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四　章

　　　　　　　　　　　　　　　　　一

　　位於南京丁家橋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在民國初年曾是江蘇省議會。每天進出中央黨部大樓的都是一些身着黑色中山裝頭戴禮帽或布履長衫的黨棍和政客。這些神態儼然的人物在樓梯或走廊上相遇，彼此點頭哈腰，笑容可掬，然後收起笑容步履匆匆而去。他們各懷心事，各有目的，到這裡來無非是鑽營仕途，追逐名利。

　　在一九二八年，這些匆匆出入於中央黨部大樓的人們，很少有人注意到大樓西南角二樓的兩間並不起眼的辦公室，不知什麼時候在門口釘上了一塊“調查科”的牌子。

　　黨部大樓二樓是中央組織部的辦公區。組織部是掌管人事大權的地方，到這裡燒香拜神的人特別多，各個辦公室常常是門庭若市，香火旺盛。只有調查科冷冷清清，門可羅雀，相形之下這裡似乎成了冷壇破廟。

　　然而，人們沒有想到，後來國民黨最大的兩個特務系統之一的“中統”，最初就是從這兩間無人間津的辦公室中開始發端的。

　　三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個最兇惡的對手，就在這間辦公室內悄然降生了。

　　當初，即使在中央黨部內，也很少有人知道這調查科的來頭不小。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也有調查科。那時的調查科只是收集黨內各種資料，如黨員成份、經歷、動態之類，有時也作一些一般性的社會調查。總之在人們心目中，在組織部內部，比起那些可以直接任免幹部、決定仕途進退的部門，調查科不過是一個無足輕重無關痛癢的清水衙門而已。但自從陳立夫於一九二八年親自擔任調查科主任之後，調查科的地位就今非昔比了。

　　　　　　　　　　　　　　　　　二

　　“蔣家天下陳家黨”，這是國民黨統治時期頗為流行的一句話。所謂“陳家黨”，就是指二陳兄弟對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控制。二陳者，“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中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是也。

　　陳果夫生於一八九二年，陳立夫生於一九００年，兩兄弟相差八歲。二陳是浙江吳興縣人。吳興縣在清代為湖州府。“蘇湖熟，天下足”，蘇，指蘇州；湖，即湖州，皆為江南著名的魚米之鄉，膏腴之地。湖州地處東南，得風氣之先。辛亥革命前夕，這裡也是革命黨人特別活躍的地區之一。

　　陳果夫、陳立夫還在童年時期，其父的兩個兄弟就已經參加了同盟會的反清活動。特別是二叔陳其美，更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風雲人物。而陳其美的經歷對於他的兩個侄兒陳果夫、陳立夫後來的政治生涯有着極其重大的影響，並且構成了二陳兄弟在國民黨內飛黃騰達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陳其美青年時代正值中國甲午戰敗，清廷對日割地賠款，民族危機空前嚴重。

　　陳其美放棄原來商業救國的思想，加入了哥老會，開始秘密的反清活動，並逐漸成為上海青幫的大頭目。後來，陳其美東渡日本，先入警監學堂，後改入東斌學校學習軍事。在日本期間，他見到了孫中山，很快就加入了同盟會，成為同盟會的中堅分子，並且成了孫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

　　就在這個時候，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陳其美結識了一位剛剛來自浙江的小青年，此人就是蔣介石。

　　陳其美和落介石都是浙江同鄉人，加之二人意氣相投，因此一見如故，大有相識恨晚之慨，於是陳其美和蔣介石很快就結為拜把兄弟。陳其美比蔣介石大九歲，被蔣介石尊為大哥。此時的陳其美在革命黨人中尤其是在會黨中已經是響噹噹的頭面人物，而年紀還不滿二十歲的蔣介石不過是初出茅廬的黃口小兒而已。

　　小兄弟自然要靠老大哥提攜。在陳其美的介紹之下，蔣介石加入了同盟會，成為陳其美手下的主要親信。隨後，陳其美又介紹蔣介石加入青幫。一九一三年，經陳其美引薦，蔣介石在日本第一次受到孫中山的單獨召見。

　　與陳其美的結識，奠定了蔣介石政治生涯的基礎。日後蔣介石受孫中山之命入主黃埔，進而總攬軍權；蔣介石在上海靠青幫頭目黃金榮、杜月笙相助發展勢力，追本溯源都全靠把兄陳其美當初的引進之恩。因此，落介石一生都把陳其美奉為恩人。

