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說長征前後的張國燾

作者：不詳

紅軍長征中，在中共中央有二大人事權力紛爭：
　　一是使博古總書記下台、洛甫繼任一把手、毛澤東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策圈子（常委僅洛甫、周恩來、毛澤東、博古、項英等五人，但項英留在了江西打游擊），並由周、毛負責全權指揮軍事大計的遵義會議。
　　第二件事，就是中共中央與張國燾的鬥爭。
　　
　　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為首、陳昌浩、徐向前為副所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會師時，中央紅軍已由從江西出發時的八萬多人，減員至一萬人左右了；而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蘇區突圍進行長征時，僅二萬餘人，但長征後幾個月進入並建立川陝蘇區時，卻反而發展為近五萬人了（對外號稱八萬）。
　　
　　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這種不同的情況，使張國燾的心理產生了極大的不平衡。用現在經濟活動的術語說，張認為：一、四方面軍進行“資產重組”，四方面軍兵力多，過去的軍事方針又比中央紅軍正確（部隊越打越多就是證明），重組後，領導四方面軍的他張國燾就應該有“控股權”，至少應增加他屬下的四方面軍所占“股權”。
　　
　　張還自認為有一個個人的特殊條件：他還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共的創始人之一。
　　而他認為：現居中央政治局高位的洛甫、博古、王稼祥、凱豐等人甚至還不是由中共“六大”選出來的中央委員、而是後來在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後臨時補入的，而他張國燾從中共“一大”起，在中共一、二、四、六各屆中央里就擔任了中共中央局委員或中央委員或政治局委員。論在黨內的資格，他對洛甫、博古等人很有些不屑。
　　
　　顯然，張國燾覺得他椐有這麼多的大優勢，尤其在這以軍事實力說活的時期，他應該取洛甫博古等而代之，由他來執掌中央的牛耳。因而，在會師後，他便有了他一系列的動作。
　　
　　當時，張國燾的這些想法也不一定沒有道理與可能，問題是他能不能正確下好他那一步步政治大棋。
　　然而，張國燾在這場爭奪權力的鬥爭中，最終是徹底失敗了。
　　張國燾的落入敗局，現在看來，他是在處事時犯了幾個大錯誤：
　　
　　（一）他過高估計了自已的力量，鬥爭一開始便想否定當時中央的一切。
　　
　　他開始是以為中央大權是在洛甫、博古等莫斯科回來的那些大員手中，所以一開始他就想以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線為由，否定洛甫等人的中央領導。然而，他好一陣才明白，當時在中央實際當家的是毛澤東。在中央紅軍湘江之戰慘敗、部隊巨量減員及遵義會議後的戰爭之際，洛甫等人對毛便已基本是言聽計從了。於是張國燾錯上加錯，又將毛也列入了攻擊目標，從而使自已與整個中央政治局為敵。
　　
　　在遵義會議時，毛澤東都知道當時不是批評中央政治路線的時機，（後來到延安立穩了腳有大本錢時，毛澤東才以整風為名，清算了包括博古、洛甫等人在內的“王明左傾路線”）
　　
　　而張國燾當時想否定中央路線，就使他處於了與整個中央領導班子對立的地位，特別將已實際主事中央的毛澤東也放到了對立面。以他區區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力量，憑藉紅四方面軍的本錢，就想撼動改變整個中央的地位，顯然，他只能有失敗一條路。
　　
　　象中共這樣有明確黨綱指引、有極嚴格組織紀律約束的政黨，畢竟不是有槍就是王的“威虎山”山大王之類烏合之眾。 黨內的鬥爭，可以不須講理，但必須講究合法、取得多數支持、符合組織步驟。
　　
　　對此，毛澤東顯然比他張國燾成熟得多高明得多。
　　在遵義會議時，毛澤東是只反對博古、李德的軍事領導，並不反對當時中央的政治路線，而且毛澤東還與同樣是來自王明那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小團體的洛甫、王稼祥結成了同盟，成功的在政治局內獲得了多數人的支持，用合法的手段實現了自已的意圖。所以，遵義會議是毛澤東政治上的勝利轉折點。
　　
　　而一九三五年七月始的意欲爭掌中央領導大權的行動，卻反成了張國燾政治上、人生上的“滑鐵盧”。
　　
　　（二）在政治上是非常講究“名正言順”的，而張國燾顯然輕視了這一點。
　　
　　張國燾以為憑藉他人多槍好軍事勢力大，就能為所欲為，就能指揮其他人。但他忘了，他與紅四方面軍畢竟都是黨的屬下，都是以中共名義號召和領導而起的家和壯大的，他們的一切，在理論上組織結構上，都必然要服從中共及其中央。你如果還沒有握有中央大權，你最好的辦法就是順從、忍耐與等待。任何明目張胆反對中央的做法，都只會遭到大多數人的不滿與反對，而不會跟你走。在這裡，道理上的誰對誰錯並不重要。
