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對過去的回憶，還是展望中國的將來，都不能不提到我們的鄰居--日本。在與這個島國經歷了驚心動魄上百年的生死糾纏後，中華民族終於脫離了她正常的發展軌跡，淪落為落後國家。就在60年前，這個島國又一次地肆孽於中華大地長達八年，致使中國江山破碎、百姓家破人亡；同時它也曾在上世紀80年代和中國有一段蜜月情懷，成為中國人民“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歷史上中日大規模的廝殺共有三次，中國一次戰敗，一次險勝，一次慘勝。無論勝敗與否，中國不是王朝落敗，就是江山易主。而日本敗則能起死回生，國勢迅起，如日中天！今天我們分析這其中的原委，既是為了探討導致中日兩國差距如此之大的主因，也為分析今後中日兩國的走勢提供了線索。

一、中國落後的原因

中國近代國勢的落敗主因來源於中國舊的體制與工業化革命的衝突，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則起到一個導火索和助推器的作用。

19世紀中期英國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1760-1870年的11年間工業生產增長了23倍，國民收入增長了10倍，通過擴大海外市場、實行圈地運動和殖民擴張，使英國成為最大殖民帝國。縱觀西方現代化進程的主線是按照：思想啟蒙——市場化——民主革命——工業革命進行的，市場經濟是天生的平等派，以否定任何權勢、等級觀念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劃分的思想啟蒙運動是工業化革命的重要基礎。就是在這個問題上，中日兩國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態度。

在日本，一些青年武士以“富國強兵”為口號，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歸還天皇，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實行資本主義大改革，這就是著名的“明治維新”。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對工業化的重視超乎其他所有國家。在明治政府"文明開化"、“殖產興業”的旗幟下，1870年日本集中所有力量扶持工業發展。為引進技術人員日本不惜重金，當時聘用的外國專家中，收入最高的鐵道專家卡基爾的月收入2000日元，相當於當時日本國務總理800日元月薪的2.5倍。

而在中國，一些朝廷重臣在考察歐美後為了保住自己既得利益集團和不觸及滿族封建統治者的根基，謊稱：“中國文物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促使中國次採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良主義。雖然“洋務運動”促進了中國工業的發展，但由於在施行上打了折扣，其結果可想而知。182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占世界GDP的32.9%，甚至高於整個歐洲27%的GDP，日本的3%也只是中國的一個零頭。由於“明治維新”和甲午戰爭，在1900年日本的GDP已經達到中國的1/4左右，這時中國的GDP比例下降到占世界GDP的11%。

由此看來，國家和民族的進步不可能通過政府的自我約束或自我改良而得到，必須有外力的作用，甚至是全民的參與。就像一個物體，在沒有外力的情況下其重心不可能作加速度運動。

二、日本戰爭思想的來源

在目前流通的日本最大面值的一萬日元的鈔票上，印着一位身穿和服的日本人，他就是“日本近代文明締造者”福澤諭吉。正是這位出身低賤而又性格叛逆的學者，在100多年前將原本崇尚中華文明的日本引上了“脫亞入歐”的道路，並推動日本一步步走向了侵略擴張。

1860年，穿着草鞋的福澤訪問美國時，剛剛走進下榻的飯店就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捨得買一寸見方的絨氈做錢包或煙盒，而美國人竟然把整塊絨氈鋪在飯店的地上! 1862年，福澤又隨日本使團遠赴歐洲考察，怕沒有吃的，他們隨船帶了幾百箱大米、數十個鐵絲燈籠。。。到了巴黎他們才知道這一切都是多餘！ 他們住的是五層樓旅館，無數汽燈將室內外照得亮如白晝，飯廳里擺滿了各種法式大餐。

回到日本後，福澤先後出版了日本啟蒙思想的代表作《勸學篇》和《文明論概略》。《勸學篇》開篇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名言，認為文明的關鍵是個人的平等和獨立。福澤還主張國家不論大小，應一律平等，不能恃強凌弱。他意圖通過宣傳文明開化，使日本擺脫列強欺辱，實現富國強兵和國家獨立。