　　武昌起義爆發後，陳其美在上海聯絡會黨、防軍舉兵響應，攻克清軍的主要據點江南製造總局，隨即占領上海。陳其美在上海的起義直接推動了浙江、江蘇兩省的獨立，給武漢的革命以強有力的支持。上海光復後，陳其美就任滬軍都督府都督，立刻任命自己的小兄弟蔣介石為滬軍第五團團長。

　　在南京，孫中山這位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席不暇曖，辛亥革命成果就被衰世凱纂奪。袁世凱稱帝的野心很快就暴露無遺。陳其美奉孫中山之命在上海起兵討袁，失敗後，隨孫中山流亡日本。不久陳其美返回上海籌划起義。蔣介石協助陳其美刺殺了袁世凱的湘滬鎮守使鄭汝成，並發動“肇和”號軍艦起義。不料就在這時，袁世凱派遣的殺手溜進了陳其美寄宿的法租界薩坡賽路日本僑民山田純三郎的寓所。兩顆子彈洞穿了陳其美的頭顱，陳其美頓時喪命黃泉。

　　蔣介石聞訊，痛哭失聲，立即趕到出事地點，將陳其美的屍體載回自己在上海的秘密寓所入鹼，並撰寫祭文悼念。

　　陳其美死後，孫中山失去了一個重要助手，於是對陳其美的親信蔣介石信任有加，逐漸委以重任，蔣介石遂得以發跡。落介石則把對陳其美的感念之情移注於陳的兩個侄兒陳果夫、陳立夫身上。

　　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二人，不僅年齡相差較大，而且從小志趣各異。老大陳果夫很早就表現出從政的熱情；老二陳立夫最初卻不問政治，一心想當一名採礦工程師。然而，陳氏兄弟最後卻殊途同歸，攜手從政，同為國民黨黨魁。

　　陳果夫熱衷政治是受其二叔陳其美的影響。辛亥革命前，陳果夫就讀於浙江陸軍小學時，就參加了驅逐陸小總辦的學生風潮，並成為學生領袖。武昌起義爆發後，陳果夫很快就加入同盟會，後來又跟隨陳其美從事反袁起義，並在這時認識了蔣介石。

　　陳其美死後，陳果夫與蔣介石交往日益密切。從一九二０年起，陳、蔣二人與戴季陶、張靜江還在上海搞過一陣證券交易所的投機生意。落介石去廣東，將正在上海讀書的兒子蔣經國託付給“果夫哥哥”照顧。蔣介石籌辦黃埔軍校，陳果夫就在上海替蔣介石採辦軍服、馬匹等物資，並羅致軍官、軍醫、無線電人才和其他技術人才。一九二六年四月，陳果夫離開上海前往廣州，馬上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開始從事黨務。

　　陳立夫則是繞了一個圈子之後才進入政界的。當陳果夫和蔣介石等人在上海灘的證券交易場中盈虧增損、升降沉浮，在廣東為孫中山的革命政府緊張奔忙時，陳立夫正在美國匹茲堡大學潛心苦讀。此時的陳立夫兩耳不聞窗外事，成天泡在圖書館和實驗室，一門心思地攻讀礦冶工程學位，對哥哥陳果夫從事的政治活動不屑一顧。

　　一九二五年，陳立夫以優異成績獲得礦冶工程碩士學位，本想留在美國繼續深造，但在陳果夫的一再催促下只好啟程回國。陳果夫之所以讓弟弟離開美國，那是因為急於替落介石物色人才。

　　此時的蔣介石正在擴張勢力，培植黨羽，急需一批既忠實可靠又有能力的人才。陳氏兄弟是陳其美的侄兒，自然是最佳人選。並且蔣介石特別看重自幼聰明機靈的陳立夫，一心要將他網羅到自己麾下。

　　陳立夫雖然經兄長反覆勸說，仍然猶豫不決，對於一向傾心的工程技術難以割愛，遲遲下不了從政的決心。於是蔣介石親自出面，一再致電陳立夫，說現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時候，還開什麼礦？要開礦，可以開革命之礦。

　　陳立夫終於拿定了主意。一九二五年底，陳立夫帶着陳果夫給蔣介石的信，在細雪紛飛之中登船從上海前往廣州。

　　從此，在中國礦冶工程界，一面本來大有希望的新星中途殞落了；在民國政界卻升起了一顆光芒有角的黑煞星。而對於肩負保衛中共中央重任的特科來說，則多了一個非常險惡的敵人。

　　陳立夫容貌清秀，又剛剛喝了幾年洋水，西裝革履，更加顯得氣度出眾。蔣介石一見大有好感，立刻安排陳立夫擔任黃埔軍校校長機要秘書，讓他跟隨在自己身邊參與機要。而陳立夫不從政則已，一旦從政，立刻顯示出極大的政治能量，甚至超過他的老兄陳果夫。

