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之於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問題，糾纏久矣。同樣地，對岸之於台灣也成為心頭上的痛；動不動就文攻武嚇，老讓台灣人心驚膽顫。數年來討論兩岸戰、和、統、獨的聲音愈來愈多，也愈來愈高亢，但真正理解台灣歷史的人並不多；說句惹人生氣的話，連台灣也沒多少人曾深入研讀自己的歷史，至於長期以來亟亟欲統一台灣的中國，對自己的國民也沒做多少台灣歷史教育。於是，不論在媒體上或生活中雙方民眾只要一談起統獨議題，往往都只流於口水比賽。中國顯然不理解台灣為什　拒絕中國；這　好的一國兩制還拒絕，甚至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也不願意？干　，討打？

不是說了解台灣歷史就能解決兩岸紛爭，但至少不至於亂槍打鳥，不知重點何在。知己知彼本來就是爭執雙方所共同必須進行的功課；不只是掌握政治權力者必須這　做，就是民眾也應該做；尤其想對爭執發言的人。如今網路事業蓬勃發展，兩岸網民隔空叫戰，往往統者、獨者不是各無所本，就是所本極寡，甚至還所本錯誤；不只不利於兩岸關係理性化，甚至多少還要激起更多誤解而更流於情緒；說者也不知自己說了什　、做了什　，是增加敵意還是化解仇視。其實，台灣人民目下的態度是有其歷史原因的；不理解台灣歷史，當然不能理解台灣的堅持。

我是個土生土長土老的台灣人，雖不是專家學者，但曾花過不少精神研讀中國歷史與台灣歷史；一般而言，兩岸民眾對中國歷史較有基礎，對台灣則通常陌生，因為台灣歷史曾被長期湮沒的緣故。以下我對台灣近代歷史做簡單介紹；不涉及太早部分，儘量以與兩岸關係有關事件為主；在有必要的狀況下，也隨時介紹當時中國情勢或世界思潮。因為大氣候影響小氣後的緣故。

西來庵事件前後(1915年前後) 眾所周知，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當時中國大陸以國民黨政府領政，艱苦地對抗日本侵略前後長達十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未成立，中共仍以陝西延安為主要根據地，兩党進行所謂國共合作共同對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這時國共兩黨已經貌合神離，但衝突仍未公開化。日本宣布投降後，兩黨爭奪敵戰區轉趨激烈；但台灣則確定將由國府接收。

當時台灣受日本五十年殖民統治；在日本強勢文化教育下，對傳統政治、國家概念已經不同於前。甲午戰前，台灣從原來普遍窮困移民的情況逐漸變得富庶些，但傳統封建觀念依然牢不可破。甲午戰敗後清廷割台，台灣人民以刀槍棍棒護衛土地，犧牲相當慘重；但當時人們心中仍不忍與以清廷為代表的祖國分離。這種武力抗爭前後持續二十年，一直到規模龐大的西來庵事件(又稱焦吧年事件或稱余清芳事件)失敗後，才暫時捨棄武力抗爭。西來庵事件發生於割台二十年後的1915年，主事者余清芳以建立「大明慈悲國」為號召，也曾試圖與當時革命黨孫文所領導的同盟會聯繫，並曾經由偷運接受少數武器支援。

不可諱言，西來庵事件主要的三位領導者------ 余清芳、羅俊、江定------都具有強烈民族意識，但也都沒受過太多教育，屬於草莽性英雄。因此對於武力抗日成功後的計劃幾乎完全闕如；若以此論定這次事件領導者只注意到打敗敵人這個短期目標，卻不曾也必將無能統治戰勝敵人後的台灣，應該會是符合事實的。事件失敗後，日本台灣總督府進行區域( 就是目前台南縣玉井一帶，玉井古名焦吧年，是原住民語)清洗，台灣人民犧牲非常慘重。有民間紀錄說，砍下來的頭顱，光以牛車裝運，就有十幾車之多；沿途還掉了一地。這還只是這次事件中的其中一次屠殺而已。(以上可參閱遠流出版《勇士當為義鬥爭》---血戰焦吧年　洪明燦著)

