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不盡的毛澤東。

自從在鄧小平領導下編纂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後，走下了神壇的毛澤東就成為普通大眾議論的一個話題，包括他的成就，也包括他的缺點錯誤，甚至是私生活。而在文革當中這是不可想象的禁忌。這無疑是社會的進步。

在互聯網上與政治和社會有關的論壇上，每當出現關於毛澤東的貼子，都會引起一番激烈的爭論。評論毛澤東的人帶着個人的經歷，觀點和目的，相互爭的面紅耳赤，甚至是原本在很多問題上觀點一致的網友也會反目成仇。這其實很不利於網友間的團結，不利於網絡民主力量的形成。關於毛澤東的問題，變成了分化瓦解網絡中各種力量的有力武器。

網絡是社會的縮影，社會上對於毛澤東的認識，其實也和網絡世界中一樣混亂。一邊是文革中樹立起來的“四個偉大”的光輝形象，一邊是《私人醫生回憶錄》為代表的詆毀，中間夾着一個快被淡忘了的《決議》。

今天，真正相信兩個極端的人恐怕不多。但是在爭論的過程中，《決議》的觀點也很少有人拿來做論據。這說明這至少說明《決議》中對於毛澤東的所作的結論，並不被這些人認同。

一個社會要形成一種穩定的力量，需要在重要問題上取得基本的共識。談論毛澤東的人並不是單純地爭論一個歷史人物，而是爭論共產黨的歷史，爭論中國的一段歷史。如果要想團結網絡中的大多數，如果要形成一種穩定的力量，如果想結束論壇中的爭論局面，似乎有必要在網友中形成一個能普遍接受的《關於毛澤東若干問題的決議》。

二，幾乎被淡忘的《決議》。

《決議》在它出台的那個特定歷史時期，有着不可低估的凝聚力量。它是“思想解放”和“維護安定團結局面”的平衡點和支撐點。

首先是認為毛澤東晚年犯有嚴重的錯誤，文革是毛錯誤發動的，被少數壞人利用的。這就為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幹部重新擔任領導工作掃清了障礙。這是《決議》在“思想解放”方面的突出表現。

其次，是將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本人區分開來。將毛澤東思想提到了“全黨集體智慧結晶”的高度。在糾正毛澤東本人錯誤的同時，維護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維護了黨的正確性。這使得一些人“借否定文革，否定毛澤東，進而否定整個黨的領導”的想法落空。《決議》本身就是“四項基本原則”的理論基礎。這也就是《決議》在“維護安定團結局面”上的突出表現。

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決議》對於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就象“梵二會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對於當代天主教。“梵二會議”除了一系列的革新以外，最明顯一點就是不再強調“教皇永無謬誤論”，而是把“永無謬誤”的屬性，在一定條件下讓主教、全教會和大公會議也分享。

無論如何，《決議》在當時使各種政治力量形成了一股合力，對堅持黨的領導，對這二十年的穩定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今天，至少在網絡這個世界中，對於毛澤東，對於共產黨的那段歷史再次產生了嚴重的分歧。這種分歧甚至延續到了對鄧小平與毛澤東的衝突。加之改革中遇到的種種困難，就使得問題更加錯綜複雜。固然有人是借着反毛，反對黨的領導；也有人擁毛壓鄧；還有民族自尊心與民族虛無主義的較量。

毛澤東的成就與錯誤，總是與黨的成就與錯誤糾纏在一起的，也是與近現代中華民族的成就與錯誤糾纏在一起的。這一切又怎是一個二十年前的《決議》能夠了得的？特別是在網絡這個信息高度發達，思想高度活躍的世界，要形成一股新的合力，就需要一個新的劃時代的文獻，或稱《決議》。各種思想和各種政治力量，需要一個新的平衡點和支撐點。

三，毛澤東一生干的兩件事和兩個角色。

毛澤東暮年自己總結說：“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件事持異議的不多……。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在前一件事中，毛扮演的是競爭者的角色，毛的勝利是歷史和民眾的選擇，想否認也否認不了。在後一件事中，毛既是競爭者，同時也是仲裁者。

