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人的海洋時代：太平洋熱與邊緣海經略 |
| 送交者: 尖兵 2002年06月09日17:22:42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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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邊緣海問題的基本思路 邊緣海（Fringing sea,Marginal sea），簡稱邊海。是位於大洋邊緣濱靠大陸，由半島、島嶼或群島分隔，但水流與大洋交換通暢的水域。太平洋西部有一串鏈珠般的島嶼，劃出了這樣一些水域，其中有我們所熟悉的黃海、東海、南海，此外還有著名的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珊瑚海等。而太平洋東部沒有這種水域，北南美洲均直接濱靠太平洋。 邊緣海成了亞洲大陸與太平洋主體之間的分隔性水域，是中國所面對的海洋所特有的地理現象。中國人要出入太平洋和其他地球上的水域，必須首先穿越這些邊緣海。邊緣海對中國命運攸關，卻未得到足夠的重視。目前還沒有見到對這些邊緣海進行專門研究，在日常的運用中對邊緣海和大洋之間也很少作出應有的區分。甚至邊緣海概念本身亦很少被人使用，為了方便，通常是將濱靠大陸的幾個邊緣海統稱為"近海"，常見的說法如"中國近海"、"近海開發"、"近海防衛"等等。這實質反映出我們對海洋的認識還有某種局限性，應該明確使用邊緣海概念，並用以規範我們的海洋經略大業。 第一，邊緣海這一基本概念，可以幫助我們綜覽太平洋整體，又能有區分地認識周邊水域，提高主體的地緣戰略意識。 按傳統習慣以"近海"概念統稱鄰近海域，主要給人印象是緊靠海岸，難以提示應有的經略範圍。按通常理解，"近海"範圍應為12海里領海與200海里經濟區，或說應包括350海里的大陸架。無論是200海里經濟區還是350海里大陸架，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依據國際公法和平發展海洋事業，均過分狹小保守。甚至日本這樣由憲法規定為非武裝的國家，也要求保衛遠離海岸的兩條一千海里航運帶。而且，近海一詞對中國東部海域被島鏈所分割的特殊態勢，及其同大洋主體的關係，都難於被引發應有的及時的關注。 在大洋彼岸，作為兩洋大國和太平洋唯一跨據兩岸的超級大國美國，也在使用類似的"沿海"概念。美國在90年代以來海洋新戰略規定，全球距岸線650英里（1046公里）以內陸地和海洋區域均為"沿海"，進而又定義"沿海是從海岸延伸至公海的、為支援岸上作戰而需要控制的區域"。［1］這一概念明確標示了美國在無邊緣海的太平洋東部以及在世界各地複雜地理條件下的擴張範圍。"沿海"概念成了美軍闡釋90年代以來其世界戰略構想的核心用語。 相比較而言，中國人所用"近海"和美軍所用"沿海"，字面同義，但內容迥異且作用懸殊。美軍的"沿海"富有鮮明的擴張性與前傾性，而中國人的"近海"則是小心翼翼，門庭自守。"沿海"可以幫助美軍通釋其全球性的海洋位置，而"近海"於中國人開眼放洋實有諸多不便。 第二，將一片過於廣闊的地域（含水域）區分出若干區域（region）以作個案或逐個研究，是發展戰略和地緣戰略學所應有的基本方法。 太平洋廣袤18,000萬平方公里，幾近地球表面1／3，比陸地總面積還多約3000萬平方公里。中國人經過數世紀的鎖國閉關之後，若不循序漸進而欲一蹴即至，就如俗語所說牛吃南瓜不知從何下口，是很難進入海洋時代，在太平洋里獲取自己的一席地位的。神奇的自然造化已經在東亞大陸和大洋之間劃出一片特殊水域，它究竟是進入大洋的階梯，還是阻礙逾越的障壁，將取決於我們對它的直接的認識與經略。沒有邊緣海經略就沒有中國在太平洋上的位置。 第三，隨着國民經濟和對外關係的發展，中國的海洋事業早已超出了近海範圍。試以圖們江區域開發及環日本海經濟圈為例。圖們江發源於長白山，是流入日本海的一條國際性河流。