　　
　　急切想執掌中央大權以再展其有過的輝煌的張國燾，卻在那場爭權較量中犯了“與中央作對”這個根本性策略大錯誤；而在紅四方面軍中另立第二個“中共中央”的作法，更使他顯露了其不能爭取多數支持的小家子氣，而使人不敢死心踏地跟他走（下面的人一般都是不喜歡組織分裂的，誰來參加中共，都是希望中共越來越壯大，自已的前途才越可靠）。因而，後來，中共中央毛澤東洛甫等人發動批張國燾的運動時，原四方面軍相當多的幹部都不支持或不敢支持張國燾了，因為誰都不想戴一頂反對中央的鐵帽子而自找麻煩，故大都轉而“擁護中央”，使張真的幾乎成了“孤家寡人”。
　　
　　在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進入江西蘇區前後，對毛澤東的“游擊主義”也都有過嚴厲的批判，並於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上，撤去了毛澤東領導紅軍的大權，不讓毛到前線去，而只給他安排了一個“政府主席”空頭閒職。對此，參與了創建中共、又親手創建了紅軍和中央蘇區的毛澤東，當時當然也很氣憤很悲傷。然而，從井岡山時代起，不論受了多大的委屈，毛在任何時侯卻從沒有犯過與整個中央對抗的錯誤，從沒有將自已置於反對中央的處境過。相反，他採取了古老的辦法：一是“忍”，二是耐心等待時機，三是同樣藉助合法的步驟進行鬥爭。
　　
　　因此，長征途中，他終於等到了機會：博古、李德指揮軍事打了大敗仗。而他又成功地分化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小團體”，與其中能起舉足輕重作用的、以前在江西也反對過自已的洛甫、王稼祥建立了親密關係，因而，他很快便獲得了中央政治局的多數支持，扭轉了他自已的政治命運。
　　
　　（三）意氣用事，在政治上的攻擊與防守都沒有定準章法。
　　
　　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師後，軍事上採取北上還是南下？這樣的戰略問題本可以多多商量研究，只看哪個戰略方案有利於紅軍。但張國燾卻想以是否支持自已的意見為“試金石”，並在中央政治局多數人否定他的意見時，則擺出了一付固執已見的架勢，不去多多考慮其意見的正確與否，也不考慮這樣做對自已在中央會留下什麼影響，強行作出讓他指揮的“右路軍”執意南下的決定，並要“左路軍”中的陳昌浩、徐向前部也南下。
　　
　　而這擅自南下的戰略，既違反了中央決定，得罪了政治局的大多數，又因國民黨軍在川南的強大布防，而使自已在軍事上未能取得成功、反使紅軍蒙受了不小損失。
　　
　　當中央機構與紅軍三軍團，因擔心內訌而突然單獨北上後，張國燾在此事上本贏了幾分，這也是他正好顯示他的心懷寬闊、獲取黨心軍心之際，是他向中央輸誠的大好時機。然而，張國燾卻沒有將這件本於他有利的事件正確運用，相反，他卻頭腦發昏，仗其手下兵多勢眾，意氣用事作出了不再承認原有中共中央而另立“中央”的決定，從而反導致他在黨內鬥爭中輸了理，埋下了日後受批卻無法自辨的禍根。
　　
　　一九三七年張國燾到達延安後，雖說因西路軍的失敗，他已沒有了與中央紅軍會師時那陣的勢力與威風了，但他憑藉紅四方面軍餘部的力量與影響，中央政治局諸位同事卻還沒有整死他的企圖，只不過是要打打他那股想凌架於中央之上的霸氣。因為，當時的中共，其勢力實在還是太小太弱，而尚必須賴仍占中共軍事力量半邊天的原紅四方面軍餘部，支撐黨的組織。因而，張國燾仍被中央任命了一系列要職（軍委副主席、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等），中央政治局會議通知參加、文件發給、安排以中央領導人身份作報告等。
　　
　　對此，張國燾不僅沒有反省檢討自已的失誤、失策，卻以當年做北京大學學生會領袖的批判性姿態與心理，不顧現實，拒不與中央政治局同事化解冤結、共同朝前看、重建友好合作關係，不去參加政治局會議，不與政治局同事交流，甚至在洛甫、毛澤東等人來他住地看望，以示不計前嫌，向他伸出橄欖枝時，張國燾卻不能順勢而為，而仍在心底固執已見，想爭個做人的高低，從而，其結果，就是自行孤立了自已，堵死了自已在中共內的政治前途。
　　
　　在長期的政治生涯中（辦公司之類經濟活動中實際亦如此），政治家們（老闆們）之間發生與存在各種大小矛盾，是必然會有的事。政治家（老闆們）每每面臨這樣的事件發生時，首要考慮的，應是如何解決問題，是怎樣做才最有利於自已的事業，而不是個人的什麼面子或自尊心之類。在事業的大目標前，除了生命本身，個人的一切都可以放棄，都不值一談（假如事業需要的話）。
　　
　　毛澤東很懂這一點，也很會運用這一點。
　　而張國燾，雖有過指揮千軍萬馬的經歷（那也是因他以紅四方面軍中唯一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高級地位只去指揮別人，而從沒有人可以同他平起平坐、甚至高於他的地位來同他共事，因而，他缺乏與地位同他一樣、甚至高於他的人共事的豐富經驗），但他在與自已的同事交往中，其經驗程度，仍只不過是北大學生的水平，而遠沒有大政治家的本領。
