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戰爭系列之僅僅有熱情是不夠－中東路事變
一九二九年七月至十二月爆發的中東路事變可謂是中蘇之間最大規模的武裝衝突，雙方
動用的一線兵力保守估計也超過二十萬，戰事持續達近五個月之久，最終以東北軍的失敗而
告終。
　　彈指間七十二載光陰已過，這件中國歷史上的大事早已被人淡忘。如今在網上尋找中東路事變的資料，只有一篇發生在主戰場之外的《中蘇海軍三江口之役》而已，其餘史料最多稍為提及甚至一筆帶過，甚至《張學良傳》一書似乎完全遺忘這一場戰事。
　　本文將儘可能以客觀的態度來講述這段歷史，並以本人的主觀視角進行評述。

中東鐵路問題的來因
　　中東鐵路又稱東省鐵路、東清鐵路，是沙俄侵華的產物。18世紀末，沙俄為侵略中國東北和稱霸遠東，根據1986年賄賂李鴻章簽訂的《中俄密約》，建築通過黑龍江、吉林直達海參崴的鐵路，由華俄道性銀行承辦，開始修築滿洲里經哈爾濱到浽芬河的中東鐵路主線，與俄國境內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相接，後來又根據1898年的《旅大租地條約》，修築了哈爾濱經長春、瀋陽到大連的中東鐵路支線，即今濱滿線（哈爾濱——滿洲里）和濱綏線（哈爾濱——綏芬河）。由主線和支線組成的中東鐵路，從1897年開始修建至1903年建成，全長2437
公里，穿行黑龍江、吉林和遼寧三省，成為沙俄對中國東北進行經濟、政治和軍事侵略的工具與基地。沙俄除獨攬經營大權外，還奪取了所謂鐵路屬地的行政和司法特權，以及一系列的經濟特權，僅伐木一項一年就砍伐原木三四億元，中國人反而不能在沿線伐木，松花江航線被帝俄壟斷，占據了大量土地，日俄戰爭後更在沿線駐軍達十餘萬。
　　1904年，日本與沙俄為爭奪中國東北而爆發日俄戰爭，沙俄戰敗後，於1905年和日本簽訂《樸茨茅斯條約》，將中東鐵路長春至旅大一段轉讓給日本，這就是日後俗稱的南滿鐵路。從此，中國東北以長春為界，分別成為日俄的勢力範圍。
　 1917年十月革命以後，中東路仍為流亡中國的沙俄殘餘勢力霍爾瓦特中將所控制，北洋軍閥政府在帝國主義的唆使下，不承認蘇聯，並同華俄道勝銀行訂立《管理東省鐵路合同》，1918年至1920年春天，在日、美、法、意等武裝干涉下，中東路還一度實行“國際共管”。蘇聯在1919年7月25日發表了第一次對華宣言，宣布蘇願將中東鐵路無償移交中國，但在1920年9月27日，蘇俄政府發布的第二次對華宣言中，蘇俄政府則提出對於中東鐵路經營一事要與中國政府中國政府另訂新條約，表示了中蘇共管中東路的意向。但當時的中國北洋政府不承認蘇聯，對宣言沒有接受，因此中東鐵路仍被沙俄殘餘勢力控制。
　　1923年開始，蘇聯政府曾先後三次派人來華，與北洋軍閥商談兩國復交等事宜，1923年中蘇開始進行建交談判。
　　北洋軍閥在1923年對蘇態度發生轉變，主要原因如下：第一，1923年1月，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越飛同孫中山共同簽署的《孫文越飛宣言》公開公表，北京政府擔心蘇聯會棄北而就南；第二，蘇軍肅清內亂後，將大量軍隊集中於中蘇邊境駐紮，北京政府害怕蘇軍會集中武力奪取中東路；第三，“臨城劫車案”引起各國的聯合干涉，有重現八國聯國侵華這勢，北京政府也急需友邦支持。於是，就任命王正廷為中俄事務督辦，為中蘇重開談判作準備。
　　1923年9月，蘇俄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員（相當於代理外交部長）加拉罕來北京。在與北京政府外交部總長顧維鈞的會談中，他提出中蘇互相承認，再開始交涉，顧維鈞則堅持先談判中蘇間的懸案，再承認蘇聯。在談判和承變的順序問題上，雙方長期不能達成一致，與此同時，加拉罕與王正廷也開始了非正式的接觸和談判，焦點問題仍和以前一樣，主要是外蒙問題、中東路問題和庚子賠用途等。1924年3月，雙方好不容易達成妥協，草簽了一個協定，雙方都鬆了一口氣。
　　沒想到卻因此引來一場軒然大波，按一般慣例，協定草案應先向外交部長匯報，並經內閣全體會議討論罷方可簽字。王正廷可能是疏忽了，竟忘了這道程序。結果，外交總長顧維鈞首先起來反對，他提出草案中有三大疑點：按規定應廢除沙俄同中國以及其他列強簽署的有關中國的一切條約，卻不包括蘇俄同外蒙“獨立”新政府簽署的條約；蘇聯從外蒙撤軍具有條件性；俄國東正教會房地產的移交問題。顧維鈞的態度得到內閣同僚的一致附和。同時，列強也千方百計想加以阻撓，因此北京政府宣布王正廷越權，提出中蘇顧維鈞與加拉罕之間直接進行。
　　蘇方對此作出強烈反應。3月16日，加拉罕下最後通牒，限北京政府3日內承認草案。3天期滿後，他又轉達蘇聯政府的指示，說中蘇之間的正式談判已宣告結束，如要重開談判，中國必須立即恢復甦聯的邦交。
　　此時，北京政府日子相當難過，國內各社會團體紛紛通電，要求政府承認蘇聯，簽訂協定，北京學聯更是以火燒趙家樓的舊事來警告顧維鈞，而顧維鈞家中確實有人送去過炸彈，結果誤炸了管家和廚師。另一方面，國民黨一大上正式確立的“聯俄”方針，使北京政府有蘇聯會同孫中國領導的南方革命政府建交的擔憂。同時國際上也出現了競相承認蘇聯的熱潮。這一切，使北京政府恍然覺察，與蘇聯恢復交行已事不宜遲。
　　表面上，中蘇談判象是已中斷的樣子，但私下的磋商卻一直持續，北京政府態度明朗化以後，這種節奏進一步加快。經反覆交涉，加拉罕同意中國方面提出的三項修正案。雙方還約定協議草案仍保持草簽時的原樣，修改通過聲明和交換照會進行，聲明和換文。
