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1918 年 （中華民國 7 年）

　　農曆正月二十日（公曆 3月 2日）寅時，我出生於湖南省張家界市慈利縣通津鋪鎮花合村五組，楊宅一個農民家庭，排行第五，取名萬春。字步震，號梯生。　　祖父秀江，父啟雙，母田馥秀終身務農。父親的一生只做過一任甲長，屈居保長之下，它是當時政權建設中最低層的一塊奠基石。　　我有兄姐六人，長兄萬清、次兄萬年都已早逝，叄兄萬政、四兄萬銀分別於1987年、1992年年屆八十壽終，兩位姐姐桂香、酉香都在抗日戰爭時期離世，他們都以農業為本，兼務小本經營。

　　1923年（中華民國 12 年） 6歲　　開始上私塾讀“人之初，性本善”的《叄字經》，私塾設在本宅，共讀十餘人全是男童。

　　1924年（中華民國 13 年） 7歲　　讀《論語》，私塾改在曾宅，該處離本宅僅二華里，來去由叄哥萬政接送，遇上雨天就騎在他的肩頭上。

　　1925年（中華民國 14 年） 8歲　　到宅西胡任之私塾，仍讀《論語》、《孟子》、《左傳》和《資治通鑑》等，一讀就是叄年，並開始學寫對聯。　　上述這些書雖然讀得不少，而且每天要在教師書桌前掩卷背誦，可以說已到滾瓜爛熟的境地，但教師只知教讀，不加任何解釋，雖讀的多，實在不知其意。　　當時地方散兵游勇很多，擁有槍支的人就拉山頭，結果大魚吃小魚，相互火拼，成者為王，他們打着劫富濟貧的幌子向地主富農開刀，到處捕人，名曰：“捉肥豬”。並索取高額贖金，如無現金可贖，就要受他們的罪了。在此情況下，我伯母的親人莫求凡先生和夫人卓鳳薔女士，拖兒帶女從九龍山莊園來到我們這個窮鄉僻壤來躲避風聲，因而我在這時就和他家的五公子莫畏及二姑莫賓芳相識了，並在屋後拐棗樹下盤桓嬉戲。不過一兩天大家就混熟了，有時我未起床，莫畏就來到我床邊喊我，兩家大人都感到孩子有了夥伴也化憂為喜了，那時莫賓華還在襁褓之中。但他們沒住多久，因風聲稍減，就“兒女一擔挑”匆匆走了。　　不久，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又響遍湘西一帶，地主莊園受到嚴重威脅，氽湖崗的舉人趙春泉老先生和他的兒子趙禪父先生坐着轎子也來我家躲避，朝夕相處，我深受他父子倆的喜愛，因而父親遂與禪父先生結成乾親家之好，後來風聲越鬧越大，合保溪這塊小地方顯然不是藏龍臥虎之地，他們父子倆便轉移到安全地帶去了。　　合保溪雖是個地無叄尺平，人無叄分銀的窮山溝，但東有白馬泉，西有白鶴觀，南在九條嶺上有女媧娘娘廟，北有西武當廟。每逢天旱，善男信女總要敲鑼打鼓到處進香磕頭，盼望菩薩早日降下甘露，我也敲着小鑼爬山越嶺，隨在這個不整齊的行列中感到十分有趣。　　這些觀廟規模都很小，香火也不盛，但作點綴也可算是一些景點，如加以開發，可以招致一批遊人，可惜在那軍閥混戰各自為政的年代，誰有閒情逸緻為山河增色呢！

　　1927年（中華民國 16 年） 10歲　　入斗溪小學肄業，結束了四書五經的呆板學習。斗溪小學設在彭家崗關帝廟裡，離我家有15華里，一半山路，一半平地，如要走讀，一天來回就要走30華里，當然不可能。從此我就離開溫暖之家，單獨一人到外面作為寄宿生就讀了，母親很不放心，每逢東嶽觀趕集，她便來學校問長問短，並帶些好吃的來給我。　　這個小學以莫姓子弟為多，校長也姓莫，叫莫如舜，號子理。國文教師龔石村先生是位美髯翁，家住斗溪口下，庭園中廣植雪梨，碩果纍纍，“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正好為此寫照。　　莫求凡先生教授歷史和音樂課，他彈得一手好琵琶和風琴，一言一笑，深得學生所尊敬。　　莫逸，莫子桂，子重兄弟，莫德煌都跨進了這學校，雖然家庭成份不同，一富一貧，但學生本身是平等的，相處時間一久，大家就成了知心好朋友了，尤其我與子桂兄弟倆的感情特別深厚。　　