圖們江口為中俄朝三國交界處，其間中國渾春縣敬信鄉防州府距海僅15公里。該地區已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制定投資300億美元加以開發的計劃。1995年10月在中國延吉召開"95中國圖們江地區投資貿易恰談會"，取得極大成功，已簽署合同，協議或達成合作意向的項目有142項，總投資9.5億元。［2］圖們江區域及日本海經濟合作的發展，必將對於中國東北地區與內蒙等省區經濟產生巨大推動，也將予其極大的海洋特色。但它既不屬於傳統的"近海"範圍，又不能直接納入"大洋"概念，顯然只能使用日本海邊緣海概念加以闡釋才是適當的。 第四，邊緣海概念將以其嶄新觀察角度改善人們視線，克服狹隘的大陸觀念。中國的海洋事業在改革開放以來有了長足的發展，據統計1979年中國海洋經濟僅占國民生產總值0.7％，10年後的1989年上升到1.7％。海洋經濟的增長帶來了人們思維觀念的逐漸更新，例如自80年代出現的"海洋國土"概念，就反映了中國人以陸地為主、以"海角天涯"為特徵的單元的平面國土觀已經發展為陸、底（土）、海、空等多元架構的立體國土觀。單就海洋來說，人們還普遍地提高了對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大陸架和海槽等新概念、新知識的認識和運用。顯然，中國人對海洋的觀察已經出現了巨大的飛躍。 第五，邊緣海作為地理學的術語，定義簡單且語義通俗，它的推廣運用還可以幫助改善人們的社會政治的心理素質。正如美國區域地理學專家所說，這種區域性概念"不是一個人定的或自然出現的客體，而是一個知識的概念，一個供思考的實體。"［3］海洋經略大業是一個發展的過程，人們的思維概念也必須有同步的補充和更新。 二、對太平洋熱的冷靜思考 80年代中期，在"太平洋世紀"、"太平洋挑戰"呼聲最高的時候，巴黎一家報社記者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在研究太平洋的這一挑戰（或者說是競賽）之前，可能應該先考慮一下，"太平洋"是不是存在。我的意思是說，在太平洋地區處於上升地位的各國是否構成了一個實體，是否形成了這個"新的新大陸"，形成今天對我們這舊大陸說來是可怕的東西。"［4］已經有許多人對此問題進行了解答。要否認環太平洋地區的飛躍發展及其影響是不可能、不客觀的。威爾遜、湯因比、基辛格等名人哲士的論證與肯定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北美經濟，東亞經濟奇觀都作出了實際的證明。 但是，在環太平洋地區形成一種常規意義的文明或文化同質體，還有很長的路程要走，目前頂多是萌牙而已。也可以說，這一片地球上最為遼闊的水域，正是人類文化發展的最大的鴻溝。對這一最大鴻溝的完全征服，必將意味着人類"地球村"時代的真正來臨。這一宏大的意義說明了它所需要的漫長路程，在可以估測的近、中期內，它的實現是困難的。 建成太平洋經濟自由貿易圈以形成太平洋經濟共同體，這由日本學者於60年代提出，80年代初由日本制定文件作為國策加以推動，曾得到美、加、澳等發達國家的支持。［5］一、二十年過去了，建立了"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等虛體，其成就僅此而已。"環太合作"呼聲餘音繞梁，而"亞太合作"等新口號聲浪疊起。日本實際地着手編制以自我為中心的"雁陣"，美國則在自己的後院同加、墨等國建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圈"。目前太平洋的大局實態是，太平洋熱的大炒家美、日等國忙於自己的區域整建，小區合作取代了環太合作。作為太平洋文化或太平洋"新文明"的前提條件，太平洋經濟共同體遙遙無期。 有不少明眼人士已經對預言中的太平洋熱持慎重態度，許多歐美學者認為不會出現所謂"太平洋世紀"，斯坦福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指出，"今後世界經濟的重心可能移動，但是，大概不會像現在許多人考慮的那樣會發生徹底變化。"