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國情

國外最令人沮喪的現實，莫過於普遍的對中國的偏見與無知。遠者如《傅滿州》，近者如《大班》，除了曇花一現的李小龍之外，凡出現在好來塢電影上的中國角色大多是獐頭鼠目，面目可憎之輩。“現代”角色不是還在“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紅旗掛兩邊”，就是頸拖長辨，頂戴花翎，有時兩類人物竟同場出現，令人啼笑皆非。最為可氣的，是一般人（哪怕是學者們）心目中的中國，其實與哀鴻遍野的埃塞俄比亞也差不了多遠，除了貧窮骯髒，還更多了殺嬰、虐待兒童婦女、壓制人權等等駭人聽聞的中世紀式的血腥野蠻。即使是知交好友，相處多年還免不了偶爾對你露出一絲半毫的悲天憫人，讓你氣不打一處來。

除了偏見，還有那無知與漠不關心。除了漢學家，懸賞十萬美元恐怕也找不到一個能一口氣說出三個中國學者名字的人。孔夫子倒是誰都知道，可那是當做笑話講的，凡事來一句不三不四的“子曰”，似乎就平白增添了三分最寶貴不過的“幽默感”，無論是“泡妞”或“拍婆子”都如有神助，手到擒來。

剛出國那會兒我對這種無知極為震驚，曾一本正經地對認識的學者們說：“我們對西方文明的了解，遠勝你們對東方文明的了解”。時間長了，不僅見慣不驚，甚至也懶得再生氣，免不掉的，只是壓在心頭越來越沉重的悲哀。是的，他們不知道孔、孟、老、莊、程、朱，不知道張衡，祖沖之，郭守敬，但那又怎麼樣呢？不知道這些並沒有給他們的文明帶來什麼損失，他們享受得起這分奢侈。我們呢？不說馬恩列斯，不知道牛頓、達爾文，在現代社會裡想體面地糊口都作難。一個先進的文明有什麼必要去了解一個落後的文明呢？

落後不要緊，“問題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只要面對現實，承認差距，下定決心，急起直追，總有一天會迎頭趕上。遠有日本，近有“四小龍”，都是榜樣。只可惜我們解決問題的方式要比這簡捷明快得多，那就是乾脆否認別人的先進與我們的落後，動不動就祭起“ 國情”這個方天印。

國情這玩意兒委實不是什麼新貨色，當年國民黨鎮壓共產黨，理論之一就是“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十年風水輪流轉，如今輪到共產黨來說“西方人權觀不適合中國國情”了。到底這國情是什麼，竟可以讓勢不兩立、水火不容、從意識形態到施政方針都截然相反的兩大執政黨當作如意法寶輪番使用呢？是“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加“優越的三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的客觀真理，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行為準則，是“男女授受不親”的道德規範，是 “嫂溺，援之以手，可乎？”的鄭重討論，是“毒蛇口中刺，黃蜂尾上針，兩般皆不毒，最毒婦人心”的深刻觀察，是“近來學得烏龜法，得縮頭處且縮頭”的英明戰略，是“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的警世通言，是“莫飲辰時酒，昏昏醉到酉；莫打酉時妻，一夜受孤淒”的準確計算，是氣功、特異功能、“宇宙語”、“宇宙歌”外帶飛檐走壁、呼風喚雨、千里發功治病、穿牆探囊取物，還是易經、八字、風水、官倒、“８８８”？

對此，兩黨的賢達從未勞神費心作過任何解釋。說穿了，他們對國情的共識恐怕只有一條，那就是“我在台下時，凡存在的都是不合理的，我在台上時，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登台前可以不妨“糞土當年萬戶侯”。一旦黃袍加身，凡存在的都就變成了國情，哪怕是小腳、辮子、癰疽、癩痢，統統都是國寶，一概動不得，更不用說“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之類的天經地義了。

超脫於政黨之外的國情當然有，最主要的就是橫下一條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閉緊眼睛不看現實。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折騰了一百多年，這一百多年我們好像就不曾睜開眼睛，死不承認有學習他人的必要。最先是壓根兒就不把鬼子放在眼裡，以為人家不過是“萬里來朝”的番邦。嘗到了洋槍洋炮的厲害後，先以為那是馬尿、大蒜、經血一類穢物可破的妖法，後又認為不過是“奇技淫巧”，即使是“千里鏡”“自行船”之類的發明，也必定是“得見中華古書”，偷拳學藝盜去的“西學東源”。等到見識了西洋物質文明的規模，又認為人家既沒有孔子這個“萬世師表”，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聖賢之道，就是燒成灰也還是蠻子，不配有真正的精神文明。我們只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引進西方科技，就能“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等到“洋務運動”無疾而終，朝野的有識之士總算看到了鬼子物質文明之後的名堂了，少數清醒的聲音卻又先是淹沒在義和團億萬群眾 “三天不點燈，鬼子就吹燈。三天不洗臉，鬼子就玩完”的革命大批判的鼓譟里，後又敗於章太炎、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滔滔雄辯。以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咱們跟馬列主義一拍即合，不為別的，就因為它提供了一條捷徑，免掉了我們痛苦的、長期的、屈辱的、一點一滴的模仿、學習、改良和創新，一躍而擁有世上最先進最優越最合理的社會制度。這帖藥讓我們在光明的“世界上三分之一”、“世界革命中心”里迷醉了三十年，至今仍是半睡半醒。全面開放喊了十多年，許多方面仍未超出“洋務運動”的水平，寧死不肯承認人家社會制度的先進。一受外界衝擊，立即就襲用老譜，或提倡“本位文化”，或強調“特殊國情”，或斥 “強加於人”，或罵“干涉內政”。調子雖老，卻總是其效如神，能激起國人的同仇敵愾之心，讓是非黑白一概淹沒在民族主義的情緒里。

