美國”的文章，其中批評了美國的庸俗的大眾文化，粗鄙的物質享受主義。這樣的文章顯然與美國宣揚的所謂“美國價值觀”相牴觸。儘管麥克唐納與中央情報局的外圍組織過從密切，他的文章還是遭到了封殺。

資金運作方式

上面提到中央情報局搞宣傳的經費充裕，那麼到底充裕到什麼程度呢？一位它的工作人員是這樣形容的，“我們根本就化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沒有人來查帳，真是不可思議”。可以這麼說，中央情報局最厲害的武器就是它取之不盡的銀行存款。

當然，中央情報局不會傻到公開拿錢出來贊助其重點宣傳對象，一切資金運作都是秘密的。它有時會找一些個人、公司或其它機構，請他們將錢以自己的名義捐給中央情報局的贊助對象，或中央情報局設立的幌子基金會。這些機構和個人在中央情報局的術語中叫做“安靜的管道”(quiet channels)。中央情報局設立的幌子基金會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會”(Farfield Foundation)；中國學者熟悉的“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 當時也屬於這一類。但幌子基金會也有缺點，它們很難做得太大，否則會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過民間大基金會洗錢。基金會不象公司必須對股東定期交代帳目，隱蔽性較高。願意為中央情報局效勞的民間基金會還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門去為中央情報局服務。“凱普倫基金會” (Kaplan Foundation) 便是一個例子。但在冷戰期間真正幫了中央情報局大忙的是諸如“福特基金會”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內基基金會” (Carnegie Foundation) 這樣的大牌基金會。中央情報局往往將經費撥到這些基金會的帳上，然後這些基金會再以自己的名義把錢“捐助”給中央情報局指定的對象。據透露，在1963-66年間，美國164家基金會共撥發700筆一萬美金以上的款項 (當時這是很大的數目)，其中至少108筆完全或部分來自中央情報局。在這些基金會所有對國際活動的贊助中，有將近一半來自中央情報局。

機構資助對象

除了設立“文化自由美國委員會”和 “文化自由大會”在三十多個國家的分支機構外，中央情報局贊助了大量政論性刊物和文化刊物。這些刊物包括著名的《撞擊》(Encounter)，《評論》(Commentary)，《新領袖》(New Leader)，《黨人評論》(Partisan Review)，《肯友評論》(Kenyou Review)，《哈德遜評論》(Hudson Review)，《塞萬尼評論》(Sewanee Review)，《詩歌》(Poetry)，《思想史雜誌》(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轉型》(Transition), 《審查》(Censorship),《代達羅斯》(Daedalus, 是美國科學與藝術院的機關刊物)。直接注入經費是一種資助方式，另外中央情報局還讓“文化自由大會”免費為各國知識精英訂閱這些刊物，間接資助它們，如《黨人評論》3000份，《肯友評論》1500份，《哈德遜評論》1500份，《塞萬里評論》1000份，《詩歌》750份，《代達羅斯》500份，《思想史雜誌》500份。

資助書籍出版是中央情報局的另一項大運作，因為在它看來，“書籍是最重要的戰略性宣傳工具”。據不完全統計，中央情報局在五、六十年代至少參與了一千本書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階級》和巴斯特納克的《日戈瓦醫生》都是中央情報局的推銷重點 (“significant books”)。其它的書林林總總、不勝枚舉，涉及中國的至少有現任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麥克法冦 (Roderick MacFarquhar) 編輯的《百花齊放》(The Hundred Flowers)。不光出書，中央情報局還請人在各類刊物上撰寫書評，推銷其出版物。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黑幕。

個人資助對象

一般的書索引部分是最沒意思的。《文化冷戰》則不同，其索引部分最讓人開眼：它列舉了長長一串接受過中央情報局資助的人的名單，讀起來有點象二十世紀西方文化名人錄，僅中國讀者熟悉的人就包括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理論家阿爾羅(Andre Malraux), 克里斯托 (Irving Kristol), 羅素 (Bertrand Russell), 伯林 (Isiah Berlin)，阿倫特 (Hannah Arendt)，屈林夫婦 (Lionel Trilling 和Diana Trilling), 席爾斯 (Edward Shils)；社會學家貝爾(Daniel Bell)；詩人艾略特 (T. S. Eliot), 奧頓 (W.H. Auden)，洛危爾 (Robert Lowell)；小說家庫斯特勒 (Arthur Koestler)，奧威爾 (George Orwell), 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畫家羅思柯 (Mark Rothko)，帕洛克 (Jackson Pollock)等。

