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也認不清薩達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990年8月2日）

　　　　薩達姆動了一下手指，吞併了探爾小國科威
　　特，結果對全世界造成了一次突然襲擊。

　　1990年8月 2日凌晨1時30分， 伊拉克出動10萬大軍，向同為阿拉伯兄弟的科威特發動了進攻。幾個小時之內，伊拉克的坦克部隊，勢如風掃殘雲，席捲了科威特，從而引發了一場舉世矚目的海灣危機。

　　出人意料。儘管在此之前海灣的局勢已經十分緊張，對薩達姆陳兵邊境的舉動，美國、科威特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他們誰也沒有預料到薩達姆真的會動用武力。科威特與伊拉克同為阿拉伯兄弟之國，儘管兩國在一些問題上磕磕碰碰，在8月之前，兩國也曾唇槍舌劍，進行了一場外交戰，薩達姆的語氣相當嚴厲，但是，直到8月1日6 時，雙方的談判還在進行。而根據薩達姆的保證，只要談判在進行，他就不會採取行動。在談判將近結束的時候，科威特談判代表還要求在會談公報上寫入“會談取得了進展”，但伊拉克代表拒絕了，說那不是真的。儘管如此，科威特代表對會談成功的前景還是感到樂觀。儘管科威特知道薩達姆在伊科邊境陳兵10萬，入侵隨時都可能發生，但是，科威特政府成員中沒有一個人相信薩達姆真的會作出這種愚蠢的決定。當8月1日凌晨1時30分，薩阿德王儲被國防大臣驚恐的電話吵醒時，他的第一個反應竟然是：薩達姆看上了伊科邊界附近的油田和海灣人海口的兩個小島布比延島和沃爾拜島，而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全面入侵。當他把這個消息報告王室成員時，所有的人都驚呆了。隨後，他們就與美國大使館聯繫。到4點鐘，他們已經感到沒有希望了。小小的科威特軍隊無法抵抗伊拉克的10萬大軍，王國政府決定撤出科威特。大轎車風馳電掣，駛向美國大使館，在那裡，他們登上了直升機，而把富饒的科威特留給了薩達姆。

　　8月2日零點剛過，英國外交部一位值班官員接到英國駐科威特大使打來的緊急電話：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值班人員頓時愣在那裡。在此之前，他沒有看到任何這方面的情報，英國秘密情報局沒有對伊科邊境的局勢發表過任何評論。

　　清晨，在倫敦飯店的一間客房裡，正在度假的美國駐巴格達大使艾普里爾·格拉斯皮順手打開了電視，突然聽到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消息，她驚呆了：幾天前，她還同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會晤過，會談結束後，她對和平的前景充滿信心。情況怎麼會急轉直下的呢？

　　最尷尬的當數蘇聯。8月2日中午，在蘇聯伊爾庫茨克，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與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會談結束後分手，謝瓦爾德納澤飛回莫斯科，貝克則飛往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在飛機上，貝克接到了來自華盛頓的專線電話，得知入侵的消息。一個小時後，謝瓦爾德納澤的專機在莫斯科着陸。一位記者疾步前行，問：“外長先生，您對人侵有何評論？”

　　“評論？什麼評論？”蘇聯外長一臉惘然。

　　“就是關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評論。”

　　謝瓦爾德納澤愣在那裡。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有聽到任何有關這件事的消息。克格勃幹什麼去了？這麼大的事情竟然一無所知！沉默了一會兒後，他說：“我們沒有聽到任何有關此事的消息。”他轉身吩咐他的助手謝爾蓋·塔拉森，要他立即調查此事。

　　只有兩個國家的情報機構知道伊拉克即將入侵科威特，其中一個是大名鼎鼎的以色列軍事情報部阿穆恩。它通過在約巴的情報來源確切地知道，入侵將在幾個小時後發生。根據美國與以色列之間的情報交流協定，它把這個情報通報了美國中央情報局駐以色列情報站。而事實上，中央情報局和國防情報局早就在關注伊科邊境的局勢，並作出過準確的判斷，但是，它們的情報在美國政府內部卻沒有引起任何反響。

　　其他國家對海灣危機所作出的反應並不比美國和科威特更好。在入侵發生一個小時後，日本首相海部俊樹正在東京北部100公里處的淺間山在休假。他對伊拉克人侵的評論是：“令人遺憾。”是為科威特遭到伊拉克入侵感到遺憾，或是為薩達姆作出這麼一個愚蠢的決定感到遺憾，還是為日本情報機構事先沒有得到情報發出警告而感到遺憾？不得而知。與日本在國際社會上同病相憐的德國領導人赫爾穆特·科爾也在休假，不過，他跑得更遠些。他跑到奧地利，租了一座湖邊別墅避暑。也是在入侵發生後，他從自己的私人秘書那裡得到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情報。

　　薩達姆·侯賽因，這位在伊拉克頤指氣使的獨裁者，就像當年他下令進攻伊朗，從而挑起長達八年之久的兩伊戰爭一樣，再次讓世人陷入困境。

　　　　兩伊戰爭結束了，伊拉克的經濟陷入困境。
　　薩達姆把他的目光投向伊拉克南部，那些在戰爭
　　中支持過他的阿拉伯兄弟。

　　像大多數危機發生後所出現的情況一樣，由於決策者對海灣危機的發生始料未及，因而理所當然地歸罪於情報部門。人們難以想象，像美國這樣的情報大國，擁有如中央情報局和國防情報局、國家安全局這樣的超級情報機構，何以會對此事一無所知？事後，美國政府機構內的一幫人，開始大談情報失誤，說美國在海灣危機中的尷尬境地是由於美國情報機構的無能造成的。但實際情況與他們指控的完全相反。美國情報界早就在關注伊拉克的軍事動向和伊科邊界的緊張局勢，並對此進行了連續報告。事實證明，所謂美國情報界在海灣危機之前的“情報失誤”完全是一種編造出來的神話，是美國決策者推卸責任的一種託詞。如果說一定存在一種情報失誤的話，那麼，這種失誤主要體現在最高情報分析人員布什及其幕僚身上，而不是體現在美國情報界身上。

　　各種跡象表明，始於1990年8月2日的入侵行動，其實早在1988年8月8日就已經開始策劃了。正是在這一天，伊朗出乎意料地主動同它的對手伊拉克妥協，打了八年的兩伊戰爭終於停火了。也就是從這一天起，薩達姆·侯賽因決定把他的戰爭矛頭對準伊拉克的阿拉伯鄰邦，在兩伊戰爭中站在伊拉克一邊的科威特首當其衝。

　　1988年8月9日，即兩伊戰爭停火的第二天，科威特違反歐佩克內部簽訂的協議，決定增加石油產量，特別是增加魯邁拉油田的開採量。這個油田位於伊科邊境，是個有爭議的地區。長期以來，伊拉克一直要求科威特把這個地區“歸還”伊拉克，但是每次都遭到科威特的嚴詞拒絕。在薩達姆看來，科威特的上述決定是一種挑釁和背叛，它使得國際石油市場上的石油過剩問題更為突出了。巴格達 90％的財政收入依靠石油，而科威特的這項措施使之降到每年只有70億美元，這筆錢不夠用來支付伊拉克的債務，科威特的舉動對伊拉克來說真是個滅頂之災。除了魯邁拉油田外，伊拉克還想得到科威特的布比延島和沃爾拜島，哪怕是租借也行，但科威特又拒絕了。

