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紀念美國五八炸館事件五周年文章”

中國民間有一句諺語：“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着”，這個話背後有真理，那些處於最突出位置的人，必須為即將到來的風險預作準備，要求處在風險最大位置上的人，要首先最積極地行動起來，也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要有首先承擔競爭風險與成本的打算和對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世界裡，全球國際關係的定位，就在於給美國的擴張勢力設置一個什麼樣的限制上。換言之，國際關係格局的底定在於美國的擴張勢力在什麼地方受到何種程度的限制，同時國際關係格局的底定還在於：限制美國人“亂伸手”的成本和風險由誰來承擔和支付。

許多人指望與俄羅斯結成軍事或者戰略同盟關係，在這個想法的背後實際上是希望俄羅斯分擔部分與美國競爭的風險與成本，這是極端不切實際的。正如中國在鄧小平時代，執行一味的親美外交政策，實際上就是充分讓俄羅斯獨立承擔風險與成本的政策，中國的所謂韜光養晦政策，實際上就是為了充分享受所謂的“和平紅利”，拒絕承擔平衡美國競爭壓力的成本和風險選擇。在蘇聯已經解體，俄羅斯完全資本主義化的今天，指望俄羅斯自己製造出與美國的分歧來，並在這樣的基礎上與中國結盟，分擔競爭成本是何等的幼稚！俄羅斯確實與美國有分歧，也肯定要選擇與美國有一定距離的政治和經濟態度，但是這個差距絕對不會達到與中國結盟並分擔與美國競爭成本的程度，可以預料俄羅斯的外交政策選擇將始終處於游移不定狀態，在這個長期歷史過程中間的政策選擇方式，更可能的是向鄧小平同志學習：儘可能讓中國獨立承擔美國的壓力，自己在背後尋找有利的時機牟一點自己的私利。

作為這個幻想的另一個方面，是指望美國和歐洲、日本出現重大的政治經濟分化，以削弱美國擴張的實力。美國和日本、歐洲之間的分化確實曾經發生過，那是在1970年代的時候，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就是針對美國及其僕從國之間的經濟利益分化，帶來嚴重的政治分化後果。在1980年代晚期，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共同利益又增加起來了，其中的一個關鍵就在於要求中國維持第三世界分配地位下降的共同利益。

三個世界的分化過程，其實是中國人民支付競爭成本的結果，從朝鮮戰爭到越南戰爭，美國國內的經濟技術力量，在這兩場局部戰爭中間長期為美國的戰爭機器服務，使得歐洲和日本的產業結構迅速與美國同化，二戰結束時期的垂直分工已經不再存在，結果在國際市場上出現嚴重的相互競爭狀態，經濟利益的分化過程促成了政治上的距離和隔閡，從原來西方的鐵板一塊中間，分裂出來一個第二世界。

俄羅斯遠去、歐美日的重新整合、第三世界團結的瓦解，這三點在中國的外交和安全處境方面是決定性的，如果說從前對此還是什麼疑問的話，在1999年中國駐南大使館被美國“誤炸”，三名記者壯烈犧牲的事件中間，已經非常明顯地呈現出來了，國人要在這樣事件中間吸取教訓，不能讓烈士們的鮮血白流。讓他們為國犧牲的價值充分體現出來，這才是最有價值的紀念。

在1980 年代中國選擇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之後，中國以近乎無限的人力資源來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再配套20多年的高積累政策形成的資源開發能力，使得全球市場上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價格急劇下降，第三世界國家的出口價格急劇下降，結果使得全球資源分配中間，第三世界的所得份額迅速降低，歐美日所得份額相應上升。歐美日所得份額的上升，可供分配資源數量的增加，緩和了競爭者之間由資源分配緊張帶來的國家關繫緊張程度，一方面在歐美日各國之間緩和了各國之間的經濟競爭關係，另一方面廉價產品進入西方市場解決了長期的高通貨膨脹問題，大大緩和了西方各國內部的勞資矛盾，結果是一致的：在歐美日各國內部緩和了階層競爭關係和矛盾促進了國內的整合程度提高，在國際範圍內各國之間的競爭關係緩和帶來政治上的重新整合或者新的團結。在這個過程中間，歐美日各國發現一個新的共同立場，他們的共同利益在於：中國要繼續一個促使他們獲利豐厚的低價出口發展戰略。

