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成敗
──５０年後對朝鮮戰爭歷史的考察和反思
沈志華
論文提要
本文在利用和分析檔案文獻的基礎上，從決策學的角度對中國出兵朝鮮作戰的
決策問題展開了分析。作者認為，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的動機具有合理性，其中包
括三個層次的因素：由台灣問題引發的對抗美國的革命激情；為社會主義陣營所承
擔的國際主義責任；對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受到威脅的憂慮。然而，由於對客觀條
件做出了盲目樂觀和脫離現實的估計，毛澤東為此所設定的消滅或驅逐美國軍隊的
戰略方針，特別是沒有抓住及時停戰的有利時機，則是明顯的嚴重的失誤。因此，
如果以是否實現決策方針為標準，並對比所付出的代價和決策的客觀目標，那麼，
朝鮮戰爭的結果對於中美雙方來說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
關鍵詞：朝鮮戰爭，中蘇關係，中美關係，中國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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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戰爭爆發及中國出兵朝鮮至今已經整整５０年了。就在十幾年前，由於缺
乏資料，關於中國介入戰爭的研究還是一個令國際學術界感到頭疼的問題〔１〕。
然而，從１９８７年起，中國關於朝鮮戰爭的檔案文獻、研究著作及回憶錄不斷問
世，特別是１９９４年以來俄國檔案解密增添的大量鮮為人知的史料〔２〕，為各
國學者重新開啟了研究之門。於是，中國出兵朝鮮的原因和過程立即成為國際歷史
學界的熱門課題，有關的研究論著相繼湧現〔３〕。
在利用和分析檔案文獻和口述材料的基礎上〔４〕，本文試從決策學的角度對
中國出兵朝鮮作戰的決策問題展開分析，其結構有三個層次，即戰略決策的動機和
目標，為達到目的而確定的戰略方針，為實現戰略方針所付出的代價及實施戰略決
策的實際效果。首先，根據決策的歷史環境和條件，以及決策者的個人特性，分析
決策動機是否合理；其次，分析決策者設定的戰略方針及其與決策動機和決策方實
力之間的協調性，以判斷決策方針是否正確；最後，分析實現戰略目標的合理限度
，將決策方針實現的程度及其所付出的代價與決策的客觀目標進行比較，評判決策
本身的是非成敗。
勢在必行：毛澤東出兵決策動機的合理性
以往對於中國出兵動機的考察，歷史學家已經做過很多推斷和論述，其中比較
有說服力的觀點大體集中在兩個方面。一種看法認為毛澤東主要是出於對國家安全
利益的考慮，為了保護東北的工業基地，免除反動勢力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威脅，中
國必須進行一場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戰爭〔５〕。另一種看法認為毛澤東的舉動主要
是出於革命的信念和意志，及其渴望戰勝美帝國主義的激情和責任感，並以此作為
繼續革命的動力和提高中國國際地位的手段〔６〕。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毛澤東
對出兵朝鮮的考慮的確包含了這兩方面的因素，而不僅僅是出於某一方面的考慮，
但也不是這兩種因素的簡單綜合。面對當時中國所處的複雜環境和條件，毛澤東的
決策動機並非如有些國外學者認為的那樣“是混亂不清的”〔７〕，而是由多種因
素構成的，且隨着朝鮮局勢的變化而臻於成熟。
第一，由台灣問題引發出對抗美國的革命激情
由於錯誤地把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的行動視為共產黨國家在全球範圍內展開
總體進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美國政府對此做出了迅速而強烈
的反應。然而，令人驚訝的是美國對朝鮮戰爭的第一反應竟是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
海峽〔８〕。也就是說，在朝鮮戰爭爆發的第三天，杜魯門的聲明首先把中國擺在
了美國的對立面。對此，毛澤東做出了激烈的反應。人們應該注意到，對戰爭的突
然爆發，除了進行新聞報導以外，中國政府在最初幾天並沒有發表正式宣言或聲明
〔９〕。而對於美國將在台灣海峽採取的武裝行動，中國則立即提出了嚴正抗議。
２７日毛澤東的講話，２８日周恩來的聲明，２９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以及隨
後的各民主黨派的聲明，全都把攻擊的矛頭集中在美國企圖否認中國對台灣省實行
控制的問題上。甚至到７月１５日在民間開展“反對美國侵略台灣朝鮮運動周”的
時候，中國針對美國的抗議活動都是把台灣問題擺在朝鮮問題之前〔１０〕。
當毛澤東憤怒地指責美國撕毀了“關於不干涉中國內政的一切國際協議”時〔
１１〕，的確表明了他心中對美國的怨恨。自國共內戰開始以來，美國至少在表面
上保持了對中國內政不干預的立場，在中國革命取得全面勝利的時候，杜魯門１月
５日的講話甚至透露出美國將放棄台灣的信息。同樣，中共雖然宣布了“一邊倒”
的方針，且與蘇聯結成了政治同盟，但並沒有斷絕與西方國家的聯繫，也沒有存心
針對美國採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動。即使僅從保持新政權穩定及其在國際環境中的
主動地位出發，毛澤東也需要保留與美國人周旋的外交餘地。然而，美國對朝鮮戰
爭爆發的第一反應毀滅了毛澤東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的夙願，使解放台灣的計劃功敗
垂成。而在毛澤東看來，解放台灣是他前半生可以為中國做的最後一件大事。〔１
２〕美國人的舉動，不僅因為第七艦隊的入侵在軍事上阻礙了解放台灣的戰役，更
嚴重的是“台灣地位未定論”意味着在法律上剝奪中國統一的合法性。毛澤東的確
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熱情和好鬥精神再次被激發出來。在毛澤東看來，美國
對台灣的行動，就等於是對中國宣戰〔１３〕。固然，正如西方學者在分析中國出
兵的原因時指出的，美國人低估了他們向鴨綠江挺進時中國感受到威脅的程度〔１
４〕，但美國政府更應該想到的是，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仇恨和接受挑戰的決心早
在杜魯門宣布對台新政策的時候就產生了。從這時起，在毛澤東的心目中，與美國
人之間的戰爭已經開始了。
儘管到７月初毛澤東還沒有最後確定把自己的攻擊力量放在台灣和朝鮮兩個方
向中的哪一邊，但是有三點是十分肯定的：第一，這兩個方面的挑戰或者威脅都是
來自美國；第二，毛澤東已經決心應戰美國；第三，按照毛澤東集中優勢兵力打殲
滅戰的一貫戰略思想，他必須在台灣和朝鮮南北兩個方向上做出選擇。因此，可以
得出的結論是，毛澤東後來決定在朝鮮戰場與美國人一決高低的決策，最初起源於
在台灣問題上被美國激發出來的革命激情。後來劉少奇關於中國出兵對蘇聯大使的
一番談話，表明了中國領導人決策中的革命因素：“中國革命還沒有結束。為了完
成革命，還需要幾年。如果不得不同美國侵略者作戰，那我們完成革命的日期就臨
近了，因為我們有堅定的信念，美國侵略者必敗”〔１５〕。打敗美國，完成革命
，無論是對外與帝國主義抗衡還是對內鞏固社會主義政權，毛澤東此時的衝動都可
以歸結為一種革命情結。
第二，根據國際分工為社會主義陣營承擔責任和義務
隨着美國地面部隊捲入朝鮮戰場，毛澤東的注意力也漸漸轉向了北方。８月１
１日中央軍委最後明確表示同意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的意見，將解放台灣的戰役推
遲到１９５１年以後。到９月底，毛澤東甚至親自指示取消在國慶節慶祝活動中使
用許諾限期解放台灣的口號〔１６〕。中國軍事部署的調整，首先當然是出於對東
北地區安全和兵力分配方面的考慮，但並不僅僅如此，其中還有更為重要的因素─
─國際主義的責任和義務。
早在１９４９年夏天劉少奇秘密訪問莫斯科時，中蘇兩黨就達成了一種共識，
即在國際革命運動中應有所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國今後多擔負一些對殖民地、半殖
民地附屬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方面的幫助。“應當履行對東亞各國革命所承擔
的責任”〔１７〕。儘管當中國的軍事力量集中在東南沿海準備解放台灣時，毛澤
東不願看到在中國北方鄰國發生一場可能導致美國干涉亞洲事務的戰爭，而且一再
向金日成表示只有在中國完成統一事業後才能向朝鮮提供軍事援助〔１８〕，但是
當５月１４日毛澤東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經就採取軍事手段解決朝鮮統一問題達
成一致意見時，作為亞洲地區革命事業的“負責人”，毛澤東還是同意了在解放台
灣之前先解決朝鮮的統一問題，並表示願意給朝鮮以各種援助〔１９〕。現在朝鮮
革命真的遇到麻煩了，毛澤東自然要考慮如何履行自己的諾言和義務。７月初，周
恩來對即將前往朝鮮了解情況的柴成文表示，中國要盡力幫助和支持朝鮮人民。同
時，中國政府還答應將東北軍區部隊中的２００名朝鮮籍幹部集中後送回朝鮮，以
便加強朝鮮人民軍的幹部素質〔２０〕。顯然，中國領導人考慮到了自身承擔的責
任，特別是在莫斯科表明要中國介入戰爭的意向後，這方面的因素更加突出了。
美國軍隊捲入戰爭後，斯大林立即想到應該把中國拉入戰場。７月２日蘇聯大
使便與周恩來談到中國對朝鮮戰爭應有所準備的問題，收到駐平壤使館傳來關於美
國空襲使一些朝鮮領導人開始對奪取最後勝利產生懷疑的消息後，斯大林更加焦急
。他馬上致電北京：“我們認為，立即集中９個中國師於中朝邊境，以便在敵人越
過三八線時，志願軍進入北朝鮮作戰是正確的。”斯大林還答應盡力為這些部隊提
供空中掩護。幾天以後，為了催促中國馬上採取行動，斯大林又嚴厲地指示羅申轉
告毛澤東，中國應儘快派代表到朝鮮〔２１〕。
毛澤東未必沒有想到斯大林是要中國為蘇聯火中取栗，但莫斯科施加的壓力從