　　5月31日，顧維鈞與加拉罕代表中蘇雙方簽署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協定包括正文及7個聲明、1個照會，還有《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前者規定，兩國立即恢復正常的使領關係，並在1個月內舉行會議，商議解決懸案的詳細辦法，廢止帝俄與中國及第三國訂立的一切有損中國主權利益的條約，包括將來或現在的條約；蘇聯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和在中國境內的一切租界、租借地，取消在華領事裁判權；中東鐵路由中國贖回，在沒有贖回之前，鐵務業務由兩國共管；蘇聯承認外蒙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一旦中蘇會議上商定有關問題，駐外蒙的蘇軍將全部撤退。後者規定：中東鐵路純系商業性持，營業事務實行兩國共管，其餘所有關係中國國家及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如司法、民政、軍事、警務、市政、稅務、地畝（除鐵路自用地外）等，均由中國政府管理，蘇聯政府將允諾中國將來可以贖回中東鐵路，及該路所屬之一切財產，並允諾將該路一切股票債票稱歸中國，兩國政府承認對中東鐵路之前途，只能中俄解決，不許第三者干涉。協議還規定：中東路設理事長，為最高決議機關，理事長為中方，副理事長為俄方，設路局局長一人由俄方擔任，副局長二人，俄華各一，均由理事會委派，由各國政府核准，正副局長職權由理事會規定；路局各處正副處長由理事公委派，如處長為華人，則副副處長為俄人，反之亦然；路局各級人員按中俄兩國各半任用。
　　張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後曾宣布“獨立”，公開宣稱：自1924年5月1日起，一切北京訂立關於東三省、蒙古、熱河、察哈爾之條約，未得本總司令允許者，概不承認，故此為了爭取東北當局對有關中東路協定的支持，蘇聯政府又於同年9月與東方地方當局簽訂了《奉俄協定》，除重複《中俄協定》之內容外蘇方還作了進一步的讓步，中東路無償全部交給中國的期限從舊俄時代規定的八十年縮短為六十年，並在此期間內允許中國贖回。
　　《中俄協定》同《奉俄協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它是繼《中德協約》後中國與大國締結的又一平等條約，推動了中國人民反帝運動的發展，並確定同年的9月3日－9日為全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周，並發動了收回教育權和非基督教運動，而中國在這兩個條約中也獲得很大的利益。

中蘇在中東路事件上爭執　　
《奉俄協定》簽定以後，蘇聯即更換了中東鐵路的主要負責人，掌握了中東路的經營管理大權，但對協定內容並沒有加以認真執行，除蘇方長期掌握中東鐵路各項大權，中蘇在以下幾個問題仍存在着巨大的爭執：
　　①員工問題：用人方面，根據協定雙方對等分配，但實際中東路的2700多名職員中，（注意是職員，不是指職工，主要指管理人員），中國職員僅占400人，且大部分為翻譯或低級職員。協議規定人員配備是華人為正，則俄人為副，如俄人為正，則華人為副。但實際操縱實權的東鐵管理局局長一直是由俄人擔任，幾個大處的正處長也是俄人，如機務處、車務處、商務處、財務處。一些本應由華人擔任的職務，以華人不懂技術為藉口
改為雇用無國籍的白俄人擔任（白俄原指流亡在中國的沙俄殘餘勢力，他們沒有蘇聯國籍，也可泛指在華無蘇聯國籍的俄人，這裡指的後者），如理事會的技術處，以白俄為正處長，這些白俄人當然聽命於蘇方。
　　②歸還中國權益問題。中東路鐵路不僅僅是一條鐵路那麼簡單，還經營着大量航運、電信、農場、礦山、學校等，奉俄協定規定不屬於鐵路經營的電報、電話、農場、礦山、學校等按規定應一律歸還中國政府的許多設施，並沒有交還。張作霖先後強行收回松花江航行權、中東路蘇方所設電報電話、中東路教育權（1926年9月4日，東省特別區教育管理局局長李紹庚率警封閉中東鐵路管理局學務處，強行收回中東鐵路沿線教育權）、接管東省路管理局的全部大小船隻及附屬財產改為東北海軍江運部、工務、地畝、醫務、電務、經濟調查權以及大量中東路的大量財產，蘇方對此雖然通過外交方式提出多次抗議，不過仍採取默認的方式。
　　③財務問題。中東路經營所得以盧布結算，並存入蘇聯遠東銀行，經爭取，改為存在遠東銀行和中國銀行各一半，原東省特別區的教育經費也由蘇方承擔一半。
　　④俄文報紙問題。奉俄條約簽定後，蘇方在東北創辦了相當多的親蘇俄文報紙，內容難免帶有宣揚社會主義成份，奉系對此監察甚嚴，每年以“宣傳過激”遭到停刊的親蘇俄文達十餘份之多。
　　⑤其它問題。這些問題包括蘇方支持中國共產黨、通過東北向南方郵寄革命報刊（如1926年3月4日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公署指令哈爾濱戒嚴司令部，將蘇聯寄往廣東省俄文馬列主義書籍103捆、《前進報》225捆扣留）、哈爾濱市政權問題（哈爾濱市公議會長期由俄日英等國控制，俄人占優勢，經多次要求將正式文字改用華文、增加華人議員、交涉無效，1926年4月30日，張作霖下令取消哈爾濱市公議會，組設市自治臨時委員會，被沙俄侵占28年的哈市政權得以收回曾遭到駐哈外國領事團一致質問）、蘇方成立的中東路職工會被奉系稱為非法問題、東北軍使用中東路運兵費用問題。
　　雖然雙方在這些問題存在眾多摩擦和衝突，但大體上仍相安無事，到1928年中東鐵路還獲得相當豐厚的利潤，由中東路督辦被稱為全國第一肥缺可想而知。

東北政局的變化
　　奉系的勢力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後達到了頂點，不僅一度占據了中央政權，勢力遍及全國，就連遠在東南的孫傳芳都宣布擁戴奉系，全國僅有的反奉勢力僅有此時僅占據廣東省大半的廣東革命政府，1926年孫傳芳、吳俊升、張宗昌、閻錫山等十六人更是聯名通電全國推舉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對抗北伐。自護國戰爭之後，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使北洋軍閥距離統一全國的理想如此之近。奉軍的實力也達到空前的地步，僅東北國防軍就有十八個師之多（最多時編制達二十個師，後縮為十四個師），擁有全國首屈一指的海空軍實力。
　　但是從此奉系走了下坡路，其過程十分複雜，本文僅講述其中幾個最重要且與中東路事件有密切關係的事件。
