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野性與中國人的蔫性 10月17日 06:25

作者：不詳

一九四零年，當日本已大舉興兵，占踞了中國半壁江山之時，日本的漢學泰斗宮崎市定出版了他的中國史名作東洋的樸素主義國家與文明主義社會。該書檢討了從先秦以來的中國文明，稱中華文明一經成熟便喪失了活力，開始衰朽。幾千年的文明傳統之所以能源遠流長，全靠周圍的"野蠻民族"及時給中華文化注入樸素主義的新鮮血液。所以中華文明的高峰，幾乎全出現在外族征服之後。統一中國的秦，便曾出入戌狄之間，為中原各國所不齒。所謂大唐盛世，也是出現於外族征服北方之後。唐王室本身，在血統上大半出於夷狄。宋文明出現於唐末以來的種族大融合之後；明帝國的前面恰是蒙古人的一統天下。清代中國在滿人的統治下，領土幾乎擴張了一倍，文明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接下來的事，宮崎市定沒有講，但其弦外之音很清楚：中華文明靠一次次的"輸血"而更生，進出二十世紀後，滿人注入的"樸素主義"的血液已被文明化，中華民族又一次因過度文明而變得衰朽，不得不教求助於外族的征服，注入新鮮的"樸素主義"血液，來獲得文明之再生。而這一輸血的歷史使命，不恰恰落在日本人頭上頭嗎？
　　宮崎氏的這本書，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關於這一點，他本人在自我辯護中也供認不諱。然而，宮崎氏中國史的學養甚深，中國近代的學者中，能與之匹敵的也甚為罕見。況且認真讀該書，其學理上講得頭頭是道，受啟發之處甚多。近來國際學術界的中國史研究，頗有打破中國中心觀、強調"外族"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作用之趨勢。這與宮崎氏半個多世紀前的許多見解，頗有暗合之處。所以，對宮崎氏的這本書，不是一番簡單的政治批判就能解決問題的。筆者在這裡，並不想重開一場史學論戰。因為除了史學上的見解之外，宮崎氏提出了一個對古往今來的文明都很有意義的問題：一個文明社會，是否需要藉助於文明與野蠻之間的張力來維持其生命力？用個不太恰當的例子來說：水果要保鮮，就要維持其半生不熟的狀態。熟透了的水果馬上就會腐爛。

　　其實，早在古希臘時代，這一問題就已成了文明的核心問題。在理想國中，柏拉圖便對此有一番精采的討論。他認為，培養一個理想的公民，音樂和體育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兩極：音樂使人變得文雅，但僅僅是音樂，會使人變得文雅而柔弱；體育使人變得強勁，但僅僅是體育，又會使人變得強勁而野蠻。一個理想的公民，應該是文雅而不流於柔弱，強勁而不流於野蠻。因而在公民教育中，要維持音樂與體育的平衡。換句話說，在文明中，既要有儒雅之風，又要有剛勇之氣。本世紀英國思想家羅素在討論這一問題地也批出，文明的頂峰常常出現在一個文明將熟末熟之際，過於成熟的文明幾乎無異於衰敗的文明。

　　由這一思路往下推，我們可以說，一個偉大的文明，不但能不斷創造文明，而且還能不斷造就野蠻，以求在文明與野蠻的張力之中，維持文明的動力。以這一標準來檢討近代以來的中國，我們的所謂"中華文明"，是否也有一些"爛熟"的敗象呢？且不說"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古諺，據說李鴻章訪英時，英皇室的成員為他表演網球，事後問他觀感，李客氣地說："很好，很好，只是實在太辛苦，何不僱人來打？"國人如今都把這一故事當成閉關鎖國的笑話來談。其實這裡的問題，並不是閉關鎮國的問題，而是我們中國人的文明邏輯，理解不了人家文明中的野性。當年李鴻章理解不了，如今笑話李鴻章的國人，大半也理解不了。五四以來，言必稱希臘，力求徹底批判中國文化傳統的激進知識分子並不少，但對於中國傳統中野性的喪失這一點有清醒意識的，卻十分罕見。

