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

　　巴以衝突成為全球關注焦點，不僅在當地你死我活，針鋒相對，而且在世界各地也引起唇槍舌戰，支持以色列的人們譴責巴勒斯坦人使用自殺炸彈有意殺害平民，是恐怖主義邪惡；聲援巴勒斯坦的強調以色列占領巴人土地，使用飛機大炮以強凌弱，阿拉伯人沒有別的辦法，自殺炸彈是悲情的反抗。

　　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土地，以色列具有強大的軍力，都是不爭的事實。但這種狀況的發生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我們這裡先暫不討論這種特殊歷史原因（它和占領及至今不退土地有因果關係），僅以目前的現狀，那麼就存在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被占領地的人民，以弱小和崇高目標為理由，用自殺炸彈有意殺害對方平民的方式是否可以被允許，被世人承認？換句話說，為了目的是否可以不擇手段？

　　如果自殺炸彈這種手段被允許，那麼劫持民航飛機，用乘客做人質進行政治討價還價不就更可以被承認了嗎？（它還不是殺死全部乘客）再進一步，那麼像９１１那樣用劫持的民航飛機撞毀世貿大廈，不也可以合理解釋了嗎？因為在拉登們的眼裡，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和伊斯蘭世界更是一強一弱，十分懸殊。拉登們可以說，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採取這種以平民生命為代價、同歸於盡的反抗手段。

　　縱觀人類的歷史，即使兩軍交戰，仍有一些規矩，譬如“不斬來使”，不殺戰俘，不攻擊紅十字會人員，即使他們在戰場搶救敵軍的傷員。但現在巴勒斯坦人做的，遠超過這些底線，他們是非常清醒地、有意地去殺害平民——

　　炸咖啡館，炸超級市場，炸公共汽車，炸節日晚會，炸婚禮…… 這些地方都是像我、你、他一樣非常平常的人聚集的地方，去喝杯茶，去買點菜，去開個ｐａｒｔｙ，還有的是去交換戒指，擁抱新娘，開始愛情的長跑……但就在這樣的地點，這樣的時刻，他們就被有意地殺害了。

　　被占領地的巴勒斯坦人民有沒有權利反抗？當然有，包括武裝反抗。你可以去端掉以色列的哨所，你可以伏擊以色列的軍隊，每個通行檢查站都有士兵，你都有機會。你說他強我弱，我打不過他們（潛台詞就是我不敢打他們），我只能找更弱的下手，找老人，找孩子，找孕婦（一位懷孕５個月的以色列婦女去醫院做超聲波檢查，看胎位情況，出來後即被自殺炸彈炸死），這難道是“烈士”？這難道是 “勇敢”？這難道是人幹的事？這是最膽怯、最齷鹺的！不，根本就不是人，就像福克斯電視台（ＦＯＸＮＥＷＳ）去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採訪歸來的記者Ｇｅｒａｌｄｏ　Ｒｉｖｅｒａ所說，“這是豬和狗幹的事！”

　　有些中國人為巴勒斯坦人的這種行為辯護，說這種反抗手段是迫不得已，是逼出來的。如果這種邏輯和道理成立，那麼新疆的分離運動份子到北京用自殺炸彈炸工人體育館，炸王府井大街，炸前門飯店，炸環城公共汽車，中國人干不干？

　　你說新疆的情況和巴勒斯坦不一樣，巴勒斯坦是被占領。但你去問問那些主張獨立的新疆人（還有西藏人），他們是不是像中國人一樣看待新疆的歷史，他們說維族有自己的語言、文化、宗教，有獨立的歷史，只不過後來被共產黨占領和殖民了。如果他們說我們新疆人只有７００多萬，你們中國人有１３億，還有３００萬軍隊和原子彈，我們太弱，根本打不過，只得採取特殊手段，包括用自殺炸彈來悲情反抗；那麼那些為巴勒斯坦自殺炸彈行為辯護的中國人是不是還用同一個標準？

　　當然這只是一個假設，新疆人沒有這麼做。更可以說明問題的例子是，在二戰期間，日本軍隊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在很多地方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政策。其中南京大屠殺的最殘暴之處，還不僅是有幾十萬中國人被殺害，最關鍵的是，其中大量是平民，而且被殺害的軍人，幾乎都是戰俘，是放下武器的士兵。順便提一句，現在有些中國人替日本人辯護，說南京大屠殺沒有殺那麼多人等，這裡關鍵不是人數多少，而是被殺害的幾乎都是戰俘和平民，而日本至今沒有道歉，更沒有賠償！

　　中國的土地被占領，侵略者如此兇殘，又是完全的敵強我弱—— 中國當時還沒有統一政令，沒有軍工業，完全是個農業國家，卻要面對經過多年軍事準備、具有相當現代工業的日本，以及它訓練有素的正規軍隊。這是一場完全不公平的戰爭！史學家黃仁宇在《從大歷史讀“蔣介石日記”》一書中說：“淞滬戰役歷時１０周，中國損耗了８５個師的兵力（近５０萬人！），整個防線暴露在日本海軍大炮射程之內……徐州戰役之後，中國只能以黃河決堤長沙大火等方法遲滯日軍……”那份慘烈可想而知。