社會主義陣營分工的角度講顯然無可指責，這進一步促使中國在南北兩個戰場選擇
的問題上迅速做出決斷。７月７日和１０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軍委召開第
一次國防會議，做出了《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擬抽調４個軍、３個炮兵師
和３個空軍團共２５.５萬人組成東北邊防軍，限期在東北集結。８月５日，即聯合
國軍在釜山的防線已經穩定下來時，毛澤東指示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高崗：邊防
軍“各部於本月內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待命出動作戰”。８月１８日又電告高崗：
邊防軍務必在９月３０日以前完成一切準備工作。此後，毛澤東考慮要在東北已集
中４個軍的基礎上，再增加８個軍〔２２〕。如此看來，這時中國已經有了出兵朝
鮮的打算和準備。然而，如果僅從守衛國土的角度考慮問題，那麼當時北朝鮮在軍
事對峙中尚無敗跡，中國只需屯兵東北以備不測就可以了。而此時就考慮到出兵朝
鮮的問題，顯然包含有為社會主義陣營承擔國際主義責任和義務的因素。毛澤東自
然會想到，一旦中國對朝鮮共產黨政權的存亡袖手旁觀，那麼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
中地位以及中共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形像，無疑將受到極大損傷。毛澤東和
周恩來在８月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此所做的解釋表明，中國領導人已經站
在了亞洲革命領導者的崗位上〔２３〕。
分析毛澤東上述兩種決策動機，更多的成份是出於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站在
現實基礎上的考慮。首先，新中國現實的政治狀況、經濟基礎和軍事力量是否能夠
保證其戰勝世界上實力最強大的美國。新政權立足未穩，剛剛開始的經濟建設將遭
受嚴重破壞，多年戰爭造成的厭戰情緒，中美軍事實力的明顯差距等等，多數中國
領導人最初反對介入戰爭的立場正是對這些現實問題的考慮〔２４〕；其次，如果
沒有必勝的把握，那麼中國有什麼理由一定要參與這場可能把革命新政權帶進毀滅
深淵的戰爭呢？也就是說，如果中國自身的安全和生存沒有受到威脅，那麼非要為
了某種信念拿國家存亡進行賭博，這種決策是否明智；最後，這次出兵作戰不像國
共內戰那樣，可以由中共隨意選擇戰場，朝鮮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如果沒有提出要中
國援助的請求，毛澤東也是無所作為的〔２５〕。因此，僅僅出於對美國行為的革
命義憤和對社會主義陣營的責任感，還不足以促使毛澤東做出最後決策，至少，他
也難以說服中國的大多數領導人。
第三，對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受到威脅的憂慮
當麥克阿瑟仁川登陸成功，特別是在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北進的趨勢日益明顯
的時候，現實的環境和條件發生了急劇變化，一切因素都迫使毛澤東和中國其他領
導人迅速做出參與戰爭的最後決策：如果中國不出兵，其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就將
面臨嚴重的威脅。
９月２６日，朝鮮戰場的形勢已經非常嚴峻。斯大林派往朝鮮的軍事代表自平
壤報告，美軍登陸部隊對正在南方作戰的朝鮮人民軍主力已構成包圍之勢，北朝鮮
部隊幾乎潰不成軍〔２６〕。儘管金日成在發動戰爭前曾向蘇聯人誇口他不需要中
國的任何幫助，“因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經得到滿足”〔２７〕，但此時朝
鮮不得不發出求救信號了。９月２８日朝鮮勞動黨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向蘇聯要
求空軍支援，同時給毛澤東寫信，懇請中國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金日成已經想到
斯大林可能會拒絕出兵，但又不知莫斯科是否願意中國插手朝鮮事務，於是，在說
明當朝鮮受到侵犯時“非常需要得到蘇聯方面直接的軍事援助”後，金日成提出，
“如果由於某種原因不能做到這一點，那麼請幫助我們在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
建立一支國際志願部隊，為我們的鬥爭提供軍事援助”〔２８〕。莫斯科當然不會
在這種時候公開介入朝鮮戰爭。在給平壤的信中，斯大林一方面指示北朝鮮迅速組
織三八線防禦，一方面解釋說，至於“要求武裝援助的問題，我們認為更可以接受
的形式是組織人民志願軍。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首先同中國同志商量”〔２９〕
。當天，斯大林以非常客氣但又不容商量的口氣向中國提出了派兵援助朝鮮的要求
〔３０〕。接着，金日成的信使也趕到了北京。戰爭發展到最危急的關頭，援救朝
鮮的責任終於落到了毛澤東的身上。
實際上，中國領導人早就把美軍越過三八線的行為作為判斷這場戰爭是否對中
國安全構成威脅的標準了，周恩來７月２日與羅申談話時已經提到中國出兵朝鮮的
客觀條件就是美國越過三八線〔３１〕。仁川登陸的第三天，中央軍委就決定向朝
鮮派出軍事先遣小組，勘察地形，做戰場準備。毛澤東還帶信給高崗說，“看來不
出兵是不行了，必須抓緊準備”〔３２〕。９月２５日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對印度駐
華大使潘尼迦說得非常明確：“中國對美國突破三八線決不會置之不理”。隨後周
恩來又發表演說，公開對美國政府提出嚴正警告〔３３〕。但此時的白宮和五角大
樓已經被勝利沖昏了頭腦，麥克阿瑟正在安排聯合國軍向三八線以北挺進，根本聽
不進中國的警告。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中國的安全利益已經受到實際威脅，而且蘇聯和朝鮮
也明確請求中國出兵時，毛澤東毫不猶豫地做出了決定。１０月２日，毛澤東電令
鄧華“隨時待命出動”，並草擬了給斯大林的電報，表示中國同意出兵〔３４〕。
儘管從１０月１日中國領導人第一次正式討論出兵問題到１０月１９日誌願軍秘密
跨過鴨綠江，關於中國軍隊赴朝作戰的決策經歷了數次反覆，但毛澤東本人的決心
從來沒有改變，甚至在斯大林拒絕提供空軍支援中國地面部隊入朝作戰的不利條件
下，毛澤東還是竭力說服了大部份中央和軍方領導人，毅然下令出兵〔３５〕。在
毛澤東看來，“如果讓整個朝鮮被美國人占去了，朝鮮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敗，
則美國侵略者將更為猖獗，於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３６〕。這裡的“東方”實
際上主要是指中國，彭德懷在１０月５日下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讓美國占領朝
鮮中國無法安心搞建設，不如打爛了再建設的一番慷慨陳詞，無疑反映的是當日上
午毛澤東與他談話的主導思想〔３７〕。
就在１０月１３日斯大林已經決定在朝鮮實施全面撤退計劃後幾個小時，莫斯
科收到了毛澤東決定出兵的信息〔３８〕。在援助朝鮮的問題上，斯大林要求中國
出兵，而毛澤東要求蘇聯提供空軍支援，如果說這是兩個盟友之間的一場暗中較量
，那麼其結果是斯大林占了上風。不過，毛澤東在軍事上沒有必勝把握的極其不利
的條件下，仍然堅決主張派兵赴朝作戰，除了對國家安全的考慮外，很可能還有對
中國主權完整受到威脅的更深層的憂慮。在麥克阿瑟叫囂要打過鴨綠江和美國飛機
不斷中國東北邊境城市的情況下，中國領導人對戰爭是否會推進到中國境內的擔心
是十分現實的〔３９〕。毛澤東當然會想到，如果金日成按照蘇聯的計劃在東北建
立流亡政府，並將其殘餘部隊撤到東北休整，並因此而將戰火引致中國境內，斯大
林便極有可能根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派幾十萬蘇聯遠東部隊進入中國東
北，援助中國作戰〔４０〕。毛澤東不會忘記，１９４５年斯大林就是藉口對日作
戰，出兵中國東北，從而迫使蔣介石簽訂了損害中國主權的城下之盟。毛澤東更不
會忘記，新中國領導人在東北問題上與蘇聯進行了艱苦談判，中蘇新條約規定蘇聯
限期歸還長春鐵路和旅順、大連，是“虎口奪食”逼出來的〔４１〕。很有可能，
“東北王”高崗與莫斯科的特殊關係也是毛澤東在考慮東北命運時的心腹之患〔４
２〕。因此，一旦讓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而蘇聯再次出兵東北，那麼其結果必然
是：無論戰爭勝敗如何，中國都無法保證對東北的主權不受損害。解決這一問題的
唯一做法，當然是把戰爭阻止在國門之外了。
也許，毛澤東關於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考慮還有更多的內容，比如台灣問題、日
本問題等等。斯大林在１０月初勸說中國出兵時就談到，其後果將迫使美國“向有
蘇聯盟國為其後盾的中國做出讓步”，朝鮮就不會成為美國或日本反對中國的軍事
基地，美國最後不僅會“被迫放棄台灣”，而且還將“拒絕與日本反動派單獨締結
和約，放棄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活動和使日本成為他們在遠東的跳板的計劃”〔４
３〕。即使沒有看到斯大林的這封電報，毛澤東自己也會想到這些保證中國安全和
主權的附帶收穫。
歸納起來，當時流行的一句口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十分貼切的反映
了毛澤東對出兵問題的全部考慮：把美帝國主義作為直接對手的革命情結，對社會
主義陣營承擔的國際主義責任，特別是保護新中國安全和主權的領袖意識，這三者
構成了毛澤東決策出兵的基本動機和目的。所以，儘管從總體上講，中國是被迫卷
