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本的戰略轟炸
引子

戰略轟炸的思想源自意大利著名軍事理論家朱利奧?杜黑的《制空權》一書，是指以遠程重型轟炸機實施的大規模系統空襲，以達到破壞敵方戰爭經濟和工業，削弱其抵抗意志的戰略目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逐步發展、成熟起來的新型作戰樣式，1940年德國對英國本土、1942年至1945年英美對德國本土和1944年至1945年美國對日本本土的戰略轟炸都是其中濃墨重彩的篇章。

第一節 人道遠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首開對日本本土戰略轟炸先河的是中國空軍。

1938年初，經過半年多的戰爭，中國東部沿海大部分地區已經淪陷於日軍鐵蹄之下，中國軍隊也損失慘重，國內外有不少人認為抗戰已無勝利的希望，主張放棄抵抗，向日本投降。鑑於這種情形，為了打擊日本軍國主義的囂張氣焰，鼓舞中國軍民的抗戰鬥志，顯示中國抗戰到底的堅定決心，中國空軍決定組織實施對日本本土的空襲。

在中國空軍裝備的轟炸機中只有美制馬丁轟炸機性能最佳，堪當此重任。當時中國空軍擁有的馬丁轟炸機，是美軍三十年代初期所裝備的標準轟炸機，中國1936年以民眾募集的資金定購9架，1937年2月至8月分兩批到貨，該機雙發中單翼，四座，安裝兩台萊特R1820發動機，單機最大功率750馬力，最大時速383千米，最大作戰航程2140千米，武備3挺7.62毫米機槍，最大載彈量1800千克，封閉式座艙和旋轉炮塔，速度快，載彈量大，是當時中國空軍裝備的最先進飛機。在美軍中代號為B—10B，出口中國的代號為139WC，與美軍裝備的不同之處只是發動機排氣管位置稍有改動。

中國空軍得到馬丁轟炸機後，專門組建了直屬空軍司令部指揮的第30中隊，其成員均為中央航校前三期畢業生，而且全部高職低就，普通隊員都在其他部隊擔任小隊長，小隊長則是其他部隊的中隊長。但由於在作戰中的損失，該中隊至1937年10月只剩下5架，中國空軍被迫撤消第30中隊，將殘存的馬丁轟炸機劃歸第14中隊，該中隊是由英、美、法等國的志願飛行員組成的，是由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宋美齡的美國顧問陳納德直接指揮。

在討論轟炸日本本土計劃時，中國空軍的徐煥升上尉主動請纓，他是中央航校第一期畢業生，曾被選派到德國實習，並擔任過蔣介石的專機駕駛員，是中國空軍資深飛行員。他接受任務後，首先利用疏散躲避日軍空襲的機會，取得了對轟炸機的控制，隨後出示了有關證明，正式宣布接管第14中隊。

接着他開始了緊張的戰前準備，一方面將飛機炸彈艙改裝為油箱，以增加攜帶的燃料，從而增加航程，並加裝了無線電定向儀，以保障遠程飛行的航向準確；另一方面從各部隊中抽調曾經駕駛過馬丁轟炸機的空勤人員，在四川北部的鳳凰山基地進行集中訓練，主要是模擬實戰的長途夜航訓練。

5月初根據訓練情況確定執行轟炸使命的兩個機組人員，長機徐煥升為正駕駛，蘇光華為副駕駛，劉榮光為領航員，吳積沖為通訊員，飛機編號1403；僚機由第19中隊副中隊長佟彥博為正駕駛，蔣紹禹為副駕駛，雷天春為領航員，陳光斗為通訊員，飛機編號1404。隨後這兩個機組飛往漢口王家墩機場待命出擊，在待命期間，蔣介石和宋美齡接見了機組成員，以示鼓勵。

經研究決定，以寧波為前進出發基地，沿舟山群島南部，避開日軍的防空警戒系統，橫渡東海，以日本九州的鹿兒島為目的地。轟炸機將全部攜帶傳單，既可顯示中國空軍擁有攻擊日本本土的能力，又能顯示中國泱泱大國的慈悲胸懷，比起日軍的殘暴，更具有對比性。