　　1925年10月16日孫傳芳等通電討伐張作霖，奉浙戰爭開始，標誌着奉系勢力沒落。緊接着11月22日奉軍第三軍團副軍長兼第十軍軍長郭松齡在灤洲召集部屬舉行會議，宣布倒戈反奉。23日，郭松齡遣兵出關，其後宣布將所部改組為國民革命軍。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郭松齡反奉”。
　　郭松齡是奉軍中最善長作戰的將領，所率部隊又是東北軍中最精銳的部隊，因此張作霖與日軍簽訂了“日張密約”，日軍8000餘人喬裝張軍，向郭松齡軍左翼進攻，郭松齡反奉失敗被殺。
　　郭松齡反奉僅持續一個月，但對後來的中國歷史影響極大，無論是“皇姑屯事件”、“楊常事件”、“中東路事變”甚至“九一八事變”都與此有着密切的關係。
　　郭松齡反奉也標誌着奉系勢力的徹底沒落，奉軍士氣為此大受打擊極為低落，此後數年屢戰屢敗。
　　1927年4月6日—9日，張作霖命令奉軍和京師警察廳出動數百名軍、警、特務搜查蘇聯大使館、遠東銀行和中東鐵路駐京辦事處，逮捕蘇聯使館人員及李大釗等中共黨人，搜走大量機密資料並予以發布。4月7日，蘇聯駐華大使就中國軍警搜查使館，違犯國際公例、侵犯使館尊嚴，向中國當局提出抗議。9日，蘇聯政府向中國駐蘇聯大使鄭延禧遞交最後通牒和抗議照會。10日，蘇聯同中國斷絕外交關係。此事開創了民國史上可以搜查外國使領館，逮捕外交人員的惡劣先例，甚至演變成廣州起義槍殺蘇聯副領事等人的事件。
　　一個月以後，奉軍主力在豫南大戰中被張發奎、唐生智部戰敗，直魯軍在津浦線被蔣介石軍隊戰敗。
　　1928年6月2日，張作霖發表返奉通電，3日晚上，日使芳澤逼張作霖正式簽署“日張密約”（郭松齡反奉時私訂的），張拒不接見。深夜，張作霖秘密乘火車離北京返奉。4日晨5時27分，在奉天附近的皇姑屯，張作霖所乘專車被炸。吳俊升等人當場死亡，張作霖受重傷後，也於當天死去，此即“皇姑屯事件”。
　　6月19日，張學良就任奉天督辦，統領奉系，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1929年1年10日張學良將原東三省兵工廠督辦楊宇霆和黑龍江省省長常蔭槐處決。翌日通電宣布楊、常二人朋比為奸，阻撓易幟，用人唯親，動用公款等罪狀。此即“楊常事件”，樹立起其在東北軍中的絕對權威。

中東件事變的爆發
　　1929年，張學良下令回收中東電話權，蘇聯予以默認，但蘇聯駐奉天領事庫茲涅佐夫就東三省交通委員會收回中東路電話權問題，向張學良提出抗議，要求償還百萬元安裝費。
　　4月，張學良召集張作相、張景惠、呂榮寰等討論中東鐵路的問題，蘇聯在談判中做出讓步，允許華人擔任商務、機務、車務、總務、會計、進款等6處處長，但要求中國方面承認中東路蘇聯工會。張學良故此認為蘇聯態度軟弱，不久即收回中東鐵路哈爾濱氣象觀測站，蘇聯亦予為默認。張學良更認為蘇聯沒有什麼了不得的。
　　1929年5月27日，張學良得蔣介石密電。電文大意是：馮玉祥組織“護黨救國軍”叛亂，與蘇聯駐哈爾濱領事有關，讓張派人搜查蘇駐哈領事館。張學良立即密電哈爾濱特區長官張景惠（不知讀者對此人有否印象，此人土匪出身，後投靠倭賊，任偽滿國務大臣達十年之久，其人長於書法而無氣節，曾有書法言“日本之興即滿洲之興”，印於偽滿郵票，印象甚深，此為我中華民族之恥，莫忘之！），張景惠即派軍警搜查了蘇聯駐哈使館，搜走兩箱秘密資料，並稱蘇共定於本日正午12時至下午3時在哈爾濱蘇聯領事館地窖內召開“第三國際
共產宣傳大會”，以“俄人宣傳赤化，顯違奉俄協定”為由，在搜查中將前來領事館的中東路沿線各站、三十六棚地區各工廠職工聯合會、蘇聯商船局，遠東煤油局、遠東國家貿易局等負責人39人逮捕，甚至抓走蘇聯駐哈總領事，同時封閉了蘇聯職工會，並強迫中東路蘇方正、副局長停職。晚10時，張景惠電令“沿線軍警嚴加防範”。29日，張景惠下令封閉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等地蘇聯領事館。31日，蘇聯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議。此即為“中東路五二七事件”，成為中東路事變的開端。
　　蘇聯對此事反應速迅，做好了戰與和的兩手準備，6月5日，海參崴當局要求釋放其在哈爾濱領事館被捕人員，表示願意以縮小中東鐵路局長權限作為交換條件。13日蘇聯增兵海蘭泡，吉林省當局亦調兵赴璦琿增防。17日蘇聯增兵滿洲里附近，萬福麟派第三旅增防呼倫貝爾。
　　6月22日—25日，張學良在瀋陽召開對蘇會議，決定改編陸軍屯兵吉蒙邊界，接收中東路方法等問題，7月7日，張學良抵達北平與蔣介石會晤，商談有關中東路的對策，會談內容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蔣肯定對收回中東路表示支持7月10日，東三省當局在中東鐵路沿線各地配置軍隊，沒收鐵路電報、電話，查封蘇聯商船公司、貿易公司、火油公司等，將中東鐵路管理局葉木沙諾夫、副局長艾斯孟特等蘇聯高級官員全部免職，令范其光代理局長，解散蘇聯職工聯合會、共產青年團、婦女部、童子軍等團體，逮捕蘇聯人200餘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中東路事件”。
　　13日，蘇聯就中東路事件向南京政府發出為期3日的最後通牒。同時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自7月1日至13日經由輪船發往蘿北、璦琿、烏雲、奇克、遜河等縣公文郵件，均被蘇軍扣留。15日中東路貨車停駛，烏蘇里鐵橋被蘇方破壞，吉林、黑龍江軍隊開往五站、滿洲里。
　　17日蘇聯政府宣布與國民黨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停止與中國的鐵路交通，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兩協定規定的一切權利，並警告中國東北當局和南京政府，中東路如不恢復原狀，中國將有莫大危險，戰爭至此已不可避免。

中東路事變的起因
　　1929年東北易幟前後，南京國民政府頭面人物吳鐵城來到東北，與張取得聯繫，曾有言“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大；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危”，蔣介石更是片面誇大蘇聯在東北的勢力，使張學良認為蘇聯在東北勢力對其統治構成威脅。同時蔣認為東北依舊是一個獨立王國，奉俄開戰，只會使自己獲得漁翁之利。