　　縱觀當今世界強大的文明，其中無不蘊含着一種維持和製造自身中的野性的力量。以美國為例，在這麼一個富裕舒適的社會，人們還能吃苦嗎？必要時，人們還能當一個勇敢的戰士去為國捐軀嗎？事實證明，每到關鍵時刻，美國人都勇猛善戰，並不被文明所腐化。特別是其上流社會，最能說明問題。我們中國人，常常對肯尼迪家族的行為無法理解，總覺得人家的富家子弟吃飽了撐的，總幹些找死的傻事。殊不知，肯尼迪家族丟不掉的那種冒險精神，正是這一文明家族的野性的一部分。當年二戰，老肯尼迪的大兒子去飛行員，結果本來是培養去當總統的苗子二十幾歲便戰死。其實何止是肯尼迪，前總統布什，當今共和黨的熱門侯選人馬侃，都是名門之後，可都敢於放棄最舒適上流社會生活去當飛行員，出生入死，這種精神，在中國的上流社會中是找不到的。這種區別，也並不僅僅是社會制度的不同所決定的。象肯尼迪、布什這種特權階層，逃兵役並非不可能，躲開飛行員的危險工作，在軍隊中找個危險性低的事干更是易如反掌。問題是，他們願用手中的特權，去承擔貴族式的風險，保持一種勇武之氣。再看一般的美國社會，拳擊、橄欖球等"野蠻"運動大行其道，甚至音樂也是古典音樂與黑人街頭那種歌頌暴力的音樂並行不悖，俗性、野性、蠻性。。。無奇不有。而這些，也都是文明之土壤。

　　日本又是如何呢？毫無疑問，日本如今已不是"神風隊"和"剖腹自殺"式的武士道的日本。戰後個外多世紀以來，日本放棄了除自衛以外對他國使用武力的主權，安全上依賴美國的保護。有些日本政治家甚至公開說："讓美國人去當武士，日本人則去當商人，即使商人見了武士需要屈膝，也未嘗不可。"結果，野性十足的日本人似乎被柔化了。日本的年輕人給人一種文弱書生的印象。甚至在奧運會上，日本人也不如昔日那麼令人生畏了。

　　然而，真在日本居住一段，感覺卻大不一樣。一般的日本人，不象美國人那樣受運動，但體育作為一種野性精神，卻依然滲透於這個民族的每個毛孔之中。日本體育的一大奇觀是馬拉松比賽。美國有著名的波士頓馬拉松，紐約馬拉松，但一年各一次，而且絕無全國主要電視台現場實況轉播。日本則不然，到了賽季，幾乎每個周末全國七大主要電視台里都有馬拉松賽的實況轉播。馬拉松的形式也多種多樣。有個人馬拉松，但更多的是隊與隊之間的馬拉松接力賽。一場標準的馬拉松，冠軍至少也要跑２小時１０分左右，而日本的轉播，常常是轉播到最後一名為止，這樣，轉播時間就是２個半小時以上。若遇上長距離的馬拉松接力，電視可以連續轉播五、六個小時。日本的電視和美國差不多，高度商業化。這種高度商業化的電視台肯花五、六個小時轉播以馬拉松，說明有相當一部分觀眾要坐在那裡五、六小時看長跑比賽。忙得幾乎要過勞死的日本人，居然會花這種時間看在別人眼裡最單調無比的長跑，這不能不說這些觀眾有些特異之處了。而日本電視台轉播到最後一名選手的精神，更是世界上絕無僅有。也只有在日本，我才領悟了馬拉松最後一名的那種慘不忍睹之狀。有一次比賽最後一名因嚴重脫水，幾乎移不動雙腳，人也從鏡頭上消失。電視鏡頭順着長長的空曠街道往回追，終於找到了這位慘敗者。此時他根本走不成一條直線，東倒西歪地一頭撞到在身邊徐行的指揮車的車輪上，幾乎釀成慘禍。可是最終還是在無人幫助的情況下，把軀體移過終點，癱倒在地。這種對人的長時間的磨難的運動，似乎特別容易牽動日本的心。如果日本人不把這樣的運動當作自己生活的象徵，從中尋求刺激，那麼很難想象這樣頻繁的電視轉播能夠維持下去。

　　如今中國人在奧運會上的成績也許比日本人好，但中國是有體育而無體育精神。中國的體育目標，一言以蔽之，是所謂"為國增光"，給中國人長點面子。體育並不能反映人們日常生活的精神，因而若無國際比賽，體育就喪失了意義。即使是有國際比賽，參與者也是十幾億人中挑出那麼幾個，從小與社會隔離，國家投資訓練，然後去"為國爭光"，頗仍當年李鴻章"花錢僱人來打"的意味。而在日本，不管有無國際比賽，人們能夠真正浸透於體育之中，上面講的馬拉松，雖然是國際運動，但基本上是國內比賽。而馬拉松接力，更是十足的日本式，在其他國家很少見。象大相撲、劍道之類非國際性體育其流行性與競爭性完全不讓於國際性體育。在中國你能找出一個有人看的純粹的中國式體育嗎？