5月19日十五時許，兩架馬丁轟炸機從漢口起飛，十七時降落於寧波櫟社機場，加油並裝載傳單。二十三時三十分，經航空委員會批准，從寧波起飛，以3000米高度向東飛行，由於雲層很厚，無法看清地面，全靠寧波地面電台導航。遠離大陸後，就只能憑藉儀表進行盲目飛行。由於兩個多月的艱苦訓練，三個多小時的編隊夜航，非常順利。

5月20日凌晨二時四十分，機組發現了海岸線，經與航行圖對照，確定為日本九州島，機組隨即開始進行投放傳單的準備，然後從熊本向北，沿途經久留米、佐賀、長崎、福岡等城市，將所攜帶的數百萬張傳單全部投放完，在日本本土的飛行途中，均未遭到地面高射炮和飛機的攔截，只有在飛臨福岡上空時，全城一片漆黑，顯然日軍已經發現了有飛機突入其領空，實行了燈火管制。

四時三十分，完成任務後，兩機掉頭沿原路返航，返航途中，兩機失散，僚機於八時四十八分在江西玉山着陸，長機於九時二十四分在南昌着陸。隨後兩機分別在上述兩機場加油起飛，十一時三十分在武漢上空會合，隨即安全降落於漢口王家墩機場，受到熱烈歡迎。

此次轟炸，由於使用的是傳單，所以史稱“人道遠征”或“紙片轟炸”，儘管沒有給日本造成什麼物質損失，但是完全收到了顯示力量，打擊日本軍國主義的囂張氣焰，鼓舞中國軍民的民心士氣的作用。

1944年美國《生活》雜誌刊登了12名著名飛行員的照片，其中就有徐煥升，並明確指出，他是先於美軍杜立特爾轟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徐煥升也因此戰而在國民黨空軍中青雲直上，五十年代出任台灣國民黨空軍司令。

第二節 轟炸東京

（一）

1942年初，美國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失利，士氣低落，急需一次勝利來鼓舞民眾的鬥志。由於當時美軍在太平洋上的力量有限，根本無法發動大規模的海陸進攻，唯一可行的就是組織對日本本土的空襲，然而美軍可以利用的空軍基地都距離太遠，只有航空母艦才有可能接近日本本土，但問題是日軍在距本土800公里就有警戒船隻遂行巡邏任務，要想取得突然性，就必須在880公里以外起飛飛機，這樣一來往返航程達到1760公里，沒有一種艦載機具有這樣大的航程，況且航母編隊也不可能一直停留在起飛海域等待艦載機的歸來，因為日軍掌握着海空優勢，航母編隊在靠近日本本土的海域停留時間過長，勢必會遭到攻擊，已經遭受重創的美國海軍是再也經受不起什麼損失了！因此空襲計劃被暫時擱置。

1942年1月10日，美國海軍總司令兼海軍作戰部長歐內斯特?金上將的作戰參謀弗朗西斯?洛上校在諾福克海軍基地視察新服役的“大黃蜂”號航母時，看到海軍航空兵訓練基地跑道上用白色油漆模擬的航母甲板，突然靈機一動，閃過一個念頭，用航母搭載陸軍航空兵（當時美國還沒有組建獨立的空軍，陸軍航空兵就是空軍的前身）的雙發轟炸機，運送到日本本土附近，那樣就可以轟炸日本了！

洛回到華盛頓以後，立即向金上將匯報了這一設想，金建議他先與航空兵副官倫納德?鄧肯上校討論是否可行。鄧肯畢業於哈佛大學，同時又是一位經驗豐富的飛行員，是金上將的首席航空兵顧問，精通航空兵業務，戰後官至主管航空兵事務的海軍作戰部副部長，他聽取了洛的設想，立即開始進行可行性研究，他在絕對保密的狀態下花了足足五天進行研究，甚至不讓秘書參與，親自撰寫了一份長達30頁的報告，首先從航程、載彈量、飛機起飛距離和尺寸是否適合航母甲板等因素綜合考慮，選擇B—25“米切爾”轟炸機；其次建議派遣兩艘航母，一艘負責運送B—25，另一艘則搭載戰鬥機，負責在航行途中為編隊提供空中掩護，鑑於“大黃蜂”號航母即將結束試航，將前往珍珠港，鄧肯建議可以在舊金山將B—25和機組人員秘密裝船，這樣就不會引起注意；最後航母編隊全速駛抵距日本本土900公里海域，起飛轟炸機，航母迅速撤離，轟炸機則在完成空襲任務後飛往中國，加入在中國作戰的陳納德航空隊。由於有利的天氣條件只有在4月底前，因此他特別強調空襲必須在4月底前實施才更有成功的把握。

