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美國關係可能驟然惡化的誘因

　　
　　大公報特約評論員陳曉律

　　中美關係在中國發展過程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我們必須充分估計到可能出現的各種會導致兩國關係惡化的誘因，及時地加以調整，將不利的因素轉化為有利因素，儘可能地減少我們現代化事業的阻力。

　　中美關係的任何波動，都會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造成重大的影響。因此，9.11事件以後美國的一系列政策變化，對中美關係的影響自然成為我們關注的焦點。我認為，從近期的角度看，它迫使美國對現行的安全政策以及支撐這些政策的原則進行徹底的反思，美國最近組建的國家安全局應該是這一反思的產物。而從長遠的角度看，則是美國正式開始構建主要由自己一家認定的冷戰後國際秩序，也就是21世紀新的國際秩序。於是，中國在美國這樣一個大的戰略調整過程中所處的位置就顯得十分令人關注了。

　　美構建冷戰後國際秩序

　　美國人相信，世界需要秩序，也需要能夠建立和維持這種秩序的大國。正如基辛格所說，幾乎是某種自然定律，每一世紀似乎總會出現一個有實力﹑有意志且有知識與道德動力，希圖根據其本身的價值觀來塑造整個國際體系的國家。

　　二十世紀最能左右國際關係的，作風卻也最矛盾的國家則非美國莫屬。再沒有其他社會像美國一樣，既絕對堅持絕不容許外國干預美國內政，又如此一廂情願地認定美國的價值觀是放諸四海皆準行的。（亨利·基辛格《大外交》，1998年1月第一版，第2頁）

　　冷戰本質上是美蘇兩家在世界範圍內的爭霸，當然不排除其中的意識形態因素，但按照誰的意願來控制世界，顯然是最根本的原因。當冷戰以蘇聯的解體，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大獲全勝的時候，已經標誌著，二戰結束時的國際體系已經終結，一個以美國為首的國家集團開始重新構建新的世界秩序。但這種新的秩序應該如何構建，應該把誰作為自己的盟友，把誰作為自己的打擊對象，把誰作為改造對象，美國國內與其智囊的意見並不完全統一。

　　布熱津斯基指出，在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唯一的全球性大國，並未在公眾中引起太多洋洋得意之感，倒是促使公眾傾向於對美國在海外的責任做出更加有限的界定。1995年和1996年進行的民意測驗表明，一般公眾更喜歡與別人“分享”全球力量，而不是由美國一家壟斷。（（美）玆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1998年2月第一版，第34頁）

　　因此，可以說，冷戰結束後的美國對外政策或者說是全球政策，處於一種在摸索中逐步調整的過程。雖然美國要維護以自己的價值體係為主導的全球新秩序是一個基本的目標，但通過什麼方式，聯合什麼國家來實現這一目標，應該說並沒有完全確定下來。克林頓政府最初採取強硬的對華政策，到後來要與中國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儘管其根源在於兩國之間存在著一些共同的利益，但不能說沒有這種探索的因素在內。

　　911事件的衝擊，使美國社會的主流意見基本得到統一，開始轉而支持以NMD計劃的實施為標誌的美國重建世界新秩序的努力。

　　“9.11”加速推進NMD計劃從綜合實力上分析，美國早已具備實施這一計劃的能力，但由於各個方面的考慮，在冷戰結束後美國尚未下決心將自己的實力轉化為具體的計劃，而9.11事件給美國人提供了一個下決心的契機。可以說，NMD既是軍事計劃，又不完全是軍事計劃，它本質上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在高技術條件下控制全球的一個主要措施。也正因如此，反恐在美國的決策人看來，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插曲，而推進NMD計劃，才是美國要達到的長遠目標。

　　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說，美國政策的最終目標應該是善良的和有眼光的﹕依照長期的潮流和人類的根本利益建立一個真正合作的全球大家庭。但與此同時，在歐亞大陸上不出現能夠統治歐亞大陸從而也能夠對美國進行挑戰的挑戰者，也是絕對必要的。因此，制定一項全面和完整的歐洲和亞洲政策對美國這樣的新世紀的領袖是十分緊迫的任務。（（美）玆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1998年2月第一版，第3頁）

　　也就是說，美國的總體政策在冷戰後應該是建立一種新的國際秩序，而將壓制可能出現的對美國霸權進行挑戰的國家作為其政策的主要目標，因此，從這一角度看，NMD計劃實施的意義就十分明顯了。美國在建立冷戰後國際新秩序的手段上應該說有兩個考慮，其一是硬的，即各種先進的進攻性武器，尤其是各種航空飛行器，以及提供其活動基地的海上平台。其二是軟的，即用經濟的方式將所有的國家以及可能的挑戰者納入世界經濟體系，這些國家不僅可以分享美國提供的某些經濟利益，也逐漸地接受自己在這一體系中的地位，從而不再構成對美國的威脅。