入這場它並不希望看到的戰爭的，但是當戰局發展明顯不利於整個社會主義陣營，
並威脅到新中國的安全利益時，中國領導人最終下定了參與這場戰爭的決心。如果
說在對外戰略決策中應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的話，那麼，毛澤東的這些考慮，無
論是對他本人，還是對他的黨，乃至對他的整個民族和國家，無疑都是適合的，最
終都體現為對美國越過三八線決策被迫做出的合理反應。同時，對中國決定介入朝
鮮戰爭決策做出合理性判斷的必然結果是把美國越過三八線看作是一次純粹導致災
難的行動〔４４〕。因為，只要聯合國軍實際上越過三八線，並逼近鴨綠江，那麼
，無論是美國做出不會威脅中國的保證或提出建立緩衝區的建議，還是以擴大轟炸
甚至使用核武器進行威脅，都不足以阻止毛澤東對美軍發動大規模的進攻〔４５〕
。正如有些學者已經看到的，到這個時候，在杜魯門與麥克阿瑟的爭論中，已經沒
有哪一種提議中的對策能夠阻止一場中美大戰的爆發了〔４６〕。
超越現實：毛澤東設定戰略方針的盲目性
決策動機的合理性並不等於為此而設定的戰略方針的正確性。那麼，毛澤東所
設定的出兵作戰的戰略方針是什麼呢？這一方針是否符合現實條件及預期目標的需
要呢？
毛澤東在他第一次決定出兵時就明確地設定了這樣的戰略方針──“在朝鮮境
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而且必須速戰速決。毛澤東以其與國民
黨作戰的經驗盲目地認定，中國軍隊一個戰役即可消滅美軍幾萬人〔４７〕。得知
蘇聯空軍要在兩個半月以後才能出動的消息後，毛澤東稍微調整了一下入朝作戰的
部署，即只與南朝鮮軍作戰，或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區組織防禦，爭取時間裝備訓
練，等候蘇聯空軍到來後再打。但這只是關繫到中國軍隊物質準備的問題，並不表
明毛澤東改變了戰略方針。因為毛澤東緊接着又指出，“在六個月以後再談攻擊問
題”，即在“空中和地上均對敵具有壓倒的優勢條件之後，再去攻擊平壤、元山等
處”。毛澤東還提到下一步要“打大仗”〔４８〕。然而，戰場的實際情況不允許
中國部隊阻擊待援，因為聯合國軍的先頭部隊已經前出到志願軍身後。毛澤東根據
以往的經驗指示彭德懷，不要占領城市，而應以運動戰消滅聯合國軍。在列舉了不
應準備進攻的平壤、元山、漢城、大丘和釜山等城市後，毛澤東緊接着便指出：“
待我飛機大炮的條件滿足之後把這些城市逐一打開。”儘管毛澤東這時提到了一個
與後來戰爭命運攸關的問題，即“迫使”美國與中國進行外交談判的可能性，但他
對這種前景似乎並沒有寄予很大期望，在毛澤東看來，美國政策的改變只會出現在
幾個美國師被殲滅之後〔４９〕。總之，不管環境和條件如何，毛澤東在未與美國
開戰之前就確定的戰略方針是在最短的時間內消滅或驅逐美國軍隊，而這一方針是
中國軍隊力所不及的，也超出了其安全目標需要的限度。
當中國軍隊帶有某種偶然性地進行了兩次非常成功的運動戰以後，不僅莫斯科
和平壤受到極大鼓舞，要求毛澤東按照其既定戰略走到底，就是毛澤東本人也產生
了盲目樂觀的情緒。如同仁川登陸成功使美國產生了輕敵思想一樣，志願軍首戰告
捷使毛澤東毫不懷疑其戰略方針的正確性。然而，恰恰是這時，現實環境和客觀條
件表明毛澤東設定的戰略方針是難以執行的。
作為前線總指揮，彭德懷看到，經過兩個戰役後，部隊疲憊不堪，病員增加，
沒有冬裝，彈藥和糧食也接濟不上。因此，他在１２月８日的電報中提出，如對敵
人“不能給以殲滅性打擊”，即使能夠越過三八線或取得漢城也不宜這樣做，並建
議在三八線以北數十里停止進軍，來年春天再戰〔５０〕。聶榮臻接到彭德懷的電
報後，也認為部隊亟需休整補充，況且在第一線兵力上，中國軍隊也不占絕對優勢
，因而向毛澤東建議推遲兩個月發動下一次戰役〔５１〕。但在彭德懷發出電報的
同一天，金日成就平壤解放發表告人民書，號召“向祖國解放戰爭的勝利總進軍”
，把“美國武裝侵犯者和李承晚賣國匪幫送進墳墓”〔５２〕。莫斯科也建議中國
應“趁熱打鐵”，繼續進攻〔５３〕。這時，聯合國及印度、英國、瑞典等國代表
不斷探詢中國接受停戰的條件。為了掌握主動，周恩來請示莫斯科，準備以書面方
式遞交中國政府擬定的五項停戰條件〔５４〕。蘇聯政府立即回電，說斯大林“完
全同意”中國提出的條件，同時強調“不滿足這些條件，軍事行動就不能停止”。
但另一方面，蘇聯又建議中國暫不要提出這些條件，而等美國和聯合國先提出條件
。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國應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的具體表述方法〔５５〕。於是，周
恩來確定對停戰談判採取“他急我不急”的方針〔５６〕。
在這種背景下，北京當然不可能同意彭德懷暫停進攻的意見。毛澤東命令立即
發起第三次戰役，迅速突破三八線。他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說：“目前美英各國正
要求我軍停止於三八線以北，以利其整軍再戰。因此，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
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民主陣線各國亦必有些不以為
然，發生許多議論”〔５７〕。
從毛澤東表示完全同意彭德懷提出的越過三八線打一仗後全軍主力（包括人民
軍）就退後幾十公里進行休整的態度看〔５８〕，他下令越過三八線多少是迫於蘇
聯和朝鮮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壓力，但也必須注意到，毛澤東此時並沒有要改變
其整體戰略方針的念頭。當志願軍攻占漢城後轉入休整時，毛澤東向斯大林解釋說
，為了避免重犯人民軍所犯過的錯誤，必須要有兩三個月的休整，如此才能“最終
解決南朝鮮問題”，“才能保障取得最後勝利”〔５９〕。顯然，毛澤東只是等待
機會，以實現其內心的設想。正是毛澤東這種非要消滅或驅逐聯合國部隊的心態，
使中國軍隊坐失了以勝利者結束戰爭的最後一次極其有利的機會〔６０〕。
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３日，即中國軍隊取得第三次戰役的勝利以後，聯合國大會
政治委員會討論並通過了“朝鮮問題三人委員會”在十三國提案基礎上提出的關於
解決朝鮮問題基本原則的“補充報告”。該報告建議，立即實現停火；舉行一次政
治會議以恢復和平；外國部隊分階段撤出，並安排朝鮮人民進行選舉；為統一和管
理朝鮮做出安排；停火之後召開一次由英、美、蘇和共產黨中國參加的會議，以解
決遠東的問題，其中包括台灣的地位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６１〕。這個
事先幾個小時才通知美國政府的新議案使白宮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正如國務卿
艾奇遜指出的，同意這個議案，將“失去朝鮮人的信任，並引起國會和輿論界的憤
怒”；不同意則會“失去我們在聯合國中的多數支持”。而國務院最後決定支持這
一議案，是“熱切地希望並相信，中國人會拒絕這個決議”〔６２〕。對於中國來
說，這的確是一次實現停戰的絕好機會。如果中國軍隊屯兵三八線附近，接受聯合
國的條件，貽d始停戰談判，那麼無論在政治、外交還是軍事上，都對中國極為有利
。應該指出，毛澤東戰略方針的盲目性不僅在於超越了現實條件，還在於超越了現
實目標。實際上，為解除中國在出兵朝鮮決策時所擔憂的三個問題，並不需要在整
個朝鮮半島消滅和驅逐美國軍隊。當志願軍把美國軍隊趕過三八線時，毛澤東賴以
決定介入戰爭的三層考慮基本上都已經變成了現實：美國此時接受停戰，就等於是
以戰敗者的身份來到談判桌前，毛澤東的革命激情和信念得到了充份展示；北朝鮮
政權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擔心的引起美蘇直接衝突的遠東危機也煙消雲散，
中國履行了其為社會主義陣營所承擔的責任和國際主義義務；有北朝鮮作為緩衝地
帶，毛澤東對中國安全和主權受到威脅的擔憂自然可以化為烏有，甚至台灣問題和
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較為有利的解決。
然而，正像艾奇遜期望的那樣，中國的答覆恰恰是否定了這個聯合國議案，１
月１７日周恩來宣布了中國拒絕停火的決定，其理由在於“先停火後談判”只是美
國尋找喘息機會以利再戰的陰謀〔６３〕。實際上，需要“喘息”的應該是已經成
為強弩之末的中國軍隊〔６４〕，而中國所謂先撤軍再停火的主張，在執行起來顯
然也是不現實的。至於說“陰謀”，恐怕只是中國拒絕停火的藉口。因為不難推斷
，同拒絕投票贊成十三國提案的可能結果一樣，美國在朝鮮停戰後再捲土重來所面
臨的聯合國及其盟國的壓力也是它承受不起的。退一步講，即使停火失敗，恰如有
些研究者指出的，志願軍也可以合法地占據三八線以南的地盤，並獲得寶貴的時間
以重建進攻的潛力〔６５〕。相反，中國拒絕新的停火建議，一方面導致聯合國立
即通過了指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造成中國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被動，一方面
為美國軍隊繼續進行戰爭提供了合理的藉口，使中朝聯軍的軍事處境也十分危急。
面對聯合國軍立即發動的大規模反攻，彭德懷立即想到了利用聯合國決議的問題，
他於１月２７日致電毛澤東說，“為增加帝國主義內部矛盾，可否播發中、朝兩軍
擁護限期停戰，人民軍和志願軍從烏山、太平里、丹邱里線北撤１５至３０公里的
消息，如同意請由北京播出。”但毛澤東對美軍意圖和敵我力量對比做出了明顯錯
誤的估計。當筋疲力盡、缺糧少彈的中國軍隊無疑應該力求停火以圖他謀的時刻，
毛澤東卻命令彭德懷停止休整，立即準備發起第四次戰役，“其目的是消滅２－３
萬美軍和偽軍及占領大田－安東一線以北的地區”，斯大林也表示支持這一主張〔
６６〕。
事實表明，由於敵我軍事力量對比懸殊，在聯合國軍的強大攻勢下，中朝聯軍
不得不向北撤退，第四次戰役失敗了〔６７〕。彭德懷回國面見毛澤東，力陳志願
軍的困難處境，使毛澤東□
'7b識到“朝鮮戰爭有長期化的可能”，並決定讓敵人進至三八線南北地區，在志願
軍後續部隊到齊後再戰。毛澤東就此與莫斯科商議，斯大林亦表示贊同〔６８〕。
直到這時，在蘇聯的支持（及其壓力）下，毛澤東還是不願改變初衷，還以為自己