［6］克魯格曼否定亞洲經濟的前景不太受歡迎，但其關於世界經濟重心的論證是值得重視的。中國學者也強調："太平洋世紀或太平洋時代的到來，不是短期或中期內容易實現的事。"［7］或說："那種認為類同?地中海時代?、?大西洋時代?的?太平洋時代?即將來臨的看法，是不切實際的。"［8］ 既然如此，為什麼會出現大炒太平洋的熱潮呢？如果我們分析一下作為世界經濟大國與太平洋熱大炒家的美、日等國的戰略發展史，或許就能很清楚地得出個中答案。 美國的太平洋政策與其在太平洋上的勢力地位發展緊密相關。建立橫跨兩洋的大美國，在200年前立國之初，即由不少有力的政治家、戰略家加以規劃，並在其後逐步變成現實。美國在太平洋的勢力擴張是迅速的，在19世紀內曾先後占領夏威夷、中途島，迫使日本開國，19世紀末又占領菲律賓作為殖民地，正式成為太平洋上唯一的跨據兩岸的勢力大國與軍事強國。美國這一優勢曾在二戰期間受到日本挑戰，二戰結束後，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地位進一步強化。時至今天，美國在太平洋西岸地區保持着近10萬名陸海空軍，仍然是太平洋上唯一的全洋大國或兩岸大國，同時也是以北美為依託包攬太平洋，大西洋的兩洋大國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 顯然，以太平洋為後院的美國，炒熱太平洋將使其自身獲益非淺。冷戰結束後，美國太平洋戰略更富於前傾性。1993年克林頓訪問韓國時宣布了美國的太平洋政策即建立"新太平洋共同體"（aNewPacificcommunity）。該政策繼承其前任總統布什的"東亞戰略新構想"，其目標是繼續保證美國在東亞的權益。［9］眾所周知，美國還在同期正式促建成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區"鞏固本土。所以，作為世界兩洋大國同時又是太平洋上兩岸大國的美國。無論在太平洋上投入程度如何，都是其全球戰略的組成部分。由近、中期看來，美國放棄大西洋和西歐地位而轉向太平洋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其根據地重心仍在大西洋和西歐。 美國為了自身利益而採取全方位、多手段對外戰略，對此其官方亦不隱諱。1994年11月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對記者說：美國促進世界貿易經濟戰略由"多國間戰略""兩國間戰略"及"地域戰略"等多部份構成，或可說是多管齊下，［10］以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作用和實際權位置。故簡而言之炒熱太平洋是美國的一着棋。 倡導環太平洋合作最力的另一個太平洋大國是日本。日本由西太平洋島鏈上若干島嶼組成，其本身是分隔若干邊緣海和大洋主體的分界線，在開發太平洋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早在19世紀90年代初，便有一位名叫稻垣滿次郎的日本人寫出了一本頗有影響的《東方策》，強調"太平洋是未來世紀的政治貿易的主要舞台"，還指出"如果以東洋為世界萬國之一市場，我日本實必成為中心而使商工業取得難以意料的繁榮昌盛"。［11］稻垣有可能是太平洋世紀最早的預言人。在後來的數十年時間內，日本的對外戰略由於軍國主義的支配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並演變成了向大洋擴張的南進論，其代表人物竹越與三郎曾說："日本人應該注目的大業是變太平洋為我之湖沼。"［12］ 戰後日本隨着經濟力量的重建與發展，再度提出了以太平洋為中心的諸多戰略構想。1965年小島清首先提出"太平洋自由貿易地域"構想，1980年太平首相主持制定《環太平洋合作構想》，將戰後日本太平洋發展戰略推向高潮。 