這次慘痛的犧牲使得日本占領台灣後，台灣出現的第一代新知識份子興起新的思考；他們知道無法以武力對抗強大的日本軍隊，那何不轉向以和平手段對抗？對抗的目的不可能以台灣獨立作為目標，那簡直就是天方夜譚；目的只能放在減輕台灣人民所受到的殖民統治痛苦。

這些新知識份子後來也受國際思潮影響，結合到處風行的社會主義觀念嘗試與國際共產聯繫、與國民黨建立關係，甚至部分人士最終還捨棄日本共產黨而與中國共產黨結合。可以說，在西來庵事件之後到台灣光復之間三十年，台日之間的鬥爭變化非常快速，令人目不暇及。(稻鄉出版一些當時參與抗爭的台灣人的著作，比如王詩琅、連溫卿等人；這是當時當事者的紀錄，非常可貴。但可惜台語有語無文，以漢字寫台語，實在不好念。因此，如非特別感興趣者，實在看不下去)

台灣霧峰林家林文察在清同治光緒年間，率領子弟兵至福建一帶對抗太平天國，因功官封提督，使林家在台灣的世家地位幾乎無可比擬。林文察侄兒林獻堂是個受傳統教育出身的人，年輕時在日本會見梁啓超，受梁啟發開始興起文化抗日的念頭。林獻堂不只有良好的傳統基礎教育，也因時常往來台日間具有較為寬廣的國際視野，而且經濟富裕，在當時台灣民間早已擁有相當高的社會地位；並且還受到日本統治者某一程度上尊重。

這時以蔣渭水、蔡培火為主等等受日本醫科、師範教育的年輕人，計劃推請林獻堂出面領導組織台灣文化協會；林慨然答應。文化協會一成立，台灣總督府自然不高興；但憲法明文規定人民有結社自由，不便公開取締，於是製造所謂的治警事件，大量逮捕有關人員。這不過是在西來庵事件之後幾年，因此逮捕所引發的風聲鶴唳引起社會強烈震撼。以為又要再來一次大災難。

這時日本政治已經進入民主化，即便在殖民地官方也不能任意逮捕人民；治警事件在逮捕後轉入司法審判，官民雙方對簿公堂，同時引起日本本土政界關懷。日方宿負盛名的律師多人陸續來台為他們辯護，甚至當庭對檢察官教訓，要他再念幾年書去。最終在罪證不足但受總督府壓力下，涉案少數幾人判處數月徒刑，但卻為台灣未來的反對運動培養了領導人。由於審判過程公開，而答辯過程高潮迭起，受捕者又全是台人精英，當然吸引了所有台灣人的注目；這些坐監者都成為台灣民族英雄。

社會主義思潮

由於資本主義興盛，勞資對立在世界各地逐漸升高，作為工業後進國的日本也逐漸受到影響，並經由日本而傳入台灣。1920年前後，台灣留日學生已經很多；這些留日學生接受到了當時風行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思潮，儘管台灣還未工業化，但在總督府強行推展台灣糖業，以及進行土地兼併的政策下，台灣工農民受到嚴重侵占與剝削，造成鬻妻賣子的悽慘景況。雖然留日學生大都出身富裕之家，但在良知與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下，這些留學生基於民族情感也都毅然跳出為農民請命，帶領對抗日本總督府與資本官民。

文化協會在治警事件後曾領一時風騷，受到社會各界歡迎。文化協會的宗旨在啟蒙民眾知識，主要活動局限於舉辦演講會、識字班、讀報社、創辦刊物等。其中以演講會最受矚目，也最受日本警方注意。當年舉辦演講需先向警方申請，警方也會派警察到場監聽；遇有「過分言詞」，總被提示「注意」甚至被迫中途停止。演講者大都是具有一定社會知名度的台灣人，通常都有較好的知識水平，也有時有剛從日本回台的年輕學生。但不論是何者上台，台上台下都一樣是台灣人，具有同樣的民族感情與被殖民的屈辱感；而演講者又往往藉機談及時政順機批評一番。這常常可以激起聽眾熱烈反應。於是，文化協會無可避免多少參雜一些政治意味。