　　在日本這樣一個典型的太平盛世，體育體現並且維持着民族的野性。看看日本戰後的發展，不能不說日本人有一種馬拉松接力式的耐力、決心、吃苦的幹勁兒、克已的紀律性，以及集體主義的團隊精神。中國的體育則體現着我們民族受挫敗的自尊心和虛張聲勢的天性。記得當年中國人在洛杉磯奧運會上剛拿金牌，國內報紙就齊呼："再也沒人敢叫我們東亞病夫了！"到了漢城奧運會，中國隊一獲得金牌，國內的傳媒還是同樣的喝采聲。到了巴塞羅那，一切還是如法炮製。其實前後聯繫起來一想，若是從洛杉磯奧運會時就沒人敢叫中國人是"東亞病夫"了，那麼漢城奧運會時，我們自然沒必要再歡呼"再也沒人敢叫我們東亞病夫了。"這說明我們在洛衫磯時講的"再也沒有……”是假話。連續地這樣為中國隊虛張聲勢的喝彩，說明我們自己的心理毛病：我們缺乏基本的自信心，我們明明白白地感受到自己的病態和軟弱。

　　十六世紀時，隨着基督教的擴張，許多歐洲傳教士來到東亞。從他們書信上看，日本和日本給他們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中國人沉於安逸，不知習武，性情柔弱，容易征服；日本人則驍勇善戰，出生入死，並且已會熟練地使用洋槍，是天生的戰士。同時期一位朝鮮使節訪問正在崛起的滿州的日記中，也留下了同樣有趣的記載。這位使節在向滿族首領們談及已方的軍事實力時，有意放風說許多日本的僱傭兵正在朝鮮服役。這些人善使洋槍，百發百中，而且身材矮小，躲於草叢中，難於被人發覺。在坐的滿族首領聽罷，無不動容。當年滿族興起於關外，自身統一後，又征服了蒙古，隨即征服了中國。然而，在這一擴張過程中，為何對與自己關係最密切、又富有豐富農業資源的近鄰朝鮮沒有觸動？這在歷史上還是個謎。不過從這則朝鮮使節的日記上看，朝鮮、日本一側的"野性"也許讓滿人對東進三思而後行，而對於文弱的中華帝國，他們是不怕的。

　　近代史，中國屢屢被日本欺負，這裡除了國力、制度等硬性的原因外，也有中國國民性中野性不足的原因。甲午戰爭，雙方軍力本是旗鼓相當，但中國軍隊見了日軍就望風而逃，不堪一擊。三十年代在東三省，一萬人上下的日本關東軍竟兵不血刃地從四十萬之眾的東北軍手上奪走了滿洲。當時東北軍的裝備幾乎是國內軍隊中最為精良的。而日軍也只是在戰爭中後期，國民黨的裝備和精兵全拼完了之時，才創下一個戰死的日本兵殺四十個中國兵的傷亡比率的記錄。當時中國軍隊在東北明顯有優勢，但就是不敢動。後來將介石在上海興兵，希望以德式準備、德式訓練的王牌軍的絕對優勢，將準備不足的在滬日軍殺個措手不及。不料日軍漂亮的杭州灣登陸，導致中國軍隊的全線潰敗，而潰敗途中，中國軍隊竟因找不到鑰匙而進不了碉堡，未經抵抗便經營多年的防禦工事遺棄給了日軍。蔣介石經營數年的德式中央軍，裝備上基本與日軍相當，但傾刻間便化為烏有。也怪不得日本人從不把中國人放在眼裡。我們裝備相當人數上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也不是人家的對手，缺的還是那麼一口氣。

　　筆者不想學毛澤東，動不動強調精神的力量。然而我們的文明傳統中野性的缺失，卻是不爭的事實。中國人大多注重孩子的教育，但在大部分中國人的頭腦中，體育幾乎是教育的反面，就象體力是智力的反面、“野”是“文”的反面一樣。所以才有“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之說。當年費孝通注意到美國人教育孩子時的"野性"成分，深有感觸，特地寫了一篇題為“孩子，蠻一點兒！”的文章，然而這一問題，迄今難以引起國人的重視。日本如今是個高度發達、舒適的太平盛世，然而日本社會仍保有一種野性精神，使其國民有一種能面臨艱難困苦之勇氣和決心。中國人的日子雖然窮困艱辛，社會中的野性卻早已無影無蹤。如果國人對此不加反省，等那些“中國的小皇帝”們長大並傳宗接代，中華文明，將會面臨一種什麼命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