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中央遷到上海以後，就藏身在租界裡。這是一塊國民黨勢力無法直接插手的“國中之國”。“國中之國”有自己的“殖民政府”，公共租界的“政府”叫做“工部局”；法租界的“政府”叫做“公董局”。有自己的武裝部隊——“上海外僑義勇隊”，還有自己的警察。法院和監獄。

　　租界的警察局叫做巡捕房，隸屬於工部局或公董局的警務處。公共租界設有中央、老閘、新閘、虹口等十三個巡捕房，共有巡捕和便衣偵探六千多人（據一九三七年統計），每年所花經費經常占工部局全年預算的將近一半。法租界設有中央等六個巡捕房，共有巡捕和便衣偵探二千多人（一九三六年統計），所花經費經常占公董局預算的三分之一。巡捕和偵探中有英國人、法國人，他們大多是各級頭目。經常在街頭路口巡邏的多是膚色黝黑，身材高大，纏着包頭巾的印度人（屬於公共租界）和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的安南人（即越南人，當時的上海人多這樣稱呼他們，屬於法租界）。不過，無論公共租界還是法租界，大多數巡埔、偵探還是中國人。

　　租界的法庭最初叫領事法庭，後來又出現所謂“會審公廨”，民國年間，又成立所謂“特種法院”。這些法庭名義上由中國當局和租界蘭局共同主持，但實際上卻成為工部局的附屬機構，既不受中國當局管轄，也不適用中國法律。

　　上海租界內，人口眾多而複雜，魚龍雜混，又不實行國民黨的保甲制度，不查戶口，住房也很容易找。租界的街道里弄四通八達，出現緊急情況容易轉移。這些，就為設立黨的秘密機關，進行地下活動提供了便利。

　　雖然國民黨當局同租界當局互相勾結，巡捕房和上海的國民黨警備司令部。公安局狼狽為奸，互通消息，共同緝捕共產黨和革命群眾。但是，租界“國中之國”的特殊性，使它同國民黨當局之間成了“國與國”的關係。國民黨的警察、憲兵和特務不能進入租界執行“公務”，更不能在租界開槍和捕人。巡捕房捉到的共產黨人，國民黨當局只能通過法律程序進行“引渡”，不能隨便提走。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活動在這裡的共產黨人的“安全係數”也為黨組織營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種種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由於上海租界的特殊狀況，加之這裡是中國產業工人和進步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所以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上海作為自己根據地。中國共產黨的一大、二大。四大都是在上海舉節的。現在，當中國共產黨陷入空前的危險狀態時，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又一次選擇了上海作為自己的藏身之地。

　　“茫茫人海一身藏”中共中央隱蔽在大上海的哪－個角落裡呢？

　　　　　　　　　　　　　　　　　二

　　如今的上海市中心，也就是原來的公共租界中心地帶，有一條福州路。這條東西走向的大街在解放前叫做四馬路。四馬路與雲南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座天蟾舞台。無論六七十年之前，還是九十年代的今天，天蟾舞台都算得上大上海響噹噹的大劇院。當然，今天的天蟾舞台早已翻修一新，非舊日面目了。

　　當年的天蟾舞台，東面隔壁有一幢那個時代上海常見的廣式里弄住宅，住宅門開在雲南路上，門牌是“雲南路４４７號”。這幢住宅的主人是誰，現在已不得而知了，不過，房東的名字倒有記載。此人名叫周齎生，是個開業醫生。他租下了這幢樓，在一樓開了一家私人診所，招牌是“生黎醫院”。開私人診所用不了多少房間，周齎生便將二樓的三間屋子轉租出去，當上了二房東。

　　租下二樓屋子的，是一位四十出頭的湖南人。他在這裡開了一家經營家鄉湖南土布土紗的商號，招牌上寫着“福興字莊”。這位“老闆”看起來似乎有些錢，因為他已經四十多歲了，卻娶了一位年僅二十上下的“老闆娘”。老夫少妻，在那個時代是有錢的象徵。