文化協會成立之時雖以民眾啟蒙為主，長期全島演講又不能避開時政與民族問題，尤其日本殖民剝削更是民眾共同的痛；顯然只局限於文化啟蒙決無法滿足社會需求。文化協會中熱情人士不在少數，意欲配合民眾期待從單純教育啟蒙出走，轉向政治性與民族性訴求；但這就在文協中造成分化。部分保守者認為日本統治者絕不可能給文協這個插腳政治的機會，更不可能讓台灣人藉機煽動民族情緒；所以文協最好還是自我限制在文化方面的活動，免得連文協最終受到取締，連知識啟蒙也要被迫終止。

這種看法確實絕非過慮，但與社會期待出現落差也是事實。以蔣渭水為首的一批青年開始籌畫組黨。這時，農民問題被激化了。原因在於土地兼併與製糖甘蔗售價等問題；文協成員也是醫生的李應章出面介入協調，但不受日方尊重，甚至還有農民受到毆打，激起蔗農與警方衝突，日警藉機擴大事件逮捕一群人，包括李應章在內。後來許多人被法院判處徒刑，刑期從數月到一年多；李應章也是其中之一。這事件通稱二林蔗農事件，是日據以來第一件農業政治事件；從此之後，台灣開始出現職業性社會運動者如簡吉、趙港等人，而農民抗爭事件屢見不鮮。很快地就有了農民組合這樣的組織成立，農民組合也成為目前台灣農會的濫觴。(以上可參閱自立叢書《台灣民族運動史》葉榮鍾等著。或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

文協中如蔣渭水者對於像是農民事件這樣的事，無法以文協角色介入漸感不耐，尤其農民事件逐漸有成為社會主要事件的趨勢。同時，社會主義思想逐漸傳入台灣並有深化的情形；台灣留日學生已經暗中組織具有左派性質的社團，而這些社團也漸漸進入農民協會與文協，這就對原來只希望擔任啟蒙工作的文協造成更大的挑戰。這時左派人員有來自留學中國的台灣學生與留日學生；他們共同的思想來源雖然相同，但事實上還是不免門戶之爭。

文協逐漸左傾，後來由左派溫連卿主導；右派人士乃決議另起爐灶，後來就有台灣民眾黨出現。文協由左派控制後逐漸與農民協會合流，而台灣民眾黨幾經困難終於正式成立，開始走工人運動路線，台灣工運如日本工人運動一樣非常蓬勃，抗議活動規模有時甚至比日本還壯觀。這時台灣已經逐漸由農業社會轉型，尤以農產品加工廠如蔗糖業最多。工人所受到的剝削宛如農民，這是工運頻繁的原因。基本上，蔣渭水作為台灣民間重要領袖之一，受到日方高度注意，所以台灣工運雖然由民眾黨推動，但民眾黨總是隱於幕後居多，由工會出面主持。

這時工運農運此起彼落，日本警方疲於應付。而這時台灣共產黨已經悄悄在上海租借區成立。台共創始人如謝雪紅等大都具有台、日、中國經驗，部分人甚至曾到蘇聯受過訓練；一般來說都具有較廣泛的國際視野。這時國際上社會主義思潮相當彭湃，在殖民母國日本也一樣；學生研習馬克思思想雖然會受取締，但仍然有許多人暗中進行甚至組黨。台共就屬日共體系下的一個分支，直到中日開戰之前數年才被中共滲透主導。 (以上可參閱洪明燦著遠流出版《團結真有力》---文化抗日全紀錄，盧修一著台灣共產黨史，這是盧的博士論文。另可參閱簡炯仁著《台灣民眾黨》，這是簡的碩士論文)

日據末期，殖民母國日本政局發生巨變，原來已經運行一段時間的政黨政治被軍國主義所取代。軍國主義一旦抬頭，日本、台灣所有的社會運動無一不被鎮壓；於是民眾黨被解散，農民組合與文協幹部被大量逮捕，台共也在創黨之初就於上海被破獲。後來台共重要領導人謝雪紅出獄才再度有效恢復運作，與農民組合建立密切關係，後來導致農民協第二度分裂。但台共這時卻發生路線與奪權之爭，謝鬥爭失敗，台共由日系轉成中系；同時，日方再度嚴苛打擊台共組織，重要幹部不是被逮、死亡就是逃亡。

