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史話一：
　　從秦漢時代的西域論“新疆屬中國”

● 都人

　　九一一事件的直接重大後果之一，就是美軍進駐中亞，土耳其軍也成為駐阿富汗的主要外軍，都使“疆獨”運動受到空前的鼓舞。“疆獨”分子的主要宣傳論調，就是新疆從來不屬中國，而是突厥人“夢中的祖國”。作者根據史實，予以駁斥。

　　“疆獨”運動有宗教和文化兩個層次。在宗教上，疆獨人士聲稱新疆原本屬於“伊斯蘭世界”，後來被屬於“戰爭世界”的中國“占領”。在文化上，疆獨人士將新疆（東突厥斯坦）稱為“突厥人生息之國”，是突厥人“夢中的祖國”，而把歷史上統治新疆地區的喀喇契丹（西遼）、蒙古察合台汗國、準噶爾帝國、滿清直到今天的中國等等，一律蔑之為“外來政權”，屬於“進入中亞的東方勢力”。

　　疆獨運動的上述宗教和文化宣傳，和新疆地區的歷史事實完全不符。

　　先從語言文化講，新疆在古代屬於狹義的西域，在歷史上根本不屬於突厥語區。自有歷史記載起，在近千年的漫長時期內，突厥人和突厥語根本與西域無緣。

　　關於此區最早的詳細歷史記載，無過於《漢書·西域傳》：“西域……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這五十多國中，沒有任何一國說突厥語。在當地發現的大量唐代之前的古代文獻中，沒有任何一件是用突厥文書寫。

屬東伊朗語族區

　　歷史上的西域，大致屬於東伊朗語族區，連今天東突厥斯坦一名的詞根“斯坦”，也是伊朗語，意為土地、國家。西域也包括其他一些語言，特別是不屬於印度—伊朗語族的吐火羅語（月氏語）。

　　這段時間內，本地區可說受到了舊大陸所有主要文明的薰陶和影響，最主要的是華夏、伊朗、印度文明。有趣的是馬其頓亞力山大東征，將希臘文明也帶到了西域，一直延續到後來的大夏（Bactria）和貴霜王國。

　　前些時候塔利班政權在阿富汗野蠻摧毀的兩座大佛像，就顯示明顯的希臘文化影響。兩座大佛像所在的巴米揚地區，曾發現許多希臘文刻石。

　　中國金石古器如銅鏡上也偶爾發現刻有希臘文字，這類古器便產自西域。更重要的是所謂犍陀羅藝術中的希臘成分，對佛教文化和中國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早期佛教雕像含有的希臘文化風格，便是最好的例子。

新疆今日民族雜居的重要原因

　　順便提一下，塔利班原先的老巢坎大哈Kandahar，自犍陀羅之名Gandhara變來。但是犍陀羅古國主要為今喀布爾河下游流域，其古都布路沙布邏即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白沙瓦市。

　　羅馬文明也不例外。西漢孝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盤踞在西域康居（今中亞塔拉斯河流域）的北匈奴郅支單于無端殺害漢朝使節谷吉。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漢朝副校尉陳湯和使西域都護甘延壽因此發起跨越蔥嶺（帕米爾高原）的遠征，擊殺郅支。陳湯和甘延壽事後上疏，宣言“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在這次戰爭中，《漢書》記載了匈奴“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陣），講習用兵”。根據這項記載和其他資料，中外學者紛紛結論當時西域出現了羅馬步兵及其典型的“魚鱗陣”。

　　自秦漢以來，西域也是亞洲內陸游牧民族經常的目標。大月氏在匈奴壓力下西徙，是史冊上首次這種記錄。以後匈奴、突厥、回紇、西遼、蒙古、瓦剌（西蒙古）等等，此起彼伏，這是新疆今日民族雜居的一個重要原因。

　　突厥勢力進入新疆，無非是其中之一，且始於南北朝晚期，不僅完全屬於“進入中亞的東方勢力”，時代上也遠遠遲於兩漢時西域歸屬中國。

　　事實上，包括瓦剌（又譯衛拉特、厄魯特）在內的各蒙古語族在新疆的歷史，決不亞於維吾爾族。維族和其他突厥語族人口控制伊犁河谷到北疆一帶許多地區，是大清高宗純皇帝（乾隆）翦除當地厄魯特勢力後才發生的事。

自欺欺人之談：新疆原屬伊斯蘭世界

　　再從宗教上說，舊大陸上各種主要宗教，都曾活躍於新疆，例如祆教（拜火教）、佛教、基督教、摩尼教、道教等等。回教（伊斯蘭）進入新疆，是歷史上很晚的發展。所謂新疆原本屬於“伊斯蘭世界”，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談。

　　總的來講，新疆歷史上最主要的宗教是各種流派的佛教。事實上，很長時間內，操突厥語的高昌回鶻王國是西域的佛教堡壘，吐魯番地區的佛教一直維持到明初；而新疆的蒙古語各族，直到今天還大都信奉佛教。

　　兩千多年來，新疆／西域可以說歷盡滄桑，在這眼花繚亂的漫長歷史中，只有一個因素永遠不變——中國。

　　《後漢書·西域傳》載“（前漢）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宣帝改曰都護。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所以從兩漢起，新疆／西域的命運就和中國緊緊連在一起。

　　西方曾有“學者”認為後漢在西域的勢力在孝順帝陽嘉年間（公元132-135年）後完全消失，實在毫無根據。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緒年間，在新疆拜城縣發現孝桓帝永壽四年（158年）的《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作亭誦》，充分證明後漢對西域的控制持續到桓靈時代。石刻中的“秦人”一語還印證了當地其他語言記錄中記載“秦人”（Cina）和“秦城”（Cinackand）在西域的長久存在。

　　看過《三國演義》的，都知道因貂蟬而被呂布殺掉的董卓，而董卓直到孝靈帝時期還任西域戊己校尉，所以蔡琰《悲憤詩》會說：“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話講回來，這也是亂世軍紀失控時的指責。兩漢時的中國，就是個多民族國家；甚至在漢—匈奴對抗最激烈的前漢孝武皇帝時代，在長安衛護皇室的重要警衛部隊居然還是匈奴騎兵！（見《漢書》卷六十六及顏師古注。）

　　為了支持疆獨、藏獨等分離主義運動，西方今天有不少人鼓吹“中國只是漢人”。按這一說法，漢武帝以匈奴騎兵為皇家禁衛，無異於今天美國白宮總統衛隊是伊拉克士兵！

　　《三國演義》中關羽敗走麥城被擒殺，一個重要原因是鎮守上庸的孟達不肯援救。而孟達之父孟佗（亦作孟他）任涼州刺史時，曾於孝靈帝建寧三年（公元170年）率領西域焉耆、龜茲、車師等國兵馬，討伐疏勒（即今疆獨活動猖獗的南疆喀什）王和得。按照大明神宗顯皇帝萬曆年間出土的後漢《曹全碑》，這次遠征獲得了疏勒王“面縛歸死”的戰果。

　　上述例子，不僅說明兩漢對西域的控制源遠流長，而且還牽涉到一些今天家喻戶曉的人物呢！

·作者在北美從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