可以實現消滅美軍的戰略方針。其結果是，在此後幾個月的戰鬥中，志願軍雖竭盡
全力，付出了巨大犧牲和嚴重損失，也不過是將對手的進攻制止在三八線附近〔６
９〕。１９５１年６月，在條件已經變得對中國極為不利的時候，毛澤東不得不請
求莫斯科出面提出停戰談判的要求〔７０〕。經過蘇聯出面與美國協商，聯合國軍
總司令李奇微通過廣播電台正式提出了停火建議。７月１日，中朝方面對此做出了
積極的反應〔７１〕。從此，朝鮮戰爭進入了漫長而艱苦的“邊談邊打”的階段。
人們會感到奇怪，毛澤東一向具有戰略眼光，在與國民黨鬥爭的幾十年中，軍
事手段和統戰工作雙管齊下，在東北戰場三國四方的爭鬥中也遊刃有餘，周恩來則
在與國民黨的長期談判中表現出傑出的外交才能，為什麼在朝鮮戰爭中竟死死抱定
一個軍事目標不撒手，而未能同時在外交戰線有所作為？為什麼中國沒有在暫時取
得戰爭優勢後及時罷手，同時在聯合國為周恩來創造一個施展其外交天賦的舞台？
究其原因，一、中國革命的勝利使得毛澤東在欣喜之餘產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為
遠大的理想和抱負，不期而遇的朝鮮戰爭和初戰勝利為他提供了這樣的機會；二、
美國軍隊意外地“不堪一擊”以及蘇聯空軍的及時參戰〔７２〕使毛澤東充滿了必
勝的信心，從而對戰爭總體形勢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三、蘇聯、朝鮮施加的壓力使
他無法在眼見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剛從山溝走進大城市的中國領導人缺乏在
國際舞台上的外交經驗和知識，如此等等。可以想到的解釋也許還有一些，但無論
如何，此時毛澤東心裡總算明白了，他為中國軍隊所設定的戰略方針是不現實的。
兩敗俱傷：出兵朝鮮決策的最後代價及實際效果
毛澤東於１９５１年夏被迫採取的長期作戰和輪番上陣的持久戰方針，實際上
表明戰爭已經處於他在參戰前所竭力避免的對中國最不利的僵持狀態。政治鬥爭與
軍事鬥爭一樣，有利的時機稍釋即縱。的確，中國錯過了以談判停止戰爭的最好時
機。當毛澤東不得不請斯大林出面提出停戰談判時，由於失去了主動權，已經很難
成功地施展內戰時期“邊談邊打”的策略了。從開城談判，到板門店談判，直到最
後簽訂停戰協定，中國基本上都處於守勢和被動地位。在談判中，無論是最初的停
火分界線問題，還是最後的遣返戰俘問題，其結果大體上都是接受了美國的方案〔
７３〕。
儘管到１９５３年，志願軍在裝備、兵力和士氣已逐步進入最佳狀態，而且彭
德懷所發動的局部戰役也取得了相當成功，然而，莫斯科新領導人決心改變斯大林
的對外戰略，他們所確定的在朝鮮立即停戰的方針，得到了平壤（積極的）和北京
（勉強的）支持〔７４〕。因此，戰爭的整個趨勢和結局並沒有出現根本性改變，
雙方都不得不在僵局中回到戰爭的起點。
所謂朝鮮戰爭，實質上是在冷戰格局下兩大陣營的較量，其表現則是中美在朝
鮮半島的直接爭鬥。說到戰爭結果，直接的受益者應該是日本和台灣─ Unfixed P
roblem here─其生存環境和條件得到了根本改變，蘇聯在與美國的全球對抗中至少
也因此獲得了戰略上的有利地位。然而，作為直接對手的中美雙方則是兩敗俱傷。
如果承認，評判某一決策成敗的主要標準是看為此而確定的戰略方針和目標是否得
以實現，那麼就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美國要把戰爭推進到鴨綠江邊，而中國
要把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趕下大海，雙方的戰略方針和目標在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後均未能實現。
作為評估中國出兵決策成功與否的參照系，首先應該指出，美國不是勝利者。
美國戰略計劃的制定人認為，從地理上講，朝鮮半島並不是一個具有戰略價值的地
區。美國軍隊１９４９年從朝鮮撤出，就是因為他們認為將有限的兵力用在其他地
區更為合理。而美國決定越過三八線北進，也是因為軍方認定，如果戰爭的目標只
是簡單恢復三八線這一國際分界線，那麼美國又回到１９４９年之前的位置，即以
犧牲世界範圍內其他更重要的戰略目標為代價來援助南朝鮮〔７５〕。
然而，美國設想一勞永逸地解決朝鮮問題的戰略並沒有成功，相反，卻為此付
出了損失兵員１６.２６萬人、軍費開支高達８３０億美元的沉重代價〔７６〕。輿
論調查的結果表明，美國公眾對戰爭的批評和反對，在美軍越過三八線，從而使戰
爭擴大和拖延以後，逐年有所增長，出現了美國社會自二戰結束以來第一次不穩定
狀態〔７７〕。所以，儘管美國從１９５１年起在與中國的作戰和談判中占有優勢
和主動，但美國並不是這場戰爭的贏家。關於這一點，美國軍政要人都毫不隱瞞。
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認為朝鮮戰爭對美國來說是一場不為人所理解的戰爭，美國
總統政治顧問哈里曼稱朝鮮戰爭是“一場苦澀的戰爭”，共和黨攻擊民主黨政府參
與朝鮮戰爭是美國“本世紀對外政策的妄動蠢舉”，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
利則認為如果美國擴大與中國的戰爭，就是“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同錯誤的
敵人進行的一場錯誤的戰爭”〔７８〕。
如果說朝鮮戰爭使美國感到沮喪和懊惱，那麼中國也不是戰爭的勝利者。當然
，連對手都承認中國軍人在戰場上表現出了大無畏的英雄氣概，這場戰爭也的確使
中國在世界上恢復了一個大國和強國的形像。在此前屈辱的一個世紀內，中國對西
方和日本屢戰屢敗，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額賠款。而在長達３３個月與世界頭號強
國美國的戰爭中，新中國竟然能夠堅持到底，且與美國代表平起平坐地簽訂了停戰
協定，這不能不令世人刮目相看。此後，中國在１９５４年的日內瓦會議上“占據
了國際舞台的中心位置”，周恩來又在不久後召開的象徵“亞洲和非洲復興”的萬
隆會議上扮演了“主角”〔７９〕。
由此開始的進程消除了長期埋藏在中華民族內心的屈辱感，中國人民真正可以
自豪地呼喊“從此站起來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統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
的鞏固。這些都是不可忽視的事實。然而必須看到，毛澤東並沒有實現他把美國軍
隊趕出朝鮮半島的戰略方針。當然，就出兵決策的最初動因和客觀需求而言，戰爭
的結局並不能證明中國沒有達到其預期目的。不過，如前文所說，這三重目標早在
兩年半以前就實現了。問題在於中國此後又為重新實現這些目標付出了本不該也無
需付出的代價，除此之外，戰爭的延長並沒有為中國和朝鮮爭得任何新的成果。
志願軍在戰爭中陣亡１１.４萬人，負傷２５.２萬人，失蹤２.５６萬（其中被
俘２.１萬）人，因傷病致死的３.４６萬人。總計損失兵員達４２.６２萬人，其中
僅團以上的指揮員就犧牲了２００多人〔８０〕。比較起來，按保守的數字計算，
中國軍隊的損失也遠遠超過了美國，其比例為，陣亡３.３９：１，負傷２.４７：
１，失蹤或被俘５.０２：１，傷病致死１.６８：１，兵員總損失２.６２：１〔８
１〕。需要注意的是，中方的兵力損失絕大部份發生在中國拒絕聯合國議案、美軍
發起反攻之後。總結前三次戰役，中朝軍隊和美韓軍隊在戰場直接兵員損失的比例
為０.７：１，此時中國軍隊傷亡約５.６５萬人，加上凍傷５萬人，僅為整個戰爭
兵員損失的１／４〔８２〕。這就是說，由於未能及時改變戰略方針而使戰爭延長
，中國竟付出了三倍於前的人員代價，而付出這兩次代價所達到的目標幾乎是相同
的。戰爭的最後結局是作戰雙方依然大體停留在三八線上，如果中國１９５１年初
接受聯合國議案而開始和平談判，那麼軍事分界線的劃分很肯定會更有利於中朝方
面，甚至可能劃在三八線以南。
決策方針的失誤並不僅僅體現在軍事方面，戰爭的延長對中國經濟建設的影響
更為嚴重。由於戰爭需要，中國不得不把本來應投入經濟建設的極其短缺的資金用
於軍事開支。戰爭爆發前，中國政府曾設想在１９５１年將軍費開支從１９５０年
占預算總支出的４３％減少到３０％，而用７０％來進行經濟建設〔８３〕。
但戰爭的爆發，特別是轉入持久戰，迫使中國把１９５１年國家預算中軍費開
支的比例提高到４５.６４％〔８４〕。如果說因情勢緊急，中國決定將蘇聯提供的
３億美元低息貸款全部用於購買武器裝備（原計劃僅４０００萬美元）〔８５〕，
尚屬不得已而為之，那麼從１９５１年起大規模增加軍費開支就完全是戰爭長期化
的結果了。儘管中國出兵朝鮮以後，蘇聯為向志願軍提供武器裝備而設立了專項軍
事貸款，並根據１９５１年２月和９月的協定，分別提供了４億和６億盧布的軍事
貸款〔８６〕，但中國仍然不得不將相當一部份國家預算用於戰爭。如１９５１年
的總預算因戰爭增加了６０％，而總預算中直接用於朝鮮戰場的就占３２％〔８７
〕。兩年以後用於經濟建設的貸款仍然很緊張。１９５２年９月周恩來訪蘇時請求
蘇聯在今後５年中再貸款４０億盧布，但其中大部份還是用於軍事和國防，購買工
業設備的僅有８億盧布。〔８８〕
中國在朝鮮戰爭期間消耗各種作戰物資５６０余萬噸，戰費開支達人民幣６２億元
〔８９〕，其對新中國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是可以想見的。
中國未能及時改變戰略方針的另一個後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國際政治中的孤立地
位。戰爭爆發前，關於聯合國的代表席位問題已經出現了有利於新中國的趨向，特
別是與印度建交和與英國進行建交談判的情況，對聯合國其他成員國頗有影響，以
至美國國務院也決定不再使用否決權阻撓聯合國接受新中國的代表席位〔９０〕。
直到１９５１年１月８日英國首相艾德禮還致信杜魯門指出，英國政府歷來反對“
由聯合國通過一項譴責中國是侵略者的決議”〔９１〕。然而，當中國表示拒絕聯
合國提案後，一切都變了。十三國提案（特別是補充意見）本來是出於對中國的同
情立場，聯合國能夠通過該提案也表明了多數國家對中國的友好態度以及要求和平
的願望。中國決策的根本失誤就在於拒絕了這一提案，而且還指責其為美國的陰謀
，結果傷害了許多國家的感情。１月３０日聯大政治委員會即以４４票對７票（７