1月16日，鄧肯在洛陪同下向金上將遞交了報告，金翻閱了報告，指示倆人去和陸軍航空兵司令阿諾德上將聯繫。

1月17日，鄧肯和洛向阿諾德匯報了這一計劃，阿諾德也已經在指示陸軍航空兵作戰計劃處進行從航母起飛陸軍轟炸機的可行性研究，因此立即做出了熱烈的響應，表示全力支持，並同意鄧肯繼續籌劃海軍所承擔的任務，而由他負責物色陸軍航空兵的參戰人選。阿諾德首先想到的就是詹姆斯?哈羅德?杜利特爾，一位傑出的特技飛行員和航空工程師，杜利特爾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著名的飛行員，曾兩次刷新橫越美國東西海岸的飛行記錄，創造過水上飛機航速世界記錄，贏得過施奈德錦標賽、本狄克斯航空競賽和湯普森杯航空界三大賽事的勝利，1929年進行了世界上首次儀表飛行。他不僅是技藝高超的優秀飛行員，而且獲得過馬塞諸塞理工學院的航空工程學博士學位，是專業的航空工程師，1930年退役後被著名的殼牌石油公司聘用，正是在他的堅持下，殼牌公司於三十年代後期投資興建生產高辛烷航空汽油的工廠，而不久在戰爭中大量使用的大功率活塞發動機就是以高辛烷航空汽油為專用燃料的。1939年他意識到戰爭已不可避免，就向阿諾德提出要求返回現役，但由於杜利特爾是預備役少校，根據現行法律阿諾德是無法徵召他加入現役的，直到1940年7月國會通過徵召預備役的修正案後，他才成為被召回現役的第一人！

鄧肯和洛剛離開阿諾德的辦公室，阿諾德就找來了杜利特爾，任命他負責這次行動的改裝飛機、訓練飛行員。杜利特爾儘管知道此次轟炸行動極具危險，但他強烈要求親自擔任空襲行動的空中指揮。

（二）

杜利特爾從1月22日起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的美國中部航空公司的工廠和佛羅里達的埃格林機場開始進行飛機的改裝，工程量最大的是加裝三個副油箱，使飛機的載油量能增加一倍，第一個是在炸彈艙加裝的副油箱，最初使用的265加侖鋼製油箱由於漏油嚴重而改為225加侖橡皮油箱，第二個是在炸彈艙上方加裝160加侖的摺疊式橡皮油箱，用完裡面的油料後可以將其壓癟摺疊，不占空間，第三個是在機腹炮塔里安裝了110加侖的金屬副油箱，此外還在飛機尾部的無線電員座艙裝十個容量為五加侖的小油箱，要求炮手在飛行過程中不斷將小油箱裡的油料加注到炮塔副油箱裡，然後在小油箱上鑽上孔，再扔出飛機，使小油箱能很快沉入大海，不給日軍留下追蹤航母編隊的痕跡。這樣，使B—25的總載油量增加到1200加侖，勉強能夠執行這次遠程攻擊。

接着改進炸彈艙的炸彈鈎環，使之能夠在加裝了副油箱的狹小空間裡安裝兩枚227千克爆破彈和一枚454千克燃燒彈，燃燒彈為子母彈，內有128枚3千克子燃燒彈。

還有就是改裝機載武器，為了減輕飛機重量，而且尾炮塔的雙管12.7毫米機槍性能也不可靠，杜利特爾決定取消尾部機槍，但為了保護飛機不至於受到來自後方的攻擊，杜利特爾命令在機尾安裝了兩根塗成黑色的木棍，模擬成機炮炮管，這種“稻草人”機炮在實戰中頗有效果，日軍飛行員遠遠看去，難辯真假，倒也不敢輕易從後面發動攻擊。

