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是中國崛起的世紀﹐幾乎是一件沒有疑問的事情。然而﹐中國在這一過程中所要面對的艱難險阻﹐卻是很多國人尚未來得及仔細思考的問題。

　　目前大多數學者關注的是中國的大國定位﹐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大國的定位並不僅僅是世界範圍的定位﹐而首先是內部的定位。即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作為這樣一個國家的公民有什麼值得自豪和驕傲的地方﹐這樣的一個國家在哪些方面代表著人類未來發展的方向﹐等等。這樣一些基本的問題沒有解決好﹐談中國的大國定位似乎總給人一種滑稽的感覺。

　　客觀地講﹐今日中國的“大”﹐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地理上與人口上的。在單項的技術指標方面﹐我們不要說與西方發達國家﹐就是與新加坡這樣的小國﹐大概也很難稱得上大（有些學者將這種大稱之為強）。改革開放後的主要成績﹐就是十億人口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這當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對這種成就也不宜過分地樂觀﹐因為尚待解決的問題仍然很多﹐人口問題﹐水資源問題﹐環境問題﹐教育問題﹐經濟結構的調整問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等等﹐都需要我們付出更多的心血去加以解決。

　　然而﹐十億人口解決了溫飽問題﹐卻使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獲得了一個可以從容不迫地研討自己發展方向的時機。近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每一次重大討論﹐幾乎都是在內憂外患﹐民族危機深重的時候發生的﹐這就使學者們喪失了心平氣和地討論這類問題的客觀環境﹐並使得一切由此產生的結論不可避免地帶著急功近利的痕跡﹐這種狀況在很多方面都阻礙了或正在阻礙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於是﹐我們今天能夠借著討論中國的大國定位問題而對中國現代化的一些基本的問題進行梳理﹐應該是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人的一種幸運。

　　中國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必須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而這個事情之中的重中之重﹐就是應該使中國的發展“有法可依”﹐即圍繞憲法做文章﹐使中國不僅有一部治理內政的根本大法﹐而且能由此確定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定位。

　　圍繞著憲法做文章﹐並將其作為中國大國定位的起點﹐並非是一種離題的思路。實際上﹐國內的很多學者都已經將普及憲法與公民教育作為了中國練好內功的基礎。然而﹐從中國的大國定位來考慮中國的憲法與憲法教育﹐則是另外的一種思路了。

　　現代國家與傳統國家的一個基本差別﹐在於她是憲政國家﹐即依靠憲法治理而不是依靠皇帝或國王個人意志治理的國家。作為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不僅確定了公民的權利﹐制約著政府的行為﹐更重要的是﹐它確定了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性質﹐指出一個國家發展的方向﹐並由此而產生出基本的對內對外的政策。因此﹐一個國家的憲法﹐只要它是一部認真的憲法﹐不僅使其在國內政策上有法可依﹐而且也使得世界其餘國家在與之打交道的時候有章可循。

　　中國在建國之後短短的五十年內已經數次制定憲法﹐並不表明中國已經在憲法問題上做了大量工作﹐恰好證明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並不十分慎重﹐沒有將其放在應有的位置上進行考慮。這當然是與中國的傳統有關﹐因為中國歷史上歷來只有王法﹐沒有憲法這樣的概念﹐所以在百姓心中﹐所謂法﹐一般來說就是王法﹐只要沒有觸犯“王法”﹐一般百姓就可以平靜生活。至於憲法﹐主要是學者們研究的對象﹐與一般平民幾乎沒有什麼關係﹐這也是在五十年中﹐憲法可以隨意修改﹐而民眾毫無感覺的原因之一。

　　要改變這種狀況﹐我們修憲的任務也就不是一般的修憲任務﹐而同時也是普及憲法知識的過程。但這也僅僅是第一個層次的問題﹐我們已經有了一部從內容上看還是不錯的憲法﹐但還必須進一步參照世界上先進的憲法模本進行增補﹐同時還要融進和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也就是說﹐我們的憲法不僅要有世界上已有憲法的優點﹐還要有中華民族的特點﹔然而這還不夠﹐還要根據中華民族未來百年左右的發展趨勢﹐使我們的憲法具有前瞻性﹐給未來的發展打好基礎﹔當然﹐這些都還僅僅是解決自己的問題﹐要使我們的憲法具有對世界人民的吸引力﹐使中國如同漢唐時期一樣﹐具有一種文化意義和價值觀念上的大國氣度﹐則需要進行更深入的工作了。

