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一直扶植和支持“台獨”，妄圖分裂中國。可以說，沒有美國的作用，就沒有今天的“台獨”。美國這樣做，是從政府到議會，從官方到民間，從智庫到個人，從媒體到高校，從世俗到宗教……多層次、多方面進行的。主要體現在如下幾點。

　　為“台獨”製造“理論”依據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被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所承認。但為了控制台灣、分裂中國，不顧國際信義，美國在1950年拋出“台灣地位未定論”。是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提出：“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考慮”。這就是“台灣法律地位未定論”的本源。“台獨”分子一直鸚鵡學舌似地叫喊“台灣地位未定”，並成為其“住民自決論”的依據。

　　美國編造這些“理論”，由“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會員、陳水扁政權的紅人陳必照，翻了出來。陳在1989年1月接受《民眾日報》記者採訪時，答有關民進黨主張台灣“自決”或“獨立”時說：“從法理上講，‘自決’或‘獨立’是由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及‘住民自決論’延伸而來，這是戰後50年代尤其是韓戰爆發後，美國刻意要把台灣變為一個獨立於中共政權之外，且在國際上擁有法律主權的國家；是美國的如意算盤。”

　　為“台獨”勢力提供、創造生存、發展空間

　　第一、為“台獨”勢力提供立腳點。美國是繼日本之後，成為海外“台獨”活動的大本營。所有這類組織的總指揮部，無一例外的全設在美國，例如：“台獨聯盟”、“台灣人民自決運動”、“台灣建國聯合陣線”、“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台灣國際關係中心”、“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台灣學生社”等等，都是這樣。目前自詡為“海外台灣人五大社團”的“台獨聯盟”、“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台灣國際關係中心”、“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台灣學生社”還十分活躍。這沒有美國政府、美國一些人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就是以日本為活動中心的廖文毅等“台獨”勢力，沒有美國這個軍事占領者的首肯，也是不能生存的。

　　第二、以“民主”為幌子，壓國民黨向島內分裂勢力開放政權。民進黨及其前身黨外勢力的發展，是在美國扶植、呵護下實現的。其主要手段是以“民主”為幌子，壓迫國民黨在各項公職選舉中，向它們的代表人物釋出部分台灣政權。過去，每逢選舉，美國都派人到台灣“觀察”，支持他們參加各種公職的競爭，有時甚至由它的高層決策人士出面向台灣當局要脅性地、露骨地表示，美國對其的支持程度，取決於它對反對派的民主、開放程度。美國這麼做的目的，其“中國通”們早已坦承：促成一個民主的“福摩挲”，“以便使其所有的經濟、政治機器聽由我們支配。”

　　第三、分裂中國主權，阻撓中國人民反分裂、反“台獨”鬥爭。美國這樣做的手法有二。第一、制定《與台灣關係法》。中美建交後，美國違反中美建交公報原則，在1979年3月制訂了該法。它繼續把台灣作為“獨立政治實體”加以“保護”，被“台獨”勢力視為護身法寶。姚嘉文在“高雄事件軍法大審”中就稱：美國國會通過《與台灣關係法》，這表明“美國的政策是一中一台分開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是跟着這個政策進行的”。第二、以“和平”為藉口，阻撓中國人民進行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統一的鬥爭。1979年7月美國參議院通過所謂“台灣前途決議案”，提出“台灣的前途應該以一種和平的、不帶任何強制的、並且是台灣住民能夠接受的方式來決定”。“決議案”不顧中國領導人一再申明“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決不是針對台灣同胞，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和搞‘台灣獨立’的圖謀的”；不講事物的因果關係；不分戰爭的性質，只一味片面強調兩岸“和平”。1990年民進黨拋出“台灣主權案”，公然分裂中國主權，引起海峽兩岸中國人強烈反對與密集聲討時，索拉茲就跳出來威脅說：“中共對台灣若有敵意行動，必將引起美國嚴重的關切，總統與國會將採取適當的行動。”以後，海峽兩岸只要有個風吹草動，美國總有總有人出來叫囂“幫助台灣自衛”。很顯然，美國是妄圖以“和平”束縛中國人民的手腳，讓“台獨”分子恣意分裂國家、民族。”

