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楓林橋。

　　一家電影公司的外景隊一早就趕到這裡。卡車剛剛停穩。在一陣“快！快！趕快！”的催促聲中，從車上立刻跳下幾十個人來。與此同時，攝影機和幾個沉重的道具箱被七手八腳地迅速從車上搬了下來。

　　幾分鐘後，攝影機已經架設在公路邊上，一副搶拍外景的架勢。偏僻荒涼的楓林橋頓時熱鬧起來。……　不過，這支外景隊的心思並不在拍攝電影上面。無論是西裝革履派頭十足的導演、衣着華麗的男女主角、扮演三教九流的眾多的配角，還是頭戴鴨舌帽的攝影師和場務，個個都顯得神情緊張，都在不時焦慮地向水仙廟方向張望。

　　一些“碰巧”路過的行人也在駐足觀看，不過，他們似乎對拍攝電影的場面沒有多大興趣，老是在東張西望。實際上，這是中央特科擺下的一個“劫法場”的陣勢。化裝成導演、演員、攝影師和行人之類的各色人等，都是中央特科人員。他們每個人身上都藏有駁殼搶、左輪槍或白朗寧手槍，所有手槍早已子彈上膛。道具箱中還藏有機槍和催淚化學手榴彈以及開啟鐐銬的工具。

　　附近不遠處的岔路口上，還隱蔽着一輛裝有大米的卡車。一旦囚車出現，這輛卡車將突然衝上去將公路攔斷，迫使囚車停下，到時候卡車上的大米包就將成為機槍射手的掩體。遠處，還有幾個擺攤的小販也在不時張望，那是特科布置的警戒哨。

　　中央特科嚴陣以待，只等來自水仙廟拘留所的囚車在公路上出現。在國民黨和帝國主義嚴密控制下的大上海，中央特科卻不惜冒最大的風險，不惜一切代價竭力要營救的，究竟是什麼樣的重要人物？

　　囚車上押送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軍委書記彭湃，以及楊殷等幾位中央軍委的重要領導幹部。

　　據特科第二科即情報科獲得的可靠消息，八月二十八日這天早上，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將把彭湃等從水仙廟偵緝隊拘留所押往龍華警備司令部。中央特科決定，在水仙廟通往龍華的必經之路楓林橋武裝攔劫囚車。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人物瞿秋白曾讚譽說，中國有兩個“農民運動的王”。這兩個“王”，一個是湖南的毛澤東，一個就是廣東的彭湃。

　　彭湃，廣東海豐縣人，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時期，他和毛澤東都是以搞農民運動而名聞天下。

　　彭湃參加過南昌起義的領導工作，並隨起義部隊南下廣東。隨後，彭湃在海豐發動武裝起義，建立全國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在保衛蘇維埃政權的戰鬥中，彭湃自任敢死隊隊長，身先士卒衝鋒陷陣。

　　中共中央遷上海後，彭湃被調到中央工作。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彭湃正在上海滬西區新閘路經遠里中央軍委的秘密機關出席會議，突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幾輛紅皮鋼甲車風馳電掣而來。轉移已經來不及，會場被武裝巡捕包圍了。彭湃和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兼江蘇省軍委委員楊殷、以及中央軍委委員顏昌頤、邢士貞等同時被捕。

　　巡捕房和警察局動作如此之準確，可見完全是一次有預謀的行動。顯然黨內出了叛徒。　　這天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本來要主持這次會議，由於臨時有事未能出席，因而倖免於難。

　　彭湃被捕後，最初用的是化名，但因叛徒出面指認，彭湃的真實身份就暴露了。上海警察局久聞彭湃大名，擔心這樣一個共產黨要人關押在水仙廟拘留所會出意外，決定於二十八日將彭湃等押解到龍華警備司令部。

　　情況非常清楚：彭湃的身份既然暴露，再採用聘請律帥辯護或向敵特機關要人行賄之類的通常營救手段已經無濟於事。現在，唯一的辦法只有武裝劫救！

　　然而，可供準備的時間只剩下一天了。

　　“為了保證營救的成功”，周恩來目光如炬，語氣堅決果斷，“這一次不僅紅隊全體出動，特科各部門凡是會打槍的同志都參加行動！”