　　同時，東北軍中一些少壯派，向張提供了一些錯誤的訊息，說蘇聯內部空虛，邊境武裝不堪一擊，戰端一開，必然土崩瓦解，尤其連年收成不好，軍需民食大成問題，即或引起戰爭，最後勝利必然屬於奉系，張學良決定對蘇實施強硬政策。
　　這些人以中東路督辦呂榮寰為首（兼任中東路中方理事方，九一八後曾任偽滿產業大臣、偽滿駐南京大使等職），孫科在十多年後的《中蘇關係》一書中，提到張學良發動中東路事變是“宵小”所致，所指的宵小就是呂榮寰。據許多東北軍老人回憶，呂之所以要挑起中東路事變，是因為中東路歷年鐵路盈餘很多，蘇方局長主張用於建設，修建鐵路，而呂榮寰等則要按股分利，以便從中貪污，於是慫恿張學良強行收回中東路，以致釀成戰事。
　　主張收回中東鐵路路權的除呂以外，還有負責對蘇外交的東省特區長官張景惠和在張手下辦理對蘇外交的特區教育廳長張國忱、中東鐵路理事鄒尚友（後任南京政府外交部司長、公使、大使等職）、李紹庚（後任中東鐵路理事長，九一八投靠偽滿，任中東鐵路督辦，1935年任偽滿州國交通大臣衙任外交部大臣，1945年3月任偽滿駐南京大使）等，張國忱、鄒尚友、李紹庚全是哈爾濱商業學校畢業的學生。這個學校是帝俄在哈爾濱辦的學校，華人學生從小住在俄國人家裡寄住，所授的課程也全是俄文課本，由這個學校畢業的學生不但俄語很好，就是生活習慣和世界觀也是帝俄那一套，對帝俄時代的將軍也有特殊的崇信。張國忱有一個白俄顧問是帝俄時代的將軍，名叫托瑪夫斯基，他向張建議說：“蘇聯有大饑荒，人民奄奄待斃，對於共產黨政權極度不滿，歐美各國對於蘇聯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時發難，共產黨必倒台。中國若能趁這個機會將中東路主權一舉收回，不但蘇聯此時無力進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強也必雙手高舉，贊成中國的行動”。張、鄒等人此時正想擠掉呂榮，由張取而代之。他們對呂不懂俄語，不諳俄情，卻占據全國第一肥缺，心有不甘，同時他們有南京政府外交部也有聯繫，由蔡運升去職、鄒尚友到外交部任職可知。
　　至於張景惠，他是張學良的父執，而東省特區行政長官一職，在東北非常重要，這一要職甚至比省主席還要重要。因為北滿經濟動脈中中東路的一半經營權和沿線的地畝、教育、工礦等行政管理權，以及有二十萬以上白俄居住的哈爾濱管理權，都歸其所有，而張是人所共知的庸碌無能、事理不明，是非不分。托瑪夫斯基則企圖利用中國在西伯利亞搞復辟，日後在東北組織的兩路拒俄聯軍全有身着軍服的白俄人參加。
　　九一八事變之後，馬君武曾寫詩《哀瀋陽》諷刺張學良，全詩如下：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
　　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
　　這首詩來形容中東路事變的張學良，卻是最最恰當不過，當時張學良一面吸食毒品，一面與趙四小姐偷情，在這種情況又豪情沖天般決定對蘇作戰。
　　東北軍也有不少人反對對蘇採取強烈，“輔帥”張作相就是其中反對最強烈的一位，他對張學良說：收回中東路是好事，可是這事非同小可。進兵接收，勢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國力量對付蘇聯，也未必能打勝，只憑東北軍去打蘇聯能行嗎？恐怕收不回中東路，反而惹出麻煩，也要防止日本人乘機搗亂。張學良覺得張作相把困難想的太多，派人回吉林規勸張作相：“根據多方情況，蘇聯決不能在遠東作戰，收回中東會馬到成功的。”張作相看到張學良主意已定，也就不再堅持，但張相作的意見後來都不幸料中。
　　步兵第四旅旅長劉翼飛也是反對出兵，張認為劉是支持其出兵，原意讓劉去吉林勸張作相，對劉說擬派十個旅開赴東鐵沿線收復中東路，結果劉十分直接地回答：“我們如果僅僅出十個步兵旅就能擊敗蘇聯的話，那我們就不致退回關外，老將也不致遇害了。”張說：“根據各方情況，蘇聯決不能打！”劉說：“從軍事學來看，打仗有沒有把握，不在於敵人能不能打，而在於我們怕不怕和行不行。”張中止派劉去吉林，對人說：“怎麼翼飛這次也氣餒了呢？”
　　蘇聯對華斷交之後，王家楨（張學良秘書，在日本很有影響力，田中奏摺就是他通過蔡智堪搞到的）接到駐東京辦事人拍來的電報說蘇聯對華斷絕外交了，他知道事情嚴重。蘇聯與中國斷交，南京肯定能先接到通知，那麼南京也不能不首先通知東北當局，但當時南京政府方面毫無消息。當時張學良在北戴河避暑，王拿着電報大帥府秘書廳向王樹翰秘書長說：“事情弄嚴重了，蘇聯和咱們斷絕國交了！”王樹翰很吃驚地說：“你怎麼知道？從哪來的消息？”王家楨出示了東京來電，王樹翰非常驚慌地打電報給張學良，請張即日返沈。讓王
家楨氣憤的是，這個絕交消息在報紙上公布以前，南京始終未告知東北政府。
　　　　
蘇軍的反應
　　蘇軍針對中東路事件，於8月6日迅速成立了蘇聯紅旗特別遠東集團軍，總兵力約四萬餘人，下屬兵力3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一個蒙古騎兵營，特別遠東軍裝備精良，有大量飛機、坦克、重炮、戰艦等技術兵器，還裝備了當時蘇聯最新型的MC-1坦克(MC-1被稱為“俄國版雷諾FT-17”，是蘇聯第一種批量生產的坦克，在蘇聯坦克發展史上有着極其重要的地位，1932年開始退役，蘇聯人把履帶等行動裝置拆掉，加些水泥木板掩護，被用於當作邊境守備據點使用。張作霖的FT-17和蘇聯的MC-1都有部署在中東路前線，但交戰情況不明)，並不斷得到支援，至少增加第21和第35師和若干內務部部隊。我手裡沒有特別遠東軍最高峰的兵力，但可以肯定的是特別遠東軍兵力最高峰不少於8萬人，海軍方面負責支援的是阿穆爾河區艦隊（阿穆爾河即俄語黑龍江），1929年，中東鐵路事件前夕，阿穆爾河區艦隊已有3個艦艇大隊（淺水重炮艦、炮艦和裝甲艇共14艘）、1個掃雷艦中隊、1個航空隊（14架飛機）和1個陸戰營，戰後阿穆爾河區艦隊有63名官兵榮獲紅旗勳章。