日本在七、八十年代推出新的環太平洋發展戰略，其目標主要有三點：第一是解決日本經濟起飛對資源與市場的迫切需求；第二是打開同美、加等北美發達國家的合作關係並躋身於太平洋的領導大國之列；第三是作為"綜合安全保障"政策的補充，改善外部環境。綜而言之，日本所倡導的"環太平洋合作構想"帶有強烈的"政戰"色彩，它以提高環太地區"經濟相互依存度"而增進"戰略相互依存度"，達成國家安全保障目標並增進日本大國地位，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13］ 特別需要指出，"環太合作"在大平首相"文化時代"等理想主義口號映襯之下，頗帶有一層玫瑰色彩，於環太地區各後進國家較受歡迎，但在實際上其利已主義或排他性是十分明確的。日本野村事務所的專家德山二郎已經明確指出："以往的環太平洋構想中沒有包括中國，……對南朝鮮加入環太平洋圈也需要等待時機的成熟"。［14］此外，歐洲國家對太平洋的矚目，也主要是出自對資源、市場的或對美、蘇外交等國際關係制衡的需要。 從上可見，太平洋文明發展的遠景當然是美好的，但由於各炒家推波助瀾，反而使太平洋上瀰漫了一層光亮而虛幻的泡沫。合作當然比對抗有利於發展經濟，但簡單附會或盲從，將美日等大國的利己韜略誤視為超渡眾生的慈航妙道，便可能招致抉擇失誤。特別是中國這樣的不能簡單依據原料進口的大國，應根據自己的需要和能力，根據自身同大洋的關涉範圍與深度，以決定經略海洋的規劃。換句話說，要對自己的發展戰略進行正確的戰略定位。 三、緊迫形勢下的戰略定位 面對太平洋上的詭譎風雲，有兩種傾向：其一是過高估計自身的海洋地位和力量，其二是對大洋遠景過分樂觀而忽略海上緊迫的形勢。這兩種傾向都將妨礙我們對海洋大業中的輕重緩急作出正確惦量、影響我們在廣闊大洋中的戰略定位與部署。 邊緣海上的緊迫形勢，首先是指中國海洋經濟的發展呈現出了一種重要需求。據預測公元2000年世界海洋開發總產值將達世界總產值15－17％，下世紀人類蛋白質和各類食物70％將來自海洋。美國海洋經濟在1985年已達3600億美元。相比之下，中國80年代海洋經濟比重不到2％，確實還有很大的事業要做。而目前中國既不能大規模東渡加利福尼亞水域去開採海底礦石，也不能像日本人那樣去收購夏威夷的產業，中國的海洋經濟重心仍離不開西太平洋各邊緣海。經過近2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大陸上已出現了一條生機勃勃的海岸繁榮地帶，東部八省三市地區在80年代已有全國40％的人口，擁有總產值的60％，今後的產值比重還將進一步提高。 西太平洋邊緣海各國家地區已同中國建立了其他地區所無法比擬的密切關係。1992年中國對日、韓、港、台和東盟貿易額達871.9億美元，占當年進出口總額1656億美元約53％。1995年中國對外10大貿易國有8個在西太平洋邊緣海範圍。對歐美的經濟交往，除少數經由陸空運輸之外，大部亦需穿行邊緣海。 西太平洋還出現了以邊緣海為中心的更小型化的區域集團和隨之而來的各種問題。在東北亞有初顯輪廓的環日本海經濟圈，同時還潛伏着北、南朝鮮統一、部分島嶼主權歸屬、大陸架分割等問題，需要制定穩妥的有遠見的對策。在東南亞方向，東盟建立已近30周年，並已成為擁有4.7億人口的10國集團，具有日益增強的影響力。南海問題同東盟有直接的不可分割的關係。 作為太平洋大國的日本在邊緣海域的動態格外值得重視。日本是近代亞洲唯一自主獨立的現代化國家，但在對外戰略問題上，為追求自身利益而打上了深刻的"脫亞"或"入亞"的矛盾特徵。在60－70年代日本所倡導的環太合作，其本質是脫亞的，它要求以日、美、澳、加、新發達國為主要的合作對象。在當時日本人的概念中"'太平洋'意味着'北'（發達國家），而'亞洲'意味着'南'（發展中國家）"。［15］新的脫亞論"再見吧亞洲"出現於80年代中期不是偶然的。而由於北美經濟區的出現和東西經濟的發展，80年代後期，"亞洲太平洋"及"西太平洋"等等說法逐漸多於或代替了"環太平洋"的說法。這種新的"入亞論"正如韓國金泳鎬教授所批評的，"不僅表現了日本和歐美摩擦的深刻化與向亞洲論的傾斜，還表明了日本人心底脫亞論意識還深深地存留着。"［16］儘管如此，作為環太合作的最早倡導者，太平洋世紀熱的最大炒家日本再次入亞，這是顯然且值得分析的事實。 