　　中央特科下設總務、情報，行動，交通四個科。平時，各科既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又互相配合，為中共中央提供安全保衛。一九二八年四月特科成立之初，中央就舉辦了幾期訓練班，培訓特科人員從事秘密工作的專門知識和技術。訓練班每期二十天，絕大部分特科人員先後參加了培訓。周恩來、項英等中央領導向學員們做了多次政治報告，顧順章、陳賡等人則把自己在蘇聯學習到的偵破、審訊、刺殺、爆破、秘密聯絡等技術向學員們做了仔細講解。

　　總務科為特一科，科長洪揚生，他從特科成立之初到一九三一年一直擔任這個職務。一科最初被稱為“總部”，它的職責是：負責為中央布置各個秘密機關和聯絡點，置辦各種必要的家具和辦公用品；每當中央在上海舉行重要會議，要負責安排會場。此外，總務科還要為中央機關籌集經費，並且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出面以合法方式營救被捕同志。可以說，中央的日常大小雜務全部由總務科總攬下來。所以，一科可以說是中共中央的“總務科”。

　　特二科為情報科。它的前後兩任科長都是中央特科最有名的人物——陳賡和潘漢年。周恩來曾經把中國共產黨最傑出的六位情報人員譽為中國共產黨情報的“前三傑”和“後三傑”，“前三傑”是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底，他們都是在陳賡直接領導下工作。而潘漢年則是“後三傑”之一。情報科的任務，是掌握敵人動向，以便搶在敵人動手之前採取行動，以保障中央機關和黨的領導人的安全。向蘇區通報軍事情報也是情報科的職責。因此，情報科人員必須利用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採取打進去拉出來的辦法，或打入敵特機關內部，或在敵特機關發展內線建立特情關係。

　　特三科的正式名稱是行動科，由顧順章本人擔任科長。不過，這個科卻以“紅隊”而著稱。紅隊，即“紅色恐怖隊”之簡稱。在特科內部，紅隊又稱為“打狗隊”。顧名思義，這個科的一個主要職能就是鎮壓叛徒，震攝敵人。

　　當時，對中國共產黨秘密組織威脅最大的莫過於黨內的叛徒。面臨大革命失敗後嚴酷的白色恐怖，黨內不少的意志不堅定者和投機分子紛紛退黨，一時之間退黨聲明或反共啟事充斥各大報紙的版面。這類人如果只是脫黨，對黨組織並無多大危害，那不過是大浪淘沙，反而使黨組織更加純沽。但嚴重的是，其中一些人還進而叛變投敵，出賣組織，不惜用昔日同志的頭顱作為自己在國民黨那裡的進身之階。中國共產黨的許多早期著名的領導人就是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犧牲的。

　　通常，由情報科提供關於叛徒的情報，處決叛徒則由紅隊執行。

　　紅隊是一支精銳的小型武裝部隊。紅隊的成員主要來自過去工人糾察隊的骨幹，參加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還有些來自北伐軍，都有過戰鬥的經歷，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槍手或爆破的能手。除了懲治叛徒，紅隊還要與特一科配合，秘密警戒中央的重要會議。

　　一旦被選拔為紅隊成員，首先就是要熟悉各種槍支的使用方法。為了練就百發百中的槍法，紅隊的成員們常常坐船出海，到吳凇口外的海面練習打靶。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紅隊的力量發展到頂點，擁有的四十多名行動隊員，每人都是神槍手，都會駕駛汽車。他們的裝備除了各種型號的手槍，還有化學手榴彈。這種手榴彈可以使人流淚睜不開眼，使用時帶一種特製的眼鏡則不受影響。每次行動之後，如遇追擊，扔出這種手榴彈可以阻滯敵人。此外，紅隊還可以從外面調動武器，甚至調來機搶。因為當時特科的情報科在國民黨軍隊駐浦東的炮兵營中建立有聯繫。必要時，特科的總務科也可以隨時直接從外國洋行購買槍支。

　　特四科為交通科，科長是李強。這個科最初的職貴是負責秘密的交通聯絡，以及護送黨的領導人進入蘇區。從一九二八年起，特四科主要負責建立和管理秘密無線電台，溝通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以及和各個蘇區之間的通訊聯絡。後來這個科改為無線電通訊科。

　　按照中央特科內部的分工，武裝行動通常只是由紅隊擔任。但這一次，為了營救彭湃等重要領導人，特科人員幾乎全部上陣。

　　楓林橋。

　　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了。然而，令人望眼欲穿的囚車卻始終沒有出現。“他娘的，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中央特科科長顧順章，一臉油汗，煩燥不安，把煙頭往地上一扔，用腳狠狠蹭了幾下。