　　特別遠東軍的司令員是布柳赫爾元帥，也就是北伐軍的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他是蘇聯首批5位元帥之一，對東北情況和奉軍情況非常熟悉，是北伐的戰略總設計師，曾是蔣的首席軍事顧問，蔣對他評價極高，即使在冷戰高峰期（一九五七年）著成的反共名著《蘇俄在中國》（據說是台灣的三個代表），加侖仍是唯一獲得正面評價的蘇聯人，他回憶道：“這時候，留在漢口的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布魯轍，即嘉倫將軍，離漢回俄時，仍經上海，特地來見我。這位嘉倫將軍自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來到中國以後，我認為他是俄國將領中最為傑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還有最難得的一點就是他絕對沒有布爾什維克的氣味，所以我至今對他還是念念不忘。”至於蘇軍中的軍官，我手裡缺少這方面的資料，但據我所知，至少有兩位二戰中的蘇聯元帥在此役中擔任相當重要的角色，日後死守斯大林格勒而名揚一時的崔可夫當時就在集團軍參謀從事情報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直接對集團軍司令官布柳赫爾負責，羅科索夫斯基任庫班騎兵第5旅旅長。據說朱可夫時任羅科索夫斯基指揮的庫班騎兵第5旅一個騎兵團長，可惜我手裡沒有資料證實這一點。
　　蘇軍在東線使用空軍進行空襲，東線轟炸了綏芬河、穆稜兩車站，西線的蘇聯遠東紅軍進攻滿洲里及扎賁諾爾，搶去機車，轟擊車站。

奉軍的部署
　　當時中東路東線護路軍的是吉林軍的旅長丁超，西線護路軍是黑龍江軍的旅長梁甲忠，戰事忽發，他們事先毫無準備，當時首當其衝是梁忠甲和韓光第兩旅。呂榮寰則向吉林省邊防副司令長官張作相告急，請派兵增援東線。張反對和蘇聯出兵，故復電謂“軍隊沒有開拔費”，令路局電匯哈大洋10萬元，張作相才下令出兵，此時奉系在一線兵力約為6萬人左右，在兵力上占一定優勢。
　　張學良此時發布了動員令，派王樹常為防俄第一軍，率一部東北軍開往東線，派胡毓坤為防俄第二軍軍長，率一部東北軍進擊於西線，此時奉軍一線約十餘萬人，在兵力上略占優勢。
　　
奉蘇軍隊戰鬥力對比
　　1929年的蘇軍，距離三十年代的大清洗還早，國內戰爭期間的將領都還在世。二個五年計劃的成功，使蘇軍獲得並熟練使用大量技術兵器，如飛機、重炮、坦克等。蘇軍當時的士氣也很高，蘇軍的政治工作作得很出色。
　　反觀奉軍，長期以來占據東北，故戰事不利時可退往東北，戰事有利時可以出兵關內，故此勇敢精神不夠。奉軍多數將領都是土匪出身，軍事素質差，軍隊兵員素質亦差，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這一點暴露無疑，因此奉軍一度大力發展海空軍，空軍實力一度號稱全國最強，大力任命年青將領，但總體上進取精神仍然不足。　　
雙方初期的軍事衝突
　　7月20日，蘇聯在黑龍江上扣留中國海城號、宜興號兩艘輪船。21日—23日，蘇聯駐齊齊哈爾、哈爾濱、海拉爾、滿洲里、黑河、綏芬河領事及海關職員和僑民經滿洲里回國。至23日止，蘇聯人經滿洲里回國者已達500餘人，多半為婦女和兒童。23日，中東鐵路500餘名蘇聯員工呈請辭職，代局長范其光以其“無故辭職違則，妨礙路務”予以免職，至本日止蘇聯員工辭職或離職者593人。同時，蘇聯在烏蘇里江和黑龍江扣留華輪，除航務局被扣5艘外，商船也有5艘被扣。沿江電報線亦被蘇方割斷。
　　7月28日，蘇軍步兵1個團、鐵甲車3輛、炮4門，到十八里小站，割斷通滿洲里電線，勒令中國軍警撤退。該站駐軍1個排和4名警察，因寡不敵眾，於晚7時撤退。29日，蘇軍炮擊中國密山縣當壁鎮。
　　7月31日蘇軍又出動20架飛機在中國軍隊上空盤旋偵察。
　　8月6日，中東鐵路細鱗河站鐵橋石墩被炸壞兩個。此後，破壞鐵路，炸毀隧洞等事時有發生。
　　8月8日，蘇軍百餘名攜大炮2門、機槍3挺，在鷗浦縣街南門外與中國陸軍交戰，互有傷亡。蘇機5架在綏芬河市上空盤旋，鳴“空炮”200餘響，在東山陸軍防所附近及國界三道洞子各投彈1枚，後又來蘇機27架在中國領空飛行數周而去。午後4時左右，蘇軍百餘人占領滿洲里紅山嘴子。夜間進至三卡（即額爾德尼托羅輝卡倫）。
　　8月9日，蘇軍40餘人在距蘿北縣30里之古站設卡兩道。遮斷交通，擄劫行人。同日蘇軍300餘名及軍艦2艘占據距同江90里之胡家柈廠。
　　8月11日，密山縣當壁鎮燒商東源茂，請來民團40名，連同所雇“護勇”共有槍80餘支。當晚與蘇聯騎兵400餘名交戰，被蘇軍打敗，趕出商號。
　　8月12日，北兆興鎮三間房、綏濱中興鎮、李家油坊等處被蘇軍2000餘人分頭占領。蘇軍40餘人乘小船8隻到烏雲縣柳河屯登陸，打死保衛團多人，返回彼岸。
　　8月13日，蘇方用大炮攻擊鷗浦縣城。14日早縣城失守。文書檔案被焚毀，縣政府遷至呼瑪縣屬金山鎮辦公。
　　8月15日，15日 張學良下達對蘇作戰動員令，派兵6萬，任王樹常、胡毓坤為東西兩路總指揮，增防國境。蘇軍炮轟東寧，激戰一夜未曾攻入，次日黎明蘇軍撤退，同時向扎賁諾爾東北軍梁忠甲部43團駐地派出步兵百餘名。
　　8月16日 蘇軍步兵兩連、騎兵一連由蘇境阿巴該圖向扎蘭諾爾中國陣地射擊，雙方戰鬥2小時，互有傷亡。午後2時30分，蘇軍步、騎、炮約一師兵力，由阿巴該圖越境，向扎蘭諾爾站進攻，炮擊東北軍陣地，雙方激戰5小時，蘇軍始退。根據當時臚臏縣縣長齊肇豫電稱：“俄軍此次越境，據聞意在破壞扎站鐵橋、斷絕交通”。
　　8月17日，中國國民政府發表對蘇聯交戰宣言。駐滿洲里梁忠甲旅長報告戰況稱，所屬三十八團、四十三團午後與來犯蘇軍步、騎兵一個團作戰4小時，現仍處於對峙中。蘇軍在阿巴該圖附近有一個師以上兵力，並有特種部隊。蘇軍襲擊海拉爾交涉員所屬的七卡、八卡，雙方交戰一晝夜，中國軍隊敗退。
　　8月18日晚10點30分，蘇軍又開始向扎賁諾爾東北軍第43團2、3營陣地攻擊。
　8月19日下午一時，扎賁諾爾四十三團陣地對面蘇軍又增兵約六、七百名。五時蘇軍又出動飛機五架由阿巴該圖向十八里小站飛來，8月19日，蘇軍攻陷綏濱縣城。
8月20日早6時，蘇軍用鐵甲列車運兵200餘名，向梁忠甲部騎兵十團進攻，戰鬥1小時左右蘇軍退去。