其他改裝還有考慮到可能會遇到比較寒冷的天氣，在機翼前端和機尾安裝了除冰器；為了減少重量和避免暴露飛機位置，拆下了無線電發報機；為了減少重量和避免起火，卸下了大部分照明彈，只在有裝甲保護的飛行員座位後留了兩枚，供夜間着陸時使用；為了真實記錄轟炸結果，在機尾安裝了攝影機。

1月31日，根據杜利特爾要求提供一份轟炸目標清單的請求，阿諾德將軍的情報參謀斯帕茲准將交給杜利特爾10個日本城市的名單，並詳細標明了這些城市中的軍事目標位置。

2月2日，鄧肯來到停泊在漢普敦錨地的“大黃蜂”號航母，進行B—25滿載從航母甲板上起飛試驗，參加試驗的兩架B—25起飛均獲成功，這意味着奇襲計劃是完全能夠實現的。

2月28日杜利特爾來到南卡羅納的埃格林基地，從駐紮在該基地的第17轟炸機大隊中招募志願者，在報名者中共有24個機組的120名空勤人員和20名地勤人員被杜利特爾選中。

3月1日，開始了戰前訓練，教官由彭薩科拉海軍航空兵基地的亨利?米勒海軍中尉擔任，訓練的重點課程是短距離起飛，訓練是循序漸進的，飛機載重量從輕到重，起飛距離從遠到近，到訓練結束時，參訓飛行員普遍都能達到在載重14000千克情況下，起飛滑跑距離僅150米，有個別高手甚至僅滑行87米就能起飛。除了起飛訓練外，還進行晝夜低空編隊飛行訓練，投彈手進行目視轟炸訓練，炮手則進行射擊訓練。訓練中格里寧上尉發明了綽號為“馬克?吐溫”的轟炸瞄準器，這種瞄準器結構簡單，準確度高，使用簡便，很快推廣到了所有飛機。

3月下旬，所有參訓機組駕駛B—25進行了一次3200千米的遠程飛行，以檢驗遠程飛行技術和控制燃料消耗的能力，同時作為訓練的結業考試，從24個機組中選出15個正式參戰機組，後又增加了一個機組，作為備用機組。

在訓練中，如果遇到惡劣天氣無法進行飛行，就由兼任十五號機炮手的軍醫懷特向大家上急救課程，並進行天花、鼠疫等烈性傳染病的疫苗注射，同時懷特為每個人驗明血型，登記在身份卡上；還為每個機組配備了一個醫藥箱和兩個急救箱。

與此同時，杜利特爾和航空工程師研究發動機，摸索以最小耗油獲得最大航程的辦法，並在飛機製造廠商的幫助下重新調節了汽化器，使之能適應低速遠程飛行。

整個訓練過程中，都是處在嚴格的保密狀態下，因為阿諾德、金和杜利特爾一致認為空襲能夠成功完全取決於出其不意，所以飛機改裝和人員的訓練，都是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甚至都沒報告羅斯福總統。參訓飛行員雖然沒有得到說明，但都猜到訓練目的就是轟炸日本。

在所有戰前準備工作中，唯一沒有保障的就是與中國方面的聯繫，由於阿諾德擔心中國軍隊內部可能會有日軍奸細，一直沒有將具體情況通報蔣介石，只是命令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將軍向浙江沿海機場派出攜帶照明和無線電設備的地勤人員，並要求至少每個機場要有一人會英語，還要求從印度向中國迅速調運供B—25使用的3萬加侖航空汽油和500加侖潤滑油。然而這些準備工作都沒有及時就緒，最後直接導致B—25完成轟炸飛抵中國時，根本沒有得到計劃中的地面指引，加之油料耗盡，15架B—25在迫降中墜毀。