然而，伴隨着日本的國家實力在明治維新之後不斷膨脹，福澤迅速拋棄了先前主張的國際公理，提出了“百卷萬國公法不如數門大炮，數冊親善條約不如一筐彈藥”的理論。 福澤認為，國際關係自古以來都由武力決定，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國，被人吞食者是落後國。福澤在文章提出：15年後中國將被歐洲列強和日本瓜分，日本將理所當然地占據台灣全島和福建的一半。他諷刺中國是“不擅變革之國，一兩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隨機應變，妄自尊大之風盛行”。1885年，福澤發表了著名的《脫亞論》，全面地闡述了“脫亞入歐”的主張：“日本雖處亞洲東部，但國民精神已脫亞洲固陋，轉向西洋文明，雖常說‘唇齒相依’，但現在的支那(中國)、朝鮮于我日本無絲毫幫助，反而玷污我名，當今之計，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鄰國開明，共興亞洲，毋寧脫其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鄰國支那(中國) 、朝鮮，亦無須特別客氣，竟可效仿西洋人處之。”

年近花甲的福澤不分晝夜地執筆撰文，大力要求政府向中國開戰。他先是提出甲午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事關日本前途命運，必須取勝，接着又鼓勵日軍搶掠中國財富，稱日軍“目中之所及，皆為戰利品。務要掠盡北京城中金銀財寶，無論是官是民”。更為甚者，他還辱罵中國人是“豬尾巴”，一個極端的種族主義者的面目一覽無遺！

令人震驚的是：福澤的思想成了日本國家的文明基石，在此後的100多年間，幾乎歷屆日本政府都將“脫亞入歐”作為日本的基本國策！

三、中日戰爭的起因

我們看到，日本對中國的甲午戰爭是選擇在中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發展之初，由於中國沒有在思想上和制度上發生根本的變革，“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在甲午戰爭前只占GDP的 0.3%。這時的中國清朝與太平天國的內戰結束不久，“洋務運動”漸漸走向正規。而日本基本上完成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為維持它迅速發展的經濟客觀上也需要更多的資源和市場，如果這時再不動手，或許以後根本就沒有機會了。

人們總是強調武器的落後和修建頤和園是甲午戰爭的敗因，筆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即便是不挪用海軍軍費來修建頤和園，這場戰爭的勝負也早已塵埃落定。中國上層制定的“陸權論”保守防禦思想比起日本的“海權論”就差不多決定了誰能掌握戰爭的主動權，軍人的士氣也是戰爭勝負的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裡面不僅有“武士道”精神在發酵，像福澤諭吉那樣的煽動家的宣傳、鼓動工作也功不可沒！再者，一個沒有平等可言的政權和一個平等政權的交戰勝敗幾乎是沒有什麼好爭論的。別的不提，看到《走向共和》中日本明治天皇每天只吃一個小米糰、而那邊慈禧太后每頓上100多道菜還在斥責別人不知大家有何想法？！

日本的戰爭機器比起它的外交手段就要遜色的多。清朝洋務大臣李鴻章才氣、膽識過人，在“洋人”面前的不卑不亢甚至略顯傲慢的大員風範，得到了諸多歐美人士的尊敬。據傳1896年6月李鴻章在拜訪德國“鐵血首相”俾斯麥時，俾斯麥說：“我聞閣下有稱為‘東方俾斯麥’之稱”，李鴻章對他根本不肖一瞧：“嗯！我只聽說過德意志有位‘西方李鴻章’，可是閣下嗎？”，好大的口氣！日本與這樣的對手談判，其艱難都可以想象的到。為了造艦，日本已經是傾其所有，連明治也只能每天吃一個米糰，這時俄、德、法三國開始干涉，只要中國最多再堅持一個月日本就徹底完了。伊藤博文這時只能在談判桌上將日本國的命運全部壓上：“為免彼此爭論，空耗時日，唯有同意與不同意兩句話！”就是說：“Yes or no?”。只要李鴻章說個“No”，日本將永遠成不了一個強國，可是這時這個“傲慢大員”卻既沒說“Yes”也沒說“No！”。曾被李鴻章的威嚴嚇得“思之猶悸”的伊藤博文終於看到了這個“傲慢大員”內心的軟弱，讓小山豐太郎一槍打瞎李鴻章的左眼。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看望李時，老頭兒在病床上眯着另一隻眼可憐地乞求對方：能不能快點開始談判？