物競天擇，歷史是一位無情的仲裁者。歷史的競爭規則從來不會以白紙黑字的方式，向競爭者加以說明，你可以違背它，可你卻無法逃避它的懲罰，而且它會懲罰的你無話可說。遠的不說，就說辛亥革命以後，各種勢力都想讓中國按照自己的構想發展，除了抗日戰爭以外的連年內戰，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損失，難道能說清誰應該對此負責嗎？失敗者有怨天尤人的藉口嗎？

作為仲裁者的人，競爭規則往往是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小到足球裁判，大到象毛那樣的一代偉人，從足球規則到黨的方針路線，無不如此。但是人就是人，而不是神。對人的裁決，一些失敗者總是會心有不甘的情況出現，要麼是懷疑裁判不公，要麼是懷疑規則本身。在文革問題上反對毛的人也無外乎這兩種情況。

四，物競天擇出了個毛澤東。

前面講到，毛澤東的成就與錯誤，總是與黨的成就與錯誤糾纏在一起的；也講到《決議》將毛澤東思想（集體智慧的結晶），與毛澤東個人的思想加以區分。這裡說的是1949年以前，毛澤東的思想如何最終成為黨的指導思想。

考察1949年以前的中共黨史，也許你會發現：在很多時間裡，共產黨執行的並不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毛個人的思想，可以說從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形成了。但是，即便到了遵義會議之後，毛個人的思想也沒有變成黨的指導思想。恐怕要到延安整風之後，才能算是成為黨的主導思想。在此之前，毛個人的思想，一直是處於黨內各種思想的競爭之中，包括遵義會議之後張國燾、王明等人的競爭。

這裡我是用“競爭”一詞，而不是用傳統的“黨內路線鬥爭”一詞，這是有原因的。因為思想路線的矛盾在黨內，裁判卻在黨外。要把“黨內路線鬥爭”放在整個中國的大環境中考察。競爭的失敗者不僅是黨內的不同路線，還包括國民黨和其中的不同派系。殘酷的競爭容不得絲毫錯誤，任何“路線錯誤”都必然意味着肉體上的被消滅，更不用說政治生命了。

物競天擇，這個“物”不僅包括共產黨，不僅包括王明，張國燾等，還包括國民黨及其各派系，包括北洋軍閥各派系。這個“天”就是中國的老百姓。蔣介石把美國選成了朋友，把地主、資產階級選成了朋友，最終這些朋友靠不住，自己也就被成功所拋棄。毛澤東是這場競爭中的勝利者是毋庸置疑的。毛澤東早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分析中，就為自己選擇了“朋友”和“敵人”。正是他選擇的中國絕大多數的農民，最終也選擇了毛澤東。毛選擇的“朋友”中，還包括了參加新政協的各民主黨派。總之，毛是儘可能多的在人民中選擇了“朋友”，也最終被成功選擇。

“歷史實踐證明，凡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路線走，革命就從勝利走向勝利。反之，必然遭受挫折和失敗。”這是文革中非常熟悉的詞語，也是解放前這一段黨史的真實寫照。

五，作為仲裁者犯錯誤的毛澤東。

由以往實踐中總結出的，毛澤東個人思想的成功，到將毛澤東思想抬高到“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的高度，這可以說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理論的最早體現。

過去正確現在一定正確，將來也一定正確，認為能完全掌握“真理”，這顯然不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其實只有“變化”才是“真理”。毛澤東思想其實是在黨內外的比較和競爭中體現出其正確性的。建國後，失去了黨內外的比較與競爭，黨內的民主集中制，除了毛澤東思想之外，竟然沒有了最終的“仲裁者”。縱然當時能將“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思想，與毛本人的思想區分開，也可以想象：指責毛澤東本人違背了毛澤東思想，是多麼荒唐可笑。

