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院外遊說集團與美國對外政策》讀後感 |
送交者: 俞力工 2006年12月12日15:34:51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
有關基督教世界歧視猶太人的宗教原因,筆者十年來已有許多論述(參見我的博客“宗教”項下),其中曾提及西方社會進展到資本主義階段之後,歐洲的猶太人除了傳統的“弒神”罪狀外,又平白添加了“控制國際金融”、“操縱美國政治”、“幕後主導兩次世界大戰”和“製造經濟危機”的罪名。如今,當這些指控尚未加以澄清之時,美國哈佛大學的兩位知名教授聯名發表了這篇以《以色列院外遊說集團與美國對外政策》為題的論文,批評美國猶太人遊說團體“操縱美國國家政策”,並對美國國家利益造成不利影響。這自然會引起全球猶太人的強烈抗議。據聞,哈佛大學的一位猶太裔資助人便向校方提出“終止提供贊助”的威脅,由是導致該兩教授的離職。如此一來,更加顯得他們對猶太人的指控並非空穴來風。(注一) 細讀這篇論文,不難發現該兩位作者除了列舉美國“袒護以色列政策”的大量弊端之外,也如實指出,“美國民主黨的活動資金約有60%來自猶太人的捐款”, “美國大部分猶太人傾向於對巴勒斯坦讓步”,以及,“支持伊拉克戰爭的美國民眾占62%,而美國猶太人卻只有52%支持這場戰爭”。照理,既然多數美國猶太人對共和黨政府的“公司路線”持有較保留的態度,做出美國猶太人遊說團體“操縱美國政治體系”和“美國猶太人遊說團體促使美國政府支持以色列”的結論似乎就顯得無法自圓其說。或許,就因為他們太過片面強調“美國支持以色列的種種不是”,而忽略了幾個重要方面:一是,美國的猶太人在所有反政府組織、左派團體、反戰組織之類的社會運動團體裡都扮演重要角色。該事實說明猶太人的整體素質很高,但決非鐵板一塊,因此不該一竿子打翻一條船。就這點而言,該兩位作家雖然意識到一般猶太人與猶太人利益集團之間有些區別,但落筆時忽略了“猶太人社運團體如何反對公司路線”的一面;二是,猶太人遊說組織固然對國家政策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如果不符合其它財團、軍火商、石油商的利益,絕不可能如此神通廣大地“左右國家整體的政治體系”;三是,美國的支持以色列政策究竟給國家帶來什麼利益?此方面該文卻着墨不多。鑑於此,筆者以為有必要略作探討: 首先,美國猶太人約有80%以上支持民主黨。這說明,美國猶太人比一般美國人更加開明,或起碼,其“草根性”更強。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猶太人處身於美國這樣一個基督教占統治地位(80%以上人口認同於基督教)的社會裡,一向感觸到民主黨對猶太人的歧視較輕。至於與財團利益較緊密的共和黨,則帶有較強烈的反猶情緒。言及此,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政治生態,即民主黨較善待猶太人,卻不一定盲目支持以色列;而共和黨人士雖然較歧視猶太人,卻大力支持以色列。從猶太人這一頭觀察,情況則是,一般美國猶太人較願意與巴勒斯坦人達成妥協與讓步;而猶太人遊說團體卻與共和黨保守派的利益較一致,主張對整個中東採取強硬措施。此間奧妙無他,不過是因為猶太人遊說團體的利益與軍火、石油大財團的利益一致!因此談論猶太人問題時,必須區分以色列,西方的猶太人,猶太人遊說團體之間的巨大區別。否則,其謬誤有些像是把東南亞華人都當成“控制金融的資本家”,或“中共的第五縱隊”。 九十年代克林頓總統執政期間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便是:為了肢解南斯拉夫,既支持巴爾幹地區的天主教派(如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同時也積極扶持波斯尼亞和科索沃的伊斯蘭教派。要推行此一政策,自然有必要說服美國的猶太裔政客,而此工作便落到一些公關公司的頭上。此後,這些公司透過各種製造假新聞的伎倆, “出色”地完成任務。參見《冷戰後的媒體“一體化”》http://blog.daqi.com/article/38391.html 該事件說明,美國猶太人政客與遊說團體只不過是對美國的以色列政策發揮些影響力。至於其它廣大領域,當然還必須聽從美國政府的擺布。如果據此而聲稱“猶太人財團與政客具有長期左右美國體制或政策的能力”,要麼是低估美國政府的能力;要麼是像《新約》把羅馬當局的過錯推諉在猶大身上那樣,讓猶太人遊說團體替美國政府背黑鍋。 