由於“五·四”運動的興起和北伐軍的成功等因素，學校開始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對袁世凱簽訂的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給予無情的譴責。從山溝里跑出來的我，一時確實大開眼界，求知的欲望實在是太迫切了。　　學校後面就是一塊操場，豎有籃球架，下課鈴聲一響，同學們都跑去打籃球、跳繩、打飛棒。我則抓緊時間一方面向高一級的同學借《新青年》和《東方雜誌》看，一方面練習毛筆字，又加在上課時勤做筆記，把教師寫在黑板上的東西一字不漏地全記下來，這樣在考試時就大有用武之地，不臨時抱佛腳了。比如什麼叫做政治？答曰：政，是眾人的事，治，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叫做政治。所以在《公民》考試中我得了滿分，全班同學感到驚訝，期末考試，我竟排榜第二。校長為了表揚成績優良的學生特選舉我做了班長，並免交全年學費，全年學費為袁大頭光洋伍園，這在當時物價平穩情況下，可以買到很多東西，使家庭有如釋重負之感。　　我家種有五六畝梯形水田和幾畝山地，播種玉米、高梁、小米、蕃芋等雜糧，一般情況下，可有一個溫飽。在寒暑假裡我也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如牽牛飲水吃草，送茶水到田間以及插秧等等。每遇雨後初晴，騎在牛背上看見出現在山邊五顏六色的彩虹，仿佛就在我的腳下，但一走到山邊，距離還是那麼遠。看得清清楚楚，卻又摸不着她，這種天體變化，鄉村孩子能盡情欣賞，而城市裡兒童就缺乏這種奇觀了。　　我的童年離不開“耕讀”二字，父親的心裡並無“望子成龍”的奢望，只是希望能算算帳、保保家於願足矣。　　我的伯父啟聖公，也是一生務農，老實巴結的莊稼漢。伯母莫氏生了九位千金，卻無一男，她們的取名是按“地支”來取的，如午姐、戊姐、卯姐、未姐等等，一個一個的出嫁都要就地取材做些箱櫃嫁妝，到了最後幾乎把家產田地全賠上了，落得個“家徒四壁”。但每逢兩位老人的生日，那九對夫婦都要回來拜壽，熱熱鬧鬧，大有人口爆滿之勢。當此時也，我心最歡，因為這九位姐姐一見面總要摸我一下，抱我一下，隨手拿些油炸麻花、炒米、花生之類的東西給我。有位姓史的姐夫很會講故事，什麼武松打虎，劉、關、張桃園叄結義，以及劉姥姥進大觀園出盡洋相等等，他話匣子一打開，猶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不可收拾，使我這幼小心靈深受啟發。

　　1931年（中華民國 20 年） 14歲　　斗溪小學畢業後，趙禪父先生看了我的作文，認為我的文字功底太薄，不忙急於升學上慈利中學，要培養我把國文這門基礎課打牢學好，將來才有立足之地，於是就到了叄浯園，老師就是禪父先生。來此就讀的也是不外趙姓子侄，外姓子弟僅占叄分之一，讀的書籍，攻打一門，全為古文，略加時事，並訂閱一份漢口版《新聞日報》，使我對世界認識更加一層了解。　　叄浯園離我家也有十多華里，在九嶺山之南，我家在九嶺山之北，來回走動需要繞合保溪、貓兒山、干溪溝，才能到達氽湖崗上之叄浯園，如果把九嶺山腰部開鑿一個隧道，就只有兩叄里路程了，這是我當時的一種幻想，當然無法實現。　　我在叄浯園只讀了半年，老師因好交遊，不願受此執教拘束，改由另一位趙姓老師任教並遷移到叄浯寺去上課。此寺離叄浯園約兩華里，這是一座唐代建築的寺院，一進大門就看到“義存漢室叄分鼎，志在春秋一部書”的關公座像。大雄寶殿供有大型泥塑釋迦牟尼佛像和形態各異栩栩如生的十八羅漢，晨鐘暮鼓，發人深省，是修學養性的好地方。