當毛澤東的思想成為公認的最終仲裁者之後。即便面對強硬的政治對手劉少奇以及劉所建立的強大陣線時，他只需說明劉及其陣線的階級屬性為資產階級就足夠了。一個盤根錯節由上百官吏組成的，並掌握了全國絕大部分行政權力的集團，頃刻間即告瓦解。

對付林彪的軍隊集團也是同樣。他在1970年8月31日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中號召全黨：“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僅此一句話就足夠了，所有的軍人們都開始忙着轉變“立場”，林彪手中積聚的權力隨即就被剝奪一空了。林立果曾謀劃用暴力消滅毛本人。但是當真的要實施這個“五七一工程”的計劃時，卻發現了一個難以解決的難題：擊斃毛以後，怎樣向社會公眾做出合理的解釋？很顯然，沒有任何人擁有可以宣布毛澤東犯了“立場”錯誤的仲裁權。也只是由於這個問題最終未獲得解決，計劃也就一直停留在筆記本上。

建國以後，黨內所謂“紅區黨”與“白區黨”的鬥爭也就開始了，一方指責對方“洋奴哲學”；另一方指責對方“不懂經濟”。各方面力量衝突的仲裁不是靠一種機制，而是靠一個真理化身的人，就是毛澤東。不論毛是否自覺自愿走上這個仲裁者的位置，都難免最終成為失敗者發泄怨恨的對象。即便是偉人也都難免犯錯誤，作為仲裁者犯錯誤就尤其不容易被寬容。

你可以把文革看成毛的仲裁者的地位受到劉少奇的威脅而做出的反擊。而問題並不在反擊本身，作為競爭者的反擊是理所當然的，問題是反擊的仲裁者地位。其實不論誰是仲裁者，文革都難免爆發，只是方式不同罷了。即便是作為仲裁者的鄧小平對付趙紫陽，不也是一句“資產階級自由化”就輕易地解決了嗎？

六，作為仲裁者的無奈

早在奪取全國勝利之前，毛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對中共成為執政黨做了思想理論上的準備。這可以說是出於毛個人的遠見，更應該說是以黨的方針路線的形式，為建國後的一段時間內定下了“競爭規則”。但是這些競爭規則並沒有得到遵守。進入和平建設時期以後，以彭德懷元帥為代表的農民將領集團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文官集團的衝突隨處可見，而毛則身處調停人和仲裁者的位置。

首先是農民出身的將領在進城後的表現一再讓毛失望，毛不得不做出痛苦的抉擇。第一個動作是黨的八大會議上選舉出來的政治局常委名單中沒有彭德懷。緊接着毛宣布開門整風，對“三個主意”打一場“人民戰爭”。在這“三個主義”中，如果說“官僚主義”是文、武官僚都有涉嫌的話，那麼“命令主義”和“關門主義”就是專指那些進城以後既愚魯無知又飛揚跋扈的農民出身的各級幹部。1957年夏天整風運動期間，各地匯總的由知識分子揭露的中共幹部腐敗無能事實的材料大量飛到毛的書桌上。毛曾日以繼夜地看這些材料。他對自己的老部下和那些僅憑戰功升至高位的農民實在是太熟悉太了解了，他完全可以分辨出這些揭發材料的真假和是非。令人驚異又最難堪的是：幹部腐敗無能的事實幾乎全是真的。毛應該如何裁決？

毛的開門整風本身就可以看成一種態度、一種裁決。但是，競爭的另一方卻並不滿足於這種裁決，形成了“猖狂向党進攻”的局面。面對這種情況，難道我們能指望毛能按照一些知識分子的意願，裁決共產黨放棄政權？把57年反右的責任完全推到毛的身上是不公平的，我們不能強迫毛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黨內出現了資產階級怎麼辦？”這是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後一直縈繞在毛腦海中的一個問題。所謂“以階級鬥爭為綱。”並不是指那些地富反壞右分子，而是針對共產黨的幹部掌權之後產生的特權思想。

