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的歷史轉折：1999-2001
　何清漣

需要甚麽樣的改革？
　　「改革是否值得？我們在改革中究竟得到了甚麽？」

　　回顧持續了23年的經濟改革，在二十一世紀之初許多中國人都不由自主地要提出這一問題。人們已經認識到，今後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不再是「需不需要繼續改革」，而是「需要甚麽樣的改革」。目前這種缺乏政治民主化、日益向個別利益集團傾斜的「改革」，只會使中國陷入深刻的社會危機。1978年在危機推進下開始的改革，雖然在一個階段內使經濟獲得較快發展，但其社會後果卻是各級政府官員通過權力巧取豪奪，把自己迅速變成了一個暴富階級。而工人以及他們的「同盟者」農民被逐步邊緣化，不少人淪為赤貧者。

　　中國的改革雖然有一些經濟成就，但能夠享受這「成就」的只是占總人口約1%的上層與4%的中上層，還有11%左右的中層由於「搭便車」的關係也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而廣大農村人口與城市下層人民卻成了承擔「改革」代價的巨大載體。

　　這種改革後果與改革方略有極其密切的關係。鄧小平發動改革的動機只是為了化解社會經濟危機，而不是要改革社會制度，其核心無非是把毛的「公有經濟加極權政治」改變為「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的新組合。在這種改革方略指導下的中國「改革」，其指向只能是通過發展經濟來鞏固現有的政治權力。可以說，「權力市場化」是改變中國財富分配格局的起始點，也是理解中國改革的一把鑰匙，我們也可以由此理解1999年至今的若干社會現象。

1999年以後逐步向利益集團傾斜的政策選擇
　　從1999年以來，中國社會結構已經基本成型。政府已經放棄對弱勢集團的利益保護，並採取種種政策傾斜的辦法鞏固現存的利益分配格局。

　　標誌一：政府成為股市泡沫的造勢者。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報》以社論的形式公開鼓勵中國公眾入市炒股，為政府「圈錢」造勢，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資格的國有企業都被各地政府推到證券市場上「圈錢」，中小股民的利益則受到嚴重損害。近幾年最著名的醜聞有，1999年海南公司「瓊民源」事件、2001年的「興業聚脂事件」、「銀廣夏事件」；上海證券交易所監察部證券分析員趙綱根據交易所資料完成的兩份報告《基金行為分析》與《基金風格及其評價》，更使國內不少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違規操作曝光，由此將中國引入了一場大揭基金黑幕的漩渦。

　　標誌二：政治利益集團加速與經濟利益集團合流的步伐。第一步是1999年通過修改憲法承認私人財產的合法性，其要害在於實質上承認不少通過貪污腐敗手段聚斂的財產具有合法性。第二步是「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所謂「先進生產力」與「先進文化」的代表顯然已經不是占人口83%的下層人民。第三步則是2001年的「七一」講話，它公開承認事實上早已與政治利益集團合流的經濟利益集團政治上的合法性。

　　標誌三：政府在政策選擇上公開向強勢集團傾斜，放棄下層人民。比如，在公務員階層生活顯然優於一般民眾的情況下，還要不斷給這一階層加薪：1999年下半年公務員薪資提高三成，2001年4月和10月又分別提高1.5成，三次加薪合計提高薪資七成，今年又再次表態為公務員加薪，短短三年內公務員薪資將實現政府提出的翻一番的目標；而去年政府卻同時規定，下崗工人失業半年後即不再予以補助，2000年旨在減輕農民不合理負擔的「費改稅」在少數省剛開頭就無疾而終。

　　標誌四：推行損害下層民眾利益的所謂「教育產業化」政策。大幅提高學費、雜費等各種費用。其核心就是提高教育收費以滿足教師的利益要求，結果近幾年高等學校收費以每年平均高達50%的環比增長率快速上升。這項措施與所有發展中國家長期反貧困策略完全背道而馳，對社會發展具有長遠的負面影響。學校在有關方面1998年對全國14所高校的抽樣調查顯示，一個大學生一年的平均總支出為5,929元；其中僅學費一項就達到4,000-5,000元，造成在校大學生中15%以上的學生淪為「貧困生群體」。截至2001年5月底，全國向四家主要的國有銀行（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與農業銀行）申請貸款的學生共有53.4萬人，申請助學金額為33.37億元，但只有17萬人得到了貸款。任何國家實行長期反貧困策略最關鍵的一環就是實行義務教育，提高國民受教育水平，改善社會階層結構。中國的這一「教育收費體制改革」事實上是將占人口83%的下層人民的子女排斥在高等教育的門檻之外，使他們無法達到現代化社會要求的技術素質與文化素質。

