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台獨結要先作空間大迂迴 (蔣經國核心幕僚談台獨)

● 作者為著名電影導演張徹，曾任台灣國防部簡任專員（原載《明報月刊》2000年8 月號）

(本人評語：電影名導演張徹為香港人所熟識，以其曾在蔣經國時代的國民黨核心工作過，對台灣社會歷史脈絡的了解和當時蔣經國應付台灣本土社會的對策，可讓各位更明白兩岸問題的癥結在那裡。各位網友在閱讀本文和以前本人發表過的全部文章後，應可清晰了解台灣問題的來龍去脈和當前的局勢。在文章末端有本人提供與本文有關的補充資料與網友參考，另文中的「王¤」是指王升將軍)

　　本文作者是名導演張徹，他曾受蔣經國知遇，年未滿30已被委為台灣國防部簡任專員，後來卻棄政從影，非不得志而改途，正因接近政治核心，看透外省籍人在台從政的困局。由蔣氏以“一手硬”、“一手軟”輪替重用王¤與李煥，到本省籍李登輝的冒起，以至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皆可謂台灣政勢所必至。他認為兩岸的統一，要解開的是由日本人及國民黨百年管治所形成的台灣人心結，固需要時間，國際上面對美國可能的干預，更需要時間、空間上的迂迴，以求提升國力，方有望促成大業。

　　我雖以電影工作為正職，30 歲以前卻曾從政，自大陸到台灣。也非從政不得志方改途，以仕途而論，我應算是“少年得志”的：抗戰勝利後得國民黨要員張道藩氏賞識，在他領導的“文化運動委員會”，協助“上海分會”的潘公展（時主上海市議會及《申報》）工作；張氏且一度要推薦我進“侍從室” （蔣介石的），但我宦情不濃，不想做那種太嚴重的工作，婉卻了。

　　但我到台灣後，還是進入了政治核心，蔣經國氏在台灣首次任公職，是“國防部”成立一個“總政治部”為主任。在此以前，我已受蔣氏知遇，為蔣宅的座上客，“組部”之際，他約了一班親信同游日月潭，商酌大計，我隨侍左右。總政治部開台，我被任為簡任專員，作為他的幕僚。台灣官職，院部長 “特任”以下就是“簡任”，再下順次為“薦任”及“委任”。我那時年尚未滿30！後來王¤執掌軍權顯赫一時，被目為蔣氏的接班人，官至上將；然在當時的軍階，同我一樣是上校。故我之棄政從影，可想真是自有見地的重大決定，不是由於仕途失意。

講普通話被父兄斥“忘本”

　　我到香港來，人地生疏，全無知名度，支持我的只是一位女朋友（前電懋影星），而這種“女強男弱”的緋聞關係，還照例對男方不利；我能受張、蔣兩位賞識，至少不是低智，自然一切都明白。其所以作一次人生賭博者，確是看透了台灣的政局，決無可為，才痛下決心。也正因為接近政治核心，才能看透全局！　　台灣受日本統治50年，日本人致力於台灣人民“皇民化”，學生上學只准說日語，說台語（閩南話）要受罰，而日本人的管治，確也較前此之清廷管治為佳。其後國民黨政權是從大陸敗退去的，也不受台灣人的尊重；國民黨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有貢獻，但本地人先入為主，只認為是日本人打下的基礎，正如李登輝那一家人，多數覺得做日本人好過做中國人。“二二八”事件今已平反，其實問題有兩面，一方面固是國民黨帶去的軍隊鎮壓本地人，但如不鎮壓，本地人也要屠殺外省人，尤其在南部。“新黨” 初成立時，去南部發展，便受到暴力對待。

　　唐樹備初出任海協會常務副會長時，我適在北京，有朋友介紹他和我談台灣問題，一談就近兩小時。我告訴他有一次去南部，在一間日式咖啡館，鄰座有幾個本省青年，用普通話（台灣稱為國語）交談，來了幾個中年人，似是他們的父兄，當場斥罵說，“講什幺國語?!忘本！”於是大家說台語，還夾雜着日語。如此心態，怎聽得進“民族大義”?!

