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1年10月，美國總統肯尼迪對紐約時報專欄記者克羅克說，“多米諾骨牌效應已經過時了，中國就要有原子彈了，而一旦中國有了原子彈，東南亞都會落入中共手中”。1961年1月，肯尼迪指示國家安全委員會協調研究中國核武器的威脅以及對東南亞的影響。國務院PPC的亞洲專家羅伯特·約翰遜受命開始進行一項針對中國核武器後果、影響以及美國對策的研究項目。

　　1963年2月，美國主管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保羅·尼采向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報告，請求參聯會研究使用“勸導、壓力和威脅手段”迫使中國簽署禁試條約的可能性。4月29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此做出回復。在長篇報告中，軍界列出美國可以做出的直接或間接的各種反應，間接的反應包括外交的、宣傳的攻勢；直接的反應包括單方面採取行動、或協同盟國一道行動、或得到蘇聯的積極支持、或只有蘇聯的默許。直接行動還包括台灣國民黨對大陸的滲透、破壞甚至入侵，海岸封鎖，對核設施的常規武器空襲，對中國大陸有選擇地使用戰術原子彈等。同時，參聯會也談論了可能的誘餌，如增加貿易，提高食品援助和支持中國加入國際組織等。

　　白宮考慮美蘇聯手“打擊”

　　至今為止肯尼迪時期白宮絕密檔案仍未開禁，人們無從知道肯尼迪到底想採取什麼“軍事行動”對付中國的核計劃。但根據一位肯尼迪時期的高層官員透露，白宮曾考慮過美蘇聯手，先發制人地使用戰術核武器打擊中國核設施。聯合作戰方案包括美蘇分別出動轟炸機一架，飛越中國西北的羅布泊地區，各拋下一枚炸彈，但其中只有一枚引爆。但該計劃一直沒有啟用。據白宮官員透露，莫斯科領導人清楚地了解肯尼迪謀求與蘇聯人聯手剷除中國核武器計劃的想法。

　　1963年7月25日，美蘇英三國在莫斯科簽署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

　　隨着中蘇分裂的不斷加劇，肯尼迪繼續保持對中國採取“行動”的興趣。在一次記者會上，他談到“威脅的形勢”，並承認“中國在幾年內就會變成核國家我們應該採取一些步驟，減緩這種可能性”。而幾天前，美國助理國防部長威廉·邦迪已經秘密地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着手準備應急計劃，以便準備用常規打擊手段，癱瘓或延緩中國的核計劃。顯然，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也是同意這樣作的。

　　蔣經國“遊說”美國

　　1963年9月蔣經國訪問美國，使得美國當局再次談起對中國原子彈研製計划動手一事。中央情報局局長邀請蔣經國前來美國，目的是談論華盛頓與台北在對付中國大陸的聯合軍事行動中長期存在的分歧。但討論的議題很快便轉到對中國大陸核武器研製計劃的可能打擊一事上。毫無疑問，中國大陸獲得原子彈將徹底打破蔣介石重返大陸的夢想。蔣經國在好幾個場合主動提出打擊中國大陸核設施的問題。

　　在會見肯尼迪總統的前一天，蔣經國訪問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總部，同美國情報頭目詳細地討論了派遣空降部隊襲擊中國大陸核設施的可能。在前中情局台灣站站長雷·克萊恩的陪同下，蔣經國又會見了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再次討論打擊中國大陸核武器研製設施的可能。雖然邦迪讚揚任何能夠“弱化中共政權”的行動，但他懷疑國民黨希望能夠在大陸獲取一定地盤的計劃，而且反對任何能夠使中國重新與蘇聯和好，或者與美國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動作。蔣經國提出方案，美國為一次突擊隊行動提供運輸和技術支持。邦迪回答說：“美國對能否策劃出什麼具體的計劃來延緩或防止中共獲得核武器很感興趣”；但他認為，任何計劃都“必須相當謹慎地論證”。

　　9月11日，肯尼迪會見蔣經國。肯尼迪詢問派突擊隊打擊中國大陸核設施是否可行，“空運300-500人到那麼遠的地方是否安全？飛機會不會被打下來？”蔣經國答道：“突擊隊的計劃昨天已經同中情局討論過。中情局的官員認為是可行的”。肯尼迪問蔣經國最近實施的游擊活動成果如何？突擊次數多少？傷亡比例如何？蔣經國答道，從軍事角度看，這些突擊並不算成功，從去年十月以來，突擊進行了28次，每組6人到28人，只有4組有半數人員回到台灣，其餘均告傷亡，傷亡率達85%。下一步的計劃是將突擊隊的規模從10人擴大到100人或100人以上，空投突擊的目標是中國大陸原子彈研製基地以及導彈基地，該計劃不會引發世界大戰。“蔣的構想是在時機成熟時，占領江南一省或更多的省，在大陸建立據點。”