二戰時的中日戰爭則是選擇在中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發展之初，那時中國內戰已經打了十年，國力極度衰弱。日本則是經濟接近崩潰(1926-1932的世界經濟危機)，急於向外侵略來奪取資源, 轉嫁危機，而這時中日經濟發展正好處在一個“時間差”階段，因此“落後就要挨打”成了一句至理名言。面對日本入侵，中國的統治者蔣介石表現極為陽痿，宣稱：“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並向東北將軍們發出“不許抵抗”的命令，日軍幾乎一槍未放就占領整個東北。此後中國抗戰八年，死亡人數估計達2000多萬。更讓人意外的是，對這場戰爭的認識成了中日今天爭論的焦點。

四、中日民間交流

杜魯門上台以後明確表態：“決不與中共政權打任何交道”，將當時正受人民歡迎的中共推進了蘇聯的懷抱，自己充當起了台灣國民黨政權的保護神。這正應了羅斯福總統的那句名言︰“即使他是個????養的，那也是咱們的????養的”。將美國自己的一盤戰略好棋搞砸，至今還有人在探討“為什麼我們丟了中國”這個話題。以後中美對抗演變成戰場上的較量，韓戰、越戰讓山姆大叔臉面盡喪。不過，美國對中國也是一報還一報，它單獨和日本簽了和約；將琉球群島交給日本；搶占了釣魚島又交給日本“行政管理”；支持印度占據中國藏南。蘇聯做的比美國還損，它逼迫中國承認蒙古獨立；和北朝鮮一起背着中國發動韓戰；中印戰爭都不站在中國一邊；到1960年更是以撕毀各種條約、撤回專家與中國斷義，使中國經濟崩潰。從此以後中國再也沒有恢復到1960年的GDP占世界GDP的 4.5% 這個數字（世界銀行2003統計）。

就在兩大陣營同時對中國實行封鎖之時，中國機智地利用“體育沒有國界”的特點開展了民間外交。當一九六三年松崎君代再次奪得世界女子乒乓球單打冠軍時周總理給日本隊發去賀電，還特別提到她的勝利。她結婚時，周總理和夫人還向她贈送了兩條大紅繡花被面作為結婚禮物。另一個就是大松博文，這個在二戰期間在侵占華北的日本陸軍中的二等兵的中年漢子和一群日本排球隊的姑娘們都來自於東京附近的同一家紡織廠，他以“魔鬼式”訓練法帶領日本女排創下了世界女子排壇史上連勝175場的奇蹟，更使日本女排贏得了“東洋魔女”的美譽。說不上來是什麼原因，大松博文對周恩來總理有求必應，三次來到中國幫助中國女子排球運動員訓練。大松博文的嚴厲是出了名的，他創造的滾翻救球使中國女排姑娘們摔得渾身青腫，連站都站不住。但大松還是一邊嚎叫，一邊將球猛砸過去。受過大松博文訓練的女隊員個個心驚膽顫，都稱他為“魔鬼大松”。
有人認為日本的經濟奇蹟是由於美軍在韓戰和越戰的“特別軍需”大訂單，筆者認為這種說法也有點片面。“特別軍需”大訂單只是給了它刺激經濟的一個外因，最主要的是日本人民的那種勤勞、搏命和互助的民族精神沒有根本的改變，其次政府的一系列推動經濟發展的措施也起很大的作用。

不可否認，中日建交前後很多的像大松博文這樣的日本人士積極促進民間交流，為日中友好作出了貢獻。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因為自己親眼目睹了那場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進行懺悔。而在戰爭過去60年後，中日民間交惡。最近，中國聽從某些專家的建議派中學生進行互訪，企圖以此增進相互的了解。這純粹是白費力氣，一本著名右翼作家的書能抵幾十萬人的宣傳，那幾百名中學生能起多大的作用？！