　　然而，就連樓下的二房東周大夫也不知道，每當夜深人靜，這對白天看起來恩愛和睦的老夫少妻卻分床而眠……

　　這一老一少夫妻倆是一對“怨偶”嗎？不是。他們其實是一對假夫妻，是兩個以夫妻名義在一起“坐機關”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

　　“福興字莊”的“老闆”，真名叫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長沙人。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在長沙參加了毛澤東創建的新民學會，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在大革命失敗白色恐怖籠罩全國的時刻，毅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這一點上，他同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很相似。

　　“老闆娘”叫朱端綏，是熊瑾玎的小同鄉，也是湖南長沙人。她雖然比“丈夫”小了二十二歲，但是黨齡卻比他長兩年——一九二五年就入黨了。

　　這對假夫妻開的“夫妻店”，就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的“大腦”——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所在地，實際也就是中共中央的藏身之地。

　　所謂中央政治局機關，就是政治局常委們經常碰頭和處理日常事務，以及政治局成員開會的地方。那麼，“福興字莊”剛開張的時候，經常“光顧”這裡的是些什麼人？換句話說，中共中央剛剛遷到上海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是由哪些人組成的呢？

　　一九二六年，是中國現代上一個大動盪的年頭，整個中國都在激烈地動盪，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也不例外。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頻繁地改選着，變動着。

　　五月九日中國共產黨五大閉幕時，新的中央委員會選出了由九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他們是：陳獨秀、蔡和森、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蘇兆征。　　在九個政治局委員中，又選出三人為政治局常委：陳獨秀、李維漢、張國燾。

　　這三個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僅僅存在了兩個多月，就被一個新的班子代替了。

　　六月十二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成立了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從一大以來一直擔任總書記的陳獨秀因仍然堅持右傾錯誤，被停職。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領袖從此退出了歷史舞台。

　　新成立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由五人組成，除了五大選出的李維漢和張國燾以外，又增加了三個人。他們是：張太雷、李立三、周恩來。

　　十天以後的七月二十一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鮑羅廷召開臨時中央常委會，他在會上宣布增加一名政治局常委，並指定這位新的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這位後來居上的常委就是瞿秋白。這位年僅二十八歲的年輕人就此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二任領袖。

　　“七一五”政變以後，中國共產黨已經到了萬分危急的關頭。在風雲突變的局勢面前，中共中央在漢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號（今鄱陽街一三九號）的一幢西式公寓裡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這場會議只開了一天，史稱“八六會議。”

　　在”八七會議”上，中共中央領導層又一次進行了改組。會議重新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名單如下：

　　正式委員：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

　　候補委員：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

　　在兩天后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推舉出由三人組成的常委會，他們的排名順序是：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

　　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開了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又有兩人增選為政治局常委，他們是周恩來和羅亦農。三常委變成了五常委。僅僅半年時間，周恩來在政治局裡的的身份就這樣升升降降，由委員而常委，由常委而候補委員。再由候補委員而升為常委。在此後的半個世紀中，他便一直處於在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核心中，直至他離開人世。

　　經常光顧“福興字莊”的，除了上面所說的這些政治局成員之外，還有一個人，此人就是鄧小平。

　　鄧小平不是政治局委員，但卻是中共中央的秘書長。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間，他隨中共中央遷到上海，當年十二月被任命為中央秘書長，協助瞿秋白、周恩來等常委處理中央工作。每逢政治局開會，都由他作記錄。許多日常事務，也是由他處理的。所以，他來這裡的時間比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還要多。

　　“福興字莊”是由熊謹玎一手建立起來的。熊瑾玎接受任務後，立即以商人的身份四處覓房。幾經周折，最後找到天蟾舞台隔壁的這三間房子。這個地方很適合秘密工作的需要：它同天蟾舞台相連接，從戲院的樓梯可以直接到達房間。樓下是醫院，每天前來求醫問藥的人很多，來這裡聯絡接頭和辦公的人員混在其中，一點也不引人注意。房背後另有樓梯通向一條僻靜的弄堂，出弄堂就是繁華熙攘的汕頭路，遇到緊急情況時轉移起來十分方便。