總之，幾乎所有台灣的急進政治團體社運團體，都在中日戰爭擴大爆發之前完全被清洗殆盡，只剩下以林獻堂為主的保守人物(這時林獻堂已經成為保守型人物代表；蔣渭水因傷寒去世)做一些無關緊要的活動，維繫幾乎已經蕩然無存的政治與社會運動氣息。這種情況也同樣在日本本土出現。至於戰爭爆發後，軍國主義成為當時唯一指導思想，除此之外任何思想毫無生存空間，都受到官方強烈壓制。

不只如此，戰爭爆發後日方為了支援前線，持續剝削台灣人民，並以各種名義徵集台灣年輕人投入前線，或與戰爭有關各種工作。可以說是集各種剝削之可能於一時；當然，思想壓制與皇民化運動成為主導。這可以說是台灣自日本占領後最艱困的時期。

日本的一些建設

日本占領台灣後固然進行一系列有形無形剝削，但早期他們規劃台灣為農業原料供應地，以促進日本本土工業擴張升級；直到確定戰爭已不可避免時開始積極工業化台灣，作為前進中國與東南亞的支點。其次，日本為同化台灣人民，對台灣民眾尤其兒童進行相當徹底的教育；這也同時提升台灣人民的平均知識水平。

台灣總督府長期在農業規劃與工業規劃推展上效率非常高，也徹底，這種高效率是日本在近代崛起的基本原因。同樣的，他們在教育上的成果也是可觀的。基本上，戰爭當時參軍青年已經認同日本是祖國，而與他們的上一代有認知上的差距。這種認知差距在總督府強力施政的情況下不容易突顯出來，要到戰爭結束後才出現。但遺憾的是戰爭結束不久，就立刻發生二二八與其後的白色恐怖，讓台灣各個年齡層人士都對代表漢文化的國民黨感到絕望，而失去意義。

但整體而言，雖然日本統治台灣以殖民剝削為主，但在建設台灣農工則頗有建樹，尤其提升民眾知識水平的成就相當良好。

二戰結束到二二八

日本占領台灣前後不過五十年，時間並不算長。以這樣的時間要徹底消滅台灣人意識是不可能的，但對當時參戰青年而言，他們大都出生於甲午戰後二十餘年至三十餘年間，已經接受完整的日本基礎教育；在意識上已經屬於較純的日本意識，這與他們的上一代有明顯區別。

以蔣渭水及其同志而言，就屬參戰青年的上一代，他們基本上都曾或多或少知道甚至直接參與對日抗爭，明確認知日本是抗爭對象而非認同對象。謝春木是蔣渭水的重要幹部，年齡比蔣小但比參戰青年大，他後來甚至離開台灣到中國加入抗日軍事行動；戰爭結束前，他又加入中共。像謝春木這樣的人頗多，帶領蔗農與日本會社抗爭的李應章也是其中之一；他們的後代現在都還留在中國，甚至還是中央級民代。在他們這代人，即使沒遷居大陸加入抗日行動，基本上他們都還清晰認知自己曾是中國人，或說他們的上一代是中國人。

這種認知就是台灣光復時，台灣民眾熱烈迎接國軍與陳儀等治台班子的歷史心理因素。基於民族情誼與剛剛脫離政治孤兒身份的原因，台灣人民當時確實有如大旱之望雲霓，熱烈慶祝光復迎接國府官兵的盛況更勝於中國任何淪陷區之歡迎大後方官員將士。但同時不能忘記一件事，這時參戰青年大都都還在海外，他們本來就懷有較純粹日本思考，他們在此時並未感受到他們上一代人的祖國情懷。並且，當他們回到台灣時，蒞台國軍與官員早已將台灣搞得烏煙瘴氣；在情緒上言，他們是懷著較純粹的日本思考來接受漢文化最黑暗的一面。這是二二八發生後參戰青年積極投入對抗國民黨，並對以國民黨為代表的漢文化產生排斥的主要因素。這代人那時不過二十郎當，現在大都七十餘歲。在他們返台到二二八發生這段時間，他們無從感受長輩的民族情懷，只真確地認識到無能腐敗的惡劣政治文化。