　　陳立夫剛剛當上機要秘書沒有幾天就遇上蔣介石提出辭去“軍事委員會委員”和“廣州衛戍司令”職務，聲稱要出國修養。當時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蔣介石為發展個人勢力，與共產黨和蘇聯顧問以及與汪精衛之間矛盾日益尖銳。正如蔣介石後來三番兩次玩弄的辭職把戲一樣，這時提出辭呈其實不過是一種以退為進的要挾手段罷了。不料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並未如蔣介石所期待的那樣予以挽留，這就使蔣介石無法下台，只好派人購買船票，帶着陳立夫準備離開廣州去上海，然後出國。

　　陳立夫儘管初涉政壇，政治直覺卻相當靈敏，他感到如果蔣介石此時離開廣東很可能從此大權旁落，因此竭力勸說蔣介石留在廣州與共產黨斗。但蔣介石已經勢成騎虎，只好仍然乘車前往碼頭。

　　“干，手上有兵為什麼不干？”初出茅廬的小秘書在車上仍然對蔣介石陳述厲害。車到碼頭，輪船已經升火待發。蔣介石身披黑色大氅立於朔風之中，沉吟良久，最後斷然將手一揮：“回去，不走了！”

　　一周之後，蔣介石在廣州製造了震動一時的“中山艦事件”。這是一起現代“白虎堂”事件，蔣介石藉口中央艦擅入黃埔，逮捕了海軍局代理局長、中山艦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並派兵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拘捕黃埔軍校及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隨後利用陳獨秀和蘇聯顧問鮑羅庭的妥協退讓，迫使共產黨人退出第一軍。此後，蔣介石加快了奪取軍權和排斥打擊共產黨的步伐。

　　二十多年後，周恩來在分析當時國共關係時，談到了陳立夫在“中山艦事件”中所起的惡劣作用：“張靜江、陳立夫都於一九二六年一、二月回到廣州，同蔣介石進行勾結，挑撥國共關係。這就是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變的原因，也是三月二十日事變以前的政治形勢。”

　　中山艦事件使蔣介石對陳立夫大為讚賞。陳立夫很快就被蔣介石提升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機要科長。　　對於蔣介石來說，陳氏兄弟既是自己的恩人陳其美的侄兒．又頗具才幹，並且對自己忠心耿耿，於是對二陳更加另眼相看，視為心腹，倚為股肱；而陳果夫，陳立夫也把自己的政治賭注全部押在了蔣介石的身上，決心與蔣介石同榮辱共沉浮。“蔣、宋、孔、陳”之中，蔣、陳最先結盟。

　　一九二七年“六一五”之後，儘管蔣介石、汪精衛以及國民黨其它派別都一致聯合反共，但爭奪中央領導權的矛盾卻日趨激烈。當時，除了蔣介石在南京、汪精衛在武漢各有一個中央黨部，國民黨老右派西山會議派在上海也搞了一個中央黨部。一時之間中國出現了三個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寧、漢、滬三方的爭奪中，蔣介石樹大招風，成為眾矢之的，為了擺脫被動局面蔣介石只好宣布下野。

　　蔣介石的下野促成了寧、漢、滬三方合流，，三方代表決定在南京成立中央特別委員會，接收寧、漢、滬的中央黨部，暫時行使中央職權。

　　陳果夫雖然被任命為代理組織部長，但二陳兄弟暗中卻在為蔣介石的復出不遺餘力地奔走呼號。陳果夫、陳立夫聯絡擁蔣政治力量，成立了一個秘密組織，取名為“中央俱樂部”。其英文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ｌｕｂ的縮寫是ＣＣ，所以該組織簡稱ＣＣ。

　　一九二八年一月，蔣介石重新上台執政。二陳兄弟是患難之中的忠臣，擁戴有功，因此格外受到重用。蔣介石將黨務交給陳果夫經營，由陳果夫、陳立夫負責主持“清黨”反共。從此國民黨中央黨部成了二陳兄弟的禁地，開始了“陳家黨”的時代。

　　二陳兄弟把持黨務，炙手可熱，權勢熏天，自然趨附者眾，於是在國民黨中逐漸自成體系。因陳果夫、陳立夫的英文拼寫第一個字母都是Ｃ於是人們便將過去“中央俱樂部”的ＣＣ移花接木，解釋為陳果夫、陳立夫的英文名字的縮寫ＣＣ。以二陳為首領的派系也就被稱為ＣＣ系。