　　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就這樣建立起來並很快開始啟用。作為掩護，熊瑾玎掛起了“福興字莊”的招牌。當上了商號“老闆”。

　　既然是“老闆”，就應該有一位“老闆娘”。否則，一個正當盛年的老闆長期鰥居，會引起旁人的懷疑。何況，作為中央政治局機關，自然少不了機密文件，以及各種辦公用品，包括洗抄機密文件的密寫藥水等等。這些東西都需要專人保管和整理。熊瑾玎要管理機關，還要兼任他的中央會計工作，一個人忙不過來。於是，中央就給熊“老闆”擇了一門“親事”。為他配了一位“老闆娘”。這位“老闆娘”就是朱端綬，她是從千里之外的漢口“遠嫁”而來的。

　　中央政治局機關在這裡一住就是三年多，直到後來出了叛徒，才被迫放棄。這在當時為數不少的中央秘密機關中，是不多見的。

　　一九九Ｏ年，鄧小平的女兒毛毛登門看望了還健在的朱端綬。老人向她談起了當年開會的情景：

　　　　你爸爸是中央秘書長，經常來我們這個機關，來了呆半天就走，有時只呆一兩個鐘頭，辦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會議都是在我們這個機關開。你爸爸管開會的議程，頭一次開會定好下一次開會的時間。常委會人少，在一間屋子裡開。政治局擴大會人多。有時兩間屋子一起開。你爸爸常在會上發言。有一次他的發言我記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張先取得一省數省的勝利，你爸爸反對，說國民黨有幾百萬軍隊，我們剛剛組織起來，土槍土炮怎麼打得贏？當時的總書記是向忠發，一點本事也沒有，你爸爸和周恩來同志他們，到過法國和蘇聯，知道的東西多。

　　會議結束後，政治局的成員們常常在“熊老闆”家吃飯。當時擔任中央秘書處長的黃介然老人後來回憶說：　　　　朱端綬做的一種雞湯煲牛肉我們最愛吃。吃飯的時候大家總是有說有笑。小平同志也愛說笑，而且詼諧得很。我對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鎮靜的，非常謹慎的，而且可親得很。

　　　　　　　　　　　　　　　　　三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的一天，上海。

　　清息，震旦大學附近的一個十字路口，一位蓄着鬍鬚，身着長袍，腋下夾着一個公文包的中年男子邁着沉穩的步伐，朝着學院方向走去。站在路口值勤的是一個印度巡捕，當時的上海市民把這些膚色黝黑，頭纏紅色包巾，專在街上路口巡邏的印度巡捕稱為“紅頭阿三”。看見這位頗具學者風度的男子走過來，這個身材高大的“紅頭阿三”下意識地向他微微點了點頭，以示禮貌。

　　幾個月來，每個禮拜總有幾天早晨，都會看到這位男子向震旦大學走去。在他看來，這人一定是那個大學的教授，此時正步行去學校上課。

　　那個懂得尊敬斯文的印度巡捕並不知道，每次“教授”走到震旦大學的門口，都沒有進校園，而是徑直向前走去。因為，這位受到他敬意的男子並不是教授，他就是受到國民黨當局重金通緝，租界巡捕房的偵探們千方百計想捉拿到手的周恩來。

　　周恩來擅長化裝以騙過敵人，多年來一直為在他手下工作過的地下黨員們津津樂道。他是眾所周知的中國共產黨領袖。是蔣介石懸重賞捉拿的“匪首”，在大革命時期又長期擔任過國民黨黨政方面的重要職務，不僅黃埔軍校的學生，國民黨內的許多人也都熟識他。因此，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他的處境就格外的危險。