　　肯尼迪的詢問表明他對該計劃的可行性表示懷疑。他在對話中幾次提到的計劃務必“現實”，不能只基於願望而不是“現實的評估”，一定要防止“豬灣事件”的重演。他建議華盛頓和台北需要更好地了解大陸的情況。“無論什麼行動，都必須符合具體的情況。”

　　幾天后，蔣經國再次會見中情局長。將他與肯尼迪總統達成的理解明確下來。關於摧毀中國大陸核設施的行動問題，麥克恩和蔣經國同意建立一個策劃小組，研究派國民黨突擊隊去大陸摧毀核研基地的可行性。美國方面強調，任何行動都必須經由雙方最高層批准。關於這個策劃小組的研究結果，美國的相關檔案目前尚未解密。

　　使用原子彈攻擊？

　　1963年秋，關於應該怎樣對付中國的核計劃仍然占據着高層討論的議程。在蔣經國離開後的數周后，美國當局繼續審議可以在中國大陸引起幾次爆炸的方案。顯然，中情局一直在研究空降台灣特工隊和一些其他秘密行動的可能性。五角大樓也在研究半軍事性的行動方案。1963年1月18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將軍向他的同事呈交了一份題為“我們怎樣可以防止或延緩中國人發展核武器”的報告，展示了一個代號為“BRAVO的非常規作戰計劃”。這個報告一個月後送交中情局，標明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成立一個跨部門小組，考慮“打擊中共核武計劃的方法和手段”。這個計劃曾被非常認真的考慮過，以至於在1963年秋，美國曾指示台灣國民黨駕駛的U-2飛機裝備紅外線相機，飛越位於中國大陸的鈈生產工廠，了解確定該廠是否“已經過熱”，以至於不適合軍事打擊。

　　同時，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也對助理國防部長邦迪早先關於應急方案的請求做出反應。12月中旬，參聯會完成了一項使用多次飛行打擊中國核研基地的行動方案。然而，該方案要求的密集飛行又使得參聯會傾向使用原子彈攻擊，但使用原子彈所造成的後果，使得這一方案很難在白宮獲得支持。

　　“約翰遜報告”反對打擊中國

　　為什麼肯尼迪政府最終沒有對中國的核計划動手？這要多少歸功於美國國務院在這一時期的另一份報告。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部一直在研究中國的核武計劃是否真的能夠對美國造成“不可容忍”的後果。1963年7月，國務院的羅伯特·約翰遜終於完成了一份長達200頁的報告。

　　在報告裡，約翰遜的結論與瀰漫白宮高層的恐慌相反。他認為，對於中國即將獲得的原子彈一事，華盛頓根本不必緊張，而且也不必做出任何大的政策調整；“北京不會用它來作為侵略的保護傘”，美國的絕對核優勢也將繼續對北京起到威懾作用。“中國的能力，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改變亞洲大國之間的力量關係和平衡。由於中國在美國打擊能力的範圍內，中國一定會考慮美國核反擊的危險。中國絕對不會首先使用原子彈，而只會用它來威懾外部可能對中國的進攻。”

　　10月，約翰遜將該報告壓縮成100頁，開始在美國當局的各部門廣泛傳閱。在美國國務院10月中旬的一次會議上，臘斯克看到該文件，並對此非常欣賞。幾周后，政策計劃部召開跨部門會議討論約翰遜報告。會後，來自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官員羅伯特·克默爾(ROBERTKOMER)向邦迪匯報說，“如果我對約翰遜報告理解正確的話，北京會比較謹慎，而這似乎說明我們沒有必要一定要打擊這些目標。”

　　顯然，約翰遜報告在一些高層官員中產生了影響，使得一些人開始懷疑使用武力對付中國核研基地的政策後果，有些人甚至認為肯尼迪對中國核武器計劃的擔憂是否有些過份。其實美國當局的一些官員並不同意總統對中國原子彈的看法。希爾斯曼在1962年就曾公開表示，中國爆炸原子彈並不能改變亞洲的勢力均衡，更不用說全球的均衡。1963年7月，美國中情局在評估中國對禁試條約的反應時也認為，“中國對外侵略的可能性並不大。”美國軍界也普遍認為，中國即使得到原子彈技術，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泰勒將軍在參議院聽證會上也表示，他不相信中國人要打核大戰，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中國人喜歡戰爭。

　　雖然已經出現的懷疑沒有能夠中斷中情局和五角大樓繼續策劃破壞行動，但一些高層官員開始認真考慮動用武力的政策後果。鑑於在所有的行動策劃中，沒有文職官員對此進行深入細緻的分析(以前的分析報告只注重中國核武器的影響)，羅斯托在1963年秋向國務卿臘斯克建議，由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部來準備一份深度報告，分析對中國原子彈研製設施打擊應該採取的方式。1963年10月，臘斯克同意責成政策計劃部準備一份更為詳盡的報告，進一步研究美國對付中國原子彈研製計划行動方案的可行性。由於羅伯特·約翰遜對此問題的精通，臘斯克決定仍由約翰遜牽頭。可正在該小組的研究進行的過程中，肯尼迪總統遇刺身亡。

東方網-上海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