更何況日本蔑視中國的原因並非是由於日本不了解中國，而是它對中國的研究--過 於 認 真！

五、中日建交

尼克松的突然訪華震動了世界，更震撼了蒙在鼓裡的日本。從當時的情況分析看來，不久美國就會與中國恢復外交關係。如果日本沒有趕在美國之前與中國建交，將由於身價大跌在談判中將處被動地位。日本之所以這樣急沖沖的原因是日本原本就有那麼一個方案，那就是腳踏台灣和大陸這兩隻船，以便使日本在戰爭賠款、領土問題上得到最大限度的好處。日本吉田政府與中國締和問題上絞盡腦汁，大做文章，極盡陰險、奸詐之能事。針對台灣急於與之締約的心理，不時散布一些可能與北京締和的言論。處境險惡的台灣地方政府恐怕被國際社會所拋棄，急急忙忙地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前７個小時簽下了又一份喪權辱國的《蔣、日和約》，《和約》將放棄對日賠款一事白紙黑字寫在上面，《和約》既不提中國的琉球主權，甚至都避免提及台灣應歸中國所有。

在中國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上田中致答詞：“過去幾十年之間，日中關係經歷了不幸的過程。其間，中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麻煩。。。”這一句“添了麻煩” 令現場空氣緊張，還是周恩來帶頭鼓掌給圓了場，這句話不幸也成了今天中國的“反日”者嘲弄日本的靶子。後來周恩來耐心地對田中說：“‘添麻煩’這句話是中國人民不能接受的。如果你不小心把一位女士的裙子弄濕了，可以說‘添麻煩’以表示輕微的道歉，但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決非如此簡單。”　田中狡辯說：“日文中‘添麻煩’包含誠心誠意謝罪的意思”。後來就改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八年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重大傷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據筆者所知，還沒有聽說那一個政治家在與日本政府的談判中得到便宜。日本的外交家以精明、冒險和無恥而著稱，如果有人將筆者手中的資料拍成電影，足以問鼎奧斯卡金像獎！筆者認為這次談判又是一次日本的勝利，本來日本的戰爭賠償是中方的底線，連田中本人也覺得躲不過去了。然而，日本外務省條約局長高島益郎不惜冒着個人政治前途的極大風險，不惜與中方撕破臉皮，說了很多傷害中國的話，會談陷入僵局。中國從兩國長遠利益着想，主動放棄戰爭賠償；也沒有提及琉球群島，連釣魚島也“擱置爭議”了，中方唯一所獲就是明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條約簽字後，田中問周恩來能否保留與台灣的半官方聯繫。本來中國方面完全可以拒絕，但周恩來卻答應了，這也為今天的日本插手台灣問題留下了伏筆。

六、如何看待日本對中國經濟援助（ODA）

日本對中國經濟援助（ODA）起始於1979年，當時中國已和西方交往，但資金和技術問題阻礙了經濟發展，而這時的日本經濟巔峰期，資金需要出路，政府間貸款是低風險的安排。所以中國在後來的4000公里的電氣化鐵路，60個碼頭，首都機場，浦東機場，五座長江大橋，寶鋼，武鋼，等等都利用了ODA。日本官方認為這是對中國的“施捨”，責怪中國感恩不夠。其實，只要我們冷靜分析一下，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1972年定義ODA援助的無償贈款應占84%上。英國、加拿大等國ODA贈款為100%。美國的ODA贈款部分為98%，日本戰後領過美援12兆日圓，日本的新幹線，東京至名古屋公路均利用了ODA。而日本對華ODA中90%是貸款。利息前期3-3.5%，後期曾低至0.75。中方稱其為資金合作不無道理。日本80年代經濟巔峰期，資金需要出路，政府間貸款是低風險的安排。中國信用穩固，目前已依約還本付息1.5兆日圓。90年代日本實行存款零息超寬鬆金融，又進入通縮時代，ODA的0.75的利息仍屬可觀。日圓對美元匯率由80年代的240日圓對1美元升至95年的80日圓，還款的匯率損失由中方負擔，日方獨享升值之利［2］。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主張限制Tied Aid（附帶條件援助）。但日本卻好處盡沾，2001年的中日ODA的15個項目，有10個只限於採購日本商品。日本承認，ODA項目招標中，日本企業得標率達45%。一般估計，對華ODA資金30%回流日方企業。