　　以二陳為首的ＣＣ系通過對各級黨部的整頓和改組，控制了從中央到各省市的各級黨部，成為國民黨內一個龐大的派系。ＣＣ的核心是中央組織部。而在中央組織部，由“二老板”陸立夫親自擔任主任的調查科則是最為要害的部門。

　　　　　　　　　　　　　　　　　三

　　陳立夫堪稱國民黨特務的開山祖師。

　　當陳立夫於一九二八年草創特務機構時，戴笠當時是黃埔六期學生，毛人鳳則是一個縣政府內終日伏案抄抄寫寫的小秘書。這兩個後來著名的國民黨特務頭子此時還是無名小卒而已。而這個時候，陳立夫已經在着手建立國民黨的第一個特務組織了。

　　陳立夫親自主持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之後，對調查科的職能作了新的規定：

　　調查科除了調查黨員的思想及派系隸屬之外，主要的任務是搜集共產黨及其它黨派的情報，配合國民黨警憲機關破壞共產黨及其它黨派的秘密組織。

　　這樣一來，組織部調查科由原來的黨務部門，變成了一個專門鎮壓共產黨以及國民黨內異己力量的特務機構。調查科就是後來國民黨兩大特務系統之一的中統局的前身。

　　建立特務機構，這正是蔣介石的意圖。蔣介石經過下野到重新上台的一番折騰，深知要建立對黨、政、軍的獨裁統治，就必須嚴厲鎮壓國民黨內的各派異己力量。但國民黨至少表面上還是“五權共和”，蔣介石還不能肆無忌憚地公開動用國家機關來打擊他的政敵，這就需要建立惟領袖之命是從的特務機構。

　　不過，蔣介石建立特務機構更主要的目的還是對付共產黨。

　　“七一五”之後，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銷聲匿跡，似乎已經不復存在，但各地的起義和城市暴動卻此起彼伏連續不斷，足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仍在有效地活動，並且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機關在進行指揮。共產黨無處不在，但又無處可尋。面對中國共產黨嚴密的地下組織，國民黨的警察和憲兵幾乎是兩眼一抹黑，不知從何着手。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首腦機關隱藏在上海租界之內，又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保衛機構中央特科加以保衛，就更加難以破壞。而在租界這個洋人統治的“國中之國”內，國民黨公開的警憲機關不便公開進行偵破和搜捕，因此，要對付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必須依靠秘密的特務機關。

　　在蔣介石看來，特務活動的成敗利鈍，關係黨國存亡。因此他對於陳立夫草創的特務機構，要錢給錢，要人給人，盡力加以扶植。

　　最初作為黨務部門的調查科只設採訪、整理兩個股，有總幹事、助理幹事共十來個人，幾張寫字檯，如此而已。自從陳立夫入主調查科之後，調查科的狀況就今非昔比了。調查科的機構迅速膨脹，陸續增設了特務組和言文股、文書股等機構。

　　陳立夫特地從中央黨務黨校和黃埔六期精心挑選了近三十名受過政治警察圳練的畢業生，充實到調查科。

　　在調查科內，新成立的特務組又是其中最要害的部門。調查科一般的特務活動由採訪股等部門擔任，而所有針對中國共產黨的重大諜報活動、密謀策劃以及被認為屬於最機密的情報搜集、破壞指導等都由特務組負責。特務組的辦公室，不但中央黨部其它部門的人員禁止入內，即使調查科內部人員也不能隨便進入。

　　過去冷冷清情的調查科，只因成了“特”字號，很快就身價百倍，成了中央組織部內機構最龐大、最為要害的部門。

　　陳立失將調查科改造為特務機構之後，就將調查科交給他的親信去具體負責。

　　擔任調查科主任的都是ＣＣ系骨幹，這些人在調查科幹不了多久很快就可以升官晉級。調查科成了登龍門的終南捷徑。

　　繼陳立夫擔任調查科主任的是張道藩。張是貴州盤縣人，二十年代初期留學法國學習油畫。這位學藝術的留學生的志趣並不在形體和色彩，而是醉心於政治。張道藩因為是ＣＣ系的高級骨幹，被陳立夫選中當了調查科主任。張道藩在調查科只幹了幾個月就升任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侍從室秘書，後來歷任中央宣傳部長、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抗日戰爭期間曾隨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

　　張道藩的後任吳大鈞是浙江人，曾留學美國，與陳立夫私交甚篤。吳大鈞當了半年調查科主任，就升為中央統計處處長，同時又負責籌備開辦中正書局。調查科主任一職交給了葉秀峰。