　　按照那些為巴勒斯坦自殺炸彈辯護的人的邏輯，在這種狀況下，中國人絕對比巴勒斯坦人更有理由使用自殺炸彈，去東京炸日本人的咖啡館，炸他們的商場，殺他們的平民。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當年日本侵略者都比今天的以色列軍隊殘暴。今天人們在電視上經常看到巴勒斯坦青年向以色列軍人扔石頭的畫面，但無論歷史書籍，還是中國人拍的抗日戰爭題材的電影，什麼時候有過中國青少年向日本軍隊扔石頭的記載和畫面？為什麼沒有？因為不曾有過，這不是中國人不勇敢，而是還沒等拿起石頭，早就被日本軍人開槍打死了。南京大屠殺已清楚地證明，士兵放下武器之後也被集體屠殺，平民根本沒扔過石頭，照樣被一群群地砍頭，中國女性被強姦後還被用刺刀搗毀身體……這樣的殘暴，應該說是超過了二戰中所有其它軸心國。

　　但迄今的抗日歷史書籍以及當事人的回憶數據，都沒有聽說過中國人使用自殺炸彈的方式來有意殺害日本官兵的妻子兒女，更沒有中國人到日本本土去炸婚禮，炸節日晚會，炸商店，有意殺害平民。中國人當時被侵略、欺辱、殘殺到那種地步，為什麼就沒有採取這種手段來悲憤反抗？是中國人不智慧（沒有想到這一點）？是不夠勇敢？都不是！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奮勇用生命反抗的實例數不勝數！中國人之所以沒有那麼做，是因為中國人堅持了道德底線，堅持了 “人”的準則，即使面對日本禽獸，仍要用人的方式反抗，而不是用動物的方式。

　　我們假設，如果當年有中國人潛到日本，用自殺炸彈炸餐館、炸教堂、炸婚禮、炸節日宴會，像今天巴勒斯坦人那樣不擇手段，有意地去殺害日本平民，來報復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這樣的自殺炸彈者今天會被中國人當做烈士、當做英雄紀念嗎？這種有意殺害老人、兒童和女性的人，不論出於什麼崇高的理念，多麼偉大的目標，什麼樣的理由，都絕不是英雄，而是絕對的狗熊，絕對的動物！

　　這就是為什麼不僅中國沒有，連整個歐洲反抗納粹的戰爭中，也沒有聽說過有人使用自殺炸彈去炸納粹軍官的家屬，去炸柏林的餐館，去有意地殺害德國的老百姓。

　　這就是為什麼愛爾蘭人鬧獨立，在垃圾箱等地方放置炸彈，但卻沒有去用自殺炸彈炸人群集中的商場、鬧市，和節日晚會等。

　　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當年被白人種族政權判了無期徒刑，最後在監獄渡過了２７年；罪名是他組織黑人反抗軍，他擔任了總司令，並明言使用武力結束白人種族政權。但他不僅絕不允許黑人軍隊傷害到白人平民，包括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妻子兒女，而且都沒有下令襲擊白人軍隊，僅是割電線、炸毀橋梁，破壞一些軍隊設施。曼德拉在他的自傳《走向自由的長征》中說，這樣炸橋梁、割電線的做法主要是想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促使他們關注南非的問題。

　　我們設想，如果曼德拉像今天巴解主席阿拉法特那樣暗中支持恐怖份子，並親自去慰問自殺炸彈者的家屬，並向自殺炸彈者提供２５，０００美元的獎勵，他今天還能被世人尊敬，被當做民權領袖嗎？

　　因此昨天獲得今年新聞界最高榮譽“普利策獎”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中東問題知名專家托馬斯．弗里德曼（Ｔｈｏｍａｓ　Ｌ．Ｆｒｉｅｄｍａｎ，這是他第三次獲普利策獎，前兩次因報道中東問題，這次是評論中東問題）在３月３１日的專欄文章中說，巴勒斯坦人的自殺炸彈“不僅僅是威脅以色列平民的生命，而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威脅。”弗瑞德曼指出，“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哈瑪斯領導人ＩｓｍａｉｌＨａｎｉｙａ在《華盛頓郵報》說，‘猶太人比其它任何民族都更愛惜生命 ’，巴勒斯坦人終於找到了以色列的軟弱之處，所以自殺炸彈是對付以色列人最理想的武器，可以炸得猶太人抱頭鼠竄。”

　　弗里德曼結論說：“巴勒斯坦人被他們自戀的狂暴蒙住了眼睛，因而喪失了對人類文明底線的視野，那就是，人類最神聖的生命是從你自己開始。”“如果自殺炸彈被允許的話，那麼下一步他們就會模仿這種方式，劫飛機、扔原子武器，毀掉所有的國家。”因此“整個國際社會必須譴責、制約、擊敗這種恐怖主義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