劉少奇組織領導了1964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明確提出了要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鬥爭。但是運動中倒霉的人只是那些掛着牌子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和一些多吃多占的“小官”。毛對劉的不滿是在這一時期加劇的，因為毛認為劉在運動中的做法是“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所謂“階級鬥爭擴大化”按現有的資料來看，應該是劉少奇的“傑作”。劉把階級鬥爭的目光始終盯着黨外，自然無法找到毛所說的“階級敵人”，儘管毛一再提醒說“階級敵人就在黨內”和“黨要變色”。

如果把毛的“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反修防修的理論”，翻譯成現在的提法那就是：“反腐敗是關繫到黨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這樣也許就會明白毛對劉“裁決”的依據了。但是，這裡又牽扯到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能不能有更民主的裁決方式？”“如果民主選擇了修正主義怎麼辦？”這已經不是對仲裁者公正性的懷疑了，而是對仲裁規則的懷疑了。我們可以說文革時民主制度不健全，但是我們不能拿今天標準去衡量過去。就象足球規則是在不斷改進一樣（例如：突然死亡法）。我們不能說過去的裁判依據舊規則的裁決是不公正的。

七，仲裁者的悲哀又豈止是毛澤東。

任何一位偉人都跳不出歷史的局限性。如果讓偉人充當仲裁者的角色，偉人也必然會背負上很多歷史的無奈。

毛澤東如此，鄧小平又何嘗不是如此？儘管腐敗絕不是鄧改革開放的初衷，儘管鄧也一再提反腐敗的問題，但還是有人用腐敗問題攻擊鄧的政策。鄧所說的“如果出現了新生的資產階級，改革開放就是真的走上了邪路。”與毛的“黨內資產階級”無疑是出於同一套話語系統，儘管兩個“資產階級”所指各有不同。

面對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受到威脅，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毛和鄧能做的沒有什麼本質區別。89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堅決反擊，比57年反右更高明的地方就是對精英知識分子“網開一面”，使他們能夠流亡國外。緊接下來的蘇聯解體，使得中共高層官員對鄧平息暴亂更是加深了理解。毛沒有鄧那麼好的運氣，儘管毛一再提醒防止中國出赫魯曉夫，但是當時以劉為首的黨內高級幹部就是不能理解。

說毛在現代民主意識上有欠缺，是不能脫離“堅持黨的領導”這一大前提討論的。儘管毛可以用群眾運動的“大民主”方式來反對黨內的官僚主義，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還是堅持原則的。1967年1月，張春橋和姚文元在上海市奪取了政權，新政權的組成完全按照1817年法國巴黎公社的模式和原則，所有“服務員”（即市政府成員）將通過普選從普通公民中產生，工資待遇不變，他們定期向選民匯報工作情況以爭取支持，未獲支持就意味着撤換。上海新政權的名稱即上海公社。毛對這次直接民主的試驗表現出了強烈的擔憂，他把張、姚召回北京，命令他們把公社改為革委會，毛斥問道：“還要不要黨的一員領導？”這是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張、姚這種烏托邦式的實驗只能是增加社會的混亂。這和鄧在文革後取締西單民主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不成熟的民主方式，完全是出於同樣的考慮。

58年大躍進是中央的決議，是包括劉在內的很多常委都同意的，大躍進的失誤除了中央方針路線的偏差之外，還有各級幹部的官僚主義擴大了錯誤的危害。但是毛作為仲裁者，還是要背上這個黑鍋。大躍進之後毛做了檢討並退居二線，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是劉、鄧等人，但是在這期間的三年自然災害和餓死人的情況，毛還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新中國的毛時代只有27年，至今毛去世已經24年了，改革開放也已經超過20年了，可還是有人把今天的困難怪罪到毛身上，這些人的目的無非是想摧毀堅持社會主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把毛的錯誤與毛所堅持的社會主義混淆在一起，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毛、鄧都不是神，卻都同樣背負了太多的歷史無奈。但願後人能給他們一個公正客觀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