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安全戰略，兩難與出路

　　孟祥青

　　●中國的對外安全戰略將受到多種複雜因素的制約，中國只能在限制中尋找出路，既不能走全球主義的極端，也不能走國家主義的極端，而只能走中間路線，獲取相對安全利益，追求相對安全目標

　　●中國自身的政策調整和行為方式對中國安全環境的影響很大。在很多時候，中國安全環境的改善往往不是因為外部世界發生了劇變，而是因為中國自身戰略的重大調整

　　●周邊和亞太地區是中國的安全屏障，也是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出發地和戰略依託地。積極經營好周邊，是實現自主合作安全戰略的關鍵所在

　　對外安全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是當前中國面臨的一個十分重大而又緊迫的任務。但與發展戰略、外交戰略相比，又是一個相對薄弱和滯後的課題。進入21世紀，中國內外安全環境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使中國對外安全戰略面臨着一系列兩難選擇。

　　中國對外安全戰略面臨一系列兩難選擇

　　影響中國對外安全戰略選擇的因素很多。從外部世界來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方面，國際社會要求“全球治理”的呼聲日高，整合的趨勢加強，以合作安全為核心的新安全觀越來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權力政治惡性膨脹，美國的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盛行。

　　從國內來看，一方面，以加入WTO為標誌，中國的改革開放邁上了新台階，全方位、多領域、多層次並主動與國際經濟貿易規則接軌的開放時代已經到來，中國的國內發展、穩定與亞太地區的和平、繁榮越來越密切聯繫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國的改革正處在攻堅階段，國家正經歷新舊體制的轉型，原有的矛盾未完全解決，新的矛盾不斷產生。“台獨”勢力不斷玩弄政治手段，拒不承認“一中”原則，繼續向分裂的方向發展。21世紀初，對中國來說，既充滿希望和機遇，也面臨巨大困難和風險。

　　因此，中國對外安全戰略既要服從、服務於中國崛起、民族復興、國家統一的根本利益，“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始終放在第一位”；同時，又必須兼顧全面開放、與國際體制接軌的戰略需要。中國的對外安全戰略面臨一系列兩難選擇，如：既要把本國的安全利益放在首位，又要兼顧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既要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又要竭力避免被推到國際社會矛盾的焦點位置；既要積極參與國際體系，又不被體系捆住手腳而喪失獨立自主地位；既要按照一定的國際規則辦事，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又要防止被西方國家“西化”；既要廣泛開展國際經濟和安全合作，又要避免在主權和安全上付出過高的代價。也就是說，中國的對外安全戰略將受到多種複雜因素的制約，中國只能在限制中尋找出路，在一系列兩難中做出選擇，並在多重複雜矛盾中把握好平衡。這就決定了中國在選擇自己的對外安全戰略時，既不能走全球主義的極端，也不能走國家主義的極端，而只能走中間路線，獲取相對安全利益，追求相對安全目標。“9·11”事件表明，那種“絕對安全”的理念和政策行為是短視的，從長期的角度看是不可能實現的。

　　中國只能走“自主合作”式的安全道路

　　共和國成立以來，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看，中國的國際角色經歷了三個時期的重要變化：一是從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末，這是中國基本游離於世界體系之外的時期。無論從主觀訴求還是客觀條件來看，這時的中國沒有也不大可能融入普遍意義上的國際社會。二是從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是中國初步參與國際體系並在兩個超級大國的爭霸中處於戰略主動地位的時期。在美蘇等大國眼中，中國是一個貧弱但可以藉助的重要戰略力量。這一時期，中國的外交政策經歷了兩次重大調整，開始初步參與國際體系，但這時的參與還只是個別的、被動反應式的。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超出了其自身所擁有的實力和能力，甚至被部分放大。但不管怎樣，在美蘇爭霸的格局中，中國的次要角色地位沒有改變，幾乎沒有哪一個戰略力量把中國真正看作是主要競爭對手或威脅。三是從90年代至今，是中國崛起和廣泛參與國際體系並越來越被各類國家視為競爭對手或潛在威脅的時期。隨着蘇聯解體和冷戰的結束，中國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共同抗蘇的戰略基礎不復存在，雖然彼此間在許多問題上的共同利益增多，但其緊迫性大不如前；1992年以後，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明顯加快，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綜合國力大大提高。同時，中國積極開展多邊外交，全面參與國際體系，在地區乃至全球事務中的作用不斷增強。在這種背景下，源於西方的“中國威脅論”產生了，並主要在中國的周邊國家中盛行，從而對中國構成了有形或無形的戰略壓力。中國越來越處於國際社會的基本矛盾之中，處在國際鬥爭的前沿位置。樹大招風，中國失去了兩極格局時期的部分戰略空間和主動性。