　　在關鍵時刻，為“台獨”撐腰打氣

　　每到“台獨”勢力生存、發展的關鍵時候，美國都會及時地跳出來，為它壯膽、撐腰。例如：

　　第一、20世紀60年代末期，海外“台獨”勢力陷入困境，美國將被嚴密監控的彭明敏弄出台灣，為它“輸血”。“台獨聯盟”的莊秋雄說：“1970年初，彭明敏先生在蔣政權24小時嚴密監視下，竟神奇地逃出台灣，這給台獨組織強大的鼓舞，促成了全世界各地台灣人更大的團結，美國台獨聯盟等5個單位合併成世界台灣獨立聯盟。”

　　第二、20世紀80年代初，台灣黨外勢力的“台獨”傾向初露端倪，美國國務院通過“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於1982年6月邀請康寧祥等4人訪美。四個人與國務院、國防部、國家安全會議的官員及國會議員、中國問題專家等方面的人士進行了廣泛地接觸、晤談，摸到了“美國朋友幫忙”實現“台灣的民主化”的脈搏。從此，這股勢力的分裂傾向明顯增強，並在1983年的“增額立委”選舉中，提出“民主·自決·救台灣”的競選綱領。

　　第三、20世紀80年代中期支持黨外勢力成立民進黨。民進黨成立之前，美國一些政客壓國民黨開放黨禁，公開參加黨外勢力的組黨活動，為他們組黨掃除政治障礙。比如，當時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魯嘉訪台，他除了親自壓迫蔣經國解除戒嚴、開放黨禁之外，還派其助理布朗聽取黨外人士尤清、康寧祥等人關於組黨的意見；又如，美國民主黨國際事務協會負責人艾伍特等人前往台灣，參加黨外人士為組黨採取的突破性試探行動——-“促進組黨說明會”。1986年9月民進黨成立，美國政府公開表示“不介入”，私下卻通過“美國在台協會”轉告國民黨當局，“不要逮捕黨外人士”，要求國民黨“應以耐心、開明和精緻的手法來因應這件事，不要流於衝動，做出過度反應。”與此同時，美國的一些參眾議員紛紛表示“祝賀”，媒體也宣傳“反對黨在民間受到人民的好感”。面對巨大壓力，國民黨只能讓民進黨生存下來。1987年春，該黨又應民主黨之邀組團訪美，與美國政界、學術界和輿論界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從而穩定了反對黨的地位。

　　第四、1989年是“台獨”勢力發展、壯大的關鍵時刻，美國一些人又適時大肆活動。是年7月，參議員佩爾在出席海外“台獨”組織舉行的“研討會”時，宣稱“我相信台灣終會有一天實現真正的民主、獨立。”；也在此月，眾議院亞太小組主席索拉茲公布“台灣調查”，宣揚在美國的台灣人89.51％的人支持“台灣獨立”；8月，佩爾、索拉茲等人聯合致函李登輝，要求減免“台獨”分子江蓋世的刑期；11月，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對許信良偷渡被捕案“表示關切”……這樣大量、連續、密集的呵護活動，使“台獨”大受鼓舞。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民進黨於1990年拋出“台灣主權案”，1991年又將“建立台灣共和國”納入黨綱，走上“台獨黨”之路。

　　第五、陳水扁上台以來，困難重重，美國又全力扶植陳水扁政權，大副提升美台實質關係：提升雙方互訪的層級；公開支持台灣參加某些國際組織；變多年來台海“戰略模糊”為“戰略清晰”，小布什親口承諾，“美國將盡一切力量協助台灣防衛”。為此，美台開展全面軍事合作，加速美台軍事一體化進程。今年以來，美對台軍售由防禦性武器轉向進攻性武器，交貨提前、手續簡化，由技術服務轉向技術轉移，軍事人員交流的層級不斷提高、突破，且逐步制度化。3月份有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和台灣“國防部長”湯曜明參加的、內容廣泛、規格空前的“美台防禦高峰會”，是兩者大副提升實質關係和全面展開軍事合作最集中的體現。美國做法的一個顯著作用，就是給了陳水扁“以武拒統”、“拒統趨獨”的本錢，讓他有恃無恐地叫嚷：“台灣是一個國家”、“接受九二共識，就是亡國”；“他們用飛彈和槍炮對準我們，”，“軍事威脅造成重歸統一的想法變得根本不可能實現”，還吹噓，台灣加入ＷＨＯ“不可能再等十二年”、“台灣在國際舞台能扮演更好角色”。

　　除了上述三點之外，美國刻意通過文化滲透、師生“傳承”、重點拉攏等手段，培植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台獨”人物，如黃紀南、廖文毅、陳以德、陳隆志、彭明敏等人。這對“台獨”勢力的發展也起了十分明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