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調整禁核試政策的主要動因

鄒雲華

2002年5月12日，《紐約時報》報道了美國原子能聯合情報委員會不久前向參眾兩院的少數黨議員作的一次吹風，稱有跡象表明俄羅斯有重新開始進行核試驗的舉動。此時，一些議員則藉機呼籲政府“允許美國研製新一代核武器”。

其實，美國媒體披露此事有可能是美國政府釋放的一個政治試探氣球，意在看看外界對此事的反應如何，以便預先估計外界對美國未來可能恢復核試驗的反應如何。此事事出有因：美國國內主張恢復核試驗的確實大有人在，更重要的是，布什新政府在對待《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的政策上較之克林頓政府有頗大的調整和改變。這種調整可歸納為：從克林頓政府的積極尋求國會批准CTBT調整為反對批准CTBT；目前仍繼續維持暫停試驗；保留美國未來必要時恢復核試驗的選擇權並逐步採取某些實際步驟，包括要求縮短恢復核試驗所需的準備時間等，以便將來一旦有必要隨時可以恢復核試驗。

應該指出的是，美國《核態勢審議報告》的出台標誌着美國禁核試政策基本定型。2002年1月9日，美國的《核態勢審議報告》出台，宣布調整美國的核戰略。美國的禁核試政策是其核戰略調整的組成部分，美國的定型的核試驗政策隨着《核態勢審議報告》的出台而浮出水面。

1. 美國核戰略的重大變革是禁核試政策調整的主要動因

美國政府2002年1月9日出台的《核態勢審議報告》宣布美國對其核戰略進行重大調整。新的核戰略主張美國在削減核彈頭的同時，發展和部署導彈防禦系統和精確制導的常規武器，建立“新的三位一體”，以應付未來不測威脅。《核態勢審議報告》中指出，核態勢審議使美國戰略力量的規劃從冷戰時期的“以威脅為基礎”的模式轉變為“以能力為基礎”的模式。據稱，這一新的模式將在未來的幾十年內提供一種與美國及其盟國安全相一致的最小規模核武庫的可靠的威懾。

1）確保最小規模核武庫的可靠威懾的需要。

按照美國新的核戰略，美國若要實現維持“最小規模核武庫”，就意味着美國計劃大幅度削減其核武庫。眾所周知，2002年5月24日，美俄已就大規模削減戰略核武器達成條約，雙方將各自的核武庫從目前的6000個削減到1700～2200個。在核武庫縮小了的情況下，確保核武器的安全可靠性將會比以往更加重要，也就是說，核武器 “質量”的重要性將隨着“數量”的減少而大大增加。核武器的安全可靠是確保“可靠威懾”的前提，而確保核武庫的安全可靠不能完全排除未來恢復核試驗的需求。

美國能源部總檢察長弗雷德曼2002年1月指出，美國的核武器儲備存在嚴重的不按時進行抽查試驗和不及時維修的問題，已經影響到核武器儲存的安全性與可靠性。儘管這種抽檢樣品的試驗不是通過實際的地下核爆炸來進行，但他認為檢驗程序中存在諸多問題。例如，核武器研究所往往遲遲不能決定是否需要進行檢查，而在確定進行檢查之後，又有三分之二的檢查未能在規定的一年期限內完成。

再者，由於美國已計劃把削減的核彈頭保留下來，因此，這並不會由於核武器削減而降低確保核武庫安全可靠的工作強度和難度，不確定性反而會隨之增加。為了維持這些削減下來的彈頭處於良好的狀態以備今後一旦需要時可以重新使用，必須要定期檢驗核彈頭的安全可靠性。儘管目前美國採用非核手段能夠基本上做到這一點，但最可靠的檢驗方式仍然是核爆炸試驗。

可以說，只要庫存核武器繼續存在，就必須使這些核武器保持在既安全又一直有效的狀態中。核武器有老化問題，由於所用的特殊核材料的特性，事實上核武器比其他武器也許要老化得更快。核武器有可能必須經常進行某些部件的補償，這要求不斷地更換某些部件。雖然這種變化較小，但不經過核試驗就不能百分之百地確定保庫存的核武器是否仍然有效。