　　顧順章是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作為中央特科科長，他直接帶領紅隊。這一次，他是“劫法場”的現場總指揮。

　　顧順章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政治保衛幹部之一。顧順章，原名顧鳳鳴，上海吳凇人，一九Ｏ三年生。顧順章最初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當過鉗工，後來成為公司的事務員，也有材料說他後來升為“拿摩溫”（工頭）。“五卅”運動之前，顧順章加入中國共產黨。

　　顧順章身材矮壯，人很精幹，頭腦靈活，可以雙手開槍，槍法很準，使刀弄棍也有兩下子。另外，他還會耍魔術，魔術達到專業水平，曾在上海大世界等處多次登台獻技。顧順章屬於兩頭冒尖的人物。他過去入過青幫，吃喝嫖賭都來，在他的身上流氓無產者的習氣頗為突出。另一方面，他在工人糾察隊中表現勇敢，很有一股子衝勁，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中他擔任過工人糾察隊總指揮。

　　早在一九二六年，中共中央就已經着手準備建立政治保衛機構，並開始培養政治保衛幹部。這年十一月，顧順章受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派遣，前往蘇聯學習政治保衛。同時被派往蘇聯受訓的還有陳賡和陸留。從蘇聯回來後不久，顧順章就開始幹上了政治保衛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使黨內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軍事工作的重要性。一九二七年五月，黨中央在武漢成立中央軍委，周恩來任軍委書記，聶榮臻任參謀長，王一飛任秘書長。中央軍委下設兩個科，一個是組織科，另一個就是特科（又稱特務科）。

　　特科的出現，標誌着中共中央政治保衛機構的正式建立。

　　需要說明的是，此時的中央軍委並不象後來那樣直接指揮軍隊，因為中國共產黨當時還沒有一支獨立的武裝力量。最初的中央軍委主要做國民革命軍的工作，向軍隊派遣黨員士兵和幹部，擴大黨在軍隊中的影響，以及從事軍事情報和政治保衛等方面的工作。

　　此時的特科，也不象後來的特科那樣專門從事對中共中央機關的政治保衛，最初的特科還兼有其它的職責。

　　特科下設四個股。即特務股、情報股、保衛股和土匪股。其中，土匪股就是專為打擊土匪而設，它的職責顯然並不直接服務於中共中央的政治保衛，而是服從於當時鬥爭的特殊需要。在當時，汪精衛還打着“左派領袖”的旗號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在“赤都”武漢，中央固然需要政治保衛，但安全問題還不象後來那樣突出。

　　剛剛當選為中央委員的顧順章，被任命為特科科長。顧順章進入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機遇。

　　“四·一二”之後，共產國際認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其根源在於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因此強調必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層中加強工人成分。顧順章算是工人出身，正好趕上這趟車，於是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和顧順章一起被“加強”進中央委員會的，還有一位叫向忠發的老工人。向忠發當時四十六歲，擔任過武漢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武漢工會委員長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會成員。　　此後，顧順章在黨內的地位迅速上升。

　　“五大”之後不久，經中央常委決定，顧順章進入由周思來等七人組成的中央軍委。“八七”會議上，顧順章又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不到四個月的時間，顧順章由中央委員變成了政治局委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之後，周恩來受命對中央機構進行組織整頓，以適應白色恐怖環境下的鬥爭需要。

　　在中央，建立一個特別任務委員會，簡稱特委。在特委之下設中央特科。特委是決策機關，特科是執行機構。周恩來主持特委工作，直接指揮特科。經過整頓之後，中央特科將原來的四個股改為總務、情報、行動，交通四個科。顧傾章仍然擔任中央特科科長。

　　顧順章搞特科工作，還是象他過去搞工人糾察隊那樣，喜歡聚眾而來，呼嘯而去，大打出手，打它個稀里嘩啦。讓他率隊武裝攔截囚車，他覺得來勁。

　　現在，等了幾個小時仍不見囚車的影子，顧順章不耐煩了。“劫法場”的人們也開始沉不僅氣了。　　“是不是囚車已經過去了？”　　“我們出發時間太晚，很可能錯過了。”

　　特科的這次武裝劫救行動，所有環節都作了周密的考慮，但二十八日這天早上臨出發時卻發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當接到武裝劫救的指示後，特科連夜緊急準備。因為參加行動的人多，特科現有的槍支不夠，於是派人臨時向洋行購買。