再者，通過ODA，日方打開了中國市場。很多ODA項目本身就是為日本企業服務的，首批項目中的秦皇島碼頭，就是為向日本出口煤炭而建。通過政府間合作，80~90年代中國滿大街都充斥着日本的電器和汽車等商品。馬來西亞前首相拉赫曼曾說：“日本援助一份進來，至少要賺二倍回去”。筆者為此求證過第三方的一位經濟學者，他認為：日本一點都沒吃虧！

中國GDP占世界GDP的比例從中日建交前1970年的3.1%下降到1990年的1.6%, 減少了一半。日本GDP占世界GDP的比例從中日建交前1970年的7.1%上升到1990年的14.0%, 增加了一倍。

是誰在從中得利？ 一目了然！

七、日本新右翼登上歷史舞台

以計算機的應用、電力的廣泛應用、原子能技術、航天技術、電子技術、生物技術、信息產業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使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工業大國。由於日本採用急功近利的做法，忽略了基礎研究，使得經濟發展缺乏後勁。到90年代後，由於經濟泡沫、大地震和市場飽和等問題日本經濟也面臨困難。不過，儘管中國再一次被遠遠地拋在後面，可這一次它發現自己無法像過去那樣去轉嫁危機，只能自己痛苦地獨自承受。因為經濟擴張找不到突破口，軍事擴張又被《和平憲法》所制約。

另外一個現實的問題是，戰後價值觀與行為和上一代人完全不同的一代的“新人類”的出現，“新人類”思想叛逆，我行我素，人慾橫流，物慾橫流。市長等大人物被邀在台上作成人節重要演講，年輕人卻不拿這當回事，台下手機呼叫聲響成一片，竟惹得市長氣憤至極，拂袖而去。針對這種情況日本出現了主張糾正個人主義過頭的弊端，在教育基本法中強調愛國心等等。這些都為日本新右翼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機遇。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文部省在新的教科書審定中，開始變本加厲地歪曲歷史，不再像以前那樣僅僅減少侵略內容或改寫一部分敘述，而是對戰爭的目的進行美化，從根本上否定戰爭的侵略性質。在2001年文部省通過的《新歷史和公民教科書》中，他們聲稱日本的侵略對朝鮮半島和亞洲國家擺脫西方統治至關重耍，把南京大屠殺寫成中國民族主義者襲擊日本人和其他外國人的事件，等等。

日本新右翼的思想的一部分仍然來自於福澤諭吉為代表的舊右翼思想，日本新右翼的理論基礎是“大和民族優秀論”，並在國民中滋養了一種天生優越的情緒。他們認為日本民族及日本的經濟和文化都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日本應該不受任何國家的支配，最終確立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這一點以梅原猛等人代表的“京都學派”所持的“大腦構造說”和石原慎太郎等人為代表的說“不”論最為典型。除了《新歷史教科書》，日本右翼學者也大量發行各種開歷史倒車的書籍。這些書本不僅價錢不高，而且都被擺在最耀眼的地方。其中，右翼漫畫家小林善紀近期出版的“靖國神社論”也暢銷，左右了日本現代青少年的歷史觀。

日本新右翼的思想的另一部分來源於政府和學術界的重量級人物。中曾根首相發表了題為《新的日本主體性— 戰後政治總決算，邁向“國際國家”的日本》的演講，提出了“戰後總決算”的宣言。2000年8月，中曾根康弘出版了《21世紀日本的國家戰略》一書，痛陳“今天的日本正在面臨着戰後50年，也是明治維新100多年以來的最為嚴重的危機。昭和20年（1945年）時，日本雖然跌倒在戰爭中，但畢竟還懷有一顆再度崛起的魂魄”。

筆者分析日本未來可能要沿着經濟大國-〉軍事大國-〉政治大國的道路實現崛起。因為從客觀上來講成為一個政治大國的前提條件就是應該有足夠的軍事實力，而且國際上是以實力來說話的，即“強權就是真理”還是目前的一種普遍的規律。日本右翼勢力的代表安倍登上首相的寶座，他以《憲法》中的第九條（和平條款）是“與時代不相稱的典型條文”為由要求修改憲法。和平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把利用國家權力發動戰爭、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雖然日本發展軍事、搞核武裝受到美國的限制，但日本最終還是要成為軍事大國和政治大國。而且將來的軍刀所指絕不只是中國釣魚島、東海，更是中國台灣。勿容置疑！