3月31日，杜利特爾在舊金山與海軍太平洋艦隊航空母艦部隊司令哈爾西中將會晤，討論協同空襲日本的具體事宜，哈爾西決定出動2艘航母、4艘巡洋艦、8艘驅逐艦、2艘潛艇和2艘油船組成編隊，這樣的海軍艦隊規模對於剛經受過珍珠港事件重創的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而言，幾乎是傾囊而出了。但哈爾西特別強調，如果在到達轟炸機起飛海域之前，遭到日軍攻擊，轟炸機必須離開甲板，要麼飛往中途島，要麼轉移至機庫，航母的安全是絕對重要的，因為美國在太平洋就只有這支航母編隊了。

（三）

4月1日，十六架B—25被運上“大黃蜂”號航母，機組人員同時登艦，按照各自的軍銜級別被帶到艦上相應的艙室。下午，杜利特爾宣布當晚可以上岸度假，讓飛行員們在出發前盡情放鬆，但必須嚴格注意保守機密。

4月2日上午十時許，“大黃蜂”號和4艘驅逐艦、1艘油船從舊金山起航，臨行前陸軍總參謀長喬治馬歇爾上將特意從華盛頓打來電話，預祝杜利特爾奇襲成功！

由於海陸軍之間根深蒂固的軍種矛盾，陸航飛行員在航母上普遍受到冷遇，只有艦長安德魯?米切爾上校，一位優秀飛行員出身的航母艦長，他曾在1918年首次進行了橫跨大西洋的飛行——將自己寬敞的艦長艙讓給了杜利特爾。

4月3日，杜利特爾向全體飛行員公開了此行的目的。

4月4日，米切爾艦長向全體艦員宣布了此次出海的目的——運送陸軍轟炸機去轟炸東京！全艦官兵頓時爆發出熱烈的歡呼，士氣為之大振，並給予了陸航飛行員以最高級別的待遇，無論在餐廳還是在艙室。“大黃蜂”號的軍醫從自己有限的藥品儲備中慷慨地向懷特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米切爾艦長考慮到陸航飛行員沒有及時領到薪水，破例動用海軍的資金為他們發薪；“大黃蜂”號的情報參謀史蒂夫?朱里卡上尉曾在1939年至1941年擔任過駐東京的海軍武官助理，對日本情況相當熟悉，他為陸航飛行員舉辦了多次講座，介紹東京的有關情況、日軍防空部署、戰鬥機的攻擊戰術以及中日兩國的歷史、風俗和生活習慣之間的差異，使飛行員對上述情況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

杜利特爾向飛行員講解具體作戰方案，計劃4月19日下午起飛，採取超低空飛行，預計日落前抵達日本，實施夜間轟炸，然後於20日白天飛往中國降落。在參戰的十六架飛機中，十架轟炸東京，三架轟炸橫濱，其餘三架分別轟炸名古屋、大阪和神戶。杜利特爾特別強調只准轟炸軍事目標，嚴禁轟炸民房和皇宮，因為杜利特爾在1940年9月不列顛之戰期間正在倫敦，親眼目睹了英國國王居住的白金漢宮遭到轟炸後，英國人民的憤慨和同仇敵愾，他相信日本人民也會有同樣反應，轟炸皇宮，只會引起日軍更加兇殘地戰鬥，所以他再三強調嚴禁轟炸皇宮。

4月8日，哈爾西率領的“企業”號航母和2艘巡洋艦、4艘驅逐艦、1艘油船組成的編隊從珍珠港出發。而2艘潛艇則已經抵達日本以南海域執行巡邏偵察，隨時報告可能威脅編隊的日軍艦隊行蹤。

4月10日，哈爾西和米切爾之間的往來電訊被設在東京郊外的日本海軍監聽站截獲，日軍隨即測算出“大黃蜂”號的準確位置，並判斷美軍極可能以航母編隊襲擊日本本土，但日軍認為美軍艦載機的航程較小，航母必須要駛到距離日本海岸500公里處才能起飛飛機，而在距離日本海岸1000公里，日軍早已部署了裝備雷達的警戒船隻，只要這些警戒船隻發現美軍艦隊，不等美軍進入艦載機起飛距離，日軍的岸基轟炸機就會蜂擁而至，給予美軍以沉重打擊！