　　八年戰爭，伊拉克元氣大傷。表面上看，伊拉克贏得了戰爭的勝利，但這僅僅是因為伊朗首先停戰求和，並不表明伊拉克是這場戰爭的勝利者。如果不是伊朗的什葉派政權內外交困，鹿死誰手可說不清楚。即使薩達姆保存了臉面，但是，此時的伊拉克已經不是戰前那個富足、安寧的伊拉克，而是面臨着一系列矛盾、甚至是陷入困境的伊拉克。產油設備遭到破壞，海上油路中斷，石油產量銳減，石油收入不及戰前的五分之一，戰爭消耗了大量的財富。經濟嚴重受損，財政收不抵支，外債纍纍，總數高達800 億美元，其中有100億美元是科威特的。而在戰前，伊拉克擁有的外匯儲備達300億美元。

　　要克服伊拉克的財政困難，薩達姆有什麼高招呢？一位中東分析家指出：“薩達姆 ·侯賽因現在對自己的財政狀況一清二楚，可在伊拉克本國他有什麼辦法呢？出路不多。但是，有科威特。他的無所事事的軍隊集結在阿拉伯河一帶，距科威特只有幾公里。伊拉克需要一個通向海灣自由水域的出口。”

　　為了擺脫困難，伊拉克千方百計敲詐它的富有的海灣鄰國。它提出，是它擋住了伊朗的革命輸出，兩伊戰爭是保衛阿拉伯民族的“聖戰”，伊拉克是“保衛阿拉伯兄弟免受波斯威脅的真正盾牌”，那些富有者，如科威特、沙特和阿聯酋，應該“幫助我們還清全部債務”。在1990年2月的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上，薩達姆曾私下裡告訴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和約旦國王侯賽因，伊拉克的經濟已面臨困境，他不僅需要海灣國家無限期地延長他的300億美元債務，而且急需得到300億美元，以渡過經濟難關。他威脅說：如果海灣國家不給他，“我知道怎樣拿到它”。隨後，伊拉克還在伊科邊境舉行了軍事演習。但是，薩達姆的威脅沒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視。在5月份舉行的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上，他又舊事重提，指責海灣國家超限額生產石油，從而引起世界石油市場價格下跌。他說，石油價格每下降1美元，伊拉克的國庫每年就少收入10億美元，海灣國家如果繼續違反石油生產限額，就等於是向伊拉克宣戰——一場通過經濟手段發動的戰爭。他說：“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將忍受下去，但是……我們已經不能再忍受任何壓力了。” 1990年6、7月間，薩達姆曾派特使到科威特、沙特等國活動，要它們向伊拉克提供300 億美元的現款，但被拒絕了。

　　1990年5月30日，伊拉克外長阿齊茲不點名地激烈批評石油輸出國組織內造成石油過剩的國家，科威特也在被批評之列，從而正式拉開了海灣油價戰的序幕。7月17日，薩達姆在伊拉克七月革命22周年的慶祝會上，嚴厲指責海灣國家“不負責任的”石油政策，並將此同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反對伊拉克的陰謀聯繫起來，說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使用了一些新方法來反對伊拉克，而有些阿拉伯人則充當了其工具，用有毒的匕首從後面刺了伊拉克一刀。薩達姆威脅說，如果用語言不能保衛伊拉克，那麼就必須採取某種必要的措施，使事態恢復正常，把被剝奪的權力還給它的主人。當天晚上，伊拉克官方通訊社重發了薩達姆總統1990年5月在巴格達舉行的阿拉伯首腦會議的一篇講話，在講話中，薩達姆提到，經濟原因可能引起戰爭。重新播發薩達姆講話的用意何在？

　　18日清晨，巴格達公布了兩天前伊拉克副總理兼外長阿齊茲致阿拉伯聯盟秘書長的一封信，點名指責科威特和阿聯酋參與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分子的陰謀，破壞石油市場的供求關係，從而導致油價猛跌，指責科威特自1980年開始偷采伊拉克南部魯邁拉油田的油層，偷盜伊拉克的石油，“蠶食”了伊拉克的領土，要求科威特拿出24億美元，作為它偷油的賠償費，並稱科威特這一行為是“軍事入侵伊拉克”，譴責科威特利用兩伊戰爭悄悄地執行一項“有步驟、有計劃地向伊拉克領土伸展的計劃”。同日，他又譴責科威特和阿聯酋等海灣國家，說“我們的國家不會屈服，我們的婦女不願淪為娼妓，我們的子女不願被剝奪食物”。倫敦《經濟學家》評論說，阿齊茲的講話聽起來很像是入侵的託辭。7月21日，《巴格達觀察家報》發表題為《反對伊拉克的石油戰爭》的評論，說科威特的石油政策動機只有一個：發動一場反對伊拉克的政治戰、經濟戰。評論用威脅性的口吻稱，油價問題對伊拉克來說生死攸關，那些想用廉價石油來危害伊拉克的人，必定會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23日，《巴格達觀察家報》發表題為《是的，憤怒突然發作》的評論，點名攻擊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謝赫·薩巴赫·賈比爾是準備執行美國反伊計劃的“科威特罪犯”。23日，約旦國王侯賽因同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在亞歷山大舉行會談，討論海灣地區的事態發展。爾後，伊拉克外長阿齊茲參加了他倆的會談。阿拉伯馬格里布國家聯盟委託阿爾及利亞總統沙德利·本·傑迪德在雙方之間進行斡旋。沙特阿拉伯北部和東部邊境的軍隊進入戒備狀態。24日，巴格達又拒絕科威特建立一個阿拉伯國家委員會來調解伊科邊界爭端的建議，再次指責科威特贊同某些西方國家的反伊計劃和陰謀，使局勢變得具有爆炸性。阿拉伯國家紛紛在兩國之間進行斡旋，以求危機的和平解決。沙特國王法赫德·阿齊茲打電話給薩達姆，希望他能夠克制。同日，穆巴拉克訪問科伊兩國，建議在開羅舉行阿拉伯國家外長會議。石油輸出國組織在日內瓦舉行緊急會議，同意石油生產限額。26日，石油輸出國組織就有關降低石油產量和減少石油出口問題達成協議，科威特和阿聯酋都表示，保證遵守協議。7月31 日，伊拉克和科威特在沙特的吉達舉行談判，同時，伊拉克在伊科邊境集結了10萬軍隊。8月1日，談判破裂，不到24小時，伊拉克的坦克開進了科威特。

　　　　面對薩達姆的突然襲擊，世人皆說情報機構
　　無能，然而，誰能想到，情報機構在這場危機中，其
　　實是替罪羊。

　　對薩達姆的野心，美國情報界是否像人們所指責的那樣一無所知？根本不是。實際上，美國情報界在這次危機前表現出了少有的警覺，在危機發生前就將伊拉克置於密切監視之下。可以說，薩達姆的一舉一動都未能逃出美國情報人員的視線。