至於接收台灣的官員與軍隊，他們一方面長期生活在戰爭中，當時中國普遍貧窮落後，一到台灣簡直以為進入天堂。加上傳統漢政治文化無官不貪的習氣，台灣立刻成為大肆攫掠的目標。攫掠之餘政治鬥爭隱隱出現；陳儀是政學系，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代表黨系(CC)、柯遠芬代表軍系(軍統)、台灣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代表蔣經國體系，各國民黨派系在大肆攫掠之餘權位鬥爭隨即上場。以孔宋(孔祥熙、宋子文)為主的孔宋系雖然在以後的惡鬥中較為次要，但他們早就掌握台灣最重要的資源。(當時國民黨標榜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但其實內部派系林立，鬥爭非常激烈)

爭奪資源財富時各派系有志一同，但分配多寡則通常難以服眾；這是產生惡鬥的原因之一。基本上，這種惡鬥本來在大陸時就存在，現在不過延續過去吧了。而台灣相對富庶則激化彼此的矛盾更加突顯。

這時同時存在一個不能忽視，卻一直被忽視的重要因素：台灣人的利益沒人在意。

官員在爭奪與鬥爭中一直略去台灣人的感受與實質利益。戰後經濟因破壞而艱困，復員青年陸續返台不只工作難覓甚至衣食不周，卻見官兵醉生夢死沉迷酒色。以林獻堂為代表剛選出來的各級民意代表，對政府建言都不獲採納；甚至軍隊派車公開執槍無償搬運農會倉庫存糧。至於軍紀之壞也大開台灣人眼界；官長帶隊架起機槍掃射警察局，三五成群軍人攜槍亂晃甚至執槍搶劫處處可見。台灣當時媒體登出「台灣是蓬萊島，不是梁山泊」的標題(當時報紙到現在還還容易看見，這是我自己搜集史料時所發現，也影印留存。二二八之後的就不見了。)，可見當時治安之混亂已經非常嚴重。

二二八的起因

台灣在戰爭期間雖然面臨許多艱困，但日本總督府行政效率良好，基本上每個人都窮，但窮的平均；而且社會秩序一直都在軌道上。日本警察雖然殘暴，但執法嚴正，法院也都依法審判行使職權，這是戰時不致引起大亂的重要因素。至於光復後則截然相反。官員軍隊都大發接收財，誣民為台奸、漢奸以索取重賄；官員貪財好色又一事不辦，軍隊到處惹事生非；中央為內戰故積極要台灣運送各種物資斂財備戰。幾種因素結合之下，失業、物價上漲、治安敗壞、民心浮動一起出現；但官方視若無睹，依然我行我素。這時各種對官方不利的謠言已經開始傳出；儘管只是謠言，也無從證實，但人民喜歡聽、喜歡傳，意味著民心已經完全背離。相信這正是國府在中國的翻版。

1947年二月二十七日夜，距1945年十月二十五日不過僅僅十五個月，一件非常單純的取締私菸的僅可罰款了事的小事，引爆了二二八。

在取締過程中，一個執勤人員以槍柄打傷賣私菸婦人，引起旁觀民眾不滿要扭送該員法辦。該群執法人員在驚慌下落荒而逃，途中意欲開槍示警，卻不幸命中一位在路旁旁觀的民眾，造成死亡。這激起民眾更大的憤怒。該槍殺民眾者後來逃入憲兵隊受到保護，民眾則整夜包圍憲兵隊。

天亮後，台北市各地已經稍有動盪，但基本上還未擴大成災。死者家屬與民眾結隊敲鑼打鼓步行至行政長官公署(今行政院現址)陳請，不料長官公署屋頂機槍卻向人群射擊(日據末期，總督府已經不設衛兵；可見當時治安情況)，死傷各數人。自此開始，取締事件升等為司法事件，而司法事件又再度升等為政治事件。