　　與此同時，中國還出現了一個其他任何發展中國家未曾出現過的現象：在整個國家文盲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況下，過早出現「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現象。從1997年開始，大學畢業生找工作日益艱難，2002屆全國普通高校共有畢業生123萬，比上年的115萬又增加了9.4%，整體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在2002年1月4日、5日的深圳招聘會上，出現了10萬大學生競爭1.5萬個職位的局面。這種「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狀況已延續了好幾年，導致不少大學畢業生只好繼續考研究生，高校將這種現象戲稱為「就業問題緩期三年執行」。結果，中國的研究生招生規模從1999年開始連年擴大，1999年增長27%，2000年增長35%，2001年增長35%，2001年的研究生招生數量急劇擴大到1998年的2.31倍。

　　在出現諸多社會問題的形勢下，當局貫徹「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一是加強政治高壓，消滅一切在工人農民中出現的社團活動；二是加強輿論控制，還大力整頓那些「不聽話」的地方傳媒；三是嚴厲打擊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獨立知識份子。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方周末》報與《書屋》雜誌，還整肅了一些知識份子，逮捕了一些敢說真話的記者。

中國社會的未來走向
　　若清醒地觀察當前中國問題，就會發現中國社會已出現「拉美病」的五大症狀：

　　第一，政府的高度軟政權化，腐敗已經成了當局無法克服的政治之癌，從每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報告中公布的數據只能得出一個結論：貪污受賄的官員人數越來越多，級別越來越高，數額越來越大。1999年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幹部2,200人，其中廳局級幹部136人，省部級幹部3人。2000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45,113件，比上年又增加了17.5%；因職務犯罪被立案偵查的縣處級幹部2,680人，廳局級幹部184人，省部級以上幹部7人。

　　面對這種局面，當局為自己開出的「藥方」就是拒不承認腐敗的泛濫和制度根源。中紀委在2000年12月28日發布的第五次全會公報中第六段：「我們要理直氣壯地肯定我們黨反腐敗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以及取得的明顯成效；理直氣壯地闡明我國現階段出現的腐敗絕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敗；理直氣壯地肯定我們黨和幹部隊伍的主流是好的，我們黨完全有能力解決腐敗問題。」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動用宣傳機器和專政手段，嚴厲打擊不受當局控制的批評腐敗者，以致於一些地方官員提出了這樣的口號：「防火防盜防記者」。

　　第二，農業經濟陷入破產半破產境地。每年5,000多萬流向沿海大中城市的民工潮，他們當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結果成為犯罪群體的後備軍。比如2000年夏轟動中國的張君兇殺集團一案，其參與者基本上出身於多子女貧困農民家庭，沒受過教育，在城市裡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後只好鋌而走險，以搶劫殺人為業。《南方周末》就是發表了「張君案件反思」與「張君案件再反思」，指出只要產生張君的社會土壤還存在，就會源源不斷地製造新的「張君」成為社會毒瘤，因而遭到整肅。

　　第三，地下經濟勃興，黑社會組織泛濫成災，並與政府官員合流。這些黑社會組織之所以能在短短時間內迅速崛起，並在社會上呼風喚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早已與當地政要──首先是公安部門官員沆瀣一氣，形成了一種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關係。例如，浙江溫嶺市的張畏除了黑社會老大這一身份之外，還具有跨省份的八個其他身份：其中包括湖北省宜都市政協副主席、隨州市青聯委員、浙江某報社名譽社長、隨州市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等四個官方頭銜，牽涉張畏一案的67名黨政要員當中，有市長、公安局長及黨政幹部42人、司法幹部15人、金融機構幹部10人。張宅門前掛著「溫嶺市公安局重點保護單位」的銅匾，故當地人稱張畏領導的黑社會組織為「紅色黑幫」。2000年處決的吉林最大黑社會組織的頭目梁旭東、遼寧黑白兩道聲名顯赫的黑幫頭子劉涌、廣西百色黑幫頭子周壽南，情況也與張畏相類似。

　　第四，貧富差距繼續拉大，極少數人占有社會總財富的絕大部分。「富人一席酒，窮人一年糧」的情況在中國已非常普遍。1999年，中國城鄉居民儲蓄為58,000多億，有人根據城鎮居民收入抽樣調查的資料推算，其中47%的存款屬於3%的富裕人口所有。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已從改革開放前的0.15上升到2001年的0.458。

　　此外，中國的生存基礎已被嚴重破壞，生態環境高度劣化。中國林業科學院研究員蔣有緒尖銳地指出，中國國土荒漠化面積達38%，生態環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時治理，人民則有禍於旦夕之虞。

　　鑒於這種局面，當局又不能痛下決心推行政治改革，我認為今後的中國社會將經歷又一次深刻的社會危機。一個社會如果縱容5%的權勢者利用權力搶錢，最終很可能是95%的受剝奪者運用暴力將被搶去的錢再搶回來，這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不斷重複上演的「戲劇」。在中國加入WTO以後，以往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將會與一些外商相結合，聯合對廣大中下層人民進行壓榨。這樣在以權力支撐的國內壟斷資本將會繼續發展，並與國際資本內外融合，共同支撐著中國的政治利益集團，就會形成一種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外國資本三者聯合統治的格局。

何清漣　現為美國芝加哥大學訪問學者，主要著作有《現代化的陷阱》、《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