嚴格說來,美國之長期對中東表示興趣,與以色列的存在與否毫無關係。1928年英、法私下非法簽訂的“紅線協定”(Red Line Agreement),便在瓜分中東石油資源的策劃中,保障了美國的利益。1945年美國政府石油司也明確指出,其戰略與商務的最重大目標,便是與英國一道確保兩國共同利益,和確保對全球巨大石油資源的控制與自由開發。此前,當大批歐洲猶太人為逃避納粹迫害而登門求救時,美國所採取的立場也與英國大體一致,即為了防止阿拉伯人投靠德國而限制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或美國。當時,即便猶太人遊說團體施出渾身解數,也無法絲毫改變政府的外交政策。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開始逐步頂替英、法兩國在中東的影響力,甚至還把該兩國於20世紀初將阿拉伯地區“分而治之”、“抑強扶弱”的政策也一併繼承。 就 “抑強扶弱”方面,先介紹一下本年9月日德國《明鏡》雜誌對卡特政府安全顧問布熱辛斯基的一段採訪。布熱辛斯基是當前美國影響力最大的戰略家之一。七十年代末誘使蘇聯軍事干預阿富汗,而後提出“扶持阿富汗塔利班勢力與訓練基地組織的恐怖主義分子以抵抗蘇聯占領軍”;以及,“讓伊拉克與伊朗兩敗俱傷”均系出於他的大手筆。採訪中,布熱辛斯基除了批評布什政府“誤把恐怖主義犯罪分子當作強敵,大張旗鼓地發動超區域範圍的宗教戰爭”之外,還譏諷這場戰爭的結果是 “疏遠友邦,促使敵人團結”。就伊拉克問題,他認為“目前要求美國撤軍的伊拉克政要,俱是將來會留在該國奮鬥的人士;至於那些要求美軍逗留者,都是美軍一旦撤退、拔腿即跑者”,“美軍待得越久,則越是可能發生內部宗教戰爭...”。再結合萬斯/翰繆頓的最新建議,即“給伊拉克當局定下一些時刻表,不能完成任務便加以制裁…”,這些事例說明“抑強扶弱”的根本目的在於“讓列強的軍事干預成為客觀的需要”,而一旦軍事干預得不償失,則隨時可以找到藉口,遺棄那些扶不起的阿斗。就中東政治環境而言,以色列的立國無異於在歐洲基督教文化圈的心臟地帶建立一個伊斯蘭教的波斯尼亞或科索沃。這種預設的不穩定狀態,即是最好的軍事干預藉口。為了維持一個相對的弱勢國家或政權,固然每年要向以色列提供30億美元的援助,然而在一定條件下,以色列也可承擔美國不便出面從事的活動,譬如:幾個月前對黎巴嫩進行的大肆破壞。至於以色列的時刻表,恐怕不會離中東地區資源耗竭之日太遠,屆時,當以色列失去美國的援助,空有大量核子武器也未必能夠擺脫四面楚歌的困境。因此就戰略意義而言,猶太人遊說團體與以色列政府不過是當代戰略大博弈中的一個過河卒子,扮演的又是猶大一般的替罪羔羊角色。 1948年西方國家之協助以色列立國,部分原因固然出於人道主義關懷,但是,也不應當忽略至少同樣重要的其他因素。以伊朗總統內賈德最近針對以色列建國的合理性所提出的指責而言,便提出一系列令人尷尬又必須深思的問題,即為何1938年納粹政府開始驅逐、殘害猶太人之後,全世界基督教國家均見死不救?當戰爭結束時,為何不協助逃往各地的猶太人僅存者回返原居地?相反的,卻縱容猶太移民陸續前往巴勒斯坦,並大規模驅趕巴勒斯坦地區的阿拉伯原住民(建國前即已開始)?說穿了,箇中原因不外是基督教世界趁此機會一勞永逸地擺脫那些不為其所歡迎的猶太人群體。 從宗教信仰角度觀察,西方國家支持以色列建國的基督教基本教義派也大有人在。這些人深信以色列的建國是《新約》某些預言的實現。大體說來,他們認為《啟示錄》所預言的世界末日大災難已經來臨,而以色列的建國,則是災難過程中上帝審判信徒與非信徒的起點。審判中或有少許猶太人(《啟示錄》記載為一萬四千人)皈依基督教並獲上帝賞賜,但多數則會受到煉獄的懲罰。待災難期過後,世界上將會出現長達千年的上帝與基督徒共同治理的千禧王國…。 顯然,這種宗教思想把《舊約》裡上帝允諾“猶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家園”的情節,與《新約》裡“末日審判”的預言結合起來,認為以色列建國不過是上帝的意旨,因此必須無條件地加以支持。問題是,猶太人有自己的猶太教,無論陷入任何戰爭或災難,均不會按基督徒的要求歸順基督教。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猶太人不過是充當了與伊斯蘭教徒拼鬥的炮灰(基本教義派認為《啟示錄》所稱的“撒旦”、“假先知”即是指伊斯蘭教和穆罕默德),而最後的結局則是基督徒以耶路撒冷為基點,建立一個上帝與基督徒共治的千禧年。