　　隨着中國崛起，21世紀初中國的國際角色發生了三個重大的、也是必然的歷史轉變：第一，中國由一個十分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正在變成一個迅速崛起的、並對地區和世界事務越來越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第二，中國由國際體系的反對者、旁觀者正在變成一個積極參與者和改造者；第三，中國由一個過去被國際社會忽略和偶爾借重的對象正在變成一個既被重視，又被借重，同時又加以防範和制約的對象。而印度、東盟等國卻成為大國競相拉攏的對象。所以，中國已不可能置身於大國矛盾之外了，而越來越成為別人可以利用的矛盾之一。中國在外部安全上的壓力增大，戰略選擇的餘地縮小。

　　近代國際關係產生以來，主要國家特別是大國都在不同歷史時期，通過自己的實踐，做出過不同的對外安全選擇，歸納起來主要有三大類型：即霸權主導型、均勢穩定型，制度安全型。但這些類型在理論和實踐中都存在很大缺陷。中國國際角色的轉換，決定了中國既不能走“封閉內斂”的老路，更不能選擇“霸權”戰略；既不能僅僅依靠國際力量均勢（包括多極化）來獲得安全，也不能僅僅憑藉國際制度來獲得安全。中國只能選擇可以將獨立自主與國際合作兼顧起來的對外安全戰略。這種戰略可稱之為“自主合作型”安全戰略。

　　“自主合作型”安全戰略的基本內涵有四：一是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安全原則，不能做任何國家的附庸。二是獨立自主決不意味着固步自封，自我封閉，這一原則要與時俱進，有所發展和創新，必須在融入國際體系中堅持獨立自主，在堅持獨立自主中融入國際體系。三是倡導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在安全主體上，堅持主權安全；在安全內容上，維護綜合安全；在實現途徑上，努力推動合作安全。四是以合作促和平，以鬥爭促合作。

　　必須首先高度重視自己的政策調整和行為方式

　　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面臨外部威脅的特點有三：一是威脅主要來自周邊大國；二是以軍事威脅為主，兼有綜合威脅；三是對中國構成的威脅程度既取決於威脅者本身的政策和行為，也取決於我們自己的應對方略。半個世紀以來的歷史證明，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優劣同國際總體局勢的變化既有相一致的地方，但更有不同步的時期。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相當複雜，但中國自身的政策調整和行為方式對中國安全環境的重大影響不容忽視。在很多時候，中國安全環境的改善往往不是因為外部世界發生了劇變，而是因為中國自身戰略的重大調整。如70年代的“一條線、一大片”政策，使中國從孤立的狀態中擺脫出來，並使蘇聯對華的現實威脅最終未能導致戰爭；80年代，實行“更加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一切國家進行交往，在和平共處原則基礎上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關係，雖然兩極格局未變，國際局勢緊張，中國的周邊環境在短期內卻有了根本改善；90年代初，冷戰結束，國際總體局勢緩和，但中國發展環境由於西方的聯合制裁而困難重重。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不僅推動了國內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而且在國際上重新樹立起中國的改革形象、開放形象，最終置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華經濟制裁於無用之地，困難的安全局面很快得到改觀。在國際上，中國在樹立“和平、合作、負責任大國”形象方面一次比一次明確、進步，外交實踐中的多邊性質一次比一次突出，參與國際體系的力度也一次比一次加大。而與此同時，並未喪失獨立自主的地位。

　　實現自主合作，還必須把握好獨立自主與參與國際合作的平衡度，處理好國際規則與國內體制之間、融入國際制度與改造國際制度之間這兩大關係，同時解決“三大難題”：1.中國總體上的弱勢地位造成在國際合作中的相對不利處境；2.地區安全機制中近年來出現的某種共同對付中國的傾向；3.國際規則中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甚至損害中國利益的情況。

　　實現自主合作，既要在全球範圍內注重全球性的經濟、安全制度，更要在周邊積極推動公正、合理、平衡的地區安全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周邊和亞太地區是中國的安全屏障，對外經濟交往的重要對象和外資引進的主要來源，也是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出發地和戰略依託地。所以，積極經營好周邊，是實現自主合作安全戰略的關鍵所在。

　　總之，中國在未來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僅僅取決於自身國力的增長（當然這是最根本的條件），而且還取決於對外安全戰略的選擇，取決於參與和改造國際體系的能力以及自主合作的實現程度和效益。參與國際體系確實面臨許多難題，但所有的困難都只能通過參與來解決，不能通過迴避甚至逃避來應付。▲

　　《環球時報》 (2002年06月13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