票棄權）通過了美國提出的控訴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這就說明聯合國中多數
國家已經對中國失望了〔９２〕。儘管其中不乏受美國操縱的因素，但人們由同情
轉為反感的心態也是明顯的事實。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從此被長期擱置起來。
不僅如此，５月１８日聯合國大會又通過了一項實際上以美國要求為藍本的決
議，即對中國大陸實行禁運〔９３〕。大約半年之後，美國經濟事務助理國務卿索
普在一份聲明中宣稱：“已經有４３個國家接受和積極貫徹了聯大決議，它們原來
都是向中國出口戰略物資的主要國家〔９４〕。”經濟封鎖的結果是迫使中國在經
濟建設方面不得不過份依賴於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中國
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貿易額的比重１９５０年為３２.４％，１９５２年為５
２.９％，１９５３年為７２％，此後直到５０年代末一直保持在７０％以上，其中
對蘇貿易額占總貿易額的５０％〔９５〕。作為工業發展的基礎，建國初期中國能
源和原材料主要產品的生產能力基本是靠蘇聯的５０項援華工程實現的。１９５０
－１９５２年中國全部固定資產實現新增金額合計５９億元，而蘇聯援建的部份重
點項目建成後將實現新增固定資產即達４１.３９億元。〔９６〕。蘇聯因素在中國
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由此可見一斑，而一旦中蘇關係惡化，過份倚重於蘇聯的經
濟紐帶斷裂必然會使中國蒙受重大損害。
對於新中國的統一大業來說，朝鮮戰爭的延長無疑起到了決定性的阻礙作用。
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本來是指日可待的，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雖然對此有所
延擱，但美國這時仍有意與台灣的蔣介石政權保持一段距離。如果及時停戰，並按
照聯合國建議由英、美、蘇、中四國會議討論台灣問題，據當時聯合國多數成員國
的傾向性意見看，台灣問題的解決要比後來簡單和有利得多〔９７〕。但在中國拒
絕了聯合國的建議後，情況發生了極大變化，不僅多數國家的立場轉向不利於中國
，美國政府也迅速加強了對蔣介石政權的援助。根據國務院的要求，１９５１年２
月杜魯門專門撥出５億美元，作為對國民黨陸軍的無償援助。此外，國防部還為援
助台灣準備好了價值５２０萬美元的海軍裝備和１６００萬美元的空軍裝備。１９
５２年美國又對台灣提供了大約３億美元的援助〔９８〕。特別是１９５２年３月
２２日由參謀長聯席會議起草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１２８號文件，標誌着美國對台
政策的根本性改變。文件強調了台灣對美國在遠東的地位的“極端重要性”，還提
出了三點政策性主張：第一，在必要時採取單方面行動，確保台灣能用作美國軍事
基地；第二，第七艦隊繼續行使保護台灣的使命；第三，發展台灣的軍事潛力〔９
９〕。這種政策性轉變隨着戰爭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極端，直到戰後美台“共同防禦
條約”簽訂，兩岸統一終於成為遙遙無期的政治願望。
從國際政治格局的更為廣闊的視野觀察，人們發現，戰爭結束以後，世界並沒
有得到和平和安寧。這場戰爭與其說是冷戰的結果，不如說是冷戰在亞洲的起源，
其後果不僅將美蘇直接對抗從歐洲引入亞洲，而且大大加劇了以兩大陣營對峙為特
徵的冷戰狀態。中國介入朝鮮戰爭被看作是“國際戰爭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而衝突延長兩年多的結果是助長了在戰爭爆發後出現的一些令人擔憂的趨勢，如軍
備競賽和北約擴充及其軍事化，同時也無限期地消除了任何殘存的一點恢復中美友
好關係的希望〔１００〕。戰爭使美國對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戰立場，其
結果不僅讓美國最終背上了蔣介石這個它曾經一再想擺脫的包袱，還迫使美國不斷
加強軍備，擴大其在經濟和軍事上所承擔的義務，並由於實施對華遏制方針而邁出
了通向越南戰爭的第一步。與此同時，中國成為人們眼中的世界強國的副作用在於
被認定是“蘇聯軍事力量的延伸”〔１０１〕。中國的參戰，特別是頑固地拒絕聯
合國議案，被美國認為是社會主義陣營統一指揮的傑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
結果之一是在西方國家眼中，中蘇確是“鐵板一塊”〔１０２〕。中國終於被牢牢
地捆綁在本來是以美蘇對抗為核心的冷戰戰車上，甚至由於毛澤東那被戰爭激發出
來的革命衝動而比蘇聯更深地陷入了與美國敵對的漩渦。
總而言之，中國出兵朝鮮的動機和目的本來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毛澤東
為此而設定的戰略方針卻是脫離現實條件的；中國決策的根本失誤在於錯過了在有
利條件下及時停戰的歷史機會；同美國越過三八線時所犯的決策錯誤一樣，中國決
策失誤的原因也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就實現決策動機所需求的客觀目
標而言，中國雖然最後也維持了兩年半以前的結果，卻付出了不必要的重大代價；
如果就實現戰略方針而言，中國被迫放棄消滅和驅逐美國軍隊本身就說明了其戰略
決策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所以，朝鮮戰爭對於中美雙方而言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
爭。
－－－－－－－－－－－－－－－－－
參考文獻
〔１〕有國外學者表達了一種最為悲觀的看法：中國的記載或者已經遺失或者將永
遠封存，“要想把北京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準確地描述出來，也許永遠都沒有可能
”。轉引自Ｍ．Ｈｕ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Ｊｕｎｅ１９５０－Ｊｕｎｅ１９５１，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
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２，Ｖ．１０７，№Ｎｏ．３。
〔２〕筆者幾年來收集的有關檔案即有５００余件，目前已全部譯成中文，即將由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
〔３〕有關中國出兵問題的檔案文獻和研究論著的詳細介紹參見拙着《毛澤東、斯
大林與韓戰》（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１９９８年版）一書的導言。這裡特別值得
推薦的是旅美中國學者陳兼的專著《中國通向朝鮮戰爭的道路：中美衝突的形成》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ｏ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
ａ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９４）以及１９９９年１１月楊奎松與筆者
同去韓國仁川大學作學術講演時提供的長篇論文《中國出兵朝鮮始末》。
〔４〕筆者就朝鮮戰爭研究發表了一系列論文，現已編成文集在國內出版（《中蘇
同盟與朝鮮戰爭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並附錄了大量俄國
檔案文獻譯文。
〔５〕艾倫·懷廷早在６０年代就依據當時公開的資料做出了這一判斷，見Ａｌｌ
ｅｎ Ｗｈｉｔ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Ｃ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Ｙａｌｕ：Ｔｈ
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Ｓｔ
ａｎｆｏｒｄ，１９６０。現在很多學者根據新史料支持和補充了這種觀點。參見
Ｔ．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ｏｎ，Ｔｈｒｅａｔｓ，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Ｃｈ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
ｎｓ ｏｆＭａｏ＇ｓ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ｓ，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１９９２，Ｖ．１７，№Ｎｏ．１。
〔６〕陳兼在《中國通向朝鮮戰爭的道路》一書中對此有精彩的論述。
〔７〕見Ｍ．Ｈｕｎｔ前引文。
〔８〕筆者關於這一問題的分析見《美國是怎樣捲入朝鮮戰爭的？》，《世界歷史
》１９９５年第３期；《５０年代初美國對台政策的醞釀和武裝侵占台灣的決策過
程》，《當代中國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５期。
〔９〕除了感到意外，毛澤東對朝鮮事先沒有通知戰爭爆發的具體情況也頗有不滿
。見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時決定志願軍出國作戰？》，《黨的文獻》１９９
３年第５期，第８５頁。
〔１０〕參見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９日、３０日和７月１５日《人民日報》。
〔１１〕《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
２３頁。