　　1932年（中華民國 21 年） 15歲　　禪父先生認為我的文字功底和古文辭章仍然沒有達到預期目的，要我在古文詩詞方面再下一番苦功，乃於是年春節過後改到九龍山南麓未遲園莫求凡先生家就讀，所授教材為唐宋八大家古文和詩詞，時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結合當前形勢宣講時事和歷代英烈事績。因求凡公是南社成員，對國家存亡抱有極大的義憤，與吳恭亨，李澄宇，傅熊湘，柳亞子時有唱和，因而學生們得到了愛國主義教育，為我後來投入軍界奠定了基礎。　　未遲園屋後遍植松竹，課餘之暇，我常獨自一人或和莫畏漫遊於竹林中，即景作詩或刻字於竹上。在孔夫子生日那天，我與同學們打賭，飲了半斤燒酒，結果酩酊大醉，躺於竹林中，半夜方醒，滿臉滿足都是露水，第二天大家笑我，我卻泰然自若，但從此對杯中之物就不敢貿然了。　　因這一年的學業有所長進，求凡公誇我的詩“已造叄昧”、“入木叄分”，說我寫的文章有“獨到的見解”，竟然在課堂上大加表揚，由此而引起一些富家子弟對我的嫉妒，而我仍然埋頭苦讀，不與他們在衣着及飲食方面攀比。這無形中在同學中就分成了貧富兩派，滿子約、吳世忠等為富派，我與趙思容等為貧派，但莫畏雖與子約為至親表兄弟，卻始終站在我這邊，遇有口角上的爭論，他毫不含糊地替我說話，從此我和他由總角之交變成莫逆之交了。這時莫畏已訂有一份《湖南通俗日報》，並在報上發表了他的處女作《風波》一文，是用白話寫的，對我很有啟發，因為我的文章總離不開“之乎者也”。該報報頭是由湖南省主席何鍵題寫的，有關國內外時事和社會新聞每天都有詳細的報導，我對此很感興趣。

　　1933年（中華民國 22 年）16歲　　初出茅廬　　正月，莫建安夫婦來我家小住，唐純球小姐隨行。叄月，因看不慣地方一片混亂，我與建安悄然離家遠走石門，我在徐小桐團部作了一名小小清客，建安在乃兄建衛營長那裡找出路，後來他考上了中央軍校。　　徐小桐團長字傳書，留學日本，與禪父先生極為親密友好，對我也另眼相看。五月間團部開拔到九溪安營紮寨，因經費來源無着，團部人事進行縮減。我因年輕剛出茅廬，又無工作經驗，按現代說法被炒了魷魚，只好回家了。回家剛一個禮拜，一名士兵拿着徐公的親筆信囑我一同速去，於是告別父母星夜兼程到了團部。叩見徐公，他從煙榻上爬起對我說，明天上午我同你過河，到江埡駐軍司令部會見43軍參謀長，為你謀一席之地。翌日，我隨徐公渡澧水抵達江埡，因九溪與江埡僅一水之隔，兩岸風景人物看得清清楚楚。　　徐公向司令部警衛人員說明來意，當即由一人引我們到了參謀處，會見上校處長林澤仁。這位處長也是留日本學生，與徐公和湘帆公都是在日同學。當徐公向林處長介紹我後，這位未老先白頭叄十左右的處長，慈愛可親地詢問了我一些家庭情況，及對軍旅生活是否適應。我一一作答，他頻頻點頭，然後對徐公說，將他留在處里以准尉司書待遇，試用一個時期吧。徐公含笑點頭，懇請林處長多加培養，囑我好好工作，然後他與處長握手告別回九溪去了。　　准尉司書，在軍隊中是一個起碼的芝麻小官，它的職責是照抄上行下達的文件，不能有一字之差。其時我開始學刻鋼板，每月薪金15元新法幣，按當時生活水平“四菜一湯”的伙食每月只需叄元就很豐美了。　　時間過得很快，試用期告滿。一天早上林處長召我談話：“經考察你對這項工作確能勝任，大家對你的印象也不錯，現在正式發表命令任用，希努力做好這份工作。”當時我很興奮，定下心來，加以林處長關懷備至、處里同事都肯幫忙，對抄抄寫寫的公文程式也就逐漸熟練了。　　43軍原系川軍楊森部隊，軍長為郭汝棟，號松雲，中將軍銜，四川鋼梁人，雲南講武堂畢業。43軍下轄國民革命軍第26師和獨立第34旅，師長由郭軍長兼任，副師長為劉雨卿少將，34旅旅長為羅啟疆少將，當時的任務是追剿工農紅軍由江西轉移的部隊，主要對手是賀龍、肖克。由於紅軍流動性大，戰略戰術也與國軍不同，43軍在江埡只駐上兩叄個月，便奉西路軍總司令何鍵的命令向松桃銅仁方向追擊，部隊一直進入貴陽，敵我雙方並未接觸戰鬥，僅僅是紅軍在前面跑，我們在後面緊追不捨而已。

