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領導人的春季外交攻勢，以李瑞環近日歐洲之行為尾聲，中共
五位政治局常委在四五月間，出訪了十六國、覆蓋亞非歐美四大洲，現在
北京外交轉入密集迎接外國領導人到訪階段，下一件外交大事，是六月在
俄羅斯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六國首腦會議」。以俄羅斯為東道主的六國
峰會，與其說是件外交大事，不如說是場新的考驗，對「上海六國」的新
合作是場新考驗，對中國大陸外交合縱連橫策略也是一場新考驗。

　「上海六國」間蓬勃的熱情，已被「九'一一」冷雨降溫。「九'一一」
事件以來，「上海六國」既無同聲同氣之音，又無實實在在的協同，倒有
俄國與美國加深默契，喬治亞引入美國之類事發生。如何去擴展軍事、政
治上的攜手，「上海合作組織」這一中共倡導的區域性組織，正面臨新考
驗，中共的國際戰略，也正面臨著重大的轉型。這種轉型，首先是新舊交
替的要求，今秋將召開的中共十六大，領導層將全面重組，權力將行交接
，作為新世紀的第一次大會，中共十六大必須在政治路線、指導思想、發
展方向、主要任務等方面作出新的定位，其中包括面對新世紀的國際戰略
。

　國際戰略轉型，是面對中國大陸正投身其間的新世紀全球化浪潮，也是
面對「九'一一」事件以來國際政治出現的重大變化，必須的轉型。過去數
年來，配合加入世貿組織，領導層組織相當力量，對全球化問題進行深入
研究，也隨之對國際戰略作出調整。

　「九'一一」事件後，理論界對「九'一一」後西方社會受到的衝擊，恐
怖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極端宗教教派的問題，資本主義世界將出現的重
大調整，文明衝突會否取代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大意識形態的衝突等一系
列議題，這些研究尚不到位，只有局部研究成果用於外交政策的調整。

　國際戰略需要作出多方面內容的調整，但現在面臨三個基本困惑，首先
是國際戰略主題的基本把握。面對國際局勢深刻的變化，江澤民提出的最
新判斷，是「三個整體、三個局部」論，即「世界整體和平，局部戰爭；
整體和緩，局部緊張；整體穩定，局部動盪。」現在看來，這一判斷還未
替代鄧小平八十年代提出，被連續三個中共代表大會寫進政治報告的「和
平與發展」是時代兩大主題論。中共十六大是繼續略顯陳舊的鄧小平兩大
主題論，還是擴展為略顯模糊的江澤民「整體局部論」，抑或是趕製新的
論斷，是困惑之一。

　其次，面臨國際形勢正發生深刻變化，須對國際大勢有新認識。中共十
五大以來領導層作出冷戰結束，面臨最好發展時機的判斷，但過去一系列
大事證明這種判斷太樂觀，最新的態勢更令人悲觀。特別是北京認定，俄
羅斯借反恐全面向美國靠攏，借謀入北約全面回歸西方，將令中國大陸戰
略上的北方屏障消失，與美抗衡的外力頓減。其次美國的單邊主義和在台
灣問題上行事方式變化，歐洲的向右轉之勢，中亞地區美軍的進入令北京
高度警惕，東亞的日本與中國大陸已開始直接外交衝突……整個國際形勢
都在發生令人捉摸不定的變化，建立在形勢分析上的國際戰略如何重整，
是困惑之二。

　其三，中共領導層以對美外交為中心的外交策略，既有內部的審視，又
有外部的詰難，發展多邊外交、全方位外交取代大國外交、以多層次外交
取代元首外交，正成為較強的聲音，在春季外交中也開始實踐。到中共十
六大領導層調整，是否由江澤民表現主義的外向型，轉向胡錦濤守拙的內
向型，國際戰略調整是回到鄧小平的「韜光養晦」，還是續走江澤民熱中
的大國之路，是困惑之三。

　面臨種種困惑，中共國際戰略轉型，既可能在中共十六大有個了斷，也
可能因人事調整而曲折，在短期內雜揉鄧江之論面目不清。但無論以國際
大局之變，以中國大陸之變，還是以中共領導之變，北京的國際戰略之變
，已是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