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對陳水扁的挑戰

● 王家英（香港）

　　台灣陸委會副主委陳明通日前就近期炒得相當熱鬧的“三通”議題作出評論時指出，兩岸直接“三通”的好處在於可以落實兩岸產業分工，讓高科技產業留在台灣，壞處則是將拉近台灣人民對於大陸的“心理上的距離”，衝擊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客觀地說，陳明通的評論可謂一語切中陳水扁在兩岸“三通”問題上所面對的兩難困局。但深入地看，這兩難困局卻非無可避免，而多少是陳水扁和民進黨的一種意識形態迷思。

　　事實上，先撇開政治效應不論，兩岸“三通”對陳水扁政權和台灣經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對陳水扁來說，他若能在下屆總統選舉前落實兩岸“三通”，必然意味兩岸關係重修舊好，民進黨政府有能力改善兩岸關係。如此一來，國民黨和親民黨所代表的“泛藍”陣營在兩岸關係上給予台灣選民的期盼和憧憬，必將無以為繼，陳水扁代表“泛綠”陣營成功爭取總統選舉連任的機會必然大增。

　　另一方面，對台灣經濟而言，兩岸“三通”乃必走之路已是台灣人所共知的常識，只是因兩岸的政治矛盾對抗，才會出現不斷拖延其事的現象。然而，為政治而拖延的代價，則是台灣的商機一日一日地流失，不僅台商無法對持續崛起且世界各國爭相進入的大陸經濟進行有利於台灣發展的投資與布局，國際投資者也因兩岸無法“三通”而不敢過分重視對台灣的投資。兩種不利的因素使台灣企業界如熱鍋上的螞蟻，擔心台灣經濟因在兩岸無法“三通”中被急速邊緣化。近期台灣企業龍頭如王永慶、高清愿、張榮發等不斷向陳水扁施壓儘速推動兩岸“三通”，正反映出他們對台灣經濟困局的憂慮。陳明通指兩岸“三通”可以落實兩岸產業分工，讓高科技產業留在台灣，可謂坦然承認了兩岸“三通”對未來台灣經濟發展的必需性，以及當前在沒有“三通”下台商的彷徨。如果陳水扁政府還是繼續拖延其事，台商尤其是台灣高科技產業在沒有出路下選擇出走一途以求自保，勢必無可避免，到時台灣經濟必將遭受無法彌補的傷害。

　　既然兩岸“三通”對陳水扁政權的延續和台灣經濟發展均有異常重要的正面作用，為何陳水扁仍會感到舉步維艱，面對兩難困局呢？問題正出在文首陳明通所指出的憂慮，即兩岸“三通”將拉近台灣人民對大陸的“心理上的距離”，衝擊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

　　然而，上述的憂慮也同時暴露出陳水扁政府在意識形態上的自我捆綁。儘管兩年前陳水扁上台執政之初即公開承諾“五不”凍結台獨，但在其大陸政策的實際推行上，基本上仍是以“兩岸兩國”為基礎的，任何兩岸關係的推動，必不能動搖此一基礎。問題是，兩岸“三通”之後，確實極有可能將兩岸種種距離拉近（又何止陳明通所指的“心理上的距離”，更包括經濟、地域、文化等距離），從而使現時陳水扁所堅持的“兩岸兩國”的框架面對全面動搖解體的危機。北京近期對兩岸“三通”顯得特別積極，很大程度上應是對此有更深刻的戰略認識。

　　然而，問題既是出自意識形態，要突破有關的兩難困局，就必須調整甚至放棄有關意識形態，否則台灣對“三通”的處理，仍將無法擺脫極端被動甚至是進退失據的局面。而要真正做到有效的意識形態調整，關鍵在於陳水扁政府能否以開創性的視野而非唯台灣主權論看待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

　　無疑，兩岸“三通”會拉近台灣人民對大陸的各種距離，但也同時讓台灣的種種具優勢的制度和價值，尤其是民主自由的制度和價值，更直接呈現於大陸人民面前，使得兩岸今後的制度和價值之爭更為突出。台灣若因對排他性的主權堅持而走向與大陸的民族主義衝突，肯定是兩岸人民的悲劇；但若台灣選擇以開放性的態度推動兩岸走向全面的直接交流接觸，並在這過程中尋求與大陸進行良性和平的制度和價值競爭，不僅台灣的利益能夠得到充分的體現和保障，這種開放性的態度也勢必受到廣大的大陸人民的認同，進而使兩岸關係建立真正的良性互動。

　　現在要問的是，陳水扁和民進黨是否願意揚棄唯台灣主權論的迷思，以開放性的態度思考兩岸“三通”以至其他種種的交流整合的問題？從陳明通的講話看，筆者看不見這種意願和識見，亦因為如此，筆者對兩岸“三通”以至台灣未來的處境，也不敢過分樂觀。·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