　　1934年（中華民國 23 年） 17歲　　部隊在貴陽待命時黔東北有紅軍主力集結，意圖不明，後來得知他們在遵義開了大會，拋棄了王明路線，毛澤東取得了領導權，內部人事作了大幅度的更換。不久黔西北方面軍情況十萬火急，43軍隨即向畢節一帶追擊到了水城一線，可是到了那裡紅軍又往西去了。　　水城是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人民生活真正是饑寒交迫，衣不蔽體，在嚴寒的冬天一些婦女和兒童身上，只披了一些破衣裳和麻袋，於是參謀處的同事紛紛將自己多餘的棉衣和舊軍毯向這些貧民施投，但僧多粥少，也只能略表心意。後來金沙江告急，雙方爭相搶占灘頭，奪取船隻，尤其在大渡河鐵索橋上爭奪更為激烈。當時蔣委員長乘坐飛機在空中督戰，並投下親筆信，給郭軍長鼓勵士氣，務必要殲敵於大渡河。可是“我能往寇亦能往”，紅軍終於冒險犯難突出重圍，直向西北過雪山入草地去了。毛澤東在長征詩篇里曾有“更喜岷山千里雪，叄軍過後盡開顏”之句，這是他橫跨鐵索橋強渡大渡河後的得意之作。　　在戰火瀰漫的氣圍中，一天下午得有餘間，在大渡河口一家剃頭店請一位老者理髮，在店中黑黃斑剝的牆上懸掛着一副木刻的對聯：　　“磨礪以須問天下頭顱幾許 及鋒而試看老夫手段何如”，署名石達開。　　我感到很奇怪，遂問老者，翼王石達開也到過這裡？他說我也不知道，因本店是祖傳下來的，到此已經叄代都以剃頭為業。據先人告，某年某月確有一批太平天國的軍隊經過此地，有一長官來修面理髮，興感之餘索筆墨在木板上寫下這副對聯，云云。在字裡行間察看其氣勢一定是石達開真蹤，不愧為武將之筆！　　追擊部隊為恐紅軍捲土重來，遂入雲南昭通元謀永勝一線，布成大防線，以保昆明萬無一失不受侵犯。一天，當行軍至昭通時，我從乘騎之馬下鞍時，被馬後腿將我的小肚踢傷，當時凡良扶我行走，他說：“不能停坐，以防淤血”。隨即用“叄七”磨成汁液塗於傷處，內服“白藥”。這“叄七、白藥”是雲南的特產，專治跌打損傷之疾，見效很快。當抵達宿營地時師長劉雨卿特來看望詢問，並囑軍醫妥為照料，長官的關懷這是我意料不到，終生難忘的。　　元謀屬亞熱帶地區，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仙人球類作物特別茂盛，每個仙人球的直徑約有70-100公分，仙人鞭有關公青龍偃月刀那麼長，而仙人葉總要比蒲扇大兩叄倍，形態多異，使人耳目一新，我們華東人將仙人球類當作盆景，點綴庭院，與之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元謀是由猿到人的發祥地，早在一百七十萬年前，元謀就產生了猿人。考古學家曾在此發現猿人頭骨化石，並已有詳盡的論述，我就不必多說了。　　永勝地處雲南高原，海拔3500公尺，一打開門就可看見遠處幾座大雪山，尤其在驕陽似火的夏天照得燦爛奪目，大有清新涼爽之感。我在這裡與白族青年關汝彬交上朋友結為金蘭，因為我們就住在他家裡，每天早晨還品嘗他家的“油茶”。　　由黔入滇，爬山越嶺，大半時間都是靠兩條腿走路。每日宿營是按沿途村落大小來決定的，大約在50 - 60華里之間軍師長高級將領配有馬匹，但他們多以坐 “華杆”為主代步。軍長的“華杆”由16名粗壯大漢輪流換班抬走，號為大班。大漢們訓練有素，步伐一致，坐在上面相當舒適平穩。其餘步行官兵則根據先行官的路標指示行軍，不能走錯方向，否則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了。時值乾燥夏天，每當爬上高嶺路旁有清泉噴出，視為甘露，急欲用手捧飲，但先行官告誡：“此水絕不能喝，因高原地帶瘴氣厲害，飲之就有生病危險”。只好用自帶的八卦丹含在口內以解一時之渴。如此走過萬水千山，始終不敢口服噴泉所冒之水。　　部隊在永勝駐了兩個月，因軍情變化，開往霑益待命。永勝到昆明的地勢是由北向南傾斜，每天行走80 - 100華里猶覺輕鬆愉快。　　霑益離昆明很近，交通便利。一日，我隨林處長乘汽車到了昆明這座四季如春的都會，下榻在都蘭飯店，同行還有凡良，這是我破天荒第一次坐上汽車，在久經長途跋涉之後能有機會來此作短時休息，感到莫大的安慰。　　昆明，是雲南省首府，是多民族居住之區，是京（南京）滇公路的終點，也是龍雲的王國。西南有滇越鐵路直通河內、海防，因而越南僑民很多，當時越南屬於法國殖民地，在昆明的法僑也很多。