　　葉秀峰是江蘇揚州人，與陳立夫是北洋大學的同班同學，後來又和陳立夫一起赴美留學，二人私交極深，互相稱兄道弟。葉秀峰在調查科干的時間也不長，到一九二九年底就升任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委員，以後歷任南京市黨部組織部部長、西康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中統局局長、國父實業計劃研究會總幹事。

　　擔任調查科主任時間最長的是徐恩曾。徐恩曾，號可均，浙江吳興人，與陳果夫、陳立夫是小同鄉，並與二陳有表親關係；畢業於南洋公學（現在的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留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電機工程。徐恩曾特別受陳立夫的信任，主持中統的時間長達十五年之久。在徐恩曾任職期間，調查科逐漸演變定型為後來的中統局。

　　一九三二年，按照蔣介石的指示，陳果夫、陳立夫在調查科基礎上秘密建立了特務工作總部。這個特務組織即使在國民黨內也是極端保密的，除了ＣＣ系核心圈子，很少有人知道這個特務組織的存在。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或其它任何機關的組織條例中都根本找不到“特工總部”這個名稱。

　　特工總部在南京和上海設有行動區，在各省市黨部設有特務室。這些行動區和特務室都是秘密的，從不公開活動。行動區和特務室的負責人通常是以“特派員”、“督查員”或“肅反專員”之類的身份出現。特工總部與各地下屬機構之間往來電報都是用代號，從不稱“總部”或“行動區”，並且代號一年一換，顯得極其詭秘。

　　直到一九三八年特工總部撤消，改為中統局之前，這個幽靈似的秘密特務組織始終是借用公開的行政機關作為它的軀殼，猶如幽靈附體一般。

　　特工總部所用的行政機關的名義，一個是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處，這是由調查科擴大而來的；另一個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一處。表面上看，一個是黨務機關，－個是政府機關，似乎互相獨立，實際上不過是特工總部的兩張畫皮而已。特工總部負責人徐恩曾的公開職務便是黨務調查處處長兼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一處處長。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此時的軍委會調查統計局並非後來由戴笠任局長的軍統局。在三十年代初期，除了ＣＣ系的特工總部，黃埔系的軍統也已經初具形態，因此蔣介石於一九三二年設立軍委會調查統計局以協調這兩個互不統轄的特務組織。該局以陳立夫為局長，下設三個處。第一處以徐恩曾為處長；第二處以戴笠為處長，第三處先是由叛徒丁默囤為處長，後由金斌繼任處長。到一九三八年，這三個處分別擴大為三個特務組織：第一處為中統局；第二處為軍統局；第三處成為軍事委員會特檢處，專管郵電檢查。

　　特工總部的矛頭主要對準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尤其是上海行動區更是將破壞中共中央機關作為首要任務。然而，無論特工總部行動如何詭秘，其保密措施如何陰森嚴密，但陳立夫和他的親信徐恩曾做夢也沒有想到，就在剛剛成立的特務機構內部，就已經有中共中央特科的人員打入了。

　　　　　　　　　　　　　　　　　四

　　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愛多亞路（現名延安中路）和成都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家私人醫院——牛惠霖骨科醫院。

　　這是一家頗有名氣的醫院。醫院的院長牛惠霖和他的弟弟牛惠生，－個曾經留學英國，一個曾經留學美國，都是出色的骨科醫生。牛氏兄弟不僅醫術高超，門第也很高貴，他們同當時中國最高貴的家族——宋氏家族是表親，中華民國的“國母”宋慶齡，是他們的表姊。民國的“第一夫人”宋美齡，是他們的表妹。有這佯的淵源，牛氏兄弟其可以稱得上中華民國的“國舅”了。

　　高超的醫術和高貴的門第，使牛氏兄弟自然而然地躋身於上海的上流社會，也給他們的醫院帶來了眾多既富且貴的病人。國民黨的許多軍政要員和腰纏萬貫的闊佬，都在這裡接受過牛氏兄弟的治療。在那個戰亂頻仍的時代，這裡還經常住着一些來歷不明的病人，這些人各有各的背景，院方也不便多問。反正醫生的天職是救死扶傷，“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不該問，或者不能問的，就不必去管它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牛惠霖醫院就住進了一個來歷不明的病人。此人大約二十多歲，中等身材，英俊的面龐雖然因身體受傷而顯得有些憔悴，但仍然透出掩蓋不住的精明和強悍。