當時群眾無可理解為何連陳情都要受機槍掃射？

於是人群開始變成瘋狂並向四周擴散，每遇穿著中山裝、旗袍的外省人就當場給予痛毆，甚至毆打致死。並喊出「打死外省人」的口號。這時民眾將陳情受到掃射簡化為統治階級包庇外省人，同時將所有外省人視同統治階級看待。而這個統治階級本來就是來攫掠台灣、迫害台灣人的。其實來台的統治階級毫無此意，因為他們在大陸也是這　做；對台灣無區別待遇。

可以說，行政長官公署前掃射將台灣人的新仇舊恨完全綜合在一起，並且得到邏輯上統一的基礎。但，這還不是二二八最殘酷的一面；這只是個起頭而已。

官方反應

負責台灣治安重要工作的台灣省警備司令部，一向由參謀長柯遠芬負責，陳儀雖為司令官，但介入不深。事後檢討柯某在台言論，可以推論柯某非常重視防諜工作，也就是他非常在意防止中共滲透台灣；當時，他第一個反應不是民眾情緒極度不滿，而是奸匪策動。可以論定他是以國共鬥爭來看待二二八，而不是治台失敗來看待二二八。早先官方固然也採取安撫方法，但憤怒群眾則占領一個廣播站開始對台灣全省廣播二二八事件過程，激怒各地台灣人長期抑壓的仇恨情緒，全省由北到南逐漸引起毆打外省人的風潮。

官方委託數位較為親近的本省人透過廣播說明官方安撫立場，但效果不彰；民眾質疑這幾人的立場與動機。動亂迅速傳向基隆，南下新竹、台中、嘉義、台南甚至高雄，已經蔓延全省。蓋人心積憤已久。這時，多位台灣民意代表經長官公署委請與同意，在台北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進行安撫與善後工作。這些人士的社會代表性良好，工作成效較為顯著；基本上維持台北交通、食物、治安不繼續惡化，甚至開始有轉好跡象。但事情之不可逆轉成為命定，官方開始著手策劃一系列陰謀。

分析官方的動機如下：官員貪瀆與低效率已如上述，這是二二八的遠因；處理取締事件不善，竟然釀成族群流血對抗又如前述，這是導火線。這種種都將在事件平息後，都將讓犯錯官員下台甚至受到法律制裁。其次，如柯遠芬一流人物本來就認定二二八是奸匪策劃，而非民眾臨時起意的抗爭；既然是奸匪，那當然應該鎮壓，而且鎮壓必然有功。於是趁二二八處委會進行安撫善後之際，積極多方向中央建言派兵鎮壓。持這種論調的有省黨部、警備司令部、憲兵隊等，後來陳儀也不得不持同一論調。因為台灣省行政長官一職已成覬覦爭奪目標。

當中，雖然台灣省民多人也利用各種內外管道向中央說明，但蔣介石顯然並未接受；他接受的是官方說辭。這已開始定下二二八最終命運的基調。這點不難理解，站在蔣的立場，他當然聽取部屬的說辭，而不輕易相信台民的陳情。但在台官方不能只有判斷而無證據，就論定二二八是奸匪策反。於是當中央回電將派軍赴台後，黨部與軍部各方開始積極製造證據，證明確實奸匪策動二二八。這就已經是誣以謀反的陰謀手段了。

其中包括利用流氓介入二二八處委會的維持治安團體，並由軍方護送流氓線民成為治安維持團體的領導人，利用流氓殺人搶劫而誣處委會故意製造混論激化人民仇視政府。軍方甚至招集學生，希望學生出面協助維持治安，卻將學生槍殺後再換上軍裝或國民裝(日據時代的說法，也是暗示這些學生懷有濃厚的日本情緒)，將屍體丟置在圓山軍械庫附近，說學生要搶奪軍械。但這個死傷數百學生的戰鬥，附近樹木卻不見一個彈孔(監察使楊亮功調查)。並安排一批人利用夜晚「搶劫」台灣銀行，留下一些彈殼，但牆上一樣不見彈孔(同上)。同樣，派出大批人馬在處委會開會時製造混亂，並利用混亂之際將比如「撤銷警總」這樣一些顯然有「叛國意圖」的條款加入議決事項；這時，台灣人正恨軍警，有人提出這樣的議題，又有一群人起鬨支持，在混亂中通過並非不可思議。但台灣人終於落入叛國罪證之中。不是嗎？有處委會議決，擾亂社會秩序還搶奪軍械並企圖搶劫銀行，不是叛國是什　？(可參閱陳翠蓮博士論文《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時報出版)