　　在險惡的環境中，周恩來以他過人的機智和冷靜，積累了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他不停地變換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方大多只住個把月，有時只住半個月就搬家，最長的一處也只住了半年，而且每換一個住處就要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處的只有兩三個人。由於社會上認識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況，周恩來嚴格地把自己外出的時間限制在早晨七點以前和晚上六點以後。他對上海的街道里弄進行過仔細的研究，儘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電車或到公共場所去。通常，他化裝成上海灘隨處可見的商人，後來又蓄起了長鬚，因此在黨內留下了“胡公”的雅號。

　　這一段時間，周恩來搬到震旦大學附近。為了適應環境。他便裝扮成學者的模樣，久而久之，就連街頭值班的巡捕也要向這位“教授”頷首為禮了。

　　走過幾條街道，周恩來來到同孚路柏德里，這條里弄的七ＯＯ號是一所常見石庫門房子，兩樓兩廳。這是中共中央一個重要秘密機關周恩來和鄧小平幾乎每天都要來這裡。中央各部門、各單位都來這裡請示工作。當時黨內的人都把這個地方稱為“中央辦公廳。”

　　通常，“中央辦公廳”的事情繁多，前來請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時還要排隊等候。不過這一天還比較清閒，下午三點以後，工作就已處理完了。周恩來便來到坐機關的王根英的屋子。他當過陳賡夫婦的“月老”，彼此間的關係親密而隨便。

　　正巧，陳賡這天回家來了。雖然同在上海，又直接受周恩來指揮。但陳賡能見到他的時候還是不大多。見到老上級和老朋友，大家都很開心。

　　坐了－會兒。周恩來突然想起一件事。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照片交給陳賡，向他：“你看看這是誰？”

　　陳賡端詳着照片上那個頭髮從中間分開，戴着一副眼鏡的中年人，想了許久，只覺得此人似曾相識，但就是說不出來到底是哪－個。

　　周恩來見這個素來以眼光敏銳，善於識別人而自得的情報科長都被難住了，忍不住提示了陳賡一句：“是黃埔軍校的。”

　　陳賡又看了一會，仍然搖搖頭：“實在想不起來了。”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就是在下！”周恩來忍不住開懷大笑。

　　“什麼？是你！照片上的人比起你來起碼大了十歲。”陳賡這才恍然大悟。“照這樣的化裝像作什麼用？”

　　“自有妙用。不過，連你這個常在我身邊的情報專家都認不出來，那一定萬無一失了。”　　二十年後，擔任國共談判中國共產黨方面首席代表的周恩來在接受美國《紐約時報》駐南京記者李普曼採訪時，他還饒有興趣地講了這一則當年的軼事。說到這裡的時候，周恩來的眼前似乎浮現出陳賡當時懊惱的窘相，禁不住開懷大笑。

　　在上海中央機關工作的幾年裡，周恩來曾兩次去蘇聯。每次出國，都是以合法的身份正式向國民黨政府外交部辦理出國護照。周恩來照這張化裝像的“妙用”，是要用它去辦出國護照。因為，中國共產黨即將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周恩來和絕大多數中央委員要動身前往蘇聯。

　　就在“六大”代表們準備動身的時候，一次突發事件震驚了全黨。

　　　　　　　　　　　　　　　　　四

　　四月十五日上午，一個年約二十五六的青年男子來到公共租界戈登路路口的一家住戶。過了一會兒，另一個年紀相當的年輕人也走進了這家的大門。後來的這個人身材比較矮小，他就是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在他之前來到的那個男子，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局主任（即中央組織部長）羅亦農。

　　羅亦農是黨內聲望很高的年輕領袖，他是湖南湘潭人，一九０二年出生。一九二０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被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一九二一年轉入中國共產黨。他在蘇俄學習了五年，回國後擔任過江浙區委書記，並同周恩來一起領導了一九二七年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此後又擔任過江西省委書記、湖北省委書記。“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十一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被增選為政治局常委，隨即受中央委派出巡兩湖，幾天前剛剛回到上海。

　　鄧小平是受羅亦農之約，來這個用於中央組織局的秘密機關商量處理一件事務的。兩個精明強幹的年輕人很快將事情處理完畢，鄧小平便離開了。按照地下工作的慣例，兩個人應該一先一後離開機關，所以鄧小平就先走了一步。