　　這個來歷不明的病人，就是中國共產黨著名的戰將，後來成為人民解放軍十員大將之一的陳賡。

　　這位赫赫有名的大將，當年也是一位相當出色的情報專家。就是他具體指揮中央特科情報人員鑽進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心臟，並且還從敵特機關內部拉出為特科傳送情報的特殊“情報員”來。陳賡的情報活動令陳立夫、徐恩曾等特務頭子驚恐萬狀，為保衛中共中央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五

　　在為數眾多的國共兩黨高級將領中，像陳賡那樣，一生的經歷帶有如此強烈傳奇色彩的人，是極其罕見的。

　　陳賡的傳奇色彩，首先表現在他同中國現代史上的偉人們，都曾有過非同一般的淵源。　　孫中山先生創辦的黃埔軍校，曾經為國共兩黨培養出眾多的高級將領，陳賡就是其中之一。他出身黃埔一期，是這所聞名於世的軍校的首批學員。在黃埔軍校期間，陳賡當過孫中山的侍衛，頗得孫中山和宋慶齡夫婦的賞識。孫中山去世後，他仍然是宋慶齡座上的常客。　　陳賡的另一件常常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軼事，是他曾經在萬分危機的關頭，救過蔣介石的命。這件事不僅在黃埔傳為佳話，也使他一度深得蔣介石的信任，並被任命為蔣的侍衛參謀，可以自由出入蔣的居室，翻閱蔣介石的機密文件。

　　同孫中山、蔣介石這樣的“風雲際遇”，在為數眾多的黃埔出身的將領中，是絕無僅有的。然而，有如此令黃埔同學艷羨的際遇的陳賡，卻是一名堅定的共產黨員。

　　同國民黨是如此。在自己的陣營共產黨中，陳賡也以其獨特的性格風貌為眾人所矚目。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有眾多戰功彪炳的名將。然而，這些叱咤千軍萬馬的將軍們一旦見到他們的最高統帥毛澤東，一個個都變得像老師面前的小學生一樣拘謹，據說，在毛澤東面前，只有兩個人“膽敢”高聲喧譁，談笑風生。這兩個人碰巧都姓陳，都是以性格豪爽風趣著稱，一個是陳毅，另一個就是陳賡。

　　一九五二年，陳賡從朝鮮戰場回國，到中南海急於要見毛澤東，但在毛澤東的臥室門外被警衛擋駕：“請在外邊等等，主席剛剛午睡。陳賡心生一計，坐下來開始小聲給警衛講朝鮮戰場的故事，越講嗓門越大，警衛聽得入迷，等醒悟過來時，毛澤東已經被吵醒了：“是陳賡在外面吧？要進你就進嘛，在外面搞什麼鬼？”陳賡笑咪咪地走進毛澤東的臥室：“主席，很對不起，我驚了你的美夢。”。“你呀，鬼點子就是多，聲東擊西的戰術都用到我門口來了。有什麼事，說吧。”毛澤東很喜歡他的這位大將的性格。陳賡與周恩來之間雖然是上下級，但兩人的個人關係卻是親密無間，情同手足，這種關係是在幾十年出生人死的革命生涯中結成的。一九三五年八月，毛澤東、周恩來率領紅軍右路軍過草地。途中，周恩來患了嚴重的肝病，體溫高達四十度。毛澤東指定陳賡帶領三十名戰士專門照顧周恩來，用擔架把他抬出渺無人煙的草地。躺在擔架上的周恩來仍不失風趣地對陳賡說：“當年你救過蔣介石的命。如今你又來救我的命了。”

　　儘管陳康救過蔣介石的命，但他仍然與國民黨分道揚鑣。

　　從一九二六年春天開始，蔣介石逐漸脫去左派的偽裝，公開在軍校實行反共政策，要求黃埔軍校的軍官和學生填表聲明黨籍，不准跨黨。表面上，蔣介石說得冠冕堂皇：“凡在本校本軍里的ＣＰ（中國共產黨的英文縮寫）同志，不管是願意脫離ＣＰ，或者願意脫離國民黨，他總要作一個純粹的黨員。”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許多人都身兼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黨籍，陳賡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也是如此。

　　蔣介石的這一手，在黃埔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人們做出了不同的選擇，一些不堅定份子就此退出了共產黨。陳賡的密友和同鄉，同他一起報考黃埔，又經他介紹參加共產黨的宋希濂，就是在這時退出共產黨的。而陳賡則堅定地向人們表承，願終身作一名共產黨員，他毫不猶豫地公開了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同時聲明脫離國民黨黨籍。