台軍下層外省人漸少

　　當時大陸對台灣的思維，還以曉以大義為主題。須知日本人花了50年時間，國民黨又花了50年時間，使台灣脫離中國，敵視中共，我們所認為的大是大非，未必使其認同。有些“天經地義”的事，不一定在另一時地也是“天經地義”的；如大陸地勢西高東低，故凡水皆向東流，“大江東去”，“人生長恨水長東”，但台灣的中央山脈在島上偏東，水皆向西流，正好相反。

　　蔣經國是頭腦清醒敏銳的人，當時已看出了形勢所趨，很難抑制，所以他一方面仍襲用蔣介石的方法，以軍隊和情治機構來鎮壓，“一手硬”；一方面逐漸對本省籍人開放政權，希望把台獨化解於無形。他同時重用兩個人：李煥和王¤ ，李煥管黨，執行這“一手軟”的政策，王¤管軍，執行那“一手硬 ”的政策。後來蔣氏自己出任行政院長，總政治部便交給王¤。蔣氏用人自有一套，常對我們這些“左右”說“頭等人才，三等職務，特等權力”，總政治部主任另以軍方舊人擔任，王¤是“執行官”，但權力之大，且凌駕國防部長、參謀長之上，執掌軍隊和情治單位的大權。

　　這一種違反多數本省人民意的管治，自然如坐在火藥庫上，以蔣經國的政治智能豈會不明？而且主要的管治工具是軍隊，軍方上層雖仍掌握在外省人手裡，但下級軍官和士兵年齡漸大，終須退伍，而逐漸易為本省青年，一旦有事，要子弟去鎮壓他的父兄，其危可知，蔣經國自然心裡有數。

　　所以他用的是一張一弛的手法，王¤的弓繃得太緊了，便要李煥來松一下，二人交替得勢；但弓弦太緊固有斷裂的危險，鬆弛下來危機卻更快顯現，地方選舉便出了亂子，於是又不得不放開李煥，專用王¤。

本省人盡掌農工商業實權

　　但蔣經國本身年事漸高，健康情形日差，於是朝野上下以至國際上，都感覺到王¤可能接班，而王 ¤的高壓政策又不得人心，所以會不會由王¤接班，就是定時炸彈爆發之日，蔣經國也覺察了此一危機。

　　於是他做了斷然處置，把王¤ 外放去一個小邦交國做大使，明示不會要他接班。於是李煥又上，但李煥是“好人”不是“強人”，並無接班的才具，此所以造成了李登輝的機會。此後的事，眾所周知，不用我在此介紹了。

　　台灣社會本以地主為中堅，辜振甫和連戰之先世皆然，國民黨陳誠主台時代，施行土地改革，用日本人經營的“國企”工商大企業的股權換地權，土地落在農民手中，而工商業落入原來的地主之手，農工商業皆入於本省人掌握。

　　“實力”全在本省人手中，支持國民黨政權的社群，只是隨蔣氏父子來的軍公人員、“老兵”和其後裔，在本地人心目中，卻是“外來的政權”（李登輝經常提醒這一點），且還是靠台灣人供養！國民黨政權代表的中國貧弱，而日本富強，台灣人在“日本人”中雖是二等“皇民”，但卻是騎在更低的“ 人”頭上，抗戰中欺壓甚至殺戳華人的“皇軍”，其中就包括了台灣省籍的人，這政權又失去大陸，敗退台灣，如何能受到尊重?! 李登輝之能篡奪和摧毀國民黨政權，就由於此。

　　時至今日，外省人中的精英如宋楚瑜、馬英九，有際遇，有才能，有民望，人到中年，也要努力學台灣話，求變身為“新台灣人”。蔣經國在晚年開放大陸探親，也何嘗不是為外省人留一條後路。

　　我自問不是為國為民的“志士仁人”，只是為自己打算的普通人，也不是不貪慕榮華富貴，如此堅決的求退，自然是因為看透了外省人在台灣從政難有前途。就算蔣經國自己的兒子章孝嚴，我總感覺他是借緋聞就此下台，脫出難處的困局。

　　香港有些天真的民主人士，羨慕台灣的“民主”，可就沒有明白那是怎樣的“民”！外省人政黨“ 新黨”去南部發展，被那些“民”以暴力對待；大陸選出的立法委員被罵為“老賊”；香港人去支持保釣，被喝罵“????，滾回去！” 如此的“民”來“主”，台灣還能有“中國人”多大的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