　　按照預定計劃，特科人員將在二十八日一早趕到楓林橋。這天早上，參加行動的人們在同孚路特科機關集中，等待一輛摩托車把槍送來。當打開箱子一看，才發現裡面的手槍全都塗有一層厚厚的防鏽黃油，必須擦掉黃油才能使用。於是馬上派人上街去買煤油。大夥心急火燎地好容易才將幾十支手槍擦洗出來，但已經使出發的時間推遲了一兩個小時。

　　楓林橋一帶人漸漸多起來了。“外景”隊呆在這裡時間太長會引起懷疑，不能再等下去了。看樣子，攔截的時機已經錯過。

　　顧順章再一次抬腕看表之後，悻悻他說了聲：“撤！”

　　果然，內線的情報很快就證實：就是因為臨時擦搶耽誤了時間，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車在特科趕到之前，已通過楓林橋開往龍華去了。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土貞四位同志在龍華警備司令部從容就義。押赴刑場途中，彭湃等一路高呼口號，視死如歸，彭湃犧牲時年僅三十三歲。

　　“對於這個無恥叛徒，特科必須堅決予以處決！”

　　周恩來濃眉高揚，神情激憤，平時那柔和的蘇北口音此時變得異常嚴厲。彭湃，楊殷等同志犧牲，全黨極其悲癰。周恩來含淚寫下《中國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屠殺工農領袖宣言》：“誰不知道廣東有彭湃，誰不知道彭湃是中國農民運動的領袖？一切反革命污衊他是殺人放火的兇犯，但廣大工農窮苦群眾，尤其是幾萬萬農民群眾卻深深地知道他是他們最好的領袖，是土地革命的忠實領導者！”

　　現在，如果還讓出賣彭湃的叛徒逍遙法外，不僅難以告慰烈士英靈，而且還會繼續給黨的秘密組織造成威脅。

　　就在彭湃等被捕的當天下午，特科的情報科就通過內線查明，出賣彭湃等人的叛徒就是中央軍委秘書白鑫。

　　白鑫是湖南常德人，黃埔四期生，一九二七年曾在葉挺的二十四師教導營擔任過黨代表。南昌起義部隊南下時，白鑫隨部隊撤到廣東海陸豐地區，與彭湃領導的農民武裝匯合，被提升為團長。一九二九年初白鑫隨同部分中央領導人到上海，在中央軍委工作。早在一個月之前，白鑫就已經向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委、情報處長范爭波秘密自首。白鑫作為軍委秘書，對中央軍委和江蘇省軍委的情況非常熟悉，他想將中央和江蘇省軍委作為一份厚禮獻給國民黨，以換取巨額的獎金，並且作為自己今後飛黃騰達的墊腳石。

　　不過，范爭波並不急於動手，而是一直在暗中等待機會。范爭波的胃口相當大，他想要利用白鑫將中共中央軍委和江蘇省軍委的負責人一網打盡，尤其是想抓到周恩來和彭湃。

　　范爭波所要等的機會，就是乘軍委開會的時候動手，這樣才可能一網打盡。

　　要尋找這樣的機會並不困難。當時，中央軍委經常召集各有關部門開會，周恩來作為軍委書記通常都要主持會議。而每次開會，都是由軍委秘書白鑫負責通知開會時間、地點和開會的人員。

　　機會很快就來了。

　　八月二十四日這天，中央軍委的會議就在上海滬西區新閘路六一三弄經遠里十二號二樓白鑫的家裡舉行。

　　巡捕房的搜捕行動就象事先經過演習一般，準確無誤。包圍樓房之後，巡捕和包探進入房間，按名捕人。為了掩人耳目，在逮捕彭湃等人的同時，故意將白鑫夫婦一起帶走。范爭波還想再度利用這個叛徒。

　　白鑫得了一大筆賞錢，但卻終日心驚肉跳，坐臥不安。他自知罪大惡極，幹了這種事情，特科絕對饒不了他。並且紅隊鎮壓叛徒的利害，他素來是非常清楚的。

　　白鑫只好乞求他的新主子給予保護。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上海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披露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四烈士遇難的消息時，同時也發表了一條關於白鑫的報導，稱：白鑫“曾在黃埔軍校學習畢業，以前受人之愚，誤入共黨，罪狀較輕，已由蔣主席負責保出，業於前日帶往南京，聽其帶罪立功，以觀後效。”云云。