　　鄧小平從機關後門出來，走到弄堂口，習慣地看了一眼擺在街頭的修鞋攤。他知道，這個“鞋匠”是特種的人，化裝在這裡望風的。一瞥之間，鄧小平楞了一下，他看見那個“鞋匠”漫不經心地向他作了一個手勢。這是一個暗號——“出事了，趕快離開！”他不敢停留，趕緊加快步子。在穿過街口的時候，他迅速回頭看了一眼，只見幾個身穿便衣的包探已經堵住了機關大門。

　　前後只差了一分鐘時間！

　　鄧小平消失在人群之中。羅亦農晚走一步，不幸被捕了。

　　一個小時之後，周恩來便得知羅亦農被捕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顧順章，命令他負責組織營救，井照顧好羅亦農的妻子李文宜。

　　當天下午，一名特科的工作人員來到羅亦農的住處，要李文宜立即到愚園路亨昌里的一處秘密機關。在這裡她見到顧順章，獲悉丈夫被埔的噩耗。顧順章還對她說，原來的住所很可能暴露，不能再回去了，已經為她安排好一家旅館。此後幾天，李文宜每天換個住處，提心弔膽地等待丈夫的消息。

　　四月二十二日，顧順章來到李文宜的住處，對她說：“你馬上到龍華去，在文治大學的那個馬路口右邊的第一根電線杆上，去看看貼了什麼樣的紙條。”

　　李文宜疑慮不安地望着顧順章，但他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她不便追問，便雇了一輛黃包車趕往龍華去看個究竟。

　　在顧順章所說的那根電線扦上，她果然看到了丈夫的消息。

　　這不是一張紙條，而是一幅布告，上面怵目驚心地用硃筆。打了－個大勾。

奉蔣總司令命，共黨要犯羅亦農着即槍決。　　　　　　　　　　　淞滬警備司令錢大鈞　　　　　　民國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原來，羅亦農被捕之後，只在公共租界巡捕房關押了三天，就被引渡到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了。在勸降失敗後，蔣介石下手令將羅亦農槍決。從被捕到犧牲，前後只有六天時間。特科的營救未能成功。

　　儘管已有思想準備，但李文宜還是被這噩耗擊懵了，在布告處木然呆立了很久。綿綿的春雨逐漸澆醒了她的頭腦，這個勇敢的女人決定馬上尋找丈夫的遺骸。

　　龍華是當年上海人聞之色變的殺人魔窟，李文宜很快就打聽到丈夫就義的刑場。這是一塊面積不大的草地，當中有一灘鮮紅的血泊，在血泊旁邊丟着一根貼在竹竿上的紙標，人們通常把它叫做“斬標”。上面赫然寫着“共黨要犯羅亦農”，“羅亦農”三個字上還劃了一個猩紅的圓圈。李文宜看到丈夫的名字，頓時兩眼發黑，雙腿一軟，昏倒在地。醒過來時，她看見周圍站着幾個當地的百姓，便向他們打聽，這個被槍斃的共產黨的屍體移到哪裡去了？”

　　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向她作了一個手勢，默默地領若她向前走了不長的一段路，在一叢灌木的前方有一個黃土孤墳，老人用手指了一指，就默默地離開了。這是一個草草堆起的新墳，沒有墓碑，周圍也沒有任何標誌。墳里埋的究竟是不是亦農？是誰掩埋的，是自己的同志，還是專行善事的經善堂用薄木棺材埋的？李文宜站在墳前想了好久，最後決定回去向組織匯報後再來查明。

　　第二天一早，中央秘書處工作人員楊慶蘭找到李文宜的住所，要她立即轉移到新的住所。到了地方才知道，這裡的主人是犧牲於廣州起義中的中央政抬局候補委員張太雷的遺孀王一知。當天晚上，周恩來代表中央到這裡看望兩位烈士的遺屬。李文宜含淚提出了三點要求：第一，要一支手槍，親手殺掉出賣丈夫的叛徒；第二，查看羅亦農是否已經掩埋，如果是經善堂的草草掩埋，要另行安葬；第三，請求去蘇聯學習革命理論。