事實上，美國歷史上在這方面有過教訓。1959年，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研究所的兩名工作人員在處理PBX9404塑料炸藥時，炸藥發生爆炸，兩人當場被炸死。後來在另一個地方又有80公斤的PBX9404炸藥發生爆炸，結果4人喪命。這種炸藥當時用在“中士”導彈彈頭中。出現事故後美國決定改進炸藥，但由於當時正處於美蘇暫停核試驗期間（1958～1961年），只能完全依靠理論計算改進這種炸藥。科學家對這樣做很自信，以為沒事，結果1963年對這種改進的炸藥進行試驗時，結果是啞彈。美國當時只好全部撤回部署在世界各地的“中士”導彈彈頭。

難怪，在《核態勢審議報告》中必然要這樣寫明：“雖然美國在不進行核試驗的情況下盡力維持着核武庫，但長此以往未必可行。庫存因老化和製造缺陷所產生的一些問題已被確認。在不進行核試驗的情況下，對核能力進行客觀判斷將越來越困難。國防部和能源部將每年對恢復核試驗的需求作出評審，並向總統提出建議。核國家有責任保證其核武器的安全性與可靠性。”

2）出於摧毀堅固和深埋目標的可能需要

從《核態勢審議報告》中不難看出，美國已下定決心擁有能確保摧毀堅固的地下深埋軍事設施的能力，以對付所謂的流氓和不負責任的國家。

《核態勢審議報告》中指出，“一般說來，現有的常規武器只能‘剝奪’或‘破壞’堅固的深埋目標的功能，而且需要高度準確的情報和武器的精確投放，這種準確性和精度在實戰條件下經常會降低。同樣，現在的常規武器無法對深埋地下的設施造成長久和有效的物理破壞”，“美國現在僅有的鑽地核武器B61 Mod-11重力航彈的鑽地能力非常有限。這種單一當量的非精確制導武器本身在鑽入加固的地下設施上方的各類岩石時難以保持不被破壞”， “如果有一種更有效的鑽地彈，許多深埋目標用當量小得多的武器就可以摧毀了，而不必用較大當量的地面爆炸的武器。這種低當量的武器能達到同樣的損傷效果，而產生的放射性沉降只有大當量核武器在地面爆炸時所產生沉降的1/10～1/20。要摧毀很深的或更大的地下設施，可能需要大當量的鑽地武器才能使其坍塌。”

從以上可以看出，為了應對《核態勢審議報告》中所描述的“現在有70多個國家將地下軍事設施用於軍事目的”的可能需要，看來美國發展新的鑽地彈的決心已定。

2000年，美國參議院曾要求能源部的核武器研究所為五角大樓研究能夠摧毀深埋於地下的加固目標的低當量核武器（鑽地彈）。一位前五角大樓的高級官員說，“目前所需要的是一種能威脅300米深的花崗岩下的地堡而又不傷及周圍居民的武器。”美國聖地亞研究所所長保羅·羅賓遜也表示，“美國最終將需要一種新的低當量核武器”，因為為冷戰時期設計的洲際彈道導彈的核彈頭的爆炸威力“太高”，以致無法威懾當今多極化世界的小國家。

此外，據美國一家反核組織披露，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2001年10月向國會提交了一份有關建議發展低當量核武器的報告。報告認為，美國現有的軍事能力在對付未來戰爭中敵方的地下掩體上將會“十分有限和嚴重不足”，解決這一難題的辦法就是發展精確制導的低當量核武器。報告指出，目前美國雖然擁有名為“掩體粉碎機”的重磅穿地炸彈，且到2005年，美軍還計劃將激光制導炸彈和巡航導彈改造成能打擊地下掩體的武器，但這類常規武器對付位置較深的地下掩體，特別是藏在山區的地下設施仍毫無辦法，因此，發展一種新型核彈頭將是“最佳選擇”。