　　8月31日，蘇軍大船炮轟黑河察哈彥等三卡倫，卡房被焚毀。
　　8月25日，蘇軍步騎兵四百餘名，在扎賁諾爾駐軍四十三團陣地右前沿約千米處構築工事。
　　9月4日，蘇軍以異常猛烈的火力向駐紮蘭諾爾的四十三團、三十八團陣地右翼轟擊。
　　9月9日下午4時，蘇軍約一個團，在大炮掩護下，由十八里小站方面向滿洲里車站中國軍隊發起猛攻。晚8時30分，蘇軍撤退。下午4時，蘇機8架轟炸綏芬河車站，中方傷亡50餘人，一團長受傷。
　　9月16日夜，蘇軍百餘名襲擊臚臏縣庫克多博卡哨卡，焚毀卡房。
　　9月28日，蘇軍200餘人攻打畢拉爾河（即十一卡），打死卡官呂得祥；打死打傷卡兵及男女百姓百餘人。室韋縣長及九卡、十卡亦先後退至河塢以南。
　　蘇軍初期使用至多不超過一個團的兵力，對東北軍進行襲擾，企圖迫使東北軍做出讓步，東北軍則針鋒相對，在中東鐵路中大量用起用反蘇的流亡白俄，並召集白俄人入伍。早年張宗昌所率領的直奉聯軍就有五六千名白俄軍人，這些白俄多是職業軍人出身，軍事素質好，雖然紀律較差，但戰鬥力給東北軍留下很深的印象，故此東北軍企圖以俄制俄，不料更加激怒了蘇軍。
　　
蘇聯工人的罷工行為
　　中東鐵路職員多為蘇聯人，中下層職工中亦有相當多的蘇聯人，中東路事件後他們發起大規模罷工，實際上使中東路全面停開。
　　8月6日，中東鐵路蘇聯職工會號召全體蘇籍職工辭職散發傳單。傳單說，東鐵職工已被奉天當局裁去約1000人，又有2000蘇聯職工自動辭職。呼籲蘇籍職工不再為中東鐵路者作事。
　　8月9日帽兒山站蘇方副站長西大連克、郭洛吉洛夫，召集蘇職工開會，擬於11日一律罷工，事泄後，2副站長被捕。
　　8月11日，中東路特警第三區警察總署將綏芬河東鐵機務段第四段管內辭差的蘇聯職工53名以“變形罷工”名義解送護路軍總司令部訊辦。
　　8月14日，扎蘭諾爾煤礦蘇聯職工破壞礦內設備，鼓動罷工，並在河水暴漲時挖開土坎、淹灌煤溝。
　　8月21日，軍政鐵路聯合辦事處令，將太平嶺、細鱗河兩站已辭職之蘇聯人一律逮捕，嚴行訊問炸車“正犯”，如不能指出“正犯”者一律扣留。
　　9月2日，東省特別區特警處逮捕預謀炸松花江大橋的蘇聯人2名。
　　
日本的反應
　　中東路事件爆發後，日本關東軍一方面不准中國武裝部隊經由南滿鐵路北運，另一方面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和關東軍主任參謀石原莞爾等組織“參謀旅行”，一行到哈爾濱。石原莞爾奉命起草了《關東軍占領滿蒙計劃》。
　　同時，日本方面對中國查封蘇領館，驅逐蘇正、副局長“異常側目”。日本駐長春第三十八聯隊部並第二大隊日夜進行實彈演習，並準備以200萬元的資金修建營房和陸軍醫院，同時準備再從本土調集一萬人，待雙方精疲力盡後趁機獨霸東北。
　　
決戰
　　蘇軍經過兩個多月的時間，通過西伯利亞大鐵路集結了超過八萬人以上的強大兵力，後勤補給也沒有問題，而同時奉蘇談判完全破裂，9月18日蘇聯政府向各國大使宣布，關於中東鐵路問題，蘇方始終主張和平解決，而中國態度虛偽，毫無誠意。認為今後之交涉無望，以前經過德國調停一切交涉斷然中止。此後對於中俄國境惹起一切不祥事件之責任，蘇概不承擔，決定對東北軍發起致命性的攻擊，以促使東北當局回到談判桌前。
　　東北軍對此亦有了解，故10月4日，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擬定《國民義勇軍組織條例》。內稱，“赤羌寇邊，首在抗禦，凡屬國民或團體有為國犧牲效命疆場之志願者，投為義勇兵、義勇軍”。條例規定，名義上屬個人者，定為國軍義勇兵，屬於團體者定名為國民義勇軍。
　　10月2日，蘇軍步兵千餘人向滿洲里三十八團三營陣地進攻，雙方戰鬥激烈。隨後又不斷以飛機大炮掩護向滿洲里車站各陣地進攻，雙方戰鬥到3日晨。
　　10月10日，貝加爾方面蘇軍3萬人向中國東北邊界進發，而此時負責防守梁忠甲旅已與蘇軍對峙數十日之多，後援不繼，告急求援。
　　10月12日，爆發了著名的三江口中蘇海戰，亦稱同江之役。早5時，蘇軍出動飛機25架、軍艦10艘、機關炮車40餘輛，後又增派騎兵約800餘名、步兵3000餘，向同江中國軍隊進攻。至午後3時，同江縣城失守。此戰役
中國海軍江防軍全軍覆沒。
　　詳細經過是十二日晨在同江的蘇聯海軍阿穆爾河區艦隊（也有資料稱是蘇軍遠東艦隊，但從蘇方資料來看應為阿穆爾河區艦隊）由斯加斯克率領以旗艦"雪爾諾夫"號為首的艦艇共9艘（軍艦5艘，其中3艘噸位在950噸以上，另有4艘武裝輪船，計有152毫米大炮4門，120毫米大炮18門，並有飛機十餘架支援），飛機25架；東北江防艦隊則由"江亨"艦長尹祚干代理指揮"利捷"(旗艦)，"利綏"，"江平"，"江安"，"江泰"等六艘淺水炮艦應戰，另有“東乙”號武裝駁船。（除“江亨”為550噸，“利濟”為360噸，其餘均在200噸以下，全艦隊只有
120毫米炮5門。）
東北海軍由於沈鴻烈的先見之明，事先藏了一艘拖駁船"東乙"號在蘆葦淺灘中，在船上放置兩尊120毫米大炮並先詳加測准距離。十月十二日清晨五點半戰事一開啟"東乙"即發炮攻擊停泊不動的蘇軍旗艦，蘇軍未料到中方有此一招，當即被擊中指揮艦橋，據中方稱在炮擊中蘇軍司令，參謀長，旗艦艦長等多人當場陣亡，但未得到蘇方資料證實，不久"雪爾諾夫"號即沉；蘇軍的另外三艘亦被"東乙"擊成重傷。
但到了九點蘇軍的飛機加入戰場，戰局馬上改觀，江平、江安、江太、利捷、東乙等5艦被擊沉，利綏艦受重傷逃回富錦。其後蘇軍飛機和艦艇集中火力掩護步兵400多人在三江口地區登陸，並對東北軍陣地發起衝擊，駐守此地的東北海軍陸戰隊第一大隊和陸軍一個營協同抵抗，擊退了蘇軍首次進攻。蘇軍調集援兵近3000人，迂迴到下游10餘里處，襲擊守軍側翼，經過白刃戰後，守軍大部戰死，陣地被蘇軍占領。是役東北江防艦隊傷亡300餘人，艦艇幾乎全部損失，"江泰"艦長莫耀明亦陣亡。張××、路××兩團以下軍官17人被打死，士兵傷亡500多人（根據東北軍事後公布的數字，總傷亡人數為700餘人）。而根據中方公布的數字蘇方飛機被擊落2架（也有資料稱是1架），軍艦被擊沉3艘，傷數艘，人員傷亡700餘名（這是明輝最感到懷疑的數字，因為在全面主動的情況傷亡居然同中方相當，但由於沒有蘇軍公布的資料，暫時以此為準，另有中方資料稱蘇聯海軍傷亡70餘人，較為可信）。下午2時，蘇軍進占同江城，次日退出。19日蘇軍撤走。三江口之戰規模不大，但是中蘇之間唯一一次海軍交戰，兵種齊全，有艦艇、飛機、陸戰隊，形成陸戰空立體作戰。