這些誣造叛國證據的事情，在數十年後賴僥倖脫逃的當事者出面指證，或賴文件佐證，當時由中央派赴台灣的監察使楊亮功所留下文件耙疏後亦可佐證。這些人證物證淹沒數十年而不至消失，經學者細心耙理分析，證明歷史終於要顯露事實真相。

但最大的證據在於中共------當時並無能力在台灣同時多處舉發抗爭。

當時中共在台灣確實有組織存在，但如今可以證明確認規模極小。當時中共在台最高負責人為蔡孝乾(後來兩次被國府逮捕投降，以上校退休。他是在台共產黨員大量被國府逮捕的功臣)；連最高負責人都被捕並投降了，當時組織規模如何、力量如何，當然非常清晰。蔡曾隨共軍兩萬五千里長征，光復後返台，但時間短暫，他無力也無見識預知會有大型抗爭出現。在中部有謝雪紅，這時謝有組織，也曾向蔡警告台灣可能發生重大變故，蔡不理會；而她這時才重新口頭加入中共不久，也只在台中有些影響力；終二二八始末，她一直都在中部一帶活動，對於二二八的重點台北她完全無能為力。另外嘉義有張志中，但他和蔡一樣才一起回台不久，而且嘉義也不是他的地盤；嘉義的抗爭激烈，流血慘重，但與他完全無關。這就是當時台共重要的三位領導人，二二八之後，有相當一些人逃亡中國大陸，後來甚至加入共產黨；但這些人還非常年輕，幾乎全是學生，對大局沒什　影響力。 (以上可參閱遠流出版洪明燦著《熱望與絕望》--光復.二二八。陳翠蓮博士論文《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時報出版。或鍾逸人著《辛酸六十年》前衛出版)

以後世出土的各項證據，與當時台共無力在台主持這　大型抗爭研判，二二八給定型為反叛完全是不義的行為，是陰謀。是部分官員為避罪，部分企圖藉鎮壓建功，所聯合起來製造的陰謀；將台灣省民突發抗暴、官逼民反的行動界定為中共策動，是絕對無恥的行為。但這種誣以謀反的政治遊戲事實存在中國數千年，成為一種玩之不厭的政治小把戲。(可參閱前衛出版《蔣渭川和他的時代》及附冊)

從歷史觀之，最高統治者對下屬貪瀆濫殺無辜通常並不關心，統治者關心在意的只是下屬是否將背叛他。只要下屬忠於上，做一些害人利己的事並非不可饒恕。

基本上而言，二二八的歷史實情已經浮現，雖然還很多史料未曾開放，導致無法確晰其中每一細節，但統治者為自保與建功聯合陰謀誣栽台人的事實已經可以確認。

在二二八處委會成立後的三月三日左右，台北情勢已經恢復控制時，從基隆到嘉義、台南與高雄混亂的情況也出現逐漸緩和現象。這應該是個和平善後的機會。但官方顯然不做此之想，軍隊於三月八日在基隆登陸之前，就先以艦炮和陸上炮火聯合向人民開炮、掃射，並由北往南清洗，擴及全省。這又讓執行任務官員一次發財機會。當時，許多無辜民眾為了保命，不得不付出大筆金錢買命。(可參閱張炎憲所採訪的許多口述歷史，吳新榮遺著，陳翠蓮前引書)

在國軍全面掃蕩的過程中完全無公義可言。有外國外交駐台人員留下紀錄說：國軍沉醉在扣板機的樂趣中。這已經從屠殺中取得樂趣，毫無人性可言。當年國軍兵匪不分，事實是中國歷史上的軍人多的是兵匪不分；這幾乎成為傳統。而軍人之所以敢於沉醉在扣板機的樂趣，自然與官長管理鬆懈甚至不管理有密切關聯。也就是說政治已經完全腐敗，一切制衡機制都完全失效。否則不致有這種狀況出現。