4月13日拂曉，哈爾西和米切爾的兩支編隊在海上會合，哈爾西向全艦隊宣布：“本艦隊駛向東京！”和“大黃蜂”一樣，水兵們歡呼如雷！

4月14日，編隊駛過國際日期變更線，由於制定計劃時忽視了這一點，原定19日空襲20日飛至中國就變為18日空襲19日至中國，杜利特爾出於無線電沉默的考慮沒有將這一情況報告阿諾德，他認為當空襲東京的消息公布後，中國方面自然會知道時間提前了，也就自然會提前做好準備。但中國方面的實際情況是，地勤人員、照明和導航設備、航空汽油根本沒到達指定機場。

4月16日，在“大黃蜂”號甲板上舉行了一個特殊的儀式，杜利特爾在米切爾艦長的陪同下，來到準備裝上B—25轟炸機的227千克炸彈旁，將一些勳章系在炸彈上，這些勳章是戰前日本授予美國海軍一些人的，這些人委託海軍部長諾克斯和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將勳章“還給”日本人，現在由哈爾西派人送到“大黃蜂”號，將伴隨炸彈去震撼天皇的寶座。同時，飛行員們還用粉筆在炸彈上寫一些捎給日本人的話，這也是美國人特有的一種幽默。

4月17日，編隊到達距日本1800公里海域，隨行的油船為航母和巡洋艦加油，然後開始全速向日本航行。在“大黃蜂”號上，B—25被拖到起飛位置，開始加油和掛彈，黃昏時分，一切準備就緒。當晚杜利特爾召集全體飛行員會議，他要求所有人必須仔細檢查攜帶上飛機的物品，絕對不可以將與“大黃蜂”號有關的任何物品帶上飛機，杜利特爾將首先起飛，並以他投擲的燃燒彈所引發的火光指示目標。並特別強調一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不要飛往蘇聯，二絕對不準轟炸皇宮等非軍事目標。最後他說明現在還來得及要求退出此次行動，而作為後補飛行員的亨利少尉願意出100美元來替換，但無一人表示願意退出。

4月18日凌晨五時許，“企業”號起飛了三架無畏偵察機進行例行巡邏，其中一架於七時十五分報告在艦隊前方46公里處發現一艘日軍拖船，七時四十分，“大黃蜂”號的了望也發現了9000米外的日軍拖船，幾分鐘後，美軍無線電員就截獲了這艘名叫日東丸23號的警戒船隻發出的明碼報警電文，毫無疑問，美軍已經被發現了！

哈爾西立即下令擊沉這艘船隻，由於距離遠，警戒船又小，美軍“納什維爾”號巡洋艦連續射擊29分鐘，消耗924發152毫米炮彈才將其擊沉。

接到日東丸23號的報告，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參謀長宇垣纏中將立即發布第三號命令，即迎擊美軍艦隊的緊急計劃。動用的兵力有200架岸基飛機和100架艦載機，並從橫須賀出動了6艘巡洋艦和10艘驅逐艦，同時在台灣海域由南雲忠一中將指揮的包括5艘航母在內的第一航空艦隊正全速趕來，在附近海域的9艘潛艇也奉命火速前往，只是日軍認為美軍艦載機航程有限，不到19日是無法實施攻擊的，因此日軍一切迎戰準備都是以19日為標準。

美軍截獲並破譯了了日軍大量的往來電文，知道日軍正在調動多個海軍單位，而且有跡象表明，日軍航母艦隊就在不遠，哈爾西在這樣的情況下，唯一可做的就是起飛轟炸機！儘管此時距日本本土1120公里，要比原計劃增加300公里航程，原來勉強夠用的燃料就非常困難了，而且轟炸將在白天進行，遭到截擊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但為了出其不意，只有立即起飛了！

八時，哈爾西簽署了命令，並用燈光信號通知“大黃蜂”號：“起飛轟炸機！致杜利特爾及所屬英勇部隊，祝好運！願上帝保佑！”