　　在這兩種手段中，NMD計划具有一種獨特的性質，它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一種措施，它既可以提升美國的高科技產業的層次，具有軟的特質﹔又可以將全球的所有國家置於自己的監視之下，從而構成一種無形的硬的威懾。

　　在這樣的技術條件下，21世紀的戰爭性質已經改變，真正意義上的非接觸戰爭逐步開始成為戰爭的主要形式。在人類的戰爭史上，士兵的個人體能﹑勇氣等首次變得無足輕重，技術裝備以及對這種裝備的掌握能力開始成為至關重要的因素。而非接觸戰爭的另一個特點，應該是對對方的信息以及相關戰爭要素的精確了解，NMD的建立，將會使美國具有在全球範圍內對所有國家和地區的信息控制能力，也同時使其具有了對世界任何一個目標進行遙控精確打擊的能力，這就是NMD的實質。如果真正能夠將這一計劃完成，美國所試圖建立的“新羅馬”帝國，應該說就有了一個相當可靠的技術基礎，以及建立在這種技術基礎上的控制全球的手段。21世紀戰爭性質改變與以往任何一個時代的巨大軍事帝國不同的是，這種控制手段不僅不會拖垮自己的經濟，反而能夠平戰結合，軍民兩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自己的經濟水平。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可以斷言，20世紀意義上的那種世界大戰已經不可能出現，換言之，所謂“世界大戰”已經是一個過時的概念，還按照這個概念進行國家的國防建設顯然不合時宜。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已經沒有必要發動20世紀以前那種全球意義上的戰爭，而只需要不時地對某些違規者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打擊就夠了。與坐在電腦面前如同玩遊戲一樣的美國士兵相比，他的對手除了在自己的領地上被動地躲避從天而降的打擊外，幾乎無法同這個看不見的對手作戰──這樣的戰爭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它開始轉變為優勢一方對弱勢一方的屠殺。

　　同樣重要的是，由於太空領域進入的門檻很高，所以，不僅現在不可能有國家進入這一領域與美國競爭，就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也不會有國家具有進入這一領域進行真正意義上競爭的實力。換言之，美國控制全球的計劃不僅正在順利地進行，而且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比如半個世紀），還會成為一個不會遇到挑戰的既定事實。也就是說，全球將在美國的監控下度過21世紀的上半葉。

　　與此同時，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也擺在我們面前﹕即中國的地位以及自身的安全考慮等，現在也發生了若干潛在的變化，而如果對這些變化沒有足夠的認識，將會給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帶來無可估量的損失。

　　美國的計劃得以實施，不僅引起中國等一系列國家的不滿，也引起了自己盟國的不滿，然而，美國仍然一意孤行，其中，美國的綜合國力處於不可動搖的絕對優勢地位，顯然是一個根本原因。由於這種優勢，美國的單邊主義越來越嚴重，甚至京都議定書這樣的協定美國也要退出，並動輒制裁與美國意願不符的國家。可以說，美國現在的心態已經有一種在世界範圍內為所欲為，隨時試圖尋找一個敵人來進行較量的地步。不斷地叫囂要對伊拉克動武，儘管有其政治與經濟等方面的原因，但這種心態無疑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如何避免與美國的正面衝突，不給它以藉口將尋釁的注意力轉移到我國方面來，使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不致受到格外的干擾，是一個需要仔細考慮的問題。

　　中美關係可能惡化的誘因

　　我認為，中美關係儘管時好時壞，基本上也不會出現戲劇性的變化，但也存在著兩國之間突然惡化的一些誘因，大致上可能會有這樣幾個﹕

　　一，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中國的周邊國家和地區，現在都大體上實行了“民選”，甚至蒙古，民主選舉的大呼拉爾也已經經受了考驗﹔美國因之將亞洲和非洲一些沒有實行民主選舉的國家稱之為“邪惡國家”。這種新的周邊形勢對我國的改革事業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壓力。

　　對於中國，美國國內實際上一直有兩派相反的意見。一種認為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從建構主義的角度看，這樣的兩個大國難以建立真正的友好關係﹔另一種則是認為中國已經開始了市場化和逐步民主化的過程，加入WTO也可以促使中國納入國際的法制體系中，因此，美國應該推動中國的這種變化，即所謂的對華接觸政策。換言之，中國的民主化現在已經具有某種“國際化”的職能，對我國的外交和發展開始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美國對華政策的搖擺，與這兩派的觀點在美國主流社會中誰占上風顯然密切相關。