　　13日下午3時，蘇聯騎兵200餘，攜炮6尊，乘船越境，向臚臏縣庫克多博卡倫進攻。卡官因兵力單薄不戰而退。
　　10月15日，蘇駐哈爾濱領事館被捕之蘇聯人員被東省特別區法院判刑，19日東省特區當局以“有接濟共黨嫌疑”，對蘇聯遠東銀行實行監管，由市政局，總商會和銀行公會組成保管遠東銀行財產委員會，21日南京外交部電令駐德國公使蔣作賓中止與蘇聯談判，這一系列事件對於蘇軍的全面進攻起了火上燒油的作用。
　　10月26日，蘇軍百餘名攻占奇乾縣，同日黑河電燈公司被炸毀。
　　10月30日，蘇軍再占同江。31日早9時，蘇艦7艘突然破壞攔江索，進入富錦江岸，與中國軍隊激戰，有少數騎兵登岸。中方的"利綏"，"利川"艦先後自沉只有"江亨"艦參戰，但僅發炮三發便自沉（有其與蘇軍激戰一小時，不實），艦員爭相逃命，此即富錦之役。午後7時，蘇船21艘由松花江上駛，騎兵一部由吐子元上陸，節節進逼富錦。9時，蘇艦7艘靠近富錦江岸，步騎炮兵約六七百名登陸。東北軍不戰自潰，11時富錦縣城被占。中國軍隊退向樺川。蘇軍將“文武機關分別焚燒”，通訊機關盡數破壞。將錦昌火磨等“所有麵粉”“分給
貧民”，並將“械彈及軍需品盡數掠去”。11月1日晚，蘇軍步騎炮兵由東門撤走。2日晨蘇艦陸續撤走。
　　以後蘇軍連續起動進攻，至11月11日成立了哈爾濱戒嚴司令部，15日宣布戒嚴。
　　中方資料對此描述如下：
　　十一月十七日早七時，蘇軍以四萬餘人兵力(蘇方資料都稱蘇軍當面只有7632人，但在技術兵器上占有優勢)，大炮三、四百門，坦克車四十餘輛，飛機三十眾架開始了大規模地進攻滿洲里和扎賁諾爾。首先在滿洲里投擲炸彈，國民黨駐軍司令部、電車房、三十八團樓房、憲兵所均被炸毀。無線電台也被震壞，當時滿洲里防疫醫院院長被炸身亡。據國民黨軍隊稱當時是”敵眾勢猛，彈如雨注”。
同日在扎賁諾爾車站方面已於10時被蘇軍占領，凌晨四點查罕敖拉廣信公司煤礦也被蘇軍占領，礦區被炸為焦土，所存煤炭付之一炬，煤礦經理孫鶴雲被捕，不久又被釋放。
十八日下午一時，扎賁諾爾煤礦也被蘇軍占領，國民黨受軍韓光第旅長、張林雨團長陣亡，全旅官兵傷亡過半，千餘被俘，呼倫貝爾盟漁稅局李局長正值在扎賁諾爾礦也中彈身亡。
與此同時，滿洲里車站戰況越來越激烈，進攻扎賁諾爾的蘇軍也調到滿洲里方向，蘇軍發起的進攻非常兇猛，一時間硝煙瀰漫、炮彈橫飛，當時炸毀民宅多處，日本領事館隔壁的日本旅館也被炸毀。雙方激戰兩晝夜，國民黨軍隊飲食困難，加上疲勞過度，蘇軍以戰勝之師，猛烈攻擊到滿洲里車站南山頭，國民黨軍隊瀕於危急關頭，梁忠甲旅長親自率領全旅官兵全力抵抗，蘇軍進展緩慢。此時扎賁諾爾方面已經完全失守，國民黨軍失去外援，戰事不利於國民黨軍隊。十九日，國民黨軍隊司令部所在地南山頭已經幾乎無兵，蘇軍飛機投彈甚
密，雙方越戰越近，最後達到了刀刃相交。喊殺之聲，聞於數里。在國民黨軍隊司令部門前的戰鬥最為激烈，但由於寡不敵眾，國民黨軍隊傷亡甚眾，加之外無援軍漸漸不支。雙方一直對峙到二十四日晨三時，國民黨軍隊彈盡授絕，無力持久。不得已而向扎賁諾爾方向猛烈進攻，試問突破蘇軍包圍。繞道達賁湖退守，以待援軍。但最廳不得突圍，被蘇軍迎頭堵擊，將國民黨軍隊中央突破而左右均遭蘇軍攻擊，無可奈何只得退回滿站，隨後蘇軍炮火猛烈轟擊市區。當時．市區秩序大亂，一些無業流氓乘機槍掠民財、—些商店、房屋均被炸毀、
焚燒。此時，國民黨軍隊仍擬扼守四門，進行背城一戰。後經當時滿站政、警、紳、商各界在一起協商；認為情況十分危迫，國民黨軍隊已彈藥盡絕，而援軍又一時不能開到。蘇軍則越攻越猛，越逼越緊。如果再少許延長時間，勢將要犧牲眾多生命。另一方面考慮當時僑居滿市的日本人比較多，其生命財產：又沒法保護。根據這種情況，於是便一面請求國民黨駐軍梁忠甲族長考慮滿市人民的生命，財產：另一方面又推舉臚臏縣長齊肇豫赴滿站東巴里木地方，當時市政公所翻釋股長趙永祿赴八十六號小站．在蘇軍炮火猛攻之下，分別與蘇軍司令官交涉停戰。當時，蘇軍總指揮沃斯特洛索斯基要求解除國民黨軍隊全部武裝。
同時，國民黨軍隊要求蘇軍進入市區要嚴守紀律，並對解除武裝的官兵保全生命，並要求優待。蘇軍全部答應了條件。不久即停戰，這樣國民黨軍隊戰鬥三天無效，蘇軍進入市區。
國民黨軍隊被解除武漿，全旅被俘官兵約七千餘人，輕傷六百餘人。梁忠甲旅長，李、張兩參謀長及各團長均於二十四日送往蘇聯境內：魏副旅長陣忘，其餘官兵傷亡兩千餘人。
蘇軍進入滿洲里是十一月二十日早晨十點，隨即設立了總司令部和衛戍司令部，在滿洲里車站設立了政治探訪局，局長為戈彼烏成員。蘇軍首先給予工人、農民麵粉和錢幣以便生活。然後將戰時民間被搶物資收集到一起，張貼布告，讓失主前來認領，並在發放物品時拍攝了照片作為宣傳材料。
蘇軍設立的政治探訪局專門搜查流竄到滿洲里的白黨和反對蘇聯政府的人。當時滿洲里俄僑尼基金中學校長戈拉肖夫，房產業主會長果洛闊夫、教堂神甫伊茲沃里斯等二百五十多人以及扎賁諾爾礦華俄職工約二百人均被逮捕，先後押解蘇境。同時在各機關職員中進行搜查，逮捕了警察署長和官兵九十多人，以及路警、巡警等五十多人也被逮捕押解蘇聯。
市區實行了非常嚴格的秩序管理，頒布了軍事管制條例，街上行人只能通行到夜晚十點。蘇軍占領後幾天，一些商店開始營業，蘇聯的盧布和中國的銀圓同時使用。教堂也開始禮拜，個別學校複課，還開放了幾個電影院，專門放映一些宣傳蘇聯社會制度的電影。
　　至此，東北軍一線全面崩潰。
　　11月23日蘇機12架轟炸海拉爾。呼倫公安局等自海拉爾向博克圖站撤退。24日蘇軍攻占海拉爾。
　　蘇方資料與此相近：
　　“11月17日清晨蘇聯太平洋第1師和騎兵獨立第9旅的部隊向離邊境40公里遠的密山開進。騎兵旅在航空兵支援下消滅了不少中國部隊，於傍晚時分抵達了密山敵軍的後方。及時趕到的步兵擊潰了奉天騎兵第一師和白衛軍的幾個團。敵人的損失光被擊斃的就近1500人。
蘇軍占領了敵人的司令部，繳獲了7麵團旗和大量的武器。
