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孫子兵法看當代國際安全

　　李際均

　　編者按：產生於2500多年前的《孫子兵法》，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軍事文化思想的高度成就，它的理論與實踐價值在許多國家的學術界得到廣泛的認同。在本期《軍事觀察家》專欄，我們特邀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會長、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北京大學兼職教授、戰略學博導李際均中將就孫子兵法與當代國際安全的關係闡述自己的觀點。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孫子兵法》能夠超越時代和地域的局限，在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思想魅力和影響呢？我認為就在於它有着多重性、深刻性的內涵，主要表現為謀略內涵、道德內涵和哲學內涵，並具有高於所處時代的思想性和創造精神。

　　《孫子兵法》的謀略內涵，提出了“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的治國方針；“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等用兵原則；“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避實而擊虛”的作戰方法等等。指出“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強調能不通過武力交鋒而達到戰略目的才是最圓滿的勝利，是戰略家所追求的最高目標和最完美的境界。

　　《孫子兵法》的道德內涵，主張以慎重的態度對待戰爭。非戰不可時，要做到“有道”，強調開戰要反映民眾的意願，並指出這是五個制勝條件的首要條件。將帥要具備“智、信、仁、勇、嚴”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的品格。同時又指出“將有五危”，將帥必須避免自己性格上的弱點為敵所趁而造成嚴重惡果。

　　《孫子兵法》的哲學內涵，就是關於軍事問題的樸素唯物論與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如分析戰爭中的彼己、攻守、速久、虛實、利害、安危、強弱、勞逸等一系列對立統一和轉化關係，並指出通過主觀努力，實現這些轉化的條件。這種重人謀而不信天命的主張，是我們所看到的對軍事唯心論的最早批判。

　　研究歷史是思索現實與未來的一個起點。《孫子兵法》的文化遺產，對研究當代國際軍事問題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歷史告訴我們，要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寧，必須有一個國際戰略控制的理念。首先，要對戰略企圖與戰略邊界進行控制。歷史上的侵略戰爭都是無限擴大自己國家的戰略利益和超越戰略邊界所造成的。利益沒有邊界，但戰略必須有邊界；“反恐”沒有邊界，但主權必須有邊界。否則“全球化”就會成為霸權化；“新戰略概念”就會成為新戰爭動因；“世界新秩序”就會成為世界無秩序；高技術、“零傷亡”的戰爭就會成為強權者對弱小者隨心所欲的殺戮。其次，要對戰爭手段和戰爭規模進行控制；對軍事同盟進行控制，對軍事革命和軍備競賽進行控制，特別是對核擴散與核戰爭進行控制等等。這種戰略控制，是防止人類失去理性和戰略智慧倒退，避免把創造文明的力量異化為毀滅文明的力量的自覺與負責的表現。

　　正如20世紀的戰略受克勞塞維茨的影響一樣，21世紀的戰略應當受《孫子兵法》的“慎戰”、“全勝”和“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啟發，建立一種非“零和對抗”的安全觀。中國的“柔武”思想，是對單純“尚武”的超越。大國之間應當良性互動，合作而不擠壓，競爭而不對抗。在國際社會交往中，應當承認並尊重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在價值觀念上的差異，通過對話、協商和諒解，謀求戰略利益的共同點，以達到雙贏的局面。

　　新軍事革命無疑將進一步拉大各國在軍事力量方面的差距。但戰爭不僅是兩種軍事力量的較量，更是兩種哲學、兩種戰略思維和兩種政治智慧的較量。戰爭中各種因素的變化是非線性的，是雙方在互動中的連續較量。對高技術戰爭的反制理論與實踐，是這場軍事革命的必要組成部分，在建立這種不對稱作戰理論方面，《孫子兵法》的謀略原則和軍事辯證法思想仍有啟迪作用。

　　當今的一種時尚，是把戰爭藝術應用於商業、行政管理和社會交往等領域，這是科學藝術發展中的正常現象。但我認為，在其他領域應用兵法的原則時，主要是應用它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有些兵法原則不能在非戰爭領域應用，諸如“兵不厭詐”等等。用之於戰爭是無可厚非的，而用之於別處便是不道德。謀略決不是陰謀，其中有君子之道。對“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要正確了解其意義。它是以實力為基礎的戰略運作，能戰方能言和。在戰略上有充分準備，挑戰也可能變成機遇；反之，如果沒有準備，那麼機遇便會成為挑戰。處於防禦地位的國家更要以實力作後盾，建立自己的國防。

　　軍事思想的底蘊是歷史文化傳統，軍事思想的背景則是國家政治結構及其對外政策的連續性。軍事思想固然是國家政治的表達而非感情的表達，但古往今來的軍事思想都與一個民族的哲學和使命感密切相關，並且凝聚着國家和民族所必需的生存鬥爭智慧。年代越久越成為一種文化傳統，成為在長期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社會心理、思維習慣、民族精神、價值觀念總和的一部分。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戰略思想遺產就是認同意識和統一觀念，這是中華文明不朽的奧秘所在。21世紀實現中國的統一是歷史的必然。《孫子兵法》說，“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台灣地方的分裂勢力和妄圖肢解中國的國際反華勢力應當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