　　這是國民黨當局故意放出的煙幕，目的在於掩蓋白鑫告密的罪行，並造成白鑫已經離開上海的假象，以保護這個叛徒逃避鎮壓。

　　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特科立即着手偵察白鑫的行蹤。特科情報科根據在上海特務機關的內線提供的情報，了解到白鑫根本沒有離開上海，就躲在特務頭子范爭波的公館內。

　　此外，特科還通過一位叫柯麟的地下黨員了解白鑫的動向。

　　當時，柯麟化名柯達文，以醫生職業為掩護，在上海威海衛路開設了一家“達生醫院”。這家醫院是一處秘密機關，中共中央每月要在醫院內開一次會。過去白鑫也經常到柯麟的醫院看病，不過由於嚴格的秘密工作原則，白鑫並不知道這位醫術高明的柯大夫的真實身份，更不知道這家醫院的底細。

　　彭湃被捕後，中共中央立即發出白鑫叛變的警報。事發的第二天一早，柯麟還在住家的五洲藥房樓上，關向應就已經匆匆趕來敲門了。當時關向應是中央軍委委員，團中央書記。後來關向應擔任過紅二方面軍總政委、八路軍一二Ｏ師政委。在去蘇區之前，關向應一直在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關向應讓柯麟注意，白鑫最近有可能到他的醫院看病，因為白鑫正在患瘧疾，而他一向是相信柯麟的醫術的。特科要求柯麟作好準備。

　　接着，陳賡又來通知柯麟：特科已經在五洲藥房附近設立了聯絡點，一旦白鑫出現，就立即去找聯絡員。陳賡臨走，還留下了他在新世界飯店的房間號碼，讓柯麟無論有無情況，每天晚上都要去飯店匯報。

　　果然，幾天之後白鑫突然來到五洲藥房。這個叛徒不敢去醫院看病，直接找到柯麟家中。和白鑫一起來的還有他的老婆和兩名保縹。柯麟一邊看病，一邊考慮如何設法脫身。開了處方之後，柯麟藉口下樓找藥，迅速從後門去了聯絡點，但等他回來時，白鑫已經人去樓空。就象老鼠一般，叛徒白鑫深藏巢穴之中，偶爾外出，行動也是相當詭秘。

　　陳賡聽了柯麟匯報，決定讓柯麟繼續照常營業，同時在醫院和五洲藥房附近布置了紅隊的武裝力量，晝夜埋伏，準備捉拿白鑫。

　　“如果聽到槍聲，你就馬上跑開。”年輕的情報科長對柯麟醫生說。

　　但紅隊整整等了一周，白鑫也沒有露面。陳賡判斷，白鑫擔心出事不敢外出看病，但很可能會請柯麟出診。

　　兩個星期之後，柯麟果然接到白鑫的電話，請他到法租界白官飯店看病。柯麟去後，發現在場的不僅有白鑫的老婆，保鏢，並且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委范爭波也在坐。范爭波與白鑫是同鄉，白鑫叛變就是由他牽線，現在他又充當起這個叛徒的保護人了。

　　下一次白鑫再打電話請柯麟出診，地點又改在范爭波的公館裡了。大概白鑫覺得離開公館一步都有危險，還是躲在裡面最安全。但這樣一來，反而使柯麟搞清了白鑫藏身的準確地址是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路）和合坊四十三號。

　　特科馬上對范爭波的公館嚴密監規。柯麟按陳賡的指示，在白鑫所在的弄堂的最後一家租房住下。陳賡自己則在緊靠范爭波公館的一幢樓房租下了三樓的房間。這裡居高臨下，可以清楚地俯視四十三號范爭波住宅內的動靜。

　　白鑫儘管住在范爭波公館裡，晝夜有持槍的警衛保護，仍然深感處境危險，惶惶不可終日，並且老是躲着不露面也不是辦法。於是他請求讓他出國，去意大利躲過風頭再回來。

　　白鑫秘密作好了出國的準備。而特科根據內線提供的情報，已經掌握了白鑫動身的時間、乘坐的輪船，並且知道範爭波將派汽車送他去碼頭等情況。

　　中央特科決定在白鑫動身這天將其處決。

　　十一月初的一個下午，陳賡來到聖彼德教堂。這是一座由美國聖公會在上海建造的著名大教堂。在二十年代後期到三十年代初期，這裡是中央特科的一處秘密聯絡據點。教堂的傭人、花匠都是地下黨員，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瞿秋白，李維漢、李立三等都曾在這裡開過會。