　　從1989年冬季開始，中央情報局就注視着薩達姆·侯賽因的一舉一動。它認為，薩達姆似乎想在哪個地方再挑起一場戰火。是想支持黎巴嫩的奧恩將軍挫敗伊拉克的宿敵敘利亞人，還是想再次同伊朗交火？中央情報局對此並不清楚。一位情報人員正確地指出：“兩伊戰爭後，伊拉克國內面臨着經濟困難，但是，伊拉克卻大量擴充武器裝備。無論是來自外交部門還是來自情報部門的分析均表明，伊拉克可能會給中東帶來新的麻煩。”一位情報分析家認為，薩達姆在與伊朗交火八年後，在重建趨於崩潰的國民經濟時，會採取某種極端的軍事冒險行動。國家安全局長史蒂曼中將在很久以前，就提請白宮注意伊拉克可能的外侵對象。但是，不少人認為，這只不過是情報部門的神經過敏。但是，中央情報局並沒有放鬆警惕，它還在收集伊拉克的情報。各種跡象表明，伊拉克正在加快取得先進的、危險的新技術。如3月份，英國海關逮捕了兩名伊拉克人，截獲了一船準備運往伊拉克的美國製造的高速電子電容器。衛星照片也顯示，伊拉克已建造可向特拉維夫、大馬士革或利雅得發射導彈的發射器。4月中旬，英國又截獲船運的八個鋼筒，這些鋼簡足以製造一個特大口徑的超級大炮。中央情報局下屬的國家情報收集中心不斷加班加點，增送有關伊拉克軍事項目的情報。中央情報局還監聽到伊拉克的新型導彈試驗，其中有一次是從毛里塔尼亞試驗場發射的。

　　1990年5月初，中央情報局就伊拉克可能入侵科威特發出了第一份警告。警告的依據來自中東的第一手材料。到5、6月份，美國情報界已把大量的技術偵察力量用於伊拉克。7月，中央情報局的衛星網絡將運行軌道上更多的偵察設備部署在伊科邊界上，其數量超出了過去對任何一個單一目標的投入。中央情報局下設的成像實驗室日夜加班加工情報。分析家們越來越肯定，薩達姆並不是為了炫耀武力。

　　1990年7月16日，美國國防情報局負責中東和南亞事務的國家情報官員小沃爾特· 帕特·蘭走進辦公室，順手拿起了今天早上送來的衛星照片瞥了一眼，嘴裡隨即發出一聲驚呼。隨後，他定下神來，仔細看了看照片，臉上的表情越發顯得驚奇。他發現，在伊拉克南部。科威特北部地區出現了伊拉克“漢漠拉比師”的一個旅，而昨天這裡還是一片空曠的沙漠地帶。“漢模拉比師’塔伊拉克最精銳的部隊，它裝備的坦克是蘇聯提供給伊拉克的最好的坦克，平時通常駐紮在伊拉克中部附近。照片還顯示，伊拉克的鐵路線正在裝運各種各樣的軍事裝備。薩達姆真想動手了！蘭心裡掠過了一個念頭，但這個念頭只是一閃而過，因為美國情報界在此之前認為，雖然薩達姆想成為海灣地區支配性的人物，但是，伊拉克在兩伊戰爭中所遭到的慘重損失將使薩達姆克制自己使用武力的念頭。顯然，蘭需要進一步獲得情報資料來證明自己的主觀判斷。作為一名資深的情報分析家，蘭曾經數次到過伊拉克，對伊拉克的局勢以及薩達姆本人都有深刻的了解，他是美國情報界的中東問題專家。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當他以一名陸軍上校的身份退出現役後，國防情報局又把他請了回來，專門從事有關中東問題的情報分析。

　　蘭不愧為一個老資格的情報分析家，他的判斷得到了美國情報界另一位同行的印證。這就是美國情報界的龍頭老大、大名鼎鼎的中央情報局。在蘭作出初步分析一天后，中央情報局的情報分析家也發現，伊拉克與科威特邊境地區出現了異常情況。7月 17日，中央情報局首次向白宮發出警告：伊拉克可能向科威特動用武力。同日，蘭再次發現，整個“漢漠拉比師”，包括300輛坦克和一萬多士兵已經全部部署在科威特邊界，另一個師，也是屬於共和國衛隊精銳部隊的“麥地那光明師”也出現在邊界上。第三天，第三個師也開始向科威特方向移動。到7月19日，在距科威特10到30英里的邊界內薩達姆已部署了3．5萬軍隊，所有的坦克呈現出作戰陣式，炮口向外，形成強大的防禦狀態。

　　衛星照片上顯示出的伊拉克軍事態勢使蘭陷入沉思。他關注伊拉克的軍事情況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早在1986年兩伊戰爭期間，蘭就發現伊拉克的軍事力量有了質的飛躍，它已經不再是一個第三世界的軍事強國了。伊拉克擁有的軍事力量表明，它已經是世界第四軍事大國，而且伊拉克軍隊的戰法越來越成熟。擁熟的指揮水平足以使伊拉克發動一個規模宏大的戰役，一戰就可以殲滅幾萬不怕死的伊朗共和國衛隊。蘭對海灣地區一夜之間出現一個軍事強國的勢頭很是擔心。

　　兩伊戰爭後，伊拉克的經濟趨於崩潰，但伊拉克龐大的軍事力量卻沒有裁減。薩達姆想幹什麼？他的下一個目標是誰？美國情報界都在思考這個問題。但是，1989年秋季，美國情報界向各個情報機構發出一份通報，說雖然薩達姆有獨霸海灣的野心，但是，他不可能動用他的百萬大軍來達到他的目的。因為八年戰爭使伊拉克的經濟快崩潰了。這樣，蘭也打消了警惕伊拉克的念頭。

　　伊拉克以前也曾進行過軍事演習。在演習中，漢漠拉比師這樣的部隊也曾動用過，但是，並沒有跡象表明薩達姆要在實戰中使用他們，而且，這些部隊也沒有離邊界這麼近過。可是，這一次伊拉克想幹什麼呢？蘭百思不得其解。

　　蘭將他的發現報告了他的上司國防情報局局長索伊斯特。他覺得，幾萬大軍出現在伊科邊境，這不是一件小事情，應該讓上級知道。但是，蘭仍然不能肯定薩達姆是否會進攻科威特。他只是說，伊拉克出現了一些軍事異動。他知道自己說話的分量，不願意把話說得過滿，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鮑威爾看到了這份情報，他被伊拉克的軍事動向搞得心煩意亂，但並不顯得驚慌。參聯會的托馬斯·凱利中將也認為，薩達姆此舉也許僅僅是要向科威特施加壓力，迫使科滿足他的要求，也許伊拉克想奪取科威特在海灣中的兩個小島或者幾個油田，薩達姆太想得到那兩個小島和魯邁拉油田了，過去，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糾紛實際上都是圍繞着上述兩個問題進行的。鮑威爾聯想到月初出訪中東時，幾個阿拉伯國家的首腦都向他表示，中東近期發生武裝衝突的可能性不大，當時他也深有同感。可是，不知怎麼搞的，他總有點心神不定，總覺得有什麼事情正在醞釀之中。於是，他又打電話給負責中東南亞事務的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向他通報這份情報，並詢問他的意見。施瓦茨科普夫也是一個中東問題專家，對中東的局勢十分了解，早在他十幾歲時，他就隨同在伊朗任職的父親在中東呆了幾年。他認為，薩達姆最有可能採取的行動就是向科威特發動一場懲罰性的但目標有限的進攻。鮑威爾稍微安心了一點，但他還是要施瓦茨科普夫起草一兩個計劃，萬一薩達姆幹了什麼蠢事，比方說占領了儲油量占世界總儲油量10％的科威特，美軍能幹些什麼。不過，當時他們都不認為危機即將發生。即使到7月21日，中央情報局長威廉·韋伯斯特還不認為危機迫在眉睫，伊拉克只是炫耀武力，以推動油價上漲，並達到它的其他要求。