八時十八分，杜利特爾駕機首先起飛，憑藉着高超的技術，他起飛時還有30米甲板沒用上！其餘十五架飛機依次起飛，九時二十分，最後一架飛機起飛完畢，所有飛機均不編隊，單獨飛往日本，這樣一來是不必為了編隊而在空中盤旋浪費寶貴的燃料，二來單機行動可以減少被發現的概率。起飛前，海軍地勤人員全力晃動機翼油箱，以晃碎油箱中的氣泡，這樣就能儘可能多加一些油，儘管數量微乎其微，但每多一滴油對於B—25飛行員而言都是寶貴的！此外還給每架飛機額外多加了五個五加侖的小油箱。十六架B—25起飛剛剛結束，哈爾西就下令轉舵返航，同時航母迅速做好迎戰準備。下午二時十分，美軍又遇到兩艘日軍警戒船，巡洋艦和艦載機協同攻擊，很快擊沉、重創各一艘，但美軍有一架艦載機被擊落，在以後的航行中，再也沒有與日軍艦船遭遇，順利返回珍珠港。

九時四十五分，日軍一架巡邏機報告發現在距離本土960公里處一架雙發轟炸機，這正是杜利特爾的飛機，但日軍認為美軍艦載機4月19日以前是不可能出動的，而且美軍艦載機沒有雙發轟炸機，對這一情報根本沒有重視。

十時三十分，日軍加派大批偵察機向東、向南搜索美軍艦隊，後來又出動12架零式戰鬥機和32架轟炸機升空待命，準備一有發現立即就可以投入攻擊，但天氣突變，日軍飛機於中午前後陸續返回基地。

（四）

4月18日中午，杜利特爾的飛機飛入日本海岸，在東京郊外與兩批9架日軍戰鬥機遭遇，幸運的是日機都沒有發現超低空飛行的美機。杜利特爾飛行途中還發現了停泊在東京灣的日軍航母，但他克制住攻擊的強烈欲望，繼續向東京飛去。美機低空飛入東京時，日軍當天上午舉行的防空演習剛剛結束，不少日本平民還向美機招手歡呼，因為那時美機還是藍圈白星紅心的舊機徽，特別是中間的紅色圓心遠遠看去很象日軍的太陽標記，使他們誤以為是日機。杜利特爾的飛機還遇到了視察歸來正在降落的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座機，東條的秘書西蒲陸軍大佐一下就驚呼起來：“美國飛機！”但為時已晚！

十二時三十分，杜利特爾投下了炸彈，然後迅速轉向飛往中國。其餘十五架飛機也按照原定計劃分別在東京、橫濱、名古屋和神戶投下了炸彈。由於美軍的空襲完全出乎日軍意料，美機在轟炸中未遭任何反擊，幾乎可以說是如入無人之境。

轟炸總共毀壞了大約九十處建築，造成了約五十名平民的死傷，物質損失非常輕微，但極大鼓舞了同盟國的士氣，震撼了日本軍民。

十三時四十五分，東京廣播電台中斷了正常播音，發表了一份經過檢查的，有些誇大和歇斯底里的政府公告，哈爾西的艦隊在返航途中一直密切監聽着日本的廣播，當聽到了日本的公告，美軍艦隊又一次爆發出熱烈的歡呼！

由於B—25提前300公里起飛，致使飛往中國着陸的計劃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幸運的是飛機在飛越東海時是時速48公里的順風，節省下不少燃料，但好不容易到達中國時，燃料耗盡，又沒有地面照明和導航，而且還是夜間，着陸幾乎毫無可能，十五架飛機在中國浙江省方圓480平方千米範圍里或迫降或棄機跳傘，八號機由於機艙玻璃上有個破洞，燃油消耗更大，眼看沒有可能飛到中國，機長愛德華?約克上尉果斷決定飛往蘇聯符拉迪沃斯托克迫降。

在蘇聯迫降的八號機上的5名機組成員被蘇聯扣留了十三個月後獲釋，在中國迫降的十五架飛機上75名空勤人員中，3人在迫降中死亡，8人被日軍俘虜，其中被日軍處決和在戰俘營中死亡的有4人，其餘64人均在中國軍民的援助下獲救。經重慶、桂林返回美國，不久又重返戰場，其中有12人在戰爭中犧牲。

4月21日，羅斯福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上，面對記者關於飛機是從哪裡起飛的提問時，為了保障尚未返回的航母安全，得意而巧妙地回答是從“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是詹姆斯?希爾頓的著名暢銷小說《消失的地平線》中一處世外桃源的勝地。