　　一九二六年九月，陳賡接到上級通知，要他到上海黨中央報到，接受新的任務。就這樣，陳賡永遠離開了黃埔軍校，開始了他一生最富傳奇色彩的一段經歷。

　　陳賡秘密離開廣州到了上海，找到黨中央機關。在那裡。他見到了黨的總書記陳獨秀。陳獨秀告訴陳賡，黨交給他的新任務，就是到蘇聯去學習政治保衛工作。

　　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為自己培訓專門的政治保衛幹部。第一批前往蘇聯受訓的一共三個人，除了陳賡，另外兩個人是顧順章和陸留。

　　見過總書記的第三天，陳賡一行三人分別來到上海楊樹浦碼頭。在這裡，李強用一隻小舢板把陳賡他們送到一艘蘇聯貨輪上。兩年之後，李強和陳賡成了同在中央特科的戰友。

　　幾天之後，船到了蘇聯的海參崴。陳賡等人在岸上稍作逗留，即乘火車前往莫斯科。在那裡辦妥了一切手續後，隨即又乘車回到蘇聯的遠東地區。

　　在遠東，陳賡等人被安排到蘇聯紅軍的一個特種部隊學習政治保衛工作和武裝暴動經驗。他們先在伯力學習偵探、審訊；又到海參崴學習暴動、劫獄以及爆破、射擊、秘密通訊等各種專門技術。當然，這一切都是在極端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

　　三個月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批政治保衛幹部以優異的成績在“老大哥”那裡拿到了“畢業證書”。

　　一九二六年二月，陳賡一行回到上海時，北伐軍已經攻占長江流域，國民政府也從廣州遷到了武漢。陳賡在上海稍事停留，便前往南昌。不久，又從南昌赴武漢。陳賡進入唐生智的部隊。

　　唐生智字孟瀟，是老資格的湘軍將領，當時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兼湖南省主席，其部下控制着湖南、湖北和河南南部，是武漢國民政府中權勢最大的人。

　　這個人稱“老滑頭”的軍閥很善於審時度勢，在國共合作的高潮中，他一方面率全軍加入國民黨，同時又向共產黨表示友好，甚至提出過參加共產黨的要求。

　　陳賡同唐生智之間也有一段間接的淵源。他在擔任黃埔四期步科一團七連連長的時候，連里來了一名特殊的學員，此人就是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唐生明是一個典型的豪門子弟，紈絝習氣十足，但為人很講義氣。他在六連的時期，陳賡對他很照顧，兩人的私交不錯。

　　因為有這樣一層淵源，陳賡順利地擔任了唐生智總部的特務營營長。

　　特務營是一支精銳的部隊，全營共有四個步兵連，一個機槍連，人數在一千人以上。這個營的武器裝備也特別精良，步兵連都是清一色的漢陽造新式步槍，每個連還有二十支美造湯姆式衝鋒鎗。部隊的士兵絕大部分是安源路礦的工人，官兵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很多，幾個連長都是黃埔四期畢業的共產黨員。

　　陳賡率領的這樣一支部隊，實際上成為了中共中央的警衛營。所以，陳賡可以說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任警衛部隊的首長。從這個時候起，陳賡就開始從事中國共產黨最高機關的保衛工作了。

　　在指揮特務營的同時，陳賡還指揮着武漢工人糾察隊。這個糾察隊也是一支頗有實力的武裝力量。它在名義上屬於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領導，但實際上由陳賡負具體責任。特務營和工人糾察隊兩支力量，就確保了中共中央的安全。

　　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漢口召開。陳賡受命負責大會的保衛工作。憑着他的機警、幹練和責任心，整個保衛工作作得十分周密，保證了“五大”的傾利召開。

　　中國共產黨“五大”以後，局勢迅速惡化。與南京的蔣介石遙相呼應，武漢國民政府內部先後發生了夏斗寅、許克祥的叛變。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宣布脫離武漢國民政府，並對部隊內部的共產黨員進行清洗。七月十五日．汪精衛舉行“反共”會議，公開與共產黨決裂，同時下令對共產黨員進行瘋狂的大屠殺。霎時間，武漢三鎮被白色恐怖所籠罩。　　陳賡被迫將特務營交給唐生明，隻身離開。武漢工人糾察隊也被漢口衛戍司令李品仙下令繳械。因為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武裝力量，中共中央的第一支警衛部隊在傾刻之間便不復存在了。

　　陳賡離開特務營以後，隨同中共中央暫時由漢口轉移到武昌，專門負責保衛周恩來的安全。大約在七月二十日左右，他護送周恩來從武昌秘密啟程，前往南昌領導即將在那裡舉行的“八一起義”。