　　7月27日深夜，美國的間諜衛星KH－11拍攝了一張伊拉克

　　軍隊正在調動的照片。照片顯示，伊拉克的卡車正在向科威特北部邊界附近的軍隊運送彈藥、燃料和水。面對這一過長的後勤“尾巴”，威廉·韋伯斯特和鮑威爾都認為，這是他們所看到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伊拉克可能入侵科威特，而且迫在眉睫。

　　7月28日，一批中央情報局官員，其中包括中央情報局局長韋伯斯特、近東問題首席專家、行動部主任斯托爾茲和兩位衛星成像分析家，來到白宮，向總統簡要匯報了情況。他們帶來了高度機密的材料，其中包括各種情報資料及中央情報局情報分析家對此作出的分析，KH－11衛星提供的照片也裝在信封里，這些是韋伯斯特提供給總統的情報的主要證據。中央情報局的意圖很明顯：打消布什總統的任何幻想。韋伯斯特認為，從衛星照片上可以看出大批為伊拉克部隊提供後勤保障的卡車，如果薩達姆僅僅想恫嚇一下科威特，這麼大規模的後勤行動是不必要的。

　　布什一言不發，聽完了情報人員的陳述，他的態度沒有任何改變：不相信入侵迫在眉睫。他說，中央情報局的警告是僅僅根據技術手段提供的情報，儘管證據給人以深刻印象——衛星照片清晰到能看清沿巴士拉到祖貝爾公路開往科威特邊界的伊拉克坦克上的標誌——但是，他不想作出過度反應，因為，中央情報局沒有獲得有關薩達姆意圖的情報，他不能輕率地對此作出反應。危機發生後，布什一再強調：中央情報局沒有掌握有關薩達姆意圖的情報，中央情報局沒有偷聽到伊拉克高層會議的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在伊拉克統治者的核心中沒有間諜。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戴維·博倫也附和布什的觀點，說光靠“間諜衛星及其他技術手段並不能提供我們所需要的所有情報”。殊不料，這種片面倚重人力情報，忽視對情報的綜合研究正是布什政府決策失誤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毋庸置疑，中央情報局確實存在布什總統所說的這種“缺陷”，博倫的說法也無可非議。間諜衛星可看清伊拉克的軍隊部署，但無法洞察薩達姆的內心世界。問題是，在海灣危機前，美國情報界對薩達姆的真實意圖也不是一無所知。薩達姆的意圖隱蔽得再深，如果他要發動戰爭，那就一定會通過某種形式表現出來。美國情報界通過衛星偵察等技術手段，獲取了有關伊拉克軍隊的具體部署，並結合其他情報分析手段，從中得出可信的結論，應該說是無可非議的。

　　打入伊拉克政府內部的間諜當然是提供薩達姆意圖的最好來源，但是，在缺乏可靠的人力情報時，決策者是否就應該無所事事呢？綜觀古今中外的戰例，有多少次決策是由於打入敵人心臟的間諜事先獲取了準確的情報而進行決策的呢？很明顯，間諜提供的情報只占很小的比例，大部分情況是，情報機構在掌握大量情報資料的基礎上，通過正確的情報分析，從而向決策者提供較為準確的情報。鑑於發展間諜的危險性和長期性，一個打入敵人心臟的高效率間諜網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來的。任何一個國家，不管它在諜報偵察方面投入多少力量，它也不可能在全世界所有國家建立起隱蔽、高效的諜報網，更不用說建立起打入敵人核心的諜報網了。中央情報局在伊拉克內部沒有可靠的間諜網，這不是布什總統無所事事的理由，只能是其推卸責任的一個藉口。如果任何決策都必須等到間諜提供敵人的意圖，那要情報分析人員幹什麼？情報機構千辛萬苦發展各種技術偵察手段又有什麼價值？作為美國歷史上唯—一個當過中央情報局長的美國總統，布什是應該懂得其中的利害關係的。但遺憾的是，他雖然仔細閱讀了中央情報局提供的情報分析，但他更喜歡閱讀那些未經分析的原始情報，很少把情報分析專家的意見放在心上，在進行決策時也很少以之為參考。他相信自己能對這些情報作出正確的評價。中央情報局局長雖然名義上是他的首席情報顧問，但事實上，韋伯斯特的話對布什並沒有影響力。他已經同許多中東的官員討論過中東的局勢，他們認為，薩達姆只不過是要通科威特讓步。他對韋伯斯特說，他將繼續與他在國外的高級情報源協商，監視中東的事態發展。很明顯，作為總統首要情報顧問的韋伯斯特和他的中央情報局在布什心目中抵不上他自己的“高級情報源”，韋伯斯特和中央情報局被置於一種非常尷尬的地位。

　　7月30日，衛星照片顯示了伊科邊境的最新動態。蘭確信，伊拉克已具備橫掃整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東部的能力，他迅速接通了連接國防情報局局長索伊斯特的絕密電子通道。在那台與局長辦公桌上的電腦相連的386電腦上，蘭寫道：“我一直在注視着伊拉克向科威特邊境增兵的模式。炮兵、後勤部隊在調動，空軍也在調動。薩達姆完全沒有理由這樣做。我不認為薩達姆在訛詐科威特。我看過他的私人傳略，他不懂得如何訛詐。這不符合他的一貫作法。”他進一步指出，薩達姆的軍隊調動和他手頭的任務木相稱，如果他要訛詐科威特，那麼用不着出動這麼多部隊他就可以達到目的。現在他調動這麼多部隊，答案只有一個：他準備使用它。而且，如果薩達姆要威脅科威特，他必須讓科威特知道這一點，可由於科威特沒有軍事衛星，科威特並不知道伊拉克軍事集結的規模。因此，說薩達姆想訛詐科威特，是說不通的。

　　作為一名情報分析家，蘭此舉可以說是十分大膽。一般來說，由於情況瞬息萬變，任何情況都可能發生，情報人員不會把話說死，以免自己難堪。但蘭覺得此次他有充分的把握，為了引起上司的重視，他決定豁出去了。科威特對薩達姆無可奈何，但是，如果美國及早發出警告，薩達姆也是不會肆無忌憚的。而決策人要下決心，必須有充分的情報依據。蘭覺得，他此舉可以幫助布什總統定下決心。

