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桅杆能否露出地平線?

● 許貽波（夏威夷）

　　錢其琛近日在北京表示，只要把兩岸“三通”看作是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可以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只要台灣有關的民間組織得到委託，兩岸“三通”協商就可以進行。此前，大陸台辦已提出兩岸實現“三通”的具體步驟，包括雙方先委託民間行業機構進行磋商，形成共識，進而解決共識的認證與實施等，表明大陸對開放“三通”，已有了較詳盡的規化。

　　兩岸“三通”議題的升溫，始於5月初台北當局的“大膽談話”，表明“三通”是遲早要走的一條路，在政府主導下，可委託民間機構從事或協助談判。島內的商界要人隨即表示，願以民間人士身份參與斡旋。台灣陸委會也聲稱，將於年底前完成修法，大“三通”最快可在明年6月左右實現。

“三通”的輪廓已逐漸浮現

　　台北當局引發這一波三通熱，有其政治和經濟上的考慮。今年初以來，美國的兩岸政策明顯地向台灣傾斜，尤其加強對台軍售，使台北獲得新的心理支撐點。兩岸加入世貿後，雙方經濟板塊的重新整合日益加快。要求開放“三通”成為民間業界，尤其在野黨的強烈政治訴求。當局主動接手，有利於強化執政黨在今後選舉中的態勢。

　　大陸對台北的主動出手，基本上抱持肯定態度，也希望對方這一次不會只是作秀而已。不過，開放“三通”歷來不只是個經濟問題，它牽涉到兩岸、台灣朝野，以及島內相關業界之間的利害關係。總的來說，目前兩岸的整體局勢有利於雙方開放“三通”。

　　首先，中美之間在台灣問題上的折衝，目前看來已經逐漸平復，雙邊關係又回落到了均衡狀態。台海局勢雖然仍處僵持，卻也相對地基本穩定。其次，加入世貿後，國際資本對大陸市場的融合趨勢必然加劇，台灣工商界西進的腳步也必將加快。面對激烈的競爭，台商要求實現“三通”的呼聲日益強烈。第三，主張“三通”歷來為台灣在野黨的政治資源之一。為了搶占制高點，取得今後選戰中的優勢，民進黨正在改變策略，主動正面處理“三通”議題。

　　多年來，兩岸“三通”主要卡在雙方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認知上。最近，北京方面採取了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儘可能地減少政治因素的干擾。錢其琛的上述說法，也可說非常務實。其實，“三通”這一名詞，來自1979年北京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當時定義非常清楚，是一個國家內部的通商、通航與通郵。作為兩岸事務的一個重要詞彙，“三通”一直有着極特殊的政治含義。任何人在使用“三通”一詞時，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在自動地表述“一個中國”的原則。把“三通”再塗上過多的政治色彩，多少是在畫蛇添足。

台灣面臨機遇與挑戰

　　從經濟層面來說，實現全面“三通”對台灣最有利。兩岸的產業結構分工，建立在雙方擁有的生產要素差異以及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的基礎之上。台商投資大陸潮，因應了市場法則的客觀要求，以資源的最佳配置，來增進兩岸民眾的福祉。正是價值規律這一看不見的手，在短短的十幾年間，支使着5萬多家台灣廠商在大陸立項，300多億美元的投資流到大江南北。

　　台商投資大潮迅速地重組了兩岸的經濟板塊。迄今為止，台海貿易規模累計達到近3000億美元，台灣民眾赴大陸已超過2400萬人次。“三通”不通，不僅民眾得為此多耗錢費時，島內產業也被嚴重拖累。兩岸經濟結構已經逐漸長成一體，客觀上需要物暢其流。不讓直接往來，就如同主動脈里長出個瘤子，使血液難以流動。運輸成本長期高居不下，島內工商界只能將相關的產業或廠家儘可能地全部移往大陸，外資往往也只能舍台灣而就對岸或港澳，島內經濟不可避免地走向空洞化和邊緣化，“根留台灣”將成為一句空話。

　　全面“三通”的啟動，將使得台灣的產業結構從此能夠循照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經由市場運作，來實現島內經濟的升級換代，趕上大陸經濟起飛的歷史契機，實現寶島作為亞太營運中心的宏偉設想。開放“三通”等於拔掉卡在台灣經濟發展咽喉上的一根大刺。當然，在短期內，它也將對島內經濟產生一定的衝擊。對岸物美價廉的產品，尤其外商和台商在大陸生產的製成品將加快進入台灣市場，為島內的行業結構調整形成不小的壓力。台北方面的確需要妥善規劃，兩岸對此也應形成共識，在開放的同時，依照循序漸進的原則，最大限度地減少消極面。

　　讓“三通”的彩虹飛架兩岸，一直是大陸和寶島可望而又不可及的夢想。兩岸加入世貿，用了10多年，從黑頭髮談到白頭髮，兩岸實現“三通”，更用了20多年，也就是一代人的時間。中國和外國打交道，相互利害，一把算盤就可以打點清楚，兩岸之間的往來，除了種種利害，卻又平添了一份猜疑，做起事來，往往剪不斷，理還亂。中國人之間是非多，不能不說是炎黃子孫的一大悲哀。

　　經過這麼多的周折之後，兩岸直接“三通”的基本輪廓，相信已經逐漸浮現，這一歷史航船的桅杆已經露出地平線。我衷心地為她祝福。

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