　　在南昌，陳賡擔任起義總指揮部的保衛工作。起義勝利後，部隊按計劃向廣東進軍，陳賡被調到賀龍的二十軍第三師第六團第一營任營長。南進途中，部隊在江西會昌附近遭到錢大鈞部的阻擊。激戰中，陳賡左腿三處中彈，膝蓋處的肌腱和小腿的脛骨和腓骨都被打斷。在他的堅持下，部隊沒有把他就地安置，而是抬着他一直到了廣東的汕頭。在汕頭，陳賡終於同部隊失散了，歷盡千辛萬苦，他和警衛員盧冬生輾轉乘船到了香港，又從香港乘船到達上海。

　　在前往上海的途中，陳賡偶遇二十軍第三師師長，共產黨員周逸群，兩人結伴到了上海，此時已是十月中旬了。這時，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已經從武漢秘密遷到上海。

　　陳賡到達上海後，很快找到了他的妻子王根英。王根英是黨中央的秘密交通員，所以陳賡很快就同黨組織接上了關係。

　　就這樣，陳賡住進了牛惠霖醫院。

　　陳賡住進醫院之初，牛惠霖大夫懷疑他是一個強盜，以為他的傷腿是在作案時摔壞的，很不樂意為他治療。雖經反覆解釋，仍不能消除醫生的疑慮。陳賡覺得一味編造不是辦法，又得知牛氏兄弟是宋慶齡的表兄弟，且為人正直忠厚，便索性把真情向牛醫生合盤托出。這樣一來，牛醫生對他的態度立刻變得十分友好。因為他同情共產黨人，又知道宋慶齡素來愛護黃埔軍校的學生。當他得知陳賡是南昌起義的傷員，歷盡千辛萬苦來到上海求醫，便決心無論多麼艱難，一定要把他的腿治好。

　　陳康的腿途中雖經接骨，但是被接歪了。兩個月來輾轉流亡，艱難奔波，傷勢已經惡化。按照通常的情況，只有截肢了事。

　　但是陳賡堅決反對截肢，牛氏兄弟決定滿足他的要求。他們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領，終於保住了陳賡這條多處負傷的腿，使他得以日後重返沙場。為此，陳賡對牛氏兄弟非常感激，直到多年以後，每提起此事，對兩位心地善良的名醫仍然讚不絕口。

　　陳賡住院期間，宋慶齡曾親自前來看望。周恩來更是經常派人來探望，其中來得最勤的，就是那個用小舢板送陳賡一行上蘇聯貨輪的李強。

　　儘管牛氏兄弟對陳賡十分友好，又悉心治好了他的傷腿。然而陳賡終於不辭而別。

　　事情是這樣的，在住院期間，陳賡發現這家醫院裡住了不少黃埔出身的軍官，而且他們在上海的上司也常常來醫院探望。陳賡是“黃埔三傑”之一，名氣不小。他怕被認出來，就躲在病房裡不出面。就在他的傷腿快要痊癒的時候，一位黃埔同學忽然走進了他的病房。原來，這個人也在醫院治傷，他本人倒沒有認出陳賡，但是他的馬弁卻認出了自己長官的這位老同學，向他報告了。那位黃埔同學似乎很關心陳賡，仔細詢問了他是怎樣受的傷。他剛離開，陳賡就意識到這裡再也不能呆下去了，他當機立斷，連招呼也來不及與牛大夫打，馬上請當時也住在這裡的一個同志背着他迅速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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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賡從牛惠霖醫院逃出，回到家裡療養了一段時期。一九二八年初，受傷的腿尚未徹底痊癒，走起路來還一瘸一拐的時候，周恩來就派人來找他了。

　　在國民黨警察、憲兵，特務和巡捕房的暗探、巡捕遍地密布的上海，中央特科要確保中共中央的安全，就必須建立一支高效率的情報隊伍。這支情報隊伍必須主動出擊，對敵特機關採取“打進去，拉出來”的手段，深入到敵特機關最要害最核心的部門，這樣才能及時了解和掌握敵人的動向，搶在敵人動手之前向黨的秘密機關發出警報。

　　中央特科決定建立情報科來專門負責這項工作。

　　情報科人員要深入龍潭虎穴，周旋於國民黨軍、警、憲、特和巡捕、暗探以及上海攤的青幫、流氓、三教九流之間，因此情報科人員必須具有高度的機智勇敢和獻身精神。至於對情報科科長的人選，要求就更高了。

　　那麼由誰來擔任情報科長呢？

　　周恩來想到了陳賡。他認定，陳賡是情報科長的最佳人選。

　　後來的歷史證明，周恩來的這個選擇是非常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