越僑雖屬黃色人種，生活習慣，也和華人差不多，但在越僑女性中，她們的口齒全是烏黑的，談笑間閃閃發光，嫵媚動人，當時我感到很希奇，據說這是她們常年吃了檳榔所致。　　昆明雖是雲南省政治文化中心，但娛樂場所不多，只有一家滇戲院，沒有電影院。滇劇是地方劇種，不但不明了劇情，連唱詞也聽不懂，不感興趣。凡良說：“我們何必悶在旅邸不去公園走走呢？”於是來到翠湖公園在大觀樓品茗。　　大觀樓，位於昆明湖畔，聳峙雲漢俯瞰滇池，金馬碧雞兩峰遙遙相望，山色波光，薈萃一樓。尤其孫髯翁的一幅長聯，洋洋灑灑儼然是一篇文辭秀美，氣魄宏大，對仗工穩的文章，相傳為全國第一長聯，給大觀樓增色不少。聯云：　　五百里滇池奔來眠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洞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 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 霧鬢，更苹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叄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盡珠 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 ，便斷碣殘碑，卻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鍾，半夜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香。　　一日，我作為隨從，隨郭松雲軍長拜會雲南省主席龍雲於官邸。經叄門，始達龍主席辦公之處，每進一門，兩邊衛士必呼“郭大人駕到”，直傳入內，儼然土皇帝架勢也。此次拜訪完全出於行客拜坐客的禮儀，略事寒喧即告辭。後來兩廣異動，中央為鉗制其軍事行動，乃設立滇黔公署於昆明，龍雲任主任，而掌握重兵的副主任薛岳，則在貴陽設立副署直接指揮兩省軍事。結果龍雲只落得一個空頭銜，大呼上當，雲南軍政大權，遂為國民黨軍所掌握，龍雲只好唯命是聽。

　　1935年（中華民國 24 年） 18歲　　是年八月，43軍沿滇黔公路向貴陽開拔，一路步行。一天下午行至鎮寧縣境時，只聽遠處傳來轟轟之聲，再走十幾里忽見幾百米高山上似銀河一般水花從天而降，原來是馳名中外的黃果樹大瀑布。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的大自然奇觀，頓感精神興奮，心胸豁達，多日行軍疲勞，幾乎忘得一乾二淨，久久不忍離去。臨行前忽見觀瀑亭里書有如下對聯，姑錄之，作為到此一游紀念：　　白水如棉，不用弓彈花自散　　紅霞似錦，何須梭織天生成　　不一日，軍行至石板房宿營地，在“民宅”結構上也發現了奇蹟，即此地居民全部用石塊砌成房子，不用一磚一木，全村都是這樣，在軍用地圖上也標明為“石板房”。此房既不怕風吹，又不怕雨打，也不怕火燒，冬暖夏涼，是人民休養生息安居樂業的好場所，至今仍然保持着這種格局，不能不說是建築史上的一大發明，如果貝聿銘，陳從周等建築學家看了一定會“ok ok”不止的。　　部隊進入貴陽後，我收到親朋好友很多信件，得悉父母兄姐無恙，生活恬適，使遠在南蠻地區的遊子感到無比寬鬆。其間正在石門白雲橋讀中學的莫畏來信尤多，他在信封上總是寫着“貴州、雲南、試投”字標，因部隊行動不定故也。　　我在貴陽與孔繁梁（即凡良）君，游過黔靈山和甲秀樓。黔靈山是貴陽的着名風景區，由許多景觀組成，其中有一個麒麟洞香火很盛，遊人和香客絡繹不絕，是一個修身養性的好去處。而甲秀樓是文人墨客聚集地，湘黔兩省政要如曹湘衡、朱經農等曾在這裡飲酒賦詩，有如會稽蘭亭“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一樣，令人心嚮往之。