　　周思來回答李文宜，中央理解你的心情，也相信你的決心，但是你沒有使用手槍的技術，這事萬萬不能由你去做。處理叛徒由中央負責，要不了幾天就會見分曉。其他要求不成問題。

　　草草料理了羅亦農後事，李文宜就同瞿秋白的妻子揚之華結伴同行，前往莫斯科。揚之華是去出席“六大”的。

　　中國共產黨傑出的年輕領袖羅亦農，就這樣同他曾經英勇戰鬥過的上海大地融為一起。　　可以告慰羅亦農英靈於九泉的是，他還關在巡捕房的時候，中央特科就提前為他報仇雪恨了。

　　　　　　　　　　　　　　　　　五

　　位於北四川路和老靶子路交界處，有一家“三民照相館”。這是中央特科的一處秘密機關。

　　羅亦農被捕的當天下午，顧順章和剛剛擔任情報科長不久的陳賡一前一後來到照相館。中央政治局常委被捕，這是一起極其嚴重的事件，周恩來立即命令顧順章和陳賡全力處理此事。

　　羅亦農被捕時的情景十分蹊蹺。帶隊前來捕人的是戈登路巡捕房的捕頭洛克，他用德語同“坐機關”的賀芝華交談了幾句後，當即將羅亦農逮捕，並且直接了當地時他說：“你是羅亦農，我就是來抓你的。”除了羅亦農，在場的其他人都未被捕，放在辦公桌抽屜里的秘密文件也沒有被抄。這種值況，是從未有過的。

　　顯然，內部出了奸細，是他出賣了羅亦農。

　　這個出賣羅亦農的奸細到底是誰？顧傾章立即派人找到巡捕房的內線打聽。現在，他和陳賡正在照相館焦急地等候着消息。

　　巡捕房就是租界的警察局，它同那個時代中國各地的“局子”一樣，也是一個藏污納垢的罪惡淵源。巡捕分為西捕（西洋人，公共租界主要為英國人，法租界主要為法國人）、印捕（印度人，法租界則由越南人充當）和華捕（華人）三種。巡捕房的各級頭目大都由西捕充當，但人數最多的還是華捕。無論是盛氣凌人的西捕還是甘當外國殖民者鷹犬的華捕，大多靈魂空虛、惟利是圖，心中既無國家民族，更沒有理想信仰。華捕的待遇很低，工資只有同級西捕的七分之一。因此，他們的收入更多的是靠收受賄賂和敲詐勒索而來。而西捕儘管收入已很優厚，但仍欲望難填。無論是誰，只要給錢，就可以向他出賣情報，通風報信，如此種種，就為特科獲取情報，保衛中央領導和機關提供了許多方便。

　　舊時的上海，可以說是幫會的天下。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人控制的青幫幾乎滲透了社會的各個角落，即使是外國人控制的租界也不例外。從租界警務處長、總巡，到普通的西捕和華埔，許多人都與黑社會有着不同程度的聯繫，華捕們更多為青紅幫的各級嘍羅。顧順章原來就是青幫的活躍份子，主持特科工作後，便利用這些關係與各巡捕房的西捕、華捕們建立了聯繫。許多巡捕都定期接受特科的津貼，充當特科的“線人”，如果提供了特別有價值的情報，還有額外的“獎金”。因此，巡捕房出動緝拿共產黨人或破壞中國共產黨秘密機關，特科往往能在一小時或半小時前得到消息，從而避免了許多損失。