(注二)由此觀之,基督教保守派即便全力以赴地支持以色列,真正的背後動機在於,在全世界建立基督教王國,而並非對猶太人表示任何興趣。 另外還值得對上述兩位作者的論述加以補充的是,冷戰結束後,美國的基督教保守派,即福音派勢力突然急劇擴大。尤其是到了911事件後,美國政府閣員似乎都成了福音派代理人。該擴展最初發生在民主黨克林頓總統執政期間,顯得與上文對共和黨的分析互相矛盾。實際上,正如此次美國議會中期選舉導致布什政府成為“跛腳鴨”一樣,克林頓整個執政期間,上、下兩個議會俱以共和黨議員構成多數,因此克林頓政府始終處處受制於人,非但政策計劃必須配合保守黨的意願,甚至於任職屆滿前基本上就實施着保守黨的內政、外交政策。儘管如此,美國民主黨的對外政策一向側重於“以夷制夷”、“分而治之”,同時儘量避免直接的軍事參與。最近也就因為中期選舉改變了美國的政治生態,民主黨所取得的優勢,促成了所謂的“貝克/翰繆頓建議”。1992年當波斯尼亞獨立問題還沒引起大規模衝突時,此位貝克便曾以“調人”身份,提出了將波斯尼亞按民族聚集區“分為十塊”的建議。此建議一經提出後,該地區各派別便大打出手,最後形成了一個抽象的“波斯尼亞國”和實際的“一分為三的波斯尼亞”。如今,無獨有偶,他又按既往習慣提出了“戰爭伊拉克化”的金蟬脫殼計劃。不論今後美軍是悉數撤退,還是更加可能的據守少數戰略要地,只要是美軍的負擔減輕,便意味着以色列的任務將更加吃重。此外,從美國的戰略目標分析,目前的困境至多表現在,攻打伊拉克之後並沒產生預期的骨牌效應。同時,國際石油價格也沒滑落到能夠使美國政府對其友邦有所交代的程度。然而對一個超級大國說來,如此微小的挫折,遠遠談不上時下論客所誇大的“戰敗”。長遠看來,在中東地區有生存之虞且無處逃遁的國家唯獨是以色列。 就後冷戰時期基督教基本教義派抬頭方面,需要提及的是,隨着傳統意識形態鬥爭的結束,宗教文化衝突便浮現為國際紛爭的主軸。此際基督教勢力如果能夠挾美國獨占鰲頭之勢,四下擴張自然是個千載難逢機會。尤其是911之後,福音派先是積極支持攻打阿富汗與伊拉克,如今又與猶太人遊說團體一道,極力主張對伊朗採取軍事制裁手段,揭示其終極興趣在於建立一個以基督教為基礎的政教合一的新世界,而非對猶太人或以色列情有獨鍾。果真基督教着眼的是博愛於世界大同,那麼最為顯著的標誌應當是對伊斯蘭教和猶太教一視同仁,而不會依循近50多年的做法,“以夷制夷”或“以以制伊”。2006/12/11 (注一)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系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斯蒂芬·瓦爾特(Stephen M. Walt)。米爾斯海默也同時在哈佛大學講課。 (注二)《啟示錄》20:4-6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這是頭一次的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11:15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11:18外邦發怒、你的忿怒也臨到了。審判死人的時候也到了。你的僕人眾先知、和眾聖徒、凡敬畏你名的人連大帶小得賞賜的時候也到了。你敗壞那些敗壞世界之人的時候也就到了。20:1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裡拿着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鏈子。20:2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綁一千年,20:3扔在無底坑裡,將無底坑關閉,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國,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後必須暫時釋放他。20:7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從監牢裡被釋放,20:8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裡,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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