近年來在日本政治上發揮過重大作用的小澤一郎曾強調："日本經濟合作的重點必須再度確認是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所謂亞洲太平洋地區即大陸與大洋的交匯地區，具體包括東盟、東亞"四小虎"，甚至還有中國海岸地帶。至於日本的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回歸，因為"站在前頭扮演牽引火車頭的是日本。與美國一樣，日本也供給資金與技術，然後以此為槓桿，讓亞洲四小龍追在日本的後頭發展，再後是東南亞國協跟着，這個隊形讓我們聯想到雁群飛行的樣子，也就是"雁行型發展""。［17］日本學界更有明確論證："總之是要以日本經濟為中心，包含亞洲新興工業群體、東盟諸國甚至還有中國沿海地區推進網絡結合，實際上是要建立以日本為盟主的稱之為東亞經濟圈的實體。"［18］ 日本再度入亞所安排的"雁陣序列"，應該說是自命盟主的一種胸襟狹小而鋒芒畢露的戰略，但同時也很實在地表達了日本在西太平洋邊緣海上的目標追求，即擔當盟主並像美國那樣發揮領導作用，要與美國"北美經濟圈"和"歐洲圈"鼎足而三。 日本在西太平洋邊緣海的力量膨脹，對中國的海洋事業既是推動，更是一種壓力。因為日本戰略家總是首先把中國的力量視作為對其盟主地位的挑戰。前日本防衛廳長官、國會眾議員中西啟介在1994年推出《日本的新國防論》，公開強調"中國經濟的發展肯定是對日本的威脅"。［19］正如日本倡導"環太合作"構想不包括中國一樣，日本現時所要求的"亞洲太平洋"，也不乏迴避或排斥中國的因素。據1996年5月8日《產經新聞》報道，日本甚至在今年4月7日吉隆坡"亞洲太平洋安全保障合作會議"上發表"新時代的保衛海上通道計劃"，準備將亞太海域自北而南劃成三大段，由日本東盟澳大利亞分別擔負保衛重責。其中日本所要保衛的北太平洋海域同70年代提出的自主保衛西太平洋一千海里航運帶的構想是一致的。該條航運帶沿着島弧，跨越台灣，直達巴士海峽，日本要求單獨守護並強化該航運帶的軍事色彩，無疑是對中國東部邊緣海直接或間接的封鎖。 值得重視的還有，日本的膨脹勢力與美國在東亞的"前沿力量"相結合，構成了後冷戰時期的對華遏制力量。如前所述，美國於90年代的海洋戰略所規定的"沿海"已將中國東北部、東部及東南部邊緣海納入其海軍打擊範圍。今年7月，美國海軍聯合俄羅斯海軍在日本海內進行軍事演習，距圖們江口經濟開發區僅數十公里。［20］今年早些時候日美第15次環太平洋軍事演習，是其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演習，同以前演習不同，實際演練了200米淺海反潛作戰訓練項目，這顯然是針對中國的淺海作戰。《日本經濟新聞》的評論認為："亞洲的冷戰還沒有結束"，日美軍事同盟已將"戰場從外洋轉移到了沿海"。［21］ 這些從邊緣海飄出的火藥味，足以提醒我們，美日等炒熱太平洋的大國，已實際地加熱了邊緣海的氣氛。中國在海上本來只保有低水平的防衛力量，如果繼續退避三舍，肯定難以息事寧人。因為日美所針對的不光是中國的軍事力量，還將中國的經濟發展也視為"威脅"。只要中國的民族與國家力量還在發展，便總有人不會放棄對中國的遏制政策。 四、以台灣為焦點的邊緣海經略 中國的邊緣海經略是一番振興中國與東方的和平與發展的海洋大業，能否成功其焦點在台灣。如果說中國的大陸岸線彎曲如弓，那麼台灣位於弓背要害之處。台灣既是大陸岸線的重要屏障，也是進入大洋深處最近的踏腳石。在西太平洋特有的島弧上看，台灣北連日本列島與沖繩島鏈，南接菲律賓和印尼等千島之國。台灣島本身物產豐饒、人口密集、經濟文化發達。在目前兩岸分裂狀態下，對台灣首先當然是內政與統一問題，但同時還關繫着中國海洋經略的全局。台灣對於中國其重要意義怎樣估計也不過分。 明清以來中國數世紀歷史業已證明，台灣安定則大陸安定，台灣有危則國事不寧。清初統一台灣，其後近三百年海疆大體安定，且對大陸經濟商貿帶來巨大利益。島內新興有許多大市鎮，"街衢縱橫"、"舟車輻輳，百貨充盈"。到乾隆之後，"貿易甚盛，出入之貨歲率數百萬元"。