八、對日本右翼的崛起中國顯然沒有做好準備

２００２年人民日報主任編輯馬立誠發表了《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一文，稱日本就侵華戰爭已向中國"謝罪"２１次，歷史問題已經解決，中方不應再抓住不放，對日本應該寬大為懷，共同面向未來。文章還對中國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潮"進行了抨擊。２００３年，馬立誠又先後在鳳凰世紀大講堂發表演講，在《時事報告》雜誌參與座談，在日本右翼雜誌《文藝春秋》發表文章，在日本中央公論社出版《擺脫"反日"》一書，多次重複了相似觀點。

與此同時, 中國各大報刊也放開喉嚨,高分貝地批判中國的民族主義是“狹隘的”。實際上中國的民族主義連自己的舞台都沒有，更不要說話語權了。真不知中國的民族主義動到了人家哪根神經，惹出那麼大的一通大火？！中國的民族主義是“狹隘的”？難道“個人主義”、“拜金主義”、貪污腐敗就“不狹隘”啦？ 也沒見他們能把“喉舌”們的“火”都點起來啊。。。真是怪事！

２００３年４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發表《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一文，對所謂"新思維"進行了更為系統的闡述。此文可視為"對日關係新思維"的又一代表作。文章強調：中日關係再這樣緊張下去對中國是相當危險的，因此有必要進行一場"外交革命"，大力實現中日接近。只要中日關係有大幅度進展，就可以"顯著增強中國對美外交的槓桿"。為此，殷教授提出了接近日本的五大舉措，大意是：中國應該大體上滿足於日本對侵華戰爭罪行的反省道歉，不必再計較了；要多和日本做生意，少和美國、歐盟做生意；日本擴充軍備的危險性被我們誇大了，我們內心適當警惕一下就可以了，面上要大度一些；要把日本當作政治大國看待，給以充分的尊重；不要阻攔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3]。

雖然馬立誠、時殷弘的觀點在民間遭受很大的批評，但官方還是基本認可。前不久中國首席日本問題專家發表談話，其觀點也是“新思維”的翻版，他認為：“右翼只是很少、很少的一小部分人”。話音剛落，日本右翼勢力代表安培上台。

真是絕妙的諷刺！

對日本右翼的崛起，中國顯然沒有做好準備。至今中國還沒有大分貝地譴責日本右翼的倒行逆施，對小泉的參拜“靖國神社”也只是以“冷”相待。對“南京大屠殺”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實的英文書也才是由28歲的美國華裔女孩張純如寫成，讓世界終於了解了中國。張純如在這本書中探討了人類歷史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罪行發生，還列舉了日本政府試圖掩蓋、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行為，並分析了為何中美政府都為了經濟利益而無視這一段歷史。張純如認為政府的無視、否認、不承認、沉默或不敢直對都等於自欺，集體自欺或欺人比個體行為更加可怕。面對這一切，個人的力量實在是太渺小了。而人類不吸取歷史教訓，不認清人性內在的惡性，歷史悲劇只會重演[4]。

一個優裕環境下長大的女孩，無論寫出這本書、還是日本外交官恐嚇都要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壓力！作者甚至還要面對美國主流的批評，比如說作者“感情用事”、“研究不夠深入”等等，也有來自日本保守派的攻擊，說作者“編造故事”、“誇大事實”等等，其主要論點是死亡數字不確切。日本右翼分子以“修改數字”、“刪去某些照片”的提議試圖降低這本書的價值和影響。而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站出來為她主持公道，致使她身患憂鬱症而永遠地離開了人世。

關於大屠殺死亡人數的準確數字，學術界可以爭論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這都沒關係。殺死30萬人是大屠殺，殺死10萬人也是大屠殺。但是，事過整整60年之後，西方世界的民眾才初次聽說，請問中國都幹什麼去了？！如果不是因為張純如的書和她所做的大量宣傳活動，真還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讓這個沒有公理的世界和那些天真的美國中學生知道這一段被埋葬的歷史、人類的醜惡史。

