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與中國比一比

印度領導人尼赫魯在1947年8月14日獨立日前夕說：“多年以前我們的命運就註定了，現在是我們實現我們的承諾的時候了。我們今天的慶祝只是迎向等待我們的偉大勝利和成就的起步而已，機會之門為我們打開了。”

此時，毛澤東的共產黨人走到了長征的最後一程，同蔣介石國民黨人的內戰勝利在望。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比印度還窮，經過多年的戰爭和占領以後，正為生存而掙扎，他們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1949年9月30日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說：“中國歷史的新時期開始了。四億五千萬人民的中國從此站起來了，我們國家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在那使人沉醉的日子裡，亞洲兩個受傷的大國的領導人都承諾要把他們的國家從深淵中解救出來。尼赫魯說，印度獨立的目標是結束“貧窮與無知和疾病與機會不等。”

但是，當印度領導人今天在準備慶祝印度頭一個五十年的時候，卻不得不承認除了在人權和公民自由的領域外，幾乎在每一個層面，中國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窮的公民--的生計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

今年稍早時印度當時的總理高達對一群商人說：“我感到無地自容”。“我們講解放講了那麼多。但是像中國這樣的共產國家卻能夠做得那麼多，而我們卻不能。這表示有些事情不對勁。”同樣的，印度的外交部長和前駐中國大使海達爾也在最近接受採訪時評論說：“毫無疑問，從直接的對比當中，中國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標都比印度更好。”這兩名資深的領導人願意那麼坦誠地批評自己的國家，這就很能夠說明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差別，當然在政治開放和表達自由方面也是如此。

學者、外交官和經濟學家都想用不同的理論解釋中國在教育、保健和一般生活水準方面對印度巨大而又日益增加的優勢。最常見的理論是印度太過於多元化，有15種語言、五種主要宗教和數不清的等級，缺少實現有效的全國教育和滅貧計劃的統一性和共同感。

但是，最令印度不安的是他們越來越發現中國的快速進展並不只是經濟步驟而已。許多專家現在相信到目前為止中國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進的原因是部分得力於較早時的改革，特別是1949年至1976年毛澤東專政統治時期實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中國得利於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義務教育、簡體字和保健與福利政策以及有助於恢復中國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對宗教、迷信、秘密會社、三合會和宗派的鎮壓也幫助中國打破了盤踞地方上的貧窮。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沈（Amartya Sen）是在印度西孟加爾生長的人，他辯稱“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不是其改革後重訂方向的結果。”過去半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印度同中國的生活水準是相差不多的。就基礎設施--鐵路運輸和道路--和公務員制度來說，印度實際上比中國開始得更早。獨立以後兩國的進展都躊躇不前。即使是遲至1960年，兩國在減少文盲、營養不良和嬰兒死亡率方面記錄都不是很好。中國正面臨著世界最後一次大饑荒。印度1960年的人均壽命只有44歲，中國是47歲。獨立後的頭幾年，兩國都依賴外國的援助和專技知識。中國依賴的是蘇聯，印度依賴的是大英國協和西方捐助國。但是中國在1962年就突然切斷了同蘇聯的關係，而印度仍然是西方外援的主要受援國。到1970年代末期，即使是在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實施之前，中國也已經幾乎在衡量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每一個尺度上開始超越印度。

德里大學的莫漢提說：“同中國相比，印度的發展戰略不能確保耕者有其田，大部分地區仍然盛行在外地主、合耕和暗藏地主制度。”印度最富庶的兩個邦--上普拉得什和比哈什--仍然受困於在外地主和佃耕這一跡近封建主義的制度。

觀察家們說，嚴格的經濟分析沒有看到的是等級、宗教和經濟階級之間日益擴大的分野。中國得以快速轉向市場經濟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國注意到了最基本的社會需要。因此毛澤東的共產黨雖然嘗試達到最完美的共產境界，採行了普及教育和公共保健，並提高婦女的地位，但它也奠定了市場經濟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