在這些人中，有的的確不知道自己被中央情報局利用；當有人送來頭等艙機票，被邀請去度假勝地開會，他們樂得去享受一下。有的則清清楚楚地知道資金來源，如小施萊辛格，伯林，阿隆，阿爾羅，席爾斯，貝爾，胡克，屈林夫婦。還有些人聲稱自己不知道，但知情人認為他們不可能不知道，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獨立”的形象假裝不知道而已。

這裡值得一提的有兩位小說家。一位是《正午的黑暗》的作者庫斯特勒。這位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年輕時曾參加共產黨，為共產國際的宣傳部門工作。變節後他變成了激烈的反共分子。1948年，他到美國轉了一大圈，在那裡與中央情報局掛上了鈎，正是聽了他的建議後，中央情報局把宣傳的重點放到了“非共左翼知識分子”身上。他對英國政府的諜報部門 IRD (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提出了同樣的建議。他得到的回報是，《正午的黑暗》出版後，IRD秘密買下五萬本送人，使他大撈了一筆稿酬。

另一位是《動物農莊》和《1984》的作者奧威爾。在小說中，他表現出對監視一切行為的“大兄弟”和告密者的強烈憎恨，但他自己卻兩方面的癖好都有。奧威爾有個習慣，走到那都隨身帶着一個藍皮四開筆記本，記錄可疑的人和事。到1949年，筆記本中已包括了125個人的材料。奧威爾懷疑這些人有的顯現了“同性戀傾向”，有的“好象是黑種”，有的大概是“英國猶太人”。如果僅僅是自己記着玩玩也就罷了，而奧威爾卻在冷戰高潮的1949年主動跑到英國諜報部門 IRD舉報了35個“共黨同路人”，使這些人的名譽和生活受到嚴重打擊。奧威爾曾在《動物農莊》的序言中堂而皇之地引用伏爾泰的話說，“我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會誓死保衛你說話的權利”。但他臨死前的作為卻好像是說，“我不贊成你的觀點，所以我有權向有關當局檢舉你”。不過言行不一的“自由主義者”又豈止奧威爾一人。

《文化冷戰》雖然長達500多頁，但內容引人入勝，拿起來就希望一口氣讀完。如果說它有什麼缺點的話，大概可以指出兩點。一是它只含蓋了1947-1967年，這也許是由於有關以後年代的文件美國政府還沒有解密的緣故，而不是因為中央情報局洗手不幹了。最近美國《混合語》(Lingua Franca) 雜誌揭露，中央情報局在1996年後加緊了對學術界的滲透。以筆者熟悉的政治學界為例，就有不少人為中央情報局工作，如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院長 Joseph S. Nye，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美國政治學會會長Robert Jervis，以及我在耶魯大學政治系的同事 Bradford Westerfield。他們本人也不否認。《文化冷戰》的另一個缺點是它沒有涉及中央情報局在亞洲的宣傳活動。中央情報局豈有放過亞洲 (特別是中國) 知識界的道理。也許Frances Stonor Saunders本人對亞洲知識界的背景不了解，所以沒有能力涉及。但願有一天有人能彌補這個缺憾。

不過《文化冷戰》最大貢獻是它用確鑿的證據證明中央情報局的手伸得很長，幾乎無所不在。又是顛覆，又是宣傳，也許還有其它一些見不得人勾當，中央情報局實在是太忙了，因此在本職的情報工作方面出些紕漏幾乎是難以避免的。只是這次世貿雙塔叫人撞沒了，五角大樓被撞成了四角大樓，麻煩惹得實在太大了。以後中央情報局會吸取教訓變得安分守己一點嗎？等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