〔１２〕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８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接見華東軍區海軍將領張
愛萍等。毛澤東說：台灣不解放，國家就不安寧。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我們也一
定可以解放台灣。並鼓勵海軍應在人民解放戰爭最後一戰中立功。當代中國叢書：
《當代中國的海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０－４１頁。
〔１３〕見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３０日《人民日報》刊登的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上
的發言。
〔１４〕Ｒ。 Ｊｅｒｖ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
ｅａｎ Ｗ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９８０，Ｖ．２４，№Ｎｏ．４。
〔１５〕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１日劉少奇與羅申談話紀要，ＡＢ□Ｐ□（俄羅斯聯邦
對外政策檔案館），□．０１００，□□□．４３，□．１０，□．３０２，□□
□．２６６－２６７。轉引自□．□□□□□，□□□□□□□□□ □□□□□
□□□□□□□□□□□□□ □ □□□□□□ □□□□□□□□□□□（１
９４９－１９５２□□．），□□□□□□□□ □□□□□□□□□□□□□□
□□，１９９４，№Ｎｏ．６，□．７９。
〔１６〕《當代中國的海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１頁。周
軍：《新中國初期人民解放軍未能遂行台灣戰役計劃原因初探》，《中共黨史研究
》１９９１年第１期，第７２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５３６頁。
〔１７〕中蘇兩黨會談的中文記錄參見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７日劉少奇致中共中央書
記處電，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
９１年版，第４１２頁。
〔１８〕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８日柯瓦廖夫致斯大林電，Ａ□□□（俄羅斯聯邦總統
檔案館），□４５，□１，□３３１，□５９－６１；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５日什特
科夫致維辛斯基電，ＳＤ００２３１。由於輾轉複印，筆者收集的部份檔案缺失原
始館藏號，這裡標示的是筆者自存的檔案編號，下同。
〔１９〕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４日斯大林致毛澤東電，Ａ□□□，□４５，□□１，
□３３１，□５５。毛澤東與金日成會談的情況詳見拙着《朝鮮戰爭揭秘》，香港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８４－２８８頁。
〔２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
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５１、５４頁。
〔２１〕Ｅ．Ｂａｊａｎｏｖ，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１９４９－５１，Ｃｏｌｄ ＷａｒＩ
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ｕｌｌｅｔｉ
ｎ，１９９５／９６，Ｉｓｓｕｅ６－７，ｐｐ．８８－８９；１９５０年７月１
日、７月４日什特科夫致馮西（斯大林）電，□□□□，□。４５，□□。１，□
。３４６，□□。１０５－１０７、１３６－１３９。１９５０年７月５日、７月
８日菲利波夫（斯大林）致羅申電，□□□□，□。４５，□□。１，□。３３１
，□□。７９、８２。
〔２２〕《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４２８、４５４、４６９、４８５頁
。
〔２３〕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如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對朝不能不
幫，必須幫”。周恩來也說：“如果美帝將北朝鮮壓下去，則對和平不利，其氣焰
就會高漲起來。要爭取勝利，一定要加上中國的因素”。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
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３頁。
〔２４〕毛澤東在１０月２日與羅申談話時就提到“中共中央許多同志”都有這種
擔憂。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３日羅申致菲利波夫電，□□□□，□。４５，□□。１
，□。３３４，□□。１０５－１０６。
〔２５〕周恩來提醒高崗“不要向任何方面表示我軍有出國的意圖”（１９５０年
９月２０日周恩來致高崗電）時，顯然是考慮到了參與一場國際戰爭的複雜情況。
〔２６〕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６日馬特維耶夫致馮西電，□□□□，□。３，□□。
６５，□。８３７，□□。１０３－１０６。
〔２７〕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２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０５９
ａ，□□。５ａ，□。３，□。１１，□□。１００－１０３。
〔２８〕１９５０年９月３０日金日成、朴憲永致斯大林電，什特科夫致葛羅米柯
電。□□□□，□。４５，□□。１，□。３４７，□□。４１－４５，４６－４
９。
〔２９〕Ｖ．Ｐｅｔｒｏｖ ｓｅｌ． ＆ ｃｏｍ．，Ｓｏｖｉｅ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Ｓｅｃｒｅ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Ｄ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ＹｕＳｏｎｇ－ｃｈｏｌ Ｒ
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ｎ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
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４，Ｖ．１３，№３，ｐｐ．６０－６１。１９
５０年１０月１日馮西致什特科夫和馬特維耶夫電，ＳＤ０７３４６。
〔３０〕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日菲利波夫致羅申電，□□□□，□。４５，□□。
１，□。３４７，□□。９７－９８。
〔３１〕見Ｅ．Ｂａｊａｎｏｖ前引文，第８８－８９頁。
〔３２〕柴成文、趙勇田：《板門店談判》，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７９
頁。
〔３３〕韓國國防部戰史編纂委員會：《朝鮮戰爭》第一卷，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
社１９８７年中文本，第２８頁。
〔３４〕《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５３８、５３９－５４０頁。雖然由
於領導層意見分歧，毛澤東答應出兵的電報沒有發出，但毛澤東的意圖是很清楚的
，而且後來事情的發展也是以他的意志為轉移的。在國際學術界轟動一時的關於中
俄分別公布的兩封內容相反的１０月２日電報的爭論，筆者曾有詳細的介紹和分析
。見《毛澤東派兵入朝作戰的決心──就１０月２日電報答俄國學者的質疑》，《
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１９９６年第２期，英文稿見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９９７，Ｉｓｓｕｅ８－９。
〔３５〕關於１０月２日至１８日出兵決策反覆的詳細過程，可參見《毛澤東、斯
大林與韓戰》第五章。
〔３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５３９頁。
〔３７〕王焰等編：《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０１－４
０３頁。毛澤東在１０月１３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講述了同樣的理由，見《建國以
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５５６頁。
〔３８〕Ａ．Ｙ．Ｍａｎｓｏｕｒｏｖ，Ｓｔａｌｉｎ，Ｍａｏ，Ｋｉｍ， ａｎ
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Ｋｏｒｅ
ａｎ Ｗａｒ：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９５／９６，№６－７，ｐ
．１０４；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３日羅申致菲利波夫電，１０月１４日什特科夫致
馮西電，□□□□，□。４５，□□。１，□。３３５，□。１－２、３。
〔３９〕１９８６年９－１０月沃倫·科恩訪問韓念龍、黃華等幾位周恩來當年的
助手時，他們都堅持認為，中國軍隊的介入是因為美國的飛機轟炸了滿洲，以及美