終因部隊行動不定，即有雅興也不能隨心所欲去遊山玩水了。　　我部在貴陽僅停留一周，因“兩廣異動”，陳濟棠、李宗仁等圖謀不軌暗與中央作對，我軍隨即調往榕江駐紮，一方面加強部隊訓練，一方面防止李、白蠢動。與中央之間的聯繫，是通過空軍將絕密文件空投在鋪有長白布條的標誌地區，然後由參謀人員將封好的報告掛在飛機放下的繩鈎上帶回南京。這樣既能下情上達，迅速又可靠，絕無泄密之虞。　　榕江是少數民族苗族居住區，每到秋收完畢，他們要舉行一次盛大的鬥牛會。男女老幼穿着節日盛裝，笙簫齊奏，載歌載舞，滿山遍野立滿了人群，沉浸在歡樂的氣氛之中。此時原先選好的鬥牛，披紅掛彩進入會場，鬥牛開始了。角斗中，兩牛一進一退，一退一進，令人眼花繚亂扣人心弦。勝者固然興高采烈，歡聲雷動，牛主人更是趾高氣揚，不可一世。而鬥敗的牛，立即慘遭殺戮，開膛破肚，不用清水清洗，就和血淋淋的肚腸、血塊，只加一些鹽巴就分而食之。食者吃得津津有味，我們看了不覺毛骨悚然，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鬥牛情況，說到野蠻吧，為什麼西班牙的鬥牛，成為世界上高層人士最為欣賞的節目呢？　　軍長在處理軍務之餘，對圍棋極感興趣，每到一地，即邀請社會名流到他的官邸對奕，並與客人同飲，因而博得儒將的稱譽。他在對奕中聚精會神，目不斜視，直至把對方逼得走投無路才罷休。榕江縣長李達，也是奕棋高手，但終不能取勝，甘拜下風，而軍民之間，相處融洽。但廣西邊境六寨縣縣令況天爵，因有李、白作靠山，有恃無恐，在一次由軍長召開防務會議時，這位七品芝麻官竟拒不受命前來參加，可謂大膽，但郭公為了緩和局勢也就不了了之，聽其自然了。　　軍長在對奕過程中，每遇棋不順手，即囑我另畫一張新棋盤，有如南通人打紙牌一不得手，就將原用紙牌全部拋棄，另換一副新牌一樣。果然換上新棋盤一經對奕，無論執黑執白，軍長總是連連告捷，如果當今棋聖聶衛平、馬曉春，恐怕也不是他的對手了。　　後來，南京政府對“兩廣事件”採取軟硬兼施手法，先對粵軍軍長余漢謀由孔祥熙在穗撥款100萬銀元作為額外軍餉，促其倒戈，然後由國民政府正式任命余 漢謀為廣東省主席。陳濟棠眼看大勢已去，通電下野，攜帶夫人到香港作寓公去了。桂系軍閥李宗仁見形勢不妙，失去了得力助手，也通電錶態順命中央，於是兩廣平息，薛岳即電43軍移師都勻。在都勻中山公園建立軍事學校，主要對連排級以下進行強化教育，軍部駐在都勻考棚街考棚里。此時，26師副師長劉雨卿升任師長，林處長升任少將參謀長，常承燧任參謀處中校教育科長，原少將參謀長蕭毅肅調南京參謀本部任中將次長，即後來於1945年8月在湖南芷江接受日酋岡村 寧次向中國政府投降書的中國最高受降官。　　都勻，位於貴州南部，其南為獨山，毗連廣西邊界，北為凱里、貴陽，交通相當便利。是年五月南京政府因感於南京至昆明公路全線通車，乃由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組織京滇周覽團視察全線通車情況，一行100多部小轎車，當他們從昆明 返回南京，途經貴陽時，特派出一個分團來都勻慰勞部隊，稍作停留即匆匆離去，軍部為慰問團作了簡單而隆重的迎送會。　　墨陽中學夏季運動會開幕那天，我們參謀處官員常承燧，林雲谷等十餘人應邀參觀，男女選手各個項目都競爭激烈，令人目不暇接。當女子100米賽跑時，一 位墨陽小學校女生跑在中途，忽然短褲頭竟落下引起全場人群哄堂大笑，說時遲那時快，那女生一點也不慌張，拎起褲子直往前跑，結果奪得冠軍，這不能不令人歡呼鼓掌，可見苗族同胞子女平時加強□煉是相當嚴格的，不然就難以取得這樣的好成績。