［22］煤、糖、茶、稻米等是輸出大宗，樟腦在19世紀末占世界銷量1／3－2／3。稻米豐收時"千倉萬箱，不但本郡足食，並可資贍內地"。［23］有記載乾隆初年"蓋緣撥運四庫及各營兵餉之外，內地採買既多，並商船所帶，每年不下四五十萬。又南北各港來台小船，巧借失風名色，私裝米谷，透越內地。"［24］ 19世紀後半期的洋務運動，曾帶來中國有限的"同光中興"，而台灣亦成為中興要區。至日本割占台灣之前，在台灣曾出現全國第一家機器煤礦，第一條電線，第一台電話，第一盞電燈，第一家現代郵局，自行設計建造第一座大鐵橋（淡水河大橋、長463米）等等。台灣是當時中國現代化程度最高的省份。［25］日本據台使中國遭受了十分沉重的經濟損失。 台灣自晚清以來對於中國國防、尤其在海防上更具有關涉全局的作用。台灣防務的存在曾與晚清的三洋海軍相配合，為綿長而空虛的中國海防線保存了改善的希望。傑出的晚清戰略家丁日昌建議，以台灣為戰略基地，對入侵大陸之敵特別在對付京畿方向敵寇，"由台出奇兵斷其後路"。他強調："欲籌海防宜以全力專顧台灣，庶台灣無事而沿海可期安枕"。［26］然而由於日本的突然襲擊，北洋海軍全軍覆沒，台灣被日本割占。於是攻防易手，台灣成了日本不斷攻擊侵略大陸最重要的海陸空軍戰爭基地。二戰中無數駐台灣的日本飛機轟炸大陸內地，攻占"九州通衢"武漢的日軍先頭部隊，便是從台灣開拔的波田支隊。 在當今國際政治舞台上，"台灣地位未定論"等暗地或公開支持台獨的努力仍活躍着，美日等大國的一些戰略家總是千方百計將台灣納入其控制線內，以維護其"太平洋自由國家"利益。例如曾擔任過日本海上自衛隊參謀長的石辰彥強調："站在海、空觀點，台灣為日本南方航線的重要海域，一旦情勢有變，可能有被切斷之虞"。擔任過陸上自衛隊副參謀長等要職的崛江正夫強調："如果與台灣接近，對日本的防衛將大有影響"［27］於此可知覬覦台灣者大有人在。 中國如果再度丟失台灣，台灣將很容易地再度變成受人操縱的航空母艦。遭受沉痛挫傷的，不只是中國的海洋事業，還有文化社會諸多領域，整個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將受到嚴重傷害。或如明眼人所評論："如果不把台灣拿過來，中國就可能永遠難以外向，永遠困守在中國大陸"。［28］ 採行切實可靠的措施，排除外來干涉，在穩步發展兩岸關係的基礎上，逐步達成國家統一，是為中國邊緣海經略的最重要任務。邊緣海經略是一盤大棋，要求我們以廣大的目光，觀察全局。除了繼續開發我們已較為熟悉的"近海"水域，更要關注那些注意較少卻又意義重大的邊角要地及島鏈以東海域。前述圖們江經濟開發區與環日本海經濟圈的合作與投入，便是這樣一個重大項目，它將有效地維護我們通過圖們江的入海權，極大改善吉林、黑龍江與內蒙地區的對外環境，取得較大的經濟利益。在短短幾年的開發期間，暉春已由封閉的邊陲小縣發展為25萬人口的沿海城市了。不少學者預計，以圖們江開發區為中心，將出現一個北方深圳。再如南海的經略問題，除了海底礦產、島嶼問題之外，還有一些關涉改善南海的中長期重大項目也應賦予有遠見的關注，例如克拉地峽運河的修建，可以預測它是繼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之後的又一重要國際通道。它將使我進入印度洋的海路減少1500海里路程，為南海帶來新的發展契機，進而還將帶動西太平洋諸邊緣海發生新的變化。再如大西南的入海口問題，南昆線的完成（計劃於1997年）並不能完全解決大宗磷出口及其他物產的運輸問題。若能開通動議已久的滇湎鐵路，直接進入印度洋，比走南昆線繞馬六甲海峽縮短3000海里以上路程，還可以緩解西南貨運對華南鐵路與海路的壓力，有利於改善華東與華南的邊緣海經略。滇緬運輸線曾是中國抗日戰爭期間運輸生命線，在我國改革開放中應重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29］ 我國陸域廣闊而地形複雜，交通一直是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近年加速建設的京九鐵路形成為一條新的北南大動脈，高速公路、航空等已廣泛得到重視，相形之下，海上運輸領域則沉寂多了。