儘管美國的一些核專家們認為通過對目前的核武器進行“小型化”改造，就可以製造出這類核彈頭，而且這樣做可能不需要進行核試驗，但是，在這一發展計劃沒有實施完畢之前並不能完全排除需要進行核試驗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本來在決定發展這種武器之前首先要讓國會取消1994年制定的一項禁止研製任何新型低當量核武器或精確的低當量核彈頭的法令，然而，就在2002年5月10日，美國眾議院以壓倒多數通過了《2003年財年國防授權法案》，根據此法案，美國可以開始研究和設計新一代核彈頭。這就為發展這類核彈頭掃清了阻礙。

3）發展導彈防禦系統的可能需要

據2002年4月12日《華盛頓郵報》報道，美國軍方有人在研究和考慮用核彈反導的問題。核攔截器曾是美國歷史上用於反導的一種手段,但由於種種原因30年前就已放棄。如今舊話重提主要是美國軍方有人在鼓動。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目前面臨不少技術難題，有人企圖利用核攔截器作為一種有效的防禦手段用於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在這方面，核攔截器確實具有較大的誘惑力，它的殺傷力強，作用距離大，可大大提高攔截來襲導彈的成功率。當然，採用核彈反導同樣存在諸多難以逾越的障礙。儘管這種正在考慮之中的核攔截方案是否將被採納尚不得而知，況且，這種方案採用現有核武器便可，不一定要經過核試驗，但是，主張恢復核試驗的人很可能會找出種種藉口要求恢復核試驗。

2. 美國新的國家安全與防務班子中鷹派勢力占主流影響了美國新的軍事戰略和軍控政策（包括禁核試政策）

布什政府的國家安全與防務班子（決策層）中不乏冷戰時期開始政治生涯的老手，如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等，這些在決策層中占主流的強硬派勢力在布什政府的軍事戰略和軍控政策調整中發揮着重要作用。這些人崇尚實力對抗與軍事優勢，強調保持美國戰略的靈活性，不願受制於軍控條約的約束。他們強烈主張從根本上修改核戰略，關鍵問題是不把核力量態勢建立在相互確保摧毀上；把核武器看成可以使用的武器；主張實施多層次全方位的威懾。這些，在美國新的《核態勢審議報告》中已暴露無遺。他們的理念和格言正如布什所聲稱的，他的神聖職責是保護美國人民及其盟國，軍控條約不能損害美國的安全利益，也就是說，所謂的美國安全利益高於一切，為了確保所謂的美國安全利益將不惜付出一切代價。鑒此，布什政府不願把進行核試驗的門堵死，而讓其留有迴旋餘地，以便今後美國自己認為必要時能夠恢復核試驗。

3. 美國的三大核武器研究所在CTBT問題上起了某種消極作用

1996年，美國的洛斯·阿拉莫斯、勞倫斯·利弗摩爾和聖地亞研究所均曾支持當時的克林頓總統簽署CTBT。然而，事隔三年後，在1999年10月7日舉辦的關於“庫存管理計劃”的聽證會上三位所長都說了一些不利於參議院批准CTBT的話。所長們都間接表示，現在批准條約意味着將賭注押在一種尚未證實的技術上。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研究所的約翰·布朗恩的話來說就是“（不通過核試驗）實施庫存管理計劃的基本技術要等到大約15年過後才能成熟，我們現在卻想通過另外（根本不同的）的技術（係指庫存管理計劃）來保證核武器的安全、可靠性與性能”。聖地亞研究所的保羅·羅賓遜更為堅決地反對這一條約，他說，“如果美國出於道德的需要將試驗限制在零當量，而其他國家則在國際核查能力不及的情況下公然進行極小當量的核試驗，那時美國將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這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建議不接受這些導致局勢失衡的限制”。

美國勞倫斯·利弗摩爾核武器研究所前所長約翰尼·福斯特在參議院作證時說，美國應更關心下世紀世界將如何變化，“難以相信，今後幾十年的威懾將同十年或二十年前一樣，需要同樣類型的核武器”，“應該準備改變我們核武庫中的武器類型。這些改變中，一些改變可能不需要核試驗，多數改變都不行，……”。他指出，美將一直依賴核武器，並且要準備將來使用它們，就像過去一樣。

（鄒雲華 中國國防科技信息中心軍控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