　　聖彼德教堂的主持牧師董鍵吾，浙江青浦人，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董健吾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曾擔任過“基督將軍”馮玉祥的秘書，一九二八年參加中央特科，以牧帥身份為掩護，從事中共中央的政治保衛工作。

　　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上，董健吾是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在美國進步作家埃施加·斯諾的筆下，他被稱為“紅色牧師”。一九三Ｏ年，他在上海創辦大同幼稚園，收養並保護烈士遺孤和中央領導人的後代，包括毛澤東的三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以及蔡和森、彭湃、楊殷的兒子、惲代英和李立三的女兒。

……

　　在處決叛徒白鑫的行動之前，陳賡來聖彼德教堂找董健吾這位紅色牧師，是要他前往白鑫隱藏的和合坊，偵察周圍地形，把進退路線摸清楚。

　　在和合坊，范爭波已經加強了戒備，不但在公館內增加了保縹，而且在和合坊弄堂的兩頭都加派了武裝人員日夜站崗巡邏。只有身穿法衣的牧師出現在那裡不容易引人注意。

　　第二天，董健吾就將一張和合坊一帶的詳細地圖交到了陳賡手上。

　　白鑫臨行這天，范爭波公館裡人員進進出出，顯得非常忙碌。范家的傭人從外面買回許多水果，跡象表明，內線提供的關於白鑫在十一月十一日離滬的情報是準確的。

　　這天晚上，躲藏了幾個月的白鑫終於在范公館門口出現了。在夜幕掩護下，白鑫由范爭彼及其兄弟和幾名武裝警衛陪同悄悄向汽車走去。送白鑫去碼頭的汽車就停在距公館門口不遠的地方。白鑫面無血色，戰戰兢兢，極度的緊張。恐懼和興奮使他幾乎無法自持：幾個月以來象躲在老鼠洞中一樣終日提心弔膽的日子眼看就要結束了，只要車到碼頭，船一開就遠走高飛，從此擺脫噩夢，逍遙自在。他一看見汽車立刻就加快了腳步，恨不得一步跨上車去。

　　車門剛剛拉開，正要俯身上車，突然一聲“不許動！”猶如睛天霹靂一般，白鑫等人渾身一抖，頓時驚呆了。

　　七八個人影象從地下冒出來的一樣，從四周包圍上來，黑洞洞的槍口直指白鑫等人。紅隊在此已經等候多時了。

　　不等范爭波的保鏢掏槍，紅隊已經開火了。槍口在黑暗中噴射火光，槍聲在狹窄寧靜的弄堂內震耳欲聾。一名保鏢當即栽倒在地，白鑫等人立即四下逃竄。

　　白鑫一邊向范公館大門狂奔，一邊拔槍企圖抵抗。幾名紅隊隊員在後面緊追不捨。復仇的子彈＂嗖嗖”作響，追上了白鑫，鑽進了他的身體。白鑫撲倒在地，紅隊隊員趕上來又是幾梭子子彈，叛徒的身上頓時成了篩子，充滿腥味的血污流了一地。

　　槍戰短促而激烈。特務頭子范爭波和另一名保鏢受傷倒地，范爭波的兄弟當場斃命。

　　紅隊迅速撤離現場。剛到弄堂口，在那裡巡邏的一名巡捕開槍欄截，立刻被迎面而來的子撣掃倒在地。在距和合坊不遠的蒲石路重慶路口，停着一輛引擎早已發動的汽車，紅隊隊員們跳上車，汽車立刻絕塵而去，消失在十里洋場之中。

　　第二天，濛濛細雨之中，報童們在街頭邊跑邊喊：“看報，看報，看霞飛路特大血案……”處決白鑫的行動成為上海各報的頭號新聞。在幾十種中外文報紙上，白鑫一案被詳細報導，描繪得有聲有色。

　　白鑫事件，使紅隊在上海威名大振，令叛徒和敵特談虎色變。同時也使租界當局如臨大敵，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緊急增加巡捕人數，公共租界還從美國高薪聘請美軍高級情報軍官羅斯，擔任總捕房政治部主任，專門對付共產黨。

　　就這樣，在二十年代的末期，國共兩黨在整體力量的對比上中國共產黨儘管處於絕對的劣勢，但中國共產黨人在對自身的政治保衛上，在情報和特工方面卻占據了先機，取得了明顯的優勢。

　　正因為有強悍而高效率的特科，儘管中國共產黨在二、三十年代歷盡艱險，遭受了一次次重大挫折，但處於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中共中央機關始終安然無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