一個美國學生在網上寫道：“我不知道張純如在寫作《南京大屠殺時》，對於中國懷有怎樣的感想，那麼多中國人，那麼多作家學者，他們為什麼都忘記了那個滔天暴行，沒有為國家和人類的苦難寫出一本書。還要讓她這個美國人帶着神聖的使命趕到中國，踏破鐵鞋，尋找和搶救不斷消亡的歷史記憶，扛起這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

是的，這是為什麼？

九、結論

中國為什麼落後？日本為什麼先進？

多少人可能都苦苦思索過這個問題，也可能有幾十種、甚至上百種不同的答案。我們可以憤怒地譴責日本人的陰暗、齷齪和不擇手段，但他們這樣做常常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捫心自問：在這些歷史的關頭為什麼中國人就沒有人站出來為了國家對日本說一聲：不-----!

從來就沒有允許真正的思想啟蒙運動。無論是五四運動，還是60年代的那場文化運動都強調的是一種被壓迫者的抗爭，反映的只是一段時間的呼聲，而真正意義上的“同權，同重”的平等思想從來也沒有建立起來。當從一種激情所驅動的“為了理想，為了主義”一下子掉到“為了子女，為了家庭”時，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就成了天經地義。由於新的價值觀，過去是領袖被惡搞，現在連英雄也被惡搞。針對中國新一代的“人慾橫流，物慾橫流，我行我素”的基本狀況，國家不是在回歸傳統，而是悍然地“與時俱進”。以宣揚民族虛無主義的新歷史教材來引導目前的“新人類”，其結果更會產生“新新人類”、“新新新人類”、“新新新新人類”。。。

中國輿論界不顧中國國策的不當、外交政策屢屢受挫之事實，不去秉公力諫、仗義執言，反而更加阿諛奉承、歌功頌德。反正是“謊言萬遍即成真理”，國家存亡事小，個人得失事大，其投機心態可見一斑！中國在芯片技術、生物工程、發動機技術、精密機床、材料等關鍵領域落後於人，有些方面的落後甚至還不止一代。雖然分析家們所認為的在2015年左右中日必將走向對抗尚缺乏理論根據，但筆者也認為已時日不多。真正能使中日和平相處的關鍵還在中國自己。希望中國能在有限的時間內革除陋習、樹立新風，革除舊官、啟用新人，打破保守、敢於創新，祛邪扶正，否則中國必將在下一次的技術革命到來時再一次因為“時間差”而遭受外來打擊，而日本必定會步列強之後塵再一次給中國以致命的打擊！

中華民族雖然具有百折不屈的民族個性，但畢竟也有軟弱的時候，不要指望日本總是戰敗！

筆者通過對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日本近代文明思想的分析，認為日本近代文明是一種不成熟的、畸形的思想文明，它只是學了點西方文明的一點皮毛，更多地揉進了自己急功近利、不擇手段的地域觀念和帶有種族色彩的民族優勝論。雖然日本人的勤勞、認真、堅忍不拔、虛心好學、禮貌待人、自私、野蠻、齷齪在世界上無人可比，但其帶有極端偏見和種族色彩的文明思想引導着日本去巧取、去豪奪，但忽略了如何與人和平相處。所以無法得到世界的廣泛認同，只能使自己更加孤立。從更長遠的眼光來看，日本民族的自強精神有可能終將使自己的發展超過周圍國家而成為地區霸主，而後又會與亞洲國家發生周期性的衝突而或衰弱、或復興，但永遠不能成為世界的霸主。只要有福澤諭吉思想統治的日本還存在一天，周圍的國家就沒有安寧！難怪韓國總統盧武鉉說：“有人把侵略和加害其他國家的歷史視為光榮，與這樣的人共存是全世界的巨大不幸。”

最後，我不得不說：喊一聲“中日友好！”實在感到太沉重。。。

[1]salad ，《關於日本學者福澤諭吉》
[2]高鶴佳，《日本對中國經濟援助是兩者互利的》
[3]林治波，《對日關係的強硬派觀點及其根據》
[4]江山， 《走近張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