　　1936年（中華民國 25 年） 19歲　　是年12月13日清晨我打開辦公廳無線電收聽到南京中央廣播電台報導：昨晚深夜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變，劫持領袖蔣委員長，隨行中央官員亦被扣留，這一爆炸新聞，立即引起部隊首長特別關注。這一舉動，歷史上稱為“西安事變”或“雙十二事變”。　　張學良時任東北軍司令又是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蔣為總司令），楊虎城時任西北軍司令兼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兩人都駐節西安。因東北軍、西北軍的權力被中央削弱，早已有不二之心，乘此次蔣氏在洛陽檢閱部隊之後飛來西安，下榻在華清池官邸竟下此毒手，不能不引起全國軍民的強烈反對，通電聲討。南京的主戰派何應欽主張立即轟炸西安，而蔣夫人宋美齡則認為，如派機轟炸，蔣氏生命亦不可保，力主用政治手段來平息這一事變。於是，她不畏強暴決然與宋子文、端納等飛往西安，經過與張學良、楊虎城及中共代表十多天的活動、會談，終於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協議，使蔣氏由張學良陪同安然返回南京。這一震驚中外的歷史事件在《西安半月記》中，已作了詳盡的敘述，就不再贅筆了。

　　1937年（中華民國 26 年） 20歲　　我的青少年時代有1/5是在軍閥混戰、“剿共”以及內憂外患中度過的，對自 己的前途深感渺茫，認為自己人打自己人相煎太急。遂決然向上級陳述我的志願，擬欲回家再上學深造報效國家，他們認為我還很年輕，即批准我的請求，並發給我兩個月的薪金及由都勻回慈利的全程旅費。林參謀長考慮到我單人行走缺乏經驗，又委託政訓處少校科長李靜（回長沙省親）一路照顧，林公可謂關懷備至矣。　　我於7月5日辭別參謀長和處里同事，即同李靜科長在都勻車站上長途汽車返湘，經貴州玉屏時買了兩盒“竹簫”，準備回家贈送親友，當日下午抵達沅陵，下榻在竹園飯店。　　沅陵是湘西的軍事重鎮，當時是行署所在地，由澧陵人劉建緒任主任。張學良夫婦曾在此幽禁一個時期。　　7月6日，抵達常德，與李科長握手話別，他回長沙，我即乘划子渡沅水，投宿在常德江邊一家旅社，因人生地不熟，只好由在車站找客的夥計來安排了。　　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蘆溝橋事變，史稱“七七事變”。街頭報販，大呼“買報買報，日本鬼子打起來了”。當時認為，只是局部衝突，不會影響大局，因而市景依然繁榮，毫無戰爭氣息。於是在市場上買了些禮品，只在常德住了一宿，即搭汽車抵達石門，然後坐轎回家。途經白雲橋時，往訪在此讀石門高中的莫畏，他喜出望外，以為我自天而降，遂與同學殺雞煮酒歡迎。因時值暑假考試，不便久留，住了一宿，仍乘轎回家。在此期間到白雲橋頭官韻蘭（永南）家拜訪，適她仍在叄浯園未回，僅與其父母交談片刻就告辭。　　回到久別的家中，叩見父母兄姐，他們喜之不勝，問長問短，使我一時難以應對。環視故園，青松翠竹，依然如昨。在家住了一周，即隨父親去叄浯園拜禪父先生和老太夫人、久域媽、桂英媽以及各位姐妹，她們圍堵我旁形似人牆，都說我個子長高了，氣質也發生了變化。後來禪父先生說：“近來新建一所叄浯小學校，欲聘你為該校語文教師，並負責全校管理工作，以期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因欲俟機升學遂接受聘任，不兩天，即到校作好一切招生教學準備，就讀學生30餘人，全是男童。凡語文、算術，音樂、體育全由我一人包攬，幾乎沒有一點空閒，茶水及清潔衛生工作由一位年長的白鬢老頭擔任。　　由於鄉村封閉，外面世界僅憑軍中友人林雲谷、常承燧的通信略知一二。迨至台兒莊大捷，始知大片河山淪入日軍之手，心中實在憤憤不平，懷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乃向禪父先生堅請辭去教職，籌備報考長沙中央軍校。　　先是卓仁媛對我說：“假使我是個男青年，早已遠走高飛了。”我聽後滿面羞慚，無言以對。