　　可是，並不是所有人都像蘭這麼看問題的。索伊斯特就不同意蘭的判斷，7月24日國務院發言人塔特懷勒就說過：伊拉克和其他國家一樣清楚，在一個開化世界裡沒有強迫和恐嚇的位置。難道不正是如此嗎？但是，索伊斯特還是把蘭的報告呈給國防部長切尼和鮑威爾，並希望他們對此問題有所關注。但是兩人都認為蘭的看法不成熟。

　　8月1日，韋伯斯特又向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斯考克羅夫特呈遞了另一批情報和最新的衛星照片，照片顯示，伊拉克的三個裝甲師已經擺開作戰陣勢，距科威特邊界只有三英里，八十多架直升機嚴陣以待。伊拉克人的通訊、大炮、彈藥和後勤力量已經各就各位。薩達姆已經具備越境出台的能力，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薩達姆將發動一場戰爭。韋伯斯特說，入侵將在24小時內發生。中央情報局的情報分析家查爾斯·艾倫認為，入侵可能是全面占領科威特。負責中東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金米特看了很吃驚，沒有充分的把握，情報人員怎敢出此狂言。

　　當天下午，布什和白宮官員一起討論中央情報局的最新情報，斯考克羅夫特似乎最關心此事。他說：“總統先生，如果真的發生這種事，那麼，我們選擇的餘地真不大呢！”可是布什在聽完其他人的發言後，仍然不相信薩達姆會派軍隊占領科威特。鮑威爾承認，要忽視這些最新情報是不可能的，但是，由於伊拉克是一個極權主義政體，薩達姆的行動說變就變，根本無法預測，美國在伊拉克上層沒有一個可靠的情報來源，因而不能確定薩達姆的真實意圖。切尼和施瓦茨科普夫也有同感。特別是切尼，他對於情報機構發出的警報沒有什麼好感。在他看來，過去中央情報局和國防情報局的警告幾乎是天天不斷，但有幾個警告是驗證了的？比方說，他的辦公室每周都收到警告說，菲律賓的政局不穩，政變即將發生，可是這種政變從來沒有發生過。再說，中東的穆巴拉克、法赫德和侯賽因都認為薩達姆不會入侵科威特。他們可都是薩達姆的密友，對薩達姆應該是很了解的，他們的判斷應該是有分量的。但是，這次白宮的意見並不完全一致。金米特決定採取一些措施來處理這場危機。他將中央情報局的最新情報發給正在伊爾庫茨克的貝克。貝克表示，他將向他的蘇聯同行了解一下情況，看蘇聯是否了解薩達姆的計劃。謝瓦爾德納澤表示，薩達姆是在嚇唬人。這樣，美國對中央情報局的情報就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到傍晚，美國許多高級官員準備休假，5點過後，斯考克羅夫特也離開白宮，布什總統和國防部長切尼準備第二天飛往科羅拉多州阿斯彭，去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會談。當天晚上8時30分，伊拉克軍隊越過了伊科邊界。

　　布什政府之所以對美國情報界的警告無動於衷，還有一個重要理由，那就是，以攻城掠地為目的的戰爭是中世紀的產物，在現代國際社會沒有市場。蘇聯以一個超級大國的地位，在人侵阿富汗後還是遭到全世界的反對，越南入侵柬埔寨更是成了過街老鼠。武力征服不是最高明的舉動，薩達姆難道不明白這其中的道理嗎？美國中東問題專家格雷厄姆·富勒說：“通過入侵科威特，薩達姆把他曾贏得的一切都扔掉了。他竟然入侵，我們感到驚訝。最後，你不能預測不高明的決定，而薩達姆關於入侵科威特的決定是他的一個極大的錯誤。”美國駐伊拉克大使艾普里爾·格拉斯皮也說：“我們很傻，沒有意識到薩達姆是愚蠢的。”總而言之，他們都認為首先是薩達姆犯了錯誤，才導致美國政府也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是無法避免的。

　　這是一種典型的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在情報判斷上，用自己的價值觀念來判斷對手的行為取向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後果非常嚴重的分析障礙，它影響情報人員正確地判斷敵人的意圖，甚至於使之對明顯的戰爭徵兆視而不見。這種觀念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決策者的任何決策都是受理性控制的，如果某種行為所得超過所失，那麼決策者就會放棄這種行為。但是事實並不完全如此。各個民族的價值觀並不完全相同，其行為取向也不可能完全一樣。某種行動在一個民族看來可能是非理性的，但在其他民族看來卻是絕對理性的。用自己的價值觀來判斷其他人的行動，註定會犯錯誤。海灣危機也是如此。當時鮑威爾等人都認為薩達姆是一個理智的人物，他一定已從兩伊戰爭認識到一場現代戰爭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因此，即使在情報界向他們提供了充分的證據，說明伊拉克即將使用武力，他們仍然固執己見。眾所周知，入侵科威特確實不是一個高明的決定，在一個文明社會裡，攻城掠地、恃強凌弱已經沒有多少市場，但這畢竟可以使薩達姆除去燃眉之急。況且，由於美國政府傳遞的信息含糊不清，薩達姆還產生了＿種僥倖心理，也許他的吞並行為會得到國際社會的默認。而美國政府卻根據自己的價值取向，錯誤地判斷了薩達姆的動機，因而使伊拉克的行動一段時間內達成了進攻的突然性。我們並不能用後來事態的發展來否定當時薩達姆在作出這一不高明決策時所達成的突然性，更不能以之來為布什政府的失策辯護。布什低估了薩達姆的冒險精神，使一個小國遭受了滅頂之災，也使美國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處於被動境地，難道這不是布什忽視情報機構的警告所產生的後果嗎？富勒此言只能說明他對歷史的無知。早在50年前，美國情報界和決策者就因為用美國自己的價值觀來判斷日本的行為取向，結果，美國太平洋艦隊遭到了日本海軍的突然襲擊。50年後，美國人還是不能吸取教訓。

　　　　“我們不希望伊拉克贏得這場戰爭，但我們也
　　不希望它輸。我們知道他（薩達姆）是一個畜生
　　（S·O·B），但他是我們豢養的畜生。”一位
　　美國官員這樣陳述美國與伊拉克接近的目的。其結果，
　　養肥了薩達姆，害苦了科威特，美國在中東為自己
　　培養了一個敵人。

　　薩達姆對美國表現出的敵意，早在事變前已經暴露得清清楚楚，可是布什政府為何一直執迷不悟呢？原來，布什政府錯誤估計了薩達姆的意圖，認為薩達姆是一個可以受美國影響的人物，是中東地區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把維持中東穩定的希望寄托在薩達姆身上，將伊拉克看成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依靠力量。正是這種錯誤的意圖分析，使得布什政府在關鍵問題上一錯再錯。

