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在意識形態上的矛盾日益深化。西歐的政情雖然有日益右轉的傾向，但大致上仍是保持“中間偏左”的立場，而美國以共和黨右翼勢力為主導、以“美國利益第一”為依歸的布什政府，是個典型的“極右”政府。“反恐”戰爭以來，歐美矛盾增加，歷史及國情因素等，促使歐洲在對所謂“國際恐怖主義”的認知上，跟布什政府有若乾重要的分歧。

　　布什政府最近有兩起毫無掩飾的“單邊主義”行為，即提出中東“新計劃”，公開要求巴勒斯坦民選領袖阿拉法下台，以及強烈反對新成立的海牙國際刑事法庭，不惜因此取消聯合國在各處的“維和”計劃。正如《聯合早報》日前的有關社論所言，這種單邊主義行為，不僅引發美國和歐洲之間的嚴重外交風波，而且還有可能對美歐未來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產生消極影響，加深雙方之間的外交和政治裂痕。

　　筆者多次指出：歐美矛盾有其自然的各自利益分歧和衝突，還有大西洋兩岸在政治、文化、宗教等領域內日漸擴展的差異。如果說雙方在直接利益上的衝突，有可能因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趨向而緩解，那麼歐美在“意識形態”上不斷加寬距離代表更長期的趨向。

西歐政情右轉傾向

　　歐美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最明顯差距，無過於美國特別是共和黨右翼堅持的“個人主義”和無節制的資本主義，而歐洲政治文化主流卻強調社會平等、互助和福利。從這一角度，近來歐美矛盾的深化頗具有諷刺意味。

　　這是因為近期來，西歐政情頗有右轉的趨向。先是意大利和西班牙選出了右翼政府，然後連長期社會黨執政的荷蘭和丹麥，都出現了中右政府，接着是法國社會黨在總統和議會選舉中接連慘敗。現在據說連今年秋季面臨大選的德國施羅德社會黨—綠黨聯合政府也岌岌可危。照理說，在這一趨向下，“右轉”的歐洲和共和黨右翼掌權的白宮應該越來越近乎才對。

　　可是事實卻是“反恐”戰爭以來，歐洲和美國間的矛盾和分歧日益增加。甚至在上述兩起布什政府的最新單邊主義行為之前，6月中旬《國際先驅論壇報》已經以《大西洋兩岸的分歧加深》為題，評論了這一趨向，並預言這會在未來“給各方造成嚴重的困難。”

右轉歐洲跟右翼美總統分歧大

　　一個表面上正在向右轉的歐洲，如何會與一個右翼的美國總統發生越來越大的分歧？這需要對歐洲政情作比較深入的了解。

　　在今年5月的第一輪法國總統選舉中，極右政黨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異軍突起，破天荒地進入第二輪對決，對這一所謂法國“政治地震”，在中文媒體中出現許多聳人聽聞的評論，諸如“極右翼勢力紛紛在歐洲等地崛起”、“極右翼勢力正在西方發達國家像瘟疫一般蔓延、滋長”、西歐“成為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滋生的溫床”之類。

　　筆者當時便指出：勒龐這次能夠脫穎而出，並不代表極右力量的大幅度增加，實在只是意外的政治運氣，其主要原因是法國左翼力量的四分五裂。

　　在上月的法國議會選舉中，左翼固然仍因力量分散和前社會黨籍總理若斯潘幾年來與右翼總統“同流合污”而繼續不振，導致議席大量減少。但是勒龐領導的極右政黨國民陣線居然一席未得，充分證明筆者早先的估量，並說明“極右翼勢力正在西方發達國家像瘟疫一般蔓延、滋長”之類評語的膚淺。

歐洲政治仍中間偏左

　　《華盛頓郵報》的首席國際評論家侯格蘭最近評論說：不管一些表面現象，歐洲的“政治敏感依然保持中間偏左”，其政治家的首要關心仍然是保持歐洲的“福利國家”傳統。侯格蘭曾經長期駐歐，能操流利法語接受法語傳媒的採訪。他對歐洲的“中間偏左”評語，實在非常恰當地反映了美國政治主流對西歐政情的估價。

　　進一步說，站在美國主流政治角度，上述“中間偏左”評語，其實可以應用於美國之外的整個“西方世界”，包括美國的北鄰加拿大。例如加拿大當前的保守黨黨魁克拉克（Joe Clark）便素有“紅色保守黨”（Red Tory）之稱。以美國的政治光譜衡量，實在是個“中間偏左”人物，根本算不上是保守派。

　　從另一方面講，目前的布什政府，代表的是共和黨的右翼，可以說是美國近代史上少有的“極右”政府，特別是美國基督教保守派的影響力，達到近幾十年來的最高潮，以致布什政府的若干主要決策（例如允許教會參與管理聯邦政府的社會福利撥款支出），幾乎直接和“政教分離”原則衝突。同時共和黨右翼的“美國利益第一”原則，完全壓倒了“鴿派”國務卿鮑威爾代表的“國際主義”派。

　　從大西洋兩岸的上述政治文化背景，儘管有歐洲近來的政治“右轉”趨向，歐美之間的矛盾卻越來越大。

布什父子兩朝的最大差別

　　順便說一下，老布什倒是屬於共和黨中的“自由派”，所以老布什在任上比較注重國際關係和“國際合作”。這是布什父子兩朝的最大差別。美國政治圈中因此流傳過一個笑話，謂老布什一日偶然參加了小布什圈子的聚會，猛然發覺與會者都是極端右翼保守的“重生基督徒”（born-again Christian），以致老布什不由得脫口而出：“這滿屋子裡，就我一個人才出生了一次。”

　　“反恐”戰爭以來歐美矛盾增加，代表歐洲對所謂“國際恐怖主義”的認知，和布什政府有若乾重要的分歧。

歐美在“反恐”上的三大分歧

　　第一，歐洲國家普遍認為這一“恐怖主義”威脅，並不如華盛頓所宣傳的那樣嚴重。這是因為大部分歐洲國家，近幾十年來都有過各種各樣的極左或分離主義運動代表的“恐怖主義”，例如英國長期面臨的愛爾蘭共和軍、德國和意大利的極左派城市“游擊隊”、西班牙和法國的巴斯克分離主義運動、法國的科西嘉（拿破崙故鄉）分離主義等等，他們因此對布什把“反恐”戰爭拿來作為國內和國際政治工具，十分不以為然。

　　第二，出於其殖民主義歷史和對付反殖運動的經驗，歐洲人一般並不相信“軍事萬能”，光是憑藉軍事手段就能解決“恐怖主義”威脅。歐洲國家反而認為單純的軍事行動往往會成為新的不穩定因素。這與共和黨鷹派領導人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副部長沃爾福維茨等人推行的“非友即敵”、“邪惡軸心”等布什主義要旨大相徑庭。

　　第三，從歐洲角度，布什“反恐”戰爭的“文明衝突”色彩，以及美國偏袒以色列的中東政策，將會進一步加劇中東和阿拉伯世界的不穩定，刺激和導致來自這一地區的更多難民和非法移民，近在咫尺的歐洲首當其衝。而回教世界移民，正是歐洲各國目前最頭痛的內政問題。

　　最後必須指出，美國作為世界唯一超強，再加上共和黨右翼的“美國第一”原則，其單邊主義勢在必行。但是歐洲對此並不是完全束手無策。針對布什政府的鋼鐵進口稅，歐盟揚言將選擇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爭奪的若干“戰場州”的產品予以懲罰，便是一個出色的例子。

·作者在北美從事科研工作