其實，這“干涉內政”的把戲，咱們也曾幹過幾回。六十年代馬丁·路德·金被刺，美國民權運動如火如荼，偉大領袖特地發了聲明，隔洋呼應。國際社會制裁南非種族主義，咱們也同聲譴責，絲毫不顧人家的“民族尊嚴”。當然，總的來說還是干涉人家少，被人家干涉多。少時讀史，每至“領事裁判權”，就切齒銜骨，血脈賁張，覺得天下欺負人之事，莫此為甚。以後才漸漸悟出，倘我是篤信“無罪推定”、“公平審判”的老毛子，眼見犯案的同胞被捉將官里去三推六問，大刑伺候，或釘上長枷示眾，或投入“站籠”里煎熬，若蒙不明不白地“正法”，則不是梟首示眾，就是千刀萬剮，又豈能袖手旁觀？日本明治維新建立現代司法制度後，美國不是就廢除了在那兒的“治外法權”？搭幫這“干涉”，咱們的屁股才最終免受三木之苦，而由縣太爺一身而兼偵探、檢察官、陪審團乃至法官的一元化領導也成了歷史。

由此看來，所謂“干涉”，也不見得一概就是橫蠻無理的，而被“強加於人”地實行西化，除了對利害攸關的官家，對普通百姓來說也未見得是甚麼洪水猛獸。倘若先人們成功地“禦敵於國門之外”，《聊齋》、《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上記載的種種國粹，不就都將發揚光大到今天麼？如果“全盤西化”能夠使我們像日本人一樣富強，到底有些什麼不言而喻的大禍包藏於其中、必須讓我們如畏蛇蠍似的忌諱呢？其實在物質上，洋鬼子早就“亂我中國制度，變我中國冠裳”了。我們現在住洋房、穿洋布、著洋服、梳洋頭、坐洋車，用洋火、洋盆、洋碗、洋盤……。偌大中國，恐怕只有紫禁城和頤和園等文物保護單位不曾西化（照明、採光、取暖不計）。為什麼獨獨人家的精神財富就是不能拿來為我所用呢？就說所謂的國學，除了其中的糟粕我們死也不肯割愛之外，好東西究竟還剩下多少？“文明貧血”到了這個程度還要拒絕輸血，偏偏對六合彩，“馬殺雞”、桑那浴乃至海洛英卻一拍即合，有水乳交融的不解之緣，這倒底是怎樣的國情啊！

當然，被人干涉、指責總是一種屈辱，對此感受之深，莫過於吾輩海外赤子。吳弘達被目為漢奸，為千夫所指，主要原因就是他塗黑了中國的形象，加深了西方對中國的傳統偏見，讓咱們陪着丟臉。但一個國家的形象真是可以如此輕易地抹黑的嗎？“解放”後，官家動用了整個國家機器，三十年如一日狂轟濫炸批判“親美、崇美、恐美”，把美國描繪成地地道道的人間地獄。到得國門一開，成千上萬的人一涌而出，爭先恐後地沒命地往火坑裡跳，一個個“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大有“不到美國非好漢”的味道。為什麼人家的面孔就這麼經髒呢？

在政府，“國情”其實成了“家醜”的代名詞。既見不得人，當然必須緊緊地捂著掩着。誰要是戳破了西洋鏡，不是出賣國家機密的賣國賊，起碼也是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問題是“ 只有千日作賊，沒有千日防賊”。國門既開，還要象過去那樣捂得鐵桶也似，未免難矣乎哉。政府的立場不奇怪，奇怪的是日日受西方民主薰陶的海外精英們的態度。在我看來，民主的真諦，不是林肯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的鬼話，而是權力的制衡。我們既沒有反對黨那樣的壓力集團，讓國際文明社會管束一下政府的過份不是正好嗎？跟着政府說只有西方人才配享受人權，而我們只要能混個肚兒圓就是皇恩浩蕩，是不是我們臉上就要光彩得多？既沒有能力保障自己同胞的人權，又不准別人代勞，這了不得的民族主義里，到底有多少人道主義呢？

說來也怪，美國當年大暴家醜，水門事件弄得沸沸揚揚，全球皆知，可這件事非但沒弄得美國人灰溜溜地抬不起頭來，揭發這一事件的記者還得了普利策獎，成了英雄。同樣地，日本人也沒有把捲入洛克希德賄賂案的田中內閣當作大和民族的象徵，儘管這兩個政府都是全民選舉出來的。可類似的事一到中國，立即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我們到底是哪兒和別人不一樣，是面部皮膚易於過敏，還是觀念上的問題？不管怎樣，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果這種勇於抱殘守缺的國情萬歲萬萬歲下去，不但千年痼疾沒有指望，要人家消除對我們的偏見與無知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