　　其實，伊拉克從來就不是一個親西方的國家。伊拉克歷來屬於反對以色列的強硬派，基於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怎麼可能想象伊拉克會站在美國一邊，或者成為“能被美國影響的”“溫和派”呢？1978年，當時的埃及總統薩達特颳起一股外交旋風，率先承認了以色列， 伊拉克甚至帶頭同利比亞等國一起，成立了一個“堅定與抵抗陣線”，將埃及開除出阿拉伯陣營。這樣的國家，美國是不會將其列為盟友範圍的。實際上，美國在中東的戰略支柱一直是以色列和伊朗。為此，美國武裝了以色列，支持它與阿拉伯國家對抗，然後，又扶植伊朗的巴列維政權，將其視為美國在中東的另一根戰略支柱。可是，天有不測風雲。1979年元旦，被中央情報局視為固若金湯的巴列維政權突然垮台，宗教領袖阿亞圖拉霍梅尼在狂熱的伊斯蘭什葉派教徒的擁戴下上台執政。伊朗政局的急劇變化讓中央情報局的分析家大跌眼鏡。接下來伊朗局勢的變化更讓中央情報局吃盡了苦頭。霍梅尼奉行的外交政策是：“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美國與伊朗的軍事合作項目被取消，美國人被迫退出伊朗。更有甚者，激進的伊朗學生還衝進美國大使館，扣留了美國大使館內的全部人員，釀成古今第一起大規模的使館人質事件。為了援救人質，卡特政府費盡心機，最後出動中央情報局特別行動部隊，準備用武力將人質救出。不料搶救人員在沙漠上機毀人亡。華盛頓與德黑蘭這次算是徹底翻臉了。美國不得不另外尋找戰略夥伴，以遏制伊朗。這次，華盛頓看中的是伊拉克。伊拉克與伊朗雖然都“姓”伊，但此伊非彼伊也。伊拉克是伊斯蘭國家，居民是阿拉伯人。伊朗雖然也是伊斯蘭國家，但居民卻是波斯人。阿拉伯人與波斯人，在歷史上就是死對頭，幾千年的恩恩怨怨延續下來，兩國關係素來不睦。伊朗還利用伊拉克的庫爾德人，與巴格達為難。1975年，伊朗支持的伊拉克庫爾德游擊隊，曾經重創伊拉克政府軍，伊拉克軍民的傷亡人數高達六萬人，伊拉克的石油生產也受到嚴重威脅。1975年3月，伊拉克的軍事形勢十分危急。伊拉克的重炮兵部隊的軍需品消耗殆盡，空軍只乘下王枚炸彈c迫不得已，薩達姆不得不暫時與伊朗人握手言和，在阿拉伯河的主權問題上讓了一步，滿足了伊朗的要求。明眼人一看就知，這是薩達姆的權宜之計。兩伊發生衝突，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果然，薩達姆在收買了伊朗後，終於騰出手來，對付庫爾德人。失去伊朗支持的庫爾德游擊隊哪裡是伊拉克政府軍的對手。幾個回合下來，庫爾德人元氣大傷。薩達姆終於平定了國內局勢，緩過勁來，對付伊朗。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向伊朗發動了突然襲擊。伊拉克的空軍對着伊朗境內重要的軍事目標狂轟濫炸，從而釀成戰后海灣地區規模最大的一場武裝衝突。而此時的華盛頓還沒有看到鵝蚌相爭的好處，將伊拉克列為蘇聯在中東地區最可靠的盟友之一。但這段時間並不很長。很快，美國和伊拉克雙方都意識到，他們存在共同的敵人，這個敵人就是伊朗的宗教政權。結果，巴格達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搖動了橄欖枝，有意識地靠近了西方，而美國為了遏制伊朗，也利用了伊拉克。里根政府中的一位官員喬弗里·凱普曾直陳美伊接近的目的： “我們不希望伊拉克贏得這場戰爭，但我們也不希望它輸。我們真的不天真。我們知道他（薩達姆）是一個畜生（S·O·B），但他是我們豢養的畜生。”1982年，美國國務院將伊拉克從恐怖主義國家的名單中除去，以便向伊拉克提供經濟援助。這並不是說美國政府沒有意識到伊拉克仍然從事恐怖主義活動，只是為了不讓伊拉克輸掉這場戰爭，美國必須這樣做。

　　物換星移。八年時間過去了，兩伊戰爭結束了，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被遏制住了，美國人甚覺欣慰。可是，美國的情報專家卻發現，波斯灣地區又出現了一個軍事巨人。這就是薩達姆·侯賽因領導下的伊拉克。經過八年戰爭的磨鍊，伊拉克的軍事機器在近東已經首屈一指。它的軍隊已經從1980年的10個師擴充到55個師，近100萬軍隊。它擁有 500架飛機，而坦克數目竟然高達5500輛，超過美國和西德兩個國家的坦克數目總和。更重要的是，伊拉克的強人薩達姆在戰勝伊朗後，講話的口氣越來越強硬，他時不時把美國與以色列的關係拿出來敲打一番，並以阿拉伯世界的發言人自居。對此，美國已經感到越來越難以忍受了。政府內部對薩達姆的評論也出現了分歧。有人認為薩達姆是維持中東和平的重要力量，但也有人認為薩達姆是一個獨裁者，應該予以推翻。1990年2 月12日下午，薩達姆會見了來訪的美國副國務卿約翰·凱利。交談中，凱利對薩達姆說：“你們是本地區的一支溫和力量，美國希望發展與伊拉克的關係。”這使得薩達姆頗為自得。幾個小時後，他把凱利對他的評價通報他的阿拉伯兄弟。可是，三天之後，美國之音卻播出了一篇“反映美國政府觀點的評論”，評論中稱薩達姆，侯賽因是世界上最橫行霸道的獨裁者，號召人民起來推翻他的統治。這個評論讓薩達姆怒不可遏。他認為，美國政府正在玩弄兩面派的把戲，對此，他決不能容忍。儘管美國政府後來正式通過大使館向薩達姆道歉，並說這不是美國政府的觀點，但薩達姆怎麼會相信呢？薩達姆從中看出了美國中東政策的矛盾。

　　美國的中東戰略急需調整，可是美國政府目前還無暇顧及中東地區。布什政府要幹的事太多了，而最重要的莫過於蘇聯和東歐地區。蘇聯在搞公開性，忙於與西方緩和，東歐則逐步擺脫了蘇聯的控制，民主化浪潮席捲了整個東歐地區，共產黨政權紛紛落馬。情況變化如此之快，布什政府也是始料未及，忙得個手忙腳亂。在這個時候，布什政府要趕快消化東歐民主化浪潮帶來的成果，而對世界其他地區的事務，只好暫且擱置。中東地區雖然矛盾百出，但一時半刻，似乎還不會有什麼問題，美國要竭力穩住中東局勢，它不希望中東地區爆發新的戰爭，以致分散它對歐洲事務的注意力，破壞國際緩和氣氛和中東地區的戰略平衡。布什總統曾私下表示：“我不希望任何人去攻擊他人或被人攻擊。”對薩達姆表現出的咄咄逼人的攻勢，布什寧願委曲求全，維持與伊拉克的良好關係，確保海灣地區的穩定。正是因為布什政府錯誤地估計了薩達姆的意圖，在薩達姆一再表現出激烈的反美情緒後，美國政府仍然能忍氣吞聲。對薩達姆陳兵伊科邊界的舉動，美國政府也不太介意。真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1990年4月2日，薩達姆對一批伊拉克陸軍軍官講話。講話時，他勁頭十足地吹噓伊拉克的化學武器能力，並威脅以色列：“如果以色列不擇手段地攻擊伊拉克，我們將讓烈火吞噬掉它的一半國土……對那些用原子彈威脅我們的人，我們要用化學武器將其滅絕。”這篇講話立即通過電波傳遍整個阿拉伯世界。中央情報局注意到，他的講話立即在中東引起強烈反響，因為薩達姆在講話中提到了以色列，確實撥動了阿拉伯人的心弦。自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以來，阿拉伯國家為了與以色列爭奪巴勒斯坦，已經打了四次戰爭，可戰爭的結局竟然是4：0。雖然第四次中東戰爭中，阿拉伯國家通過突然襲擊，占了先手，但以色列終究還是緩過氣來，並在後來的戰事中挽回了敗局。阿拉伯國家在軍事上還是失敗了。四次中東戰爭，埃及都是當仁不讓的阿拉伯國家領袖，可是，納賽爾死後，他的繼承人薩達特背棄了他的事業，與以色列握手言和。儘管薩達特已經死了十餘年，但阿拉伯人對他的舉動還是耿耿於懷。他們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引導他們與以色列繼續作戰。對他們來說，薩達姆似乎就是阿拉伯世界所要找的領導人，一個能勇敢地面對美國和以色列的領導人。