　　在後貝加爾地區，中國部隊的兵力將近16000人。可我軍只有7632名戰士。布柳赫爾決定對敵人採取各個擊破的方針。11月17日凌晨3時庫班騎兵第5旅從阿巴蓋圖伊鎮出發，步兵35師尾隨其後，越過河的冰面，沿額爾古納河東岸向扎賁諾爾集群後方挺進。中午在該城以東10-12公里處切斷鐵路，從後方進攻扎賁諾爾。切斷敵人從滿洲里的退路。中國部隊的一個營為了避免被包圍，向騎兵旅側翼發起突擊。紅色騎兵以勇猛的衝鋒把敵人打的潰不成軍。第二天騎兵在步兵第8團的支援下再次進攻扎賁諾爾。爭奪扎賁諾爾的戰鬥持續了兩晝夜。敵人雖然完全被包圍，而且他們的技術又不如我們，但是還是進行了前所未見的抵抗。他們把工事修的非常堅固，以至野戰炮兵和榴彈炮兵都未能炸毀戰壕和掩蔽部的蓋板。經過兩晝夜戰鬥18日蘇聯軍隊終於打跨了敵人的頑抗，衝進占領了該市。
　　與此同時我軍其他部隊包圍了滿洲里的中國部隊。向他們提出無條件投降的最後通牒。敵人決心防守，步兵第1旅、騎兵第3旅和一個炮兵營從嵯崗至扎賁諾爾方向增援。布柳赫爾命令立即發起總攻。11月20日清晨起戰鬥越來越激烈。敵人拼命企圖突圍。他們企圖在布里亞特蒙古族騎兵營的陣地上突破。汗講諾夫從塔昌卡（一種蘇式馬車，蘇軍常常在上面架設重機槍做為機動火力）上向進攻的中國士兵散兵線掃射。這只是敵人的誘惑性突擊，敵人的主力企圖向南突圍。後貝加爾集群的所有炮兵和裝甲列車都參加了作戰，航空兵不斷從空中
不斷從空中進行轟炸。由於傷亡慘重，中國部隊只好縮回城裡，接着也就投降了。只有少數殘敵逃進小山深處。
　　敵人第15、17旅被徹底擊敗。戰鬥結果：俘虜8000多人，打傷近1000人。俘虜中包括西北戰線長官（西路護路軍司令）梁忠甲將軍和他的司令部人員以及近250名軍官。敵人被擊斃1500人。我們繳獲了敵人所有的火炮、兩列裝甲列車和大批物資、武器和裝備。
　　我軍希望不再繼續流血戰鬥，號召敵軍步兵第1旅和騎兵第3旅的官兵放下武器投降。然而這項和平建議再次遭到了拒絕。蘇聯軍隊被迫繼續進攻。於11月23日占領嵯崗車站。四天以後占領了海拉爾城。”
　　根據蘇方資料，在這次戰鬥，蘇軍死亡143人，失蹤4人，受傷665人。而崔可夫在回憶錄認為蘇軍俘虜了張學良，實際張學良在中東路之役中一直呆在瀋陽，崔可夫將梁忠甲當作張學良。
　　
中東路事件的解決
　　25日黑河市政籌備處令佛山縣停止辦公，辦理遷移事宜。12月9日，該縣商民遷至烏雲。11月26日黑龍江省政府和東北邊防軍司令官公署決定，從本日起在齊齊哈爾宣布戒嚴，並委任竇聯芳為臨時戒嚴司令，所有駐省軍警均歸該司令指揮。
　　由於戰事不利，但加上得到南滿鐵路方面日軍有異動情況，反對與蘇作戰的張作相力勸張學良和平解決，經過談判，12月3日蔡運升與蘇聯代表斯曼諾夫斯基在雙城子簽訂《停戰議定書》（又稱“雙城子會議紀要”）。規定東北當局將中東鐵路理事長呂榮寰撤職，由蘇方推薦中東鐵路局正、副新局長；雙方重申遵守中俄、奉俄兩協定。5日，蔡回瀋陽報告。6日，東北政委會決定承認《停戰議定書》，並派蔡為正式會議代表。5日呂榮寰辭去中東鐵路督辦職務。11日，郭福綿代理中東鐵路公司督辦。
　　11月16日蔡運升與蘇方代表斯曼諾夫斯基、梅里尼可夫在伯力外交公署開始舉行中蘇預備會議。22日，蔡運升與梅里尼可夫在伯力簽訂《中蘇伯力會議草約》，規定兩國立即息爭，中東鐵路恢復中蘇合辦，蘇軍儘速退出滿洲里，彼此釋放所俘軍民，重設領事館。蘇方推薦魯德義、簡尼索夫為中東鐵路正、副局長。
　　伯力協定實際恢復了中東鐵路的原狀，但對於此時已不能再敗的東北軍來說，總算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結局中，不過此伯力協定一經發布，即被認為喪權辱國，大受攻擊，蔡運升更因此去職。南京政府後改派莫德惠與蘇聯交涉，蘇方要求莫去蘇之前，將引起中東路事變的禍首東省特區教育廳長張國忱去職，在張作相的相勸之下，張學良將張國忱免職。
　　至月底，東線、西線交戰的中、蘇軍隊開始撤退；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恢復；在哈爾濱松北收容所被拘禁的1400餘名蘇方人員被釋放；東省鐵路新組成的理事會通過《伯力協定》中關於東省鐵路的3個條件，即：（1）中東鐵路為中蘇兩國之企業，本諸1924年協議經營之；（2）恢復該協議締結時之原狀；（3）審查1929年7月10後發布的關於鐵路之命令，標誌着中東路事件基本得到解決。
　　1930年1月1日，1日 蘇聯新任中東路正、副局長到哈爾濱就任，恢復機務、車務、電務、會計等處蘇方處長及蘇聯工作人員職務。前中方副局長郭宗熙復職，代理正局長范其光仍任理事。4日中東鐵路局命令，在中東路辭職的鐵路員工一律復職。6日，蘇方局長令總會計處補發去年7月10日以後去職的蘇聯職工薪金。11日，下令裁撤去年7月10日以後錄用的中國職工280餘人。8日哈爾濱—滿洲里恢復通車，13日中東路由滿洲里至海參崴間恢復通車，中東鐵路實際恢復了中東路事件的狀況。
　　1月10日被蘇軍俘虜的東北邊防軍第十五旅旅長梁忠甲及所部官員自伯力回國，抵達滿洲里。17日調回黑龍江省城整補。3月4日梁旅再次調駐滿洲里，不過3月8日梁忠甲即病故，續任呼倫貝爾警備司令兼東北陸軍第十五旅旅長兼任護路軍哈滿司令即是日後義勇軍的名將蘇炳文。
　　中東路事件期間，蘇聯占據我國領土黑瞎子島，這是日後中俄在領土爭端中最難解決的問題之一。與此同時，受共產國際影響的中共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公開支持蘇聯，日後受到諸多指責，就連中共內部日後也將批評其為“左傾冒險主義”。

中東鐵路的結局　
　　1935年2月23日蘇聯同日本和偽“滿洲國”簽訂買賣中東路的協定，獲日幣14000萬元，1945年8月14日，根據雅爾塔協定，國民黨政府和蘇聯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條約》和四項協定，其中《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規定將中東鐵路駐南滿支線合併成中國長春鐵路，由兩面三刀國共同經營以30年為期，期滿無償歸還中國，1952年12月31日，根據《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蘇聯政府將中東路的一切權力及全部財產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