眾所周知海運較陸運成本低而運力大，按每馬力計算，飛機只能運載7公斤，汽車為45－90公斤，火車260－700公斤，船900－4000公斤。中國歷代重視挖掘北南運河，也未能發展海上漕運，如果說這是海上技術所限制的話，那麼今天的氣象、造船等技術發展已消滅了外觀的一切困難，而需要克服的則是漕運方式所產生大陸觀念。研究太平洋問題的著名學者，法國地緣政治研究所長瑪麗·弗朗斯·加羅夫人曾強調："水是一種非常實用非常便宜的運輸和交流手段。你們可以想一想，一般巨型油輪運送的石油需要一列一千公里長的火車才能運送。"［30］島國日本的國內、島內運輸，也儘可能以海運解決，舉世聞名的新幹線只運人，不運貨，值得我們深思。 我們要從觀念上擺脫岸線的束縛，但在實踐中必須加速岸線的開發。海洋開發不是修築海底龍宮，岸就是水域的依託或根據。將岸視為陸域"率土"界標的大陸觀念是錯誤的，但忽略岸的開發建設也是錯誤的。近年的灘涂開發與海上養殖已經初步展示了岸的作用和意義，而岸線城市建設的課題進一步擺在中國人的面前。 世界各國的現代化與城市經驗值得我們重視。日本的太平洋工業帶，長約1000餘公里，連結了東京、中京、阪神、瀨戶內海及北九洲等五大要區，為世界最發達工業帶之一。其中東京、中京、阪神三大城市圈，僅占國土面積6.6％，卻集中了人口41.2％，產值47.9％。另有統計顯示，我國海岸線18400公里，有臨海（離岸線5公里以內）城市37座，平均每497公里一座。相比之下，美國21600公里海岸線，平均每180公里有較大城市一座；日本30000公里海岸線，平均每30公里就有一座5萬人口以上的城市。［31］可見中國建設海岸城市還大有潛力可挖。 在這方面，香港的城市與樓房建設更有現實意義。香港最重要的辦法是建築高層樓群以節省用地面積，在港島和九龍還填海造地。港島上的摩崖大樓與岸礁公路在世界上是不多見的奇觀。與此同時，則在郊野、離島盡全力保護茂密的森林。這種在市區充分集中人口而在郊野努力保持自然的做法，值得人口眾多的大陸內地城市建設借鑑。與此比較，我們的社會發展卻出現了很多短視行為。例如，珠江、長江三角洲星羅棋布的新興市鎮，公路兩旁那紅牆綠瓦的二、三層高的民居與稻畦蔗林交映如畫，較之改革開放前的農村風貌變化極大，反映出社會生活的飛躍進步，但同時也包含着難以彌補的土地資源的巨大浪費。因為我們的平原僅占陸上國土的15％，而各三角洲則是其中的精華，最寶貴的土地資源的浪費實在是對子孫後代的極不負責任的行為。 因而，發展岸線城市是解決中國人口、資源、交通等問題的戰略手段。近年已有學者建議，以精英移民為基礎，在珠江三角洲推行新興大城市的發展戰略。［32］而自改革開放以來湧現的珠江、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已顯示了這一發展戰略的客觀走向。目前從內地流入沿海城市的被稱為"盲流"的人口少則數千萬，多則上億，已帶來許多緊迫的社會問題。要阻止這一人口流動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各地新興鄉鎮企業的實際情況已經證明，滿足於這種低技術水平的鄉鎮企業並使之解決農村剩餘勞力，必將付出生態環境，資源諸方面的巨大代價。發展沿海城市，是解決人口增加，保護內地環境的戰略性措施，對於中國在內地特別是西北內地多高原、山地及缺水等自然條件惡劣之況，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近二、三千年以來歷史已顯示，中國經濟文化重心東移、南移並開發海岸建設是不可逆轉的規律。開發內地首先是要保護內地，轉移人口是重要手段之一。近年來內地部分地區採取的村鎮集體移民、退耕還牧、退耕還林的做法非常值得總結。 中國有將荒山建成渡口市這種內地城市建設的經驗，也有將漁村建設成深圳這種海濱城市建設的經驗。實踐證明，中國多建幾座渡口城的可能性極小，而多建幾座濱海的深圳則完全可能。