國的地面部隊正在逼近鴨綠江。Ｗ．Ｉ．Ｃｏｈｅｎ，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ｒｉｅｎｄｓ：Ｚｈｏｕ Ｅｎｌａｉ＇ｓ Ａ
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４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
ｎ Ｗａｒ，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９８７，Ｖ．１１，№
。３，ｐ．２８８。
〔４０〕實際上斯大林確實有此考慮，見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８日馮西致金日成電，
□□□□，□。４５，□□。１，□。３４７，□□。６５－６７。只不過，毛澤
東當時是否看到過斯大林的電報尚無法確定。
〔４１〕詳見沈志華、岡察洛夫：《１９５０年中蘇條約的簽訂：願望和結果》，
《中共黨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２、３期。
〔４２〕無論高崗是否真的說過要把東北作為蘇聯的一個共和國，此傳言本身以及
高崗與蘇聯的密切關係就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病，參見□。□。□□□□□□□，□
□□□□□□□□□，１９９１，№６，１９９２，№１；李海文，《柯瓦廖夫回
憶的不確之處──師哲訪談錄》，《國史研究參考資料》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４３〕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８日馮西致金日成電，□□□□，□。４５，□□。１
，□。３４７，□□。６５－６７。
〔４４〕儘管對美國政府這種缺乏遠見的舉動有不同的解釋，但許多西方學者的一
致看法是，如果美國在三八線前止住，北京的介入是可能避免的，戰爭就會在１９
５０年秋天結束。見Ｗ Ｓｔｕｅｃｋ，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Ｃｏｎｆｒｏ
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
ｒｄ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１９４７－１９５０，Ｃｈａｐｐｅｌ
Ｈｉｌｌ，１９８１，ｐｐ．２５４－２５５；Ｂ．Ｉ．Ｋａｕｆｍａｎ，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Ｃｒｅ
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９
８６，ｐｐ．８３－８５；Ｒ．Ｆｏｏｔ，Ｔｈｅ Ｗｒｏｎｇ Ｗａｒ：Ａｍｅ
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
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１９５０－１９５３，Ｉｔｈａｃａ，１
９８５，ｐｐ．６７－７４。
〔４５〕感謝陳兼為筆者提供的一個新證據：當１０月７日美國開始採取越過三八
線的軍事行動時，美國駐印度大使曾請梅農向中國方面傳話，希望與中國大使袁仲
賢舉行非正式晤面，以解釋美國的行動並無對中國的敵意。１１日毛澤東在外交部
送來的文件上批示：不要見美大使。
〔４６〕參見Ｔ．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ｏｎ前引文。
〔４７〕《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５３９頁。
〔４８〕《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５５６、５５９－５６０頁。
〔４９〕《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５８８ ─５８９頁。
〔５０〕杜平：《在志願軍總部》，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４１頁；王
焰主編：《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５３－４５４頁。
〔５１〕《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７４０頁。
〔５２〕見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０日《人民日報》。
〔５３〕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５日葛羅米柯與王稼祥會談日記摘錄，□□□□，□。
３，□□。６５，□。５１５，□□。３５－３７。
〔５４〕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７日羅申致莫斯科電，□□□□，□。３，□□。６５
，□。３３６，□□。１７－１９。
〔５５〕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７日葛羅米柯致羅申電，□□□□，□。３，□□。６
５，□。３３６，□□。２０－２１。
〔５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２５頁。
〔５７〕《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７２２、７４１－７４２頁。
〔５８〕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軍事
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４５－２４６、２４９－２５０
頁。
〔５９〕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５日毛澤東致菲利波夫電，□□□□，□。４５，□□
。１，□。３３７，□□。１－３。
〔６０〕關於停戰談判的時機選擇問題，中國軍方學者持與此不同的見解，見齊德
學、劉穎偉：《朝鮮停戰談判時機問題辨析》，《軍事歷史》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第３５－３８頁。
〔６１〕聯合國辯論和投票情況詳見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７日、１９５１年１月１
８日《人民日報》。
〔６２〕艾奇遜：《艾奇遜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１９６９年中文版，第３８
１頁。共和黨領袖塔夫脫稱這項議案是美國有史以來“同意過的最徹底的投降”。
見Ｒｏｂｅｒｔ Ｌｅｃｋｉ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１９５０－５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
９６２，ｐ．２５４。
〔６３〕參見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８日《人民日報》。關於聯合國建議是美國停火陰
謀的說法為大多數中國史書所接受。
〔６４〕聶榮臻當時曾向蘇聯顧問說，中國軍隊入朝以來已減少兵員達１０萬人，
運往前線的物資因敵空軍轟炸損失達３０－４０％，糧食僅能供應部隊所需的２５
％。僅第二戰役中便凍傷５萬餘人。王亞志：“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彭德懷、聶榮臻
”，《軍事史林》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第１１頁。
〔６５〕陳兼提交１９９６年１月“冷戰在亞洲”香港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Ｃ
ｈｉｎ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Ｅｎｄ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
ｒ。
〔６６〕《彭德懷傳》，第４４６頁；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８日毛澤東致菲利波夫電
，１９５１年１月３０日菲利波夫致毛澤東電，□□□□，□。４５，□□。１，
□。３３７，□□。４１－４４。
〔６７〕１月３１日彭德懷就預言：“第三次戰役即帶着若干勉強性（疲勞），此
次戰役則帶有更大勉強性。如主力出擊受阻，朝鮮戰局有暫時轉入被動的可能。”
彭德懷傳記編寫組編：《彭德懷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
７３頁。
〔６８〕《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１５１－１５３頁。１９５１年３月
１日毛澤東致菲利波夫電，１９５１年３月３日菲利波夫致毛澤東電，□□□□，
□。４５，□□。１，□。３３７，□□。７８－８２、８９。
〔６９〕詳見《彭德懷年譜》，第４８１－５０５頁。
〔７０〕《聶榮臻回憶錄》，第７４１－７４２頁；１９５１年６月１３日毛澤東
致高崗、金日成電，６月２４日菲利波夫致克拉索夫斯基轉毛澤東電，６月３０日
毛澤東致斯大林電，□□□□，□。４５，□□。１，□。３３９，□□。５７－
５９、７８、９０－９１。
〔７１〕詳見１９５１年６月２７日葛羅米柯會見柯克日記摘錄，□□□□，□。
３，□□。６５，□。８２８，□□。２０２－２０３；６月３０日斯大林致毛澤
東電，□□□□，□。４５，□□。１，□。３３９，□□。９５－９６；６月３
０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提交的關於停戰談判的四個文件，□□□□，□。３，□
□。６５，□。８２８，□□。１８９－１９１；《板門店談判》，第１２２－１