我們今天已經非常清楚地看到，原來促使第一世界分裂的“經濟競爭”因素，由於中國發展戰略的轉向，已經使得第三世界國家因經濟競爭激烈而政治上分裂了，中國在第三世界國家內部失去盟友的過程，實際上伴隨的就是第一世界完成新的整合、第二世界消失的過程。反過來，中國在鄧小平時代執行的讓俄羅斯獨立支付與美國競爭成本的政策後果是蘇聯瓦解了，現在的情況是中國必須獨立承擔與美國的競爭成本了，俄羅斯有了中國原來那樣的選擇條件。

中國如果繼續選擇所謂的“不當頭”政策，實際上意味着自己“束手”，採取不抵抗政策。然而這個政策恐怕也沒有出路，美國已經非常明確地指出“中國是頭號戰略對手”，不抵抗的結果只能是降低對手的競爭成本和風險。美國人已經非常好地把握了整個事實，他們今天的選擇不是什麼防止“中國崛起”，而是要搞“文明衝突”追求“徹底消滅”的政策，這是美國戰略家們早已明確談論的話題。那些談論“和平崛起”的先生們，完全是沒有找到感覺：人家美國人不是擔心你去打它，而是擔心你們中國人口太多，只要是活着就得消耗不可再生資源，只要是中國人停止消耗，美國人就可以指望更多的資源。

文明衝突的定義和實現路徑都是非常清楚的，沒有留下多少讓中國精英們自由想象的空間，剩下的問題就只有一個：美國有沒有能力追求這一政策目標。如果中國繼續選擇束手不抵抗政策，美國的力量即使再差，也將能夠完成它的政策目標；如果中國政府應對得法，美國實力即使再強十倍，也將無法實現他們的狂想。

今天中國應對美國擴張和文明衝突的政策，首要的是要放棄所謂的“不當頭”主義，要進入“競爭者角色”認真審視自己的處境。在今天的世界裡，中國已經是處在美國擴張的最前沿地位上，必須選擇承擔遏制美國擴張的大部分風險與成本，不能對俄羅斯等國抱有任何幻想。同時要看到中國的長期發展戰略的後遺症所在，不要有指望在短期內歐美日發生政治分化的幻想。在這樣的前提下來看待中國的外交和國家安全難題，就需要配套進行國內經濟發展戰略和外交政策重點的重大轉移，從前那種激化與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競爭的發展路徑，必須進行根本調整。這樣的調整後果，不僅不會損害中國的發展前景，恰恰可以減少中國受不合理壟斷價格盤剝的分量，減少不可再生資源的大量流出，在消耗同等不可再生資源的情況下，將能夠大幅度提高本國民眾的福利水平。這個政策的嚴格執行下去，將改善國際市場上第三世界國家產品產品實現的價格條件，縮小西方壟斷價格與第三世界國家競爭性價格之間的差距，使得全球資源分配發生有利於第三世界國家的份額變化。這個過程將一樣可以指望使得第一世界國家之間矛盾的激化，促使歐美日國內物價上升將會帶來內部勞資矛盾的激化，破壞歐美日國內的整合；反過來可以使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經濟競爭關係得到緩和，政治合作進一步密切起來。由於中國不需要進行外部擴張，中國將可以和毛澤東時代一樣，採取促進國內共同進步的方式來分配國內資源，增進國內的階層整合和團結，用無形資源去替代有形資源的不足，改善中國的國家安全態勢和外交條件。

由於美國在今天的新殖民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秩序之外，並沒有另外的低成本政策選擇空間，中國的調整方向實際上就是抵消這一政策的最後效果，假以時日，中國在競爭中間勝出將是必然的，當然中國的勝出不可能是去替代美國的霸權地位，而是促使國家之間的經濟政治關係向着更為平等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