　　
　　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時，曾受到過項英、周恩來、博古、洛甫、顧作霖等中共中央要人的先後指責、排擠、壓制，不僅將由他辛辛苦苦創立的江西蘇區與紅一方面軍的領導權，全部奪去，還被博古等人譏笑為“根本不懂馬列主義，只會抱着《三國演義》”的“土包子”，“只會打打游擊”，是“農民意識”等等。
　　
　　那一切，對毛澤東當然造成過刀割般的痛苦，博古等人在毛的心中，顯然也會有過恰似“魔鬼”的形象。然而，毛澤東沒有讓自已的理智受那一時憤怒心理的蒙蔽與操縱，為了事業，他平心靜氣地做到了全然不計個人恩怨，而只求以事業需要劃線，與何人親，與何人和，對何人尊。因此，長征途中，他便能做到先後與周恩來、洛甫、王稼祥、博古、何凱豐等人的結盟，並成功地一步步取得了這些曾傷害過他的人的信任與尊敬。從而，最終，確立了毛澤東的事業。
　　
　　（四）轉而投靠國民黨，是張國燾政治生涯與人生的最大敗筆。
　　
　　張國燾在一九三八年四月隻身從延安出走，轉而投靠到他曾經與之艱苦鬥爭過十多年的國民黨陣營中，是張國燾一生中的最大敗筆。
　　
　　張國燾對此為自已的辨護原因，是說他不能忍受毛澤東洛甫等中共中央要人對他的整肅。然而，實際在很大程度上，是張自已對當時現況情形分折失當。儘管毛、洛等人是不喜歡張國燾，也對張有一些排擠，但在當時中共力量尚很小之際，加之，又有亦是政治局委員的王明回國到延安做人事調合，而周恩來、朱德，甚至凱豐等人與他的關係也已很友好時，無論如何，張的處境，再壞也不至於壞到被撤去所有職務被關被殺的地步。
　　
　　他只要還留在中共黨內，如他仍有心爭權，也還有他的用武天地。因政治上的同志與敵人之關係，其對象是經常會發生轉變的。今天的朋友，說不定在明天竟會變成自已的死敵；而今天的敵人，也許在若干時間後，又可能成自已的盟友。別的歷史不說，就是在中共黨內後來發生的事情，不就也證明了這一政治鬥爭的道理嗎？
　　
　　清算與反對王明左傾路線時，彭德懷、劉少奇都是毛澤東親密而堅定的戰友；但到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中，彭卻變成了毛的敵人，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野心家”；至文革時，劉也成了最大的“走資派”被打倒。而文革初期的鄧小平，本是被打倒的第二號“走資派”，但在林彪事件後，鄧卻又一下子變成了毛澤東的重要助手了。
　　
　　被 赦免出了監獄的原國民黨軍事戰犯，一個個又成為了坐在人民大會堂中議事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享受着高級幹部的優厚待遇；而那些為中共打江山曾出生入死過的林彪集團的戰將們，晚年卻要以待罪之身度卻餘生。公平麼？有理麼？
　　這是政治，就是這麼回事！在政治政策面前，個人實在很渺小的。
　　
　　看來，當年張國燾他對此還沒有認識透。否則，他就不會再次意氣用事地下“出走”這着臭棋，更不會走投靠國民黨那條對他這樣的人來講是最黑暗的政治與人生絕路。
　　
　　僅僅“出走”離開中共，還只是他政治生涯的終結，回來做一個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壞事。
　　但他再投靠國民黨，就是他做人的一個重大失敗。這樣，他就丟失了他的人格。弄得不僅中共永遠看不起他，就是國民黨也視他為一條狗（國民黨軍統特務頭目戴立、沈醉等就經常這樣評價他），並沒有給他多大的待 遇（一個空頭無權的中將“設計委員”）。因為，當時的中共在國民黨人的眼裡，不是什麼大的力量了，並不值得對其投過來的人給於多大的重視。而按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念，凡主動投降到強大的對方陣營的“叛徒”，歷來就是受到人們的鄙視的。張國燾竟也扮演了這種角色，當然是他人生的一個大失敗。
　　
　　曾經以“五四”而風雲神州的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張國燾，在實際從事政治的水平上，顯然是不如來自韶山村的小知識分子毛澤東。儘管在中共“一大”起，張就有些看不起這位沒有進過大學堂的毛同志，甚至以“怎麼帶來了個老頭？！”為由，逼迫毛澤東在“一大”會議半途中，將毛的同鄉、同是“一大”代表的何叔衡老先生哄回湖南家裡。然而，歷史的結局，卻是毛澤東成為了新中國的第一代領袖，去世後還在偌大的天安門廣場盡享風光；而張國燾則最終是以一個八十二歲的老人孤零零地不為人知的、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悽慘地凍死在異國加拿大的一間老人院裡。
　　
　　政治家們的經歷與遭遇，其實不一定就是他們個人的事，從中，也可以給其他人一些啟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