遂在暑假期中約趙思容等一同趕往長沙，投考中央軍校長沙分校，經考試，因我個子太矮，身體瘦弱而名落孫山，趙思容卻榜上有名，但他初出茅廬，沒有經過沙場鍛煉，見我未被錄取，意志不堅，竟打起了退堂鼓來，我很為之惋惜，於是，二人又一同坐了輪船回了常德，心想回到故園哪有面目去見江東父老！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我一回到常德，即到43軍駐常辦事處打聽消息，巧遇常承燧科長，他於前天從九江前線來常，不知什麼地方獲悉我到常德，他在城西一帶旅館遍查登記簿始得相見，他說他現任某團中校副團長，奉命到貴陽接收新兵任務，邀我一同前往擔任該團中尉書記職務，在山窮水盡走投無路之際，得此新職，自然喜出望外。但同行趙氏卻心灰意冷，我苦苦勸慰，聊備薄酒惜惜離別，他回慈利去了。　　常德到貴陽有千里之遙，雖有湘黔公路可通，但一切交通工具都為抗戰服務，公路上的長途汽車少得可憐，一路有時步行有時攔車，那時汽車司機相當吃香，不論你是什麼大享，他也不賣帳。只有說盡好話，他才答應搭你一程，時值炎夏，驕陽似火抵達貴陽時，真是風塵僕僕，皮膚已成為非洲黑人形象了。　　團長張子鴻上校為我們在揚子酒家接風洗塵，常副團長即席向團長詳細介紹我的情況，當即由團長簽署任命我為團的中尉書記，主辦文書及人事任免工作。至此，我跨入抗日戰爭大洪流了。　　張團長，四川威遠人，黃埔叄期畢業，與常副團長同鄉。　　團的全稱為陸軍103師野戰補充團，目前任務，是在貴陽接收新兵，經過短期 訓練再輸送到正規步兵團。103師師長為何紹周，是軍政部長何應欽的猶子，也是 黃埔叄期生。　　貴陽是我第二次重遊之地黔靈山，甲秀樓的風景雖然依舊但處處都充滿着戰時氣氛。“九一八、九一八，什麼時候才能回到我那可愛的家鄉”及“把我們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的歌聲響徹雲霄，一向蒙受“東亞病夫”之恥人民振奮起來了。貴州省主席薛岳（北陵）號召軍民要厲行節約，一切為抗戰勝利而奮鬥的巨幅標語懸掛在通街大道以鼓舞人心。　　補充團在貴陽完成接兵任務後，於當年秋天開赴湖南辰溪訓練，不久即將野戰補充團的名稱更改為陸軍步兵團，團部編制也略為增大，副團長設二名，中尉書記更為上尉，於是我坐享其成，成為無功受祿之人了，雖然竊喜，但任重道遠，當遇到棘手的問題時，常副團長總是教導我如何排憂解難以及待人接物的大道理，勉勵我要有冒險犯難的精神以迎接新的挑戰，在軍中得有如此良師益友，真不知幾生修到？　　辰溪位於湘黔要道，兵工廠林立，是敵機轟炸的目標，防空警報，一日數起，但軍心、民心相當穩定。此時桃源女子師範學校也遷移到這裡，為防空襲，白天在樹林裡掛上黑板上課，晚上燃起煤油燈進行自修。我在閒暇時常與該校朱純汛老師及王麗曦小姐攀談，因他們都是慈利人，在他鄉遇見故鄉人特別感到親切。　　一天中午常副團長因到城區開會，住宿在一家旅館。剛吃完午飯即響起了警報，開會人員勸他躲避，他泰然自若要在旅館睡覺，不料敵機驟至，無巧不巧投下炸彈竟落在旅館之旁，把他所宿房間的磚牆炸了一個大洞，結果他從大洞中跑出。都說副團長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如今想來，仍然為他捏一把冷汗。　　上級考慮到辰溪不是練兵之地，調往四川秀山，臨走前我到桃師辭別，並贈朱老師《天方夜潭》一書，贈王麗曦景德鎮產小茶壺一隻，他們則送我用紅綢書寫的《為國效勞》的一面小紅旗，往事越過60多年，社會變革，人事滄桑，昔日朋友或存或亡，也不可知。@　　秀山靠緊湖南西北角，有川湘公路可通。部隊 到了秀山，受第二軍軍長李延 年指揮，團先駐秀山後移龍潭，龍潭是酉、秀、黔、彭四縣貨物集散之地，商業相當發達，又盛產桂花，每當八月來臨桂花漸漸飄香香溢四里，每戶人家屋前屋後，遍植桂樹，淨化環境，十五一過，樹下遍地鋪上大大小小的白布或牛皮紙來收取飄下的桂花，作為飲茶及其他食品的香料，身置其間如入香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