２８頁。
〔７２〕斯大林為毛澤東的出兵決定所感動，於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日命令駐守在
瀋陽基地的蘇聯第６４航空集團軍出動飛機加入了朝鮮的空戰。詳見拙文：《抗美
援朝戰爭中的蘇聯空軍》，《中共黨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７３〕筆者對這一問題的論述見《抗美援朝戰爭決策中的蘇聯因素》，《當代中
國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７４〕１９５３年３月２９日庫茲涅佐夫和費德林致莫洛托夫電，７月２９日庫
茲涅佐夫致外交部電，□□□□，□。３，□□。６５，□。８３０，□□。９７
－９９、１８７－１８９。
〔７５〕參見Ｔ．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ｏｎ前引文。
〔７６〕《艾奇遜回憶錄》，第５５６頁；約瑟夫·格登：《朝鮮戰爭──未透露
的內情》，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中文本，第７５４頁；□。□，１９５０－５
３□□。： ， ，１９９２□。№２，□。８９。
〔７７〕據美國蓋洛普民意測驗關於對朝鮮戰爭態度的調查統計，戰爭剛隍7d始時
表示贊同的占６５％，反對和不表態的占３５％。但一年以後，贊同的只占３３％
，而反對和不表態的占６７％。Ｆ．Ｈ．Ｈｅｌｌｅｒｅｄ．，Ｔｈｅ Ｋｏｒｅ
ａｎ Ｗａｒ：Ａ２５－Ｙｅａ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ｗｒｅｎｃ
ｅ，１９７７，ｐ．１７０。
〔７８〕馬修·邦克·李奇微：《朝鮮戰爭》，軍事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３年中文版
，第１０３頁；格登前引書，引言第１頁；克萊·布萊爾整理：《將軍百戰歸──
布雷德利自傳》，軍事譯文出版社１９８５年中文版，第７２３頁。
〔７９〕引號中學者的用語轉引自Ｖ．Ｐｅｔｒｏｖ，Ｍａｏ，Ｓｔａｌｉｎ，ａ
ｎｄＫｉｍ Ｉｌ Ｓｕｎｇ：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 Ｅｓｓａ
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
９４，Ｖ．１３，№２。
〔８０〕徐焰：《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回顧與反思》，中國廣播電
視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２２頁。
〔８１〕比例數為筆者據前引中美雙方各自公布的本方損失數字計算所得。有些研
究著作進行比較時引用我方對敵方損失的估計數是不足為憑的。同樣，以中國軍隊
損失與美韓軍隊總損失相比，顯然也不恰當。
〔８２〕《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第２８、４９、６４頁；《第一次較
量》，第４７、５９－６０、６７頁。
〔８３〕當代中國叢書：《當代中國財政》（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版，第６９頁。
〔８４〕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中華人民共和
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綜合卷，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８９１
頁。
〔８５〕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９
６頁；Ｓｅｒｇｅｉ Ｇｏｎｃｈａｒｏｖ，Ｊｏｈｎ Ｌｅｗｉｓ，Ｘｕｅ Ｌ
ｉｔａｉ，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ｔａｌｉｎ，Ｍａｏ，ａｎ
ｄ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１９９３，ｐｐ．９９
－１００。
〔８６〕關於軍事貸款的情況散見於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４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１
月１９日華西列夫斯基給斯大林的報告，９月２０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
，□。４５，□□。１，□。３３７，□□。４－５，２６－３５；□。３４１，
□□。１２５－１２７。
〔８７〕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４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４５，□□
。１，□。３４２，□□。１６－１９。
〔８８〕《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２５８頁；１９５２年
９月３日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記錄，□□□□，□。４５，□□。１，□。３４３
，□□。８９－９０。
〔８９〕譚旌樵主編：《抗美援朝戰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
３３３頁。
〔９０〕１９５０年１月６日美國國務院電報摘要，轉引華慶昭：《從雅爾塔到板
門店 ──美國與中、蘇、英：１９４５－１９５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
２年版，第１８５頁。
〔９１〕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５１，Ｖｏｌ．７，Ｐａｒｔ１，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ｈ
ｉｎ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１９８３，ｐ．３７－３８。
〔９２〕投票過程參見１９５１年２月２日《人民日報》。可以與此形成對照的是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７日美國提出的解決朝鮮問題的方案在聯合國只獲得７張贊成
票，其中一票還是“中華民國”代表投的。
〔９３〕參見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人民日報》。
〔９４〕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２日美國國務院公報，轉引自愛德溫·馬丁：《抉擇
與分岐──英美對共產黨在中國勝利的反應》，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９０年中
文版，第２２５頁。
〔９５〕《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
，經濟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９９－５００頁；當代中國叢書：《當代中
國的對外貿易》（上），當代中國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９頁。
〔９６〕參見《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基本建
設投資和建築業卷，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６６、２６８、
２７０頁。
〔９７〕在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２－１３日的聯合國大會上，作為十三國提案發起
者的印度政府貌7b為，“台灣問題應當根據確定台灣必須歸還中國的開羅與波茨坦
兩個協定加以解決”。見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６日《人民日報》。
〔９８〕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５１，Ｖｏｌ．７，Ｐａｒｔ１，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ｈ
ｉｎａ．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１９８３，ｐｐ．１５８４－１５８５；
愛德溫·馬丁前引書，第２２６─２６７頁。
〔９９〕資中筠、何迪編：《美台關係四十年（１９４９─１９８９）》，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５頁。
〔１００〕Ｗ．Ｓｔｕｅｃｋ，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 ａｓ 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９８６，Ｖ．１０，№４。
〔１０１〕Ｐ．Ｗｅｓｔ，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Ｃｈｉ
ｎａａｓ Ｄａｖｉｄ ａｎｄ Ｇｏｌｉａ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ａｓｔ Ａｓｉ
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３，Ｖ．２，№１。
〔１０２〕Ｒ．Ｊｅｒｖｉｓ前引文。
編註：注釋內的空格為俄文，無法顯示，見諒。或許某些合適的軟件可以顯得出來
，故編者保留原樣，未對空格作任何”技術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