　　美國對薩達姆的講話作出了強烈的反應。國務院發言人塔特懷勒稱薩達姆的講話是 “煽動性的、不負責任的、令人難以容忍的”。國務院認為，應該給薩達姆發出一個毫不含糊的信號，他的威脅性舉止令人難以容忍。白宮也作了類似的評論。布什告訴新聞界：“我認為這些言論很壞。我強烈要求伊拉克立即放棄使用化學武器的念頭”，並要求薩達姆收回這篇講話。國務卿貝克主張制裁伊拉克。貝克的核心顧問國務院政策計劃部主任丹尼斯·羅斯和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羅伯特·金米特都支持貝克的主張。但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及其幫辦羅伯特·蓋茨都表示反對。他們認為這會把美國推人與伊拉克的不必要的對抗之中。薩達姆會對制裁十分憤怒，並把美國的行動視為陰謀推翻他的證據。他們相信能夠說服這位伊拉克鐵腕人物，使他通過與西方合作軟化他的態度。他們的想法獲得了布什總統的支持。布什在正式給薩達姆的信件中，口氣是十分溫和的。他要求伊拉克的領導人對他最近的言行給予重新考慮，說“這對你和中東的和平將是一件好事”。

　　但是，薩達姆對布什的呼籲卻無動於衷。他反而痛斥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說“使中東形勢緊張的是以色列和美國，而不是伊拉克”，要求布什收回其“糟糕”的評論。薩達姆會對布什的態度作出如此強烈的反應，布什大概也是始料未及的。

　　4月12日，一個以羅伯特·多爾為團長、由五位參議員組成的美國代表團訪問巴格達。他們向薩達姆表示，他們是來“尋求同伊拉克建立更為良好的關係的”，他們認為，伊拉克在中東地區起着主要作用，他們此行的目的是要向伊拉克表示他們對伊拉克政府某些政策和活動的“最深切的關切”，它們是改善美伊關係的障礙。伊拉克發展核、生、化武器，不僅不會鞏固、反而會損害它的安全，並對本地區其他國家造成威脅。但是，薩達姆對他們的良好願望顯得無動於衷。在整個會見過程中，他滔滔不絕地指責美國的中東政策，譴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發動了反對伊拉克的宣傳運動。他頗為自得地告訴美國代表團，伊拉克並未要求其他阿拉伯國家發動一場反擊運動，但這種運動現在已自發地在整個阿拉伯世界開展起來。多爾連忙表示：“總統並不贊同這種運動，他昨天還跟我說，他不支持這種做法。”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多爾說，以色列攻擊伊拉克的核反應堆，美國還不是譴責了以色列？

　　多爾不提以色列還好，多爾一提以色列，薩達姆就氣不打一處來。他立即針鋒相對地說：“是的，你們是譴責了它。可是，有許多報告證明，美國在以色列動手之前就已經知道了。”這一下無異於打了多爾一記耳光，多爾的臉紅了，只好閉住了嘴。是的，如果美國真把伊拉克當作朋友，何至於在了解內情的情況下不向巴格達通報一聲呢？

　　輪到懷俄明州的參議員阿蘭·辛普森講話了，他替代了敗下陣來的多爾。他說： “您和美國政府或人民之間沒有問題。您唯一的問題是和我們傲慢、刻薄的新聞界之間的問題。”這已經近於獻媚了。

　　多爾又緩過氣來，他順着辛普森的話頭說，美國之音的節目侮辱了總統先生，為此，他再次向總統先生表示歉意。多水順便告訴薩達姆，那個可惡的記者已經被解職。他最後說：“請讓我具體地告訴您，12個小時前，布什總統告訴我，他本人和他的政府尋求同伊拉克建立更為良好的關係。我甚至可以向您保證，布什總統將反對制裁伊拉克。他甚至會動用否決權來打掉這類決定，除非發生某種突發性的行動。’參與會見的格拉斯皮立即補充說：“這就是美國政府的政策。”薩達姆聽了甚是滿意。可是，對客人要求的回報，他卻隻字不提。對於他4月2目的講話，他不僅不肯收回，反而又重複了一遍。他告訴美國人，他這種立場有利於中東地區的和平。只有以色列意識到它的玩火將遭到伊拉克的報復，它才會克制自己。如果西方真希望中東地區出現和平，那麼就不應該攻擊伊拉克。只有那些希望以色列攻擊伊拉克而伊拉克又不還手的人才會對此感到沮喪。至於說美國的制裁，薩達姆大度地說，他並不把它放在心上。代表團這才如釋重負。參議員梅津鮑姆還告訴薩達姆，“你是愛好和平的”。代表團回國後，羅伯特·多爾向布什總統表示，薩達姆·侯賽因是屬於“美國能夠對之施加影響的領導人”。斯考克羅夫特也贊成多爾的意見，說伊拉克和薩達姆是中近東政治平衡中的重要因素。據此，布什總統在25日向薩達姆發出了一封友好信件，希望“美國與伊拉克之間的關係將有益於中近東的和平與穩定”。負責中近東事務的副國務卿約翰·凱利在國會外交委員會作證說，制裁無助於“提高我們對伊拉克行為施加影響、使之變得溫和的能力”。

　　7月中旬海灣油價戰達到高潮，伊拉克和科威特唇槍舌劍，互不相讓。美國也就此問題表態。國務院發言人塔特懷勒聲明，美國的海灣政策是“確保石油自由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和保衛自由航行的原則”。對於可能出現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塔特懷勒僅僅聲明，美國堅決支持它在本地區有長期關係的朋友的單獨的和集體的自衛行動，但對美國是否會提供援助則未置一辭。在她看來，她的發言是明確的，涵義是清楚的。早在兩伊戰爭期間，美國就向戰爭雙方發出過警告，美國反對攻擊阿拉伯國家的油輪，今天她只不過重複了以前重複過多次的警告。第二天，為了澄清含糊不清的美國中東政策，記者又問塔特懷勒，美國是否有義務保衛科威特，塔特懷勒肯定地說：美國與科威特沒有特定的防衛條約。一名高級官員說，如果伊拉克僅僅奪取科威科一小塊領土，作為逼迫科威科在歐佩克內部讓步的槓桿，美國也許不會直接為此向伊拉克挑戰，但將同所有阿拉伯國家一道譴責伊拉克，並向伊施加壓力，迫使它撤退。他說：“我們不會開戰，但你將看到軍事演習和軍艦。”