　　美國儘管不時地指手畫腳，也希望中國走美國式的民主道路，但顯然美國的決策階層現在並非十分急迫地想解決這一問題，因為如果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和速度過於迅猛，可能造成的社會動盪也會給美國在東亞的秩序帶來一定的麻煩。但是，美國的決策人，包括已經在華進行了巨額投資的美國商業和金融集團，同樣希望中國的決策能夠程序化和制度化，依照法律的程序移交權力，在這一點上，美國的各種利益集團的看法是相當一致的。如果看不到這一點，會使中美關係進入一個十分危險的誤區。所以，美國也許並不要馬上促使中國實現美國式的民主化，但希望中國的權力形式，權力的過渡以及權力的制約等，逐步地程序化和制度化，尤其是在小範圍內實行決策的民主化。因為這不僅是一個理念的問題，也是美國的在華投資的利益能夠得到制度化保障的問題。

　　同時，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如果速度過慢，沒有一個可以預測的“時間表”，與周邊國家形成的反差越來越大，對國內就業等問題的解決又不得力，權勢者可以長期恣意侵吞弱勢群體的利益和財產，並引起某種程度的社會騷亂，那麼，這種局面很可能會成為美國直接干預中國內政的一個誘因。

　　二，台灣問題

　　儘管台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係的核心，也是中美關係爭執的始終不變的焦點，但最近幾年所發生的一些變化應該說與過去相比有了某種質的差別。

　　由於台灣的政治體製發生變化，國民黨下台，民進黨上台，使台灣問題更加複雜化。美國的決策人儘管還沒有公開支持其獨立，而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最近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也表示美國不會支持“台獨”。但美國官方在對台問題上的態度比過去顯然強硬得多，這中間既有冷戰後，中美關係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原有的合作基礎逐漸消失的因素在內，但也有台灣本身變化的因素在內。原來美國官方與台灣的關係，是一種盟友和小夥計相結合的關係，但大部分美國公眾對台灣的威權政治並不十分同情，所以，至少從公眾的角度看，美國政府做出改善中美關係的決定時能夠得到民眾的擁護。但台灣在90年代的一系列變化使美國公眾認為，台灣已經基本完成了民主化，台灣民眾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因此，保護台灣的現狀，不僅是一種對盟友的承諾，也是捍衛民主價值的一場鬥爭。所以，從美國民眾的角度看，布什政府的一系列對台軍售都是可以理解的，布什之所以揚言要武力保護台灣，國內民眾的心態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如果出現某種失控，尤其是台灣的一些越軌的政治行為使兩岸的矛盾激化，將會是一個十分棘手的事情。

　　三，中國內部的一些問題

　　中國內部，如“法輪功”和西部的一些分裂勢力的問題，如處理不好，也會成為意料之外的麻煩。“法輪功”是近年來中國社會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在國外的“法輪功”宣揚的宗旨與國內相比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他們將真善忍與基督教的價值聯繫起來，使西方很多民眾認為，“法輪功”就是中國的基督教。而我們還沒有對這樣一些變化進行及時的，實事求是的研究，如出現不必要的失誤，則可能成為另外一個誘因。

　　而西部地區的各種分裂主義勢力的活動，也是一個需要重視的因素。這些地方的分裂勢力，儘管目前沒有什麼大的活動，而且也由於反恐受到某種壓制，但如果中國的東西部發展的差距進一步拉大，而西部地區的很多民眾長期貧困的問題得不到解決，那麼，在一定的氣候條件下，有可能出現新的矛盾，並成為各種分裂勢力可以利用的籌碼。

　　四，外資企業問題

　　對待國內的各種外資企業，不按照世貿的規則辦事，處理不當，也存在從經濟矛盾轉化為大的衝突的可能。儘管中國政府願意遵守世貿規則，各地的政府也願意以各種優惠條件引進外資，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當大規模的外資企業進入，並使本地的企業破產，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時，中國的各級政府是否還能堅持遵守世貿規則，就是一個有疑問的問題了。目前的各地出現的地方保護問題，基本上也是與解決本地的財政和就業有關。所以，加入世貿以後，這類問題顯然不會自動消失，如果這類問題解決得好，有利於我們的發展，解決不好，則可能成為我們發展的一個障礙，並成為中美關係交惡的另一個誘因。

　　總之，中美關係在我們的發展過程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我們必須充分估計到可能出現的各種會導致兩國關係惡化的誘因，及時地加以調整，將不利的因素轉化為有利因素，儘可能地減少我們現代化事業的阻力。

　　（作者為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