4月22日，陸軍總參謀長馬歇爾上將向杜利特爾發出了賀電，並宣布破格晉升他為準將。阿諾德則命令授予每位參戰人員優異飛行十字勳章。

4月底，輾轉到達重慶的杜利特爾受到了蔣介石夫婦的接見，並獲得了中國的勳章。

由於美機迫降地區是日軍與中國軍隊戰線交錯的地區，中國軍民的營救是冒着很大風險的，但是中國軍民仍給予這些美軍飛行員以最大的幫助，竭盡所能提供最好的食宿，並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為傷員治療。因此這些飛行員對此一直懷有深深的謝意，其中一直護送重傷員到桂林的浙江省臨海縣恩澤醫院陳慎言醫生，1945年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國大學學習，並受到美國副總統杜魯門的接見，1947年學成歸國。

5月15日起十萬日軍向浙江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掃蕩，以報復中國軍民對美國飛行員的救助，日軍共屠殺了二十五萬人，絕大多數是平民，很多接待過美國飛行員的村莊被夷為平地，美軍原計劃供B—25降落的衢州、麗水、玉山等機場均被日軍攻占並遭到了徹底破壞，日軍企圖以殘暴的屠殺來阻止中國人民對美國飛行員的幫助，但直至戰爭結束，許多在中國跳傘的美軍飛行員都得到了中國人民的救助。

日本大本營為了安撫民心，發表公告，將此次空襲稱為“成效甚微”，因為杜利特爾（Doolittle）的英語發音與英語成效很少（Do little）非常接近。但仍掩蓋不了日本軍心、民心上所蒙受的巨大打擊和震撼。

6月27日，美國陸軍航空兵為幾經周折陸續返回美國的23名飛行員在華盛頓舉行了受勛儀式，其中杜利特爾還獲得了美國的最高榮譽——國會勳章。

空襲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迫使日軍將“瑞鶴”號和“翔鶴”號兩艘航母及其護航艦隻留在日本海域，並在日本本土增加了四個戰鬥機大隊，來擔負東京等要地的防空，分散牽制了日軍在太平洋上的海空力量。

更重要的是轟炸東京平息了日軍大本營中關於下一步作戰的爭論，為了消除本土遭受空襲的危險，決定實施中途島登陸作戰，結果在中途島戰役中，日軍遭到了慘重失敗，損失4艘航母、1艘巡洋艦和322架飛機，太平洋的戰局從此向有利於同盟國一方發展。

杜利特爾因此次行動成為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哈爾西在回憶錄中將空襲東京的行動譽為軍事史上最勇敢的行動！杜利特爾1942年9月擔任駐北非的第12航空隊司令，1943年任駐地中海的第15航空隊司令，1944年任駐英國的第8航空隊司令，軍銜升至中將，而且他指揮的飛機轟炸過三個軸心國的首都：日本東京、德國柏林和意大利羅馬。1945年戰爭結束後他退出現役，鑑於他對美國空軍的傑出貢獻，1985年裡根總統授予他四星上將軍銜，1988年布什總統授予他美國最高文職勳章——總統自由勳章。

杜利特爾於1991年發表關於奇襲東京的回憶錄《我決不可能再那麼幸運》，七號機的駕駛員特德?勞森中尉根據他的經歷寫出了《東京上空三十秒》，大受歡迎，並被拍成電影。八號機的副駕駛羅伯特?埃門斯中尉則根據他在蘇聯的經歷寫出了《克里姆林宮的客人》一書。

戰爭結束後的每年4月18日，杜利特爾都與這些患難與共的戰友舉行聚會，以紀念這次難忘的戰鬥。1967年的4月18日，所有健在的55名飛行員全部聚集在“奧林斯堪尼”號航母（舷號為CV—34），以一架退役的B—25轟炸機為背景合影留念。

1983年當年九號機領航員托馬斯?格里芬重返中國，故地重遊。八十年代，飛行員陸續與當年救助他們的恩人取得了聯繫，1992年陳慎言、朱學山、曾健培、劉芳橋和趙小寶等五人受美國方面的邀請，參加了在美國舉辦的紀念轟炸東京五十周年的慶祝活動，成為一段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