如果我們能夠使海岸城市建設數量接近上述美、日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數，必然為我國的現代化城市與工業布局帶來極大改善，數千年傳統的大陸農業性質亦將產生根本性的巨大飛躍。（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系） 注 釋： ［1］（俄）C·塞索耶夫《談美國海軍新戰略》，1996年第1期《海軍譯文》。 ［2］1996年第1期《東北亞論壇》，第8頁。 ［3］（美）普雷斯頓·詹姆斯《地理學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423頁。 ［4］時事出版社編《太平洋的挑戰》，1986年，第52頁。 ［5］參見太平正芳政策研究報告書《環太平洋合作構想》。 ［6］轉1995年1月號《中央公論》，《虛幻的亞洲經濟》。 ［7］何芳川《太平洋時代與中國》，1995年第5期《北京大學學報》。 ［8］周榮耀《?亞洲崛起?的真實含義是什麼》，1996年第1期《戰略與管理》。 ［9］（日）川上高司《克林頓政權的亞洲綜合戰略》，1995年第1期《海外事情》。 ［10］（日）小池洋次《美國的亞洲經濟戰略與APEC》，1995年第1期《海外事情》。 ［11］渡邊昭夫《亞洲太平洋的國際關係與日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57－58頁。 ［12］渡邊昭夫《亞洲太平洋的國際關係與日本》，第101頁。 ［13］參見拙文《日本環太平洋合作構想的戰略意義》，1988年第1期《外國問題研究》。 ［14］《太平洋的挑戰》，時事出版社，1986年，第33?34頁。 ［15］渡邊昭夫《亞洲太平洋的國際關係和日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08頁。 ［16］轉見長谷川啟之，《APEC日本的立場和作用》，1994年第10期《經濟往來》。 ［17］小澤一郎《日本改造計劃》，（台）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83年，第143?148頁。 ［18］西口清勝《亞洲的經濟發展和開發經濟學》，法律文化社，1993年，第162頁。 ［19］《當代國外軍事名著精選》上，軍事誼文出版社，1995年，第570頁。 ［20］1996年8月19日《參考消息》。 ［21］1996年7月6日《參考消息》。 ［22］連橫《台灣通史》下，第456頁。 ［23］黃福才《台灣商業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3、97頁。 ［24］黃福才《台灣商業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3、97頁。 ［25］黃福三《劉銘傳與台灣近代化》，《台灣史論叢》第一輯，台灣眾文圖書公司，1980年。 ［26］馬鼎盛《丁日昌對台灣防務的貢獻》，1987年第1期《近代史研究》。 ［27］崛江正夫《日本防衛戰略》，（台）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67年版，第85－86頁。 ［28］吳國光、劉靖華《"圍堵中國"：神話與現實》，1996年第4期《戰略與管理》。 ［29］關於克拉地峽運河與滇緬鐵路對策建議，請參閱拙文《向南看：現階段對外開放的重點》，1988年5月29日《亞太經濟時報》。 ［30］《太平洋的挑戰》，時事出版社，1985年，第53頁。 ［31］董簽泓《中國東部沿海城市的發展規律及經濟技術開發區的規劃》，同濟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5頁。 ［32］廣東外來民工聯合課題組《在流動中實現精英移民》，1995年第五期《戰略與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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