回首歷史紀錄，甚至檢點近代中國政治，几几乎可以確認傳統政治就是統治者為所欲為的紀錄。二二八不過是其中一筆不大不小的帳目罷了。

整個二二八事件中，犧牲最多也最悽慘的應該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許多知識分子在光復至二二八事件十餘個月期間，無意中得罪某政府官員或軍人，這時都藉機公報私仇；讓屠殺無限制擴大。國民當現任副主席吳伯雄的伯父，當時是個司法官，逮捕後不經審判就槍殺於荒僻小徑橋下，一同犧牲的有好多人；屍體任意棄置。台北市參議會參議員林添燈據聞被憲兵隊淋澆汽油活活燒死，同樣不經起訴審判，也無屍體。台大文學院院長，是台灣人中第一位哲學博士，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林茂生屍首從未被找到。許許多多的醫生、律師、教師、商人、企業家、記者甚至政府中具有正義感的官員，都喪失殆盡。折損最嚴重的還不在錢財、人才，是社會的公義；這成為台灣人心中永遠的痛。政治成為不可碰觸不可言論的魔障。

二二八對台人的教訓

二二八死亡人數迄今尚未有定論，或許根本永遠不會有定論。據估計之不同，從一萬八千人至三四萬人不等。台灣當初滿心喜悅熱烈迎接祖國的代價竟然如此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這是嚴重的精神剁傷。

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謝春木、簡吉等等台灣民間領袖，長期帶領民眾對抗日本統治者，他們受到日方長期監視甚至逮捕，但通常判刑都依照法律，不會有例外，刑期也不過數月到一二年。也有部分受到刑求死亡，比如趙港等。但，在西來庵事件後，除了由泰雅族領袖莫那魯道領導的霧社事件外，日本軍警不曾對台灣任何區域做屠殺，更從來不曾進行全省性屠殺。即使是在1895年日本侵台時，雖然曾在桃園、雲林、高雄屠殺人民，但當時是在戰爭狀況下，日軍受到當地民眾襲擊，傷亡慘重，臨時憤怒起意屠殺，而且規模也小得太多；雖然罪不可恕，但總是只在村範圍進行。即使是異族也不曾做過這樣計劃性、全省性、長時間的栽贓清洗屠殺。這當然對台灣省民造成震撼性的、強烈的衝擊。

若論台獨活動從何而起？這就是真正的根源。二二八之後才開始有台灣獨立聲音；二戰剛結束時，日本軍方企圖結合本土人士如辜振甫等搞台灣獨立，那是另一回事，也與當前台獨運動無任何關係。台灣人對以國民黨所代表的漢政治文化不具有信心，甚至深惡痛絕。這種文化與當時他們所熟悉的日本政治文化顯然不同。至於現在喧騰多時的南京大屠殺，當時台灣人應該無所了解；而那畢竟還是異族於戰時的行為。

雖然當前絕大多數民眾不了解二二八始末，他們甚至只有模糊概念，理解二二八事實還是少數學者與民間鑽研者的專利，但民眾心中對漢政治文化的恐懼其實是一致的。尤其解嚴後發現近代中國竟然也一個樣，甚至比台灣更慘。台獨聲音不高漲完全是不可能的。而非常諷刺的是，如謝雪紅、李應章等一大群人在事件後投奔「祖國」，卻在祖國曆次政治鬥爭中受盡屈辱折磨甚至人身消滅。這種種意味著台灣人不論留在台灣或奔向祖國，命運其實都是一樣悲慘的。台獨成為唯一出路。

理解台獨起因，討論兩岸未來前途，不能只顧未來而忘卻過去。雖然，歷史發展未必以台灣人民意志為依歸；但站在中國執政者與希望兩岸統一的中國人立場而言，該如何化解台灣人對中國政治文化的恐懼感呢？顯然是個大挑戰。

當然，放下這個顧慮，直接武力攻台也是直接了當的。現在正在發生的大大小小冤案，也是這回事。只是規模大小之分而已。

至於此後的白色恐怖，雖然史料尚未大量曝光，但基本上不脫離二二八模式：這裡就不談了。1947年發生在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在中國兩千多年文字歷史上不是第一件二二八，當然，也不是最後一件二二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