　　但是，這次羅亦農的被捕，事先特科的情報人員竟毫無所知。因此顧順章格外惱火。他立即派情報科的一名工作人員火速與戈登路巡捕房的內線聯繫，一定要打聽出個究竟。

　　顧順章和陳賡等了很久，打聽消息的人終於回來了。他帶回的情報果然證實了大家的猜測——羅亦農是被叛徒出賣的。

　　來自巡捕房的消息說，當天早上，有一個能說一口流利英語和德語的漂亮女人主動找到總捕房政治部，自詡手中有三百五十多個共產黨員的名單和地址，而且其中多數是參加過南昌暴動的各級負責人。只要捕房答應給她兩張出國護照和二萬美金，讓她到她所想去的國家，並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以把名單全部交出來。為了證實自己所言不虛，她可以先提供線索。今天上午就可以抓到共產黨總負責人之一的羅亦農。上午十點左右，西捕頭洛克突然帶隊出動，不久，就把羅亦農抓回來了。

　　聽了匯報，顧順章和陳賡幾乎同時想到了兩個人——主持這個秘密機關的何家興和賀芝華夫婦。

　　賀芝華是四川人，曾隨何家興一同到蘇聯東方大學留過學。從蘇聯回國後，雙雙被分配到中央組織局，在羅亦農領導下作秘書工作。他們主持的這個機關，是組織局的一個中心機關，主要是聯繫參加南昌起義後從潮汕和香港等地輾轉來到上海的同志，為他們重新分配工作。所以，作為組織部的秘書人員，他們的手中當然能掌握數百人的名單和住址，而且其中有不少是中央的負責人。

　　情況緊急！現在的問題不僅是打探羅亦農被捕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必須迅速落實情報，避免更大的損失，這關繫到幾百個同志的生命安全。

　　情報很快得到證實。出賣羅亦農的果然是何家興夫婦。

　　何家興和賀芝華，素來愛慕虛榮，貪圖享受。從國外回來後，仍然迷戀布爾喬亞的生活方式，經常出入茶樓酒館、舞廳劇場，並且不遵守秘密工作紀律，有時外出很晚才回家。羅亦農多次對他們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他們非但不改，反而心懷不滿。當時，工作人員每人每月的生活費只有二十元，以當時上海的物價水平，這個數字足以維持普通市民的生活用度，但要想常常出入酒館舞廳，就遠遠不夠了。

　　何家興夫婦早已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他們本可以象當時的許多人那樣，與共產黨分道揚鑣，互不妨礙。以當時險惡的環境，這樣做最多被人視為膽小鬼，也無可厚非。無論當時或後來，都不會受到追究。然而，他們卻喪盡天良，處心積慮地要用自己同志的生命來換取一筆豐厚的賞金，以便能遠走高飛，享受優裕的生活。

　　四月十五日早上，賀芝華與公共租界總巡捕房初步達成協議後，總房就通知戈登路巡捕房隨時準備出動。按照約定，羅亦農一到機關，他們就派機關的燒飯娘姨送信給站在戈登路和愛義文路口的華捕。捕房西捕頭洛克一接到消息，立即帶隊出動，羅亦農正準備出門，就被逮捕了。賀芝華在同洛克交談時，還送給他一枚鑽石戒指。

　　情報落實了，顧順章和陳賡立即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當機立斷，儘快處決叛徒，奪回那份關係重大的名單！

　　四月十六日凌晨，何家興夫婦的寓所門外突然燃放起鞭炮。在震耳的鞭炮聲中，“紅隊”隊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踢開房門，衝進房內。何家興夫婦還躺在床上，已經被手槍逼住，被迫交出了名單。這時狗男女嚇得渾身發抖，跪在地上不斷求饒。隊員沒有理睬他們，幾聲槍響，兩個叛徒已經倒在血泊之中。完成了任務的“紅隊”隊員們在鞭炮聲中安然離去。

　　事後才知道，何家興當場斃命，而賀芝華只受了重傷，被打瞎了一隻眼睛。後來得知她被送到廣慈醫院治療，因為防範很嚴，難以下手，加之名單已經奪回，她已無法作祟，“紅隊”便饒了她的性命，讓她回到四川老家鄉下去了。

　　羅亦農的在天之靈已得到安慰，中央領導人和數百名地下黨員也轉危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