　　只有我們擁有了這樣一部憲法﹐我們才能在捍衛自己國家利益的同時﹐宣稱我們是在捍衛“人類的利益”﹐在捍衛“國際社會”的利益。

　　制定這樣一部憲法﹐其難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為了制定這樣一部憲法﹐我們能夠並且應該付出足夠的努力。美國憲法在立國後二百多年的時間裡﹐基本沒有大的修改﹐其對美國發展所起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不言而喻。但美國憲法是在什麼樣情況下產生的﹐今日的同胞們卻知之甚少。美國從一七七六年開始獨立戰爭﹐戰爭初期條件極其艱苦﹐很多時候英軍都占據著戰場的優勢﹐而美國的國父們卻在這種前途未卜﹐新生國家隨時面臨著生死存亡危機的年代裡﹐從一七七六年就開始了制定自己憲法的工作﹐並在戰爭十分艱苦的一七七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通過了這部憲法﹐而各州竟然也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下﹐從容不迫地用了三年時間批准這部憲法。儘管這部憲法後來在一七八七年進行了修改﹐但基本的精神卻一直保留了下來。換言之﹐在獨立戰爭期間﹐如果說美國人對自己未來憲法的重視沒有超過對武裝鬥爭的重視的話﹐至少也是賦予了同樣的關注。即是說﹐如果不明確自己戰鬥的目標﹐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那麼僅僅是獲取戰爭的勝利又有什麼意義呢﹖可以說﹐美國人用自己的生命﹐同時捍衛著自己的獨立與自己的憲法原則。

　　而我們的近鄰日本﹐儘管原本沒有憲法﹐但為了制定一部自己的憲法﹐所採取的虔誠態度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明治維新後日本在制定自己的新憲法時﹐並沒有憑空想像﹐而是在一八七一年底派出了岩倉為首的代表團出訪歐美﹐進行實地考察。這次考察的結果﹐是日本對西方各國有了深入的了解﹐並寫成了共一百卷的考察實錄﹐為日本的進一步改革提供了切實的依據。日本著名的史學家井上清﹐將岩倉使團的歐美之行﹐稱之為“古今歷史中無與倫比的文化大事業”。儘管日本後來採取了帶有濃厚封建意味的普魯士憲法﹐給日本未來的發展留下了隱患﹐但其在制定憲法過程中的認真精神﹐還是令世人稱道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認真做這件事﹐應該有如下一些考慮﹕

　　一﹑應有一個較長的醞釀時期﹐不僅吸收大量的學者參與﹐也讓儘可能多的人民大眾參與﹐使我國的憲法不僅僅是一些紙上的條文﹐而成為全民的共識﹐同時﹐也使這樣一個過程成為一種全民啟蒙的過程﹔

　　二﹑應將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不僅是停留在學術上和道德上﹐而是通過憲法的形式固定下來。這當然是一個更為艱苦的任務﹐因為傳統文化與中國人的傳統美德究竟是什麼﹐是一個學術界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但通過法律的形式對此進行梳理﹐顯然還是必要的﹔

　　三﹑應考慮中國多民族的特點﹐要保持各民族在風俗習慣﹑文化與宗教等方面的自主權利﹐但也必須將各種在中國境內的試圖獨立與分裂的行為作為違憲行為﹐應將一個更有凝聚力﹐更加豐富多采﹐人們的生活更為自由﹐因而更為自信﹐更能為人類做出貢獻的中國作為我們未來奮鬥的目標﹔

　　四﹑考慮到中國人口已經超載的國情﹐在尊重人權的基礎上﹐對人們在生育方面的意願進行一些合理的規範﹔

　　五﹑也許最重要的是﹐將公民權賦予在中國境內的一切合法公民﹐在公民內部不再有歧視性的政策與身份差別。當然﹐我國公民的權利和責任是什麼﹐還需要進一步的探索和界定。以什麼樣的形式和機構來監督憲法的執行﹐也需要深入地進行研究。

　　考慮到中國的現狀﹐這樣的一部憲法從制定到執行顯然都還應當有一個很長的階段﹐但這樣的一件大事遲早是需要我們做的。它的重要性其實很多同仁已經意識到了﹐但要成為知識精英的共識﹐似乎仍然還有一段距離﹐因為我目前接觸到的很多文章﹐對於中國崛起的很多方面都有涉及﹐如中美之間的關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大中華經濟圈﹐甚至建造航母等等﹐但尚未有一位同仁從一部根本大法的角度﹐來考慮中國的大國定位問題。而我認為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國未來的發展有法可依﹐而最終告別那種政策上的隨意性﹐並使我們對未來的自信心能建立在一個堅實的基礎之上。

　　不錯﹐有了一部美好的憲法﹐並不保證我們就能萬事如意﹐甚至我們的憲法與美國憲法十分接近﹐也不能保證美國就會將中國作為朋友而不是競爭對手﹐但它至少使我們在討論中國的大國定位的問題時﹐能在一個合理的理性框架內進行﹔也使我們的對手在研究中國問題時﹐不再將某位領導人的好惡作為制定對華政策的主要依據。

　　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如果我們在文化﹑制度和科技方面沒有創新﹐到二十一世紀還是只能嘮叨四大發明的話﹐那將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恥辱。

　　據香港《大公報》特約評論員陳曉律（作者為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