　　如果說塔特懷勒是用密碼闡釋美國的中東政策的話，那麼，她這篇講話在巴格達和科威特破譯出來的結果卻大相徑庭。美國人不會拋棄他在本地區的老朋友，這使科威特大感安慰，你薩達姆的軍事機器是厲害，可是比起世界第一軍事巨人，你那點軍事實力又算得了什麼？科威特的立場越發強硬；而薩達姆卻從塔特懷勒的講話中聽出了另外一種聲音：美國不願在中東承擔義務，如果他向科威特發起攻擊，美國不會干涉。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了。

　　7月19日美國國防部舉行了一次新聞發布會，會上有記者問及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糾紛。國防部長切尼回答說，美國在兩伊戰爭期間對科威特承擔的義務仍然有效，這些義務沒有變化，“實際上我們將認真對待威脅到這一地區美國的朋友和美國利益的任何事情”。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福維茨在與阿拉伯國家的使節私下接觸時也持同樣看法。但同日晚些時候國防部發言人皮特·威廉斯卻出來更正。他力圖把記者的注意力從切尼的講話上引開，說記者引用的切尼的評論不太符合他的本意。7月25日，海軍部長勞倫斯·加勒特在眾議院武裝部隊海權小組委員會上作證時說，美國在波斯灣的艦隻已經處於戒備狀態，但隨後他的助手就出來更正。這種自相矛盾、含糊其辭的做法不僅起不到威懾薩達姆的效果，反而讓他看清美國外交政策的搖擺和游移不定，從而使他對美國的中東政策產生誤解，最終加快戰爭的步伐。

　　7月25日，薩達姆召見了美國大使艾普里爾·格拉斯皮。會見只提前一個小時通知大使，因此她無法通知國務院，甚至無法做好思想準備。當格拉斯皮走進薩達姆的辦公室時，她的神情十分緊張。她並不是第一次與薩達姆接觸，但是，這卻是第一次與薩達姆單獨會見，前幾次會見她都是有其他人陪同的。

　　薩達姆客氣地將美國大使迎人會見室；彬彬有禮地請她落座。格拉斯皮這才注意到，伊拉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阿齊茲也在座。賓主雙方寒喧一番後進入正題。

　　“我請您來是為了進行一些深入的政治討論。這是我致布什總統的一封信。”薩達姆單刀直入，切人正題。

　　格拉斯皮接過薩達姆遞過來的信封，說：“我會儘快將它交給布什總統。”

　　薩達姆從美國與伊拉克恢復外交關係談起。他說：“與美國恢復外交關係的決定是 1980年作出的，那是在與伊朗開戰前的兩個月。”薩達姆此言等於承認了他與美國結交的動機，可見他本人並不圓滑。格拉斯皮心中暗想，在戰爭爆發前兩個月與美國改善關係，薩達姆對時機的把握真好啊。她不禁想起了1975年薩達姆與伊朗締結的《阿爾及爾協議》，當時，為了對付國內的庫爾德人，薩達姆與巴列維國王握手言和，並放棄了阿拉伯河的主權。可是，7年後，薩達姆又撕毀了協議，兩伊戰爭爆發。莫非總統想在這上面做什麼文章？大使不禁為美伊關係感到擔心。

　　“與美國恢復外交關係後，我們同美國的關係受到了一些偶然事件的影響。最嚴重的顯然是1986年的伊朗門事件。事件爆發時，正值伊朗占據法奧半島。”他指的是美國為了援救被扣押在中東的人質，通過以色列向伊朗出售軍火的事件。當時兩伊戰爭的局勢對伊拉克不利，美國援助了伊拉克的敵人，不等於與伊拉克作對嘛！格拉斯皮覺得十分難堪，可是，她還得坐在那裡，繼續傾聽總統對美國的控訴。

　　“在我們看來，事情很清楚：美國有些人，我不是說布什總統，對我們解放自己的領土感到不快。這些人與情報部門和國務院是有聯繫的。當然，我講這話也不是說貝克國務卿。他們正在研究伊拉克的國內局勢， 有份研究報告的題目竟然是《誰將接替薩達姆·侯賽因》。而且，他們已經同一些海灣國家接觸，以恫嚇伊拉克，並且讓這些國家不要向伊拉克提供經濟援助。”薩達姆把這些說得頭頭是道，格拉斯皮也知道，他的指控大部分是真的。雖然她並沒有看到中央情報局的研究報告，但她確信，這種報告肯定是有的，因為中央情報局一直在跟蹤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局勢，並力求在政局變動之前作出預報，這是中央情報局的本職工作，否則，它怎麼向總統交差呢？

　　“美國官方媒介還發起了一場針對伊拉克的運動。美國宣傳這樣一種觀點，說伊拉克的形勢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或羅馬尼亞的形勢相似。對這個運動我們感到不快和吃驚。”是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的共產黨政權已經垮台，而羅馬尼亞的形勢更糟，發生了軍事政變，齊奧塞斯庫甚至被送上斷頭台，可伊拉克在薩達姆的治理下不是井井有條嘛！美國國內的某些人分明是睜着眼睛在說瞎話。

　　薩達姆完成了對美國的攻擊，話鋒立即轉到科威特上來。

　　“軍事戰爭是通過流血來殺害人民，經濟戰則是通過不讓他們最終過美好生活來殺害人民。而科威特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帶頭執行這種屈辱伊拉克的政策，不讓伊拉克人民過最美好的生活。您知道，我們同阿聯酋的關係過去是好的。順便說一句，在我們進行戰爭的時候，科威特試圖向我們搞領土擴張。”

　　“我注意到美國關於它在我們這個地區的朋友的聲明。選擇朋友是每一個人的權利，但是您很清楚，在同伊朗進行戰爭期間，並不是你們保護了你們的朋友。我可以向您保證，如果伊朗人在這個地區到處推進，美國部隊也無法阻擋他們，除非美國使用核武器。”格拉斯皮聽懂了總統的言下之意：伊拉克保衛了海灣國家，可這些國家卻向伊拉克發動經濟戰，企圖不讓伊拉克人民過上好日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的話並不是貶低你們。我是基於地理及美國社會的性質講這番話的。在一次戰役中，美國這種社會是不敢冒犧牲一萬人的危險的。”

　　在吃透了美國的弱點後，薩達姆直截了當地向美國提出了忠告：“美國應該能更好地理解形勢，並且明確指出誰是它的敵人，它願意同哪些國家保持關係。但是，它不應該把那些僅僅在阿以衝突問題上與美國觀點不同的人視為敵人。

　　“我們理解美國關於保障石油供應的立場，我們理解美國同本地區的國家出於互利而建立友好關係。但是，美國不遺餘力地鼓勵某些人損害伊拉克的利益，我們對此不能理解。

　　“我知道，美國可以傷害我們，而我們卻沒有能力威